在史炜老师关于十二五期间中国通信业发展趋势分析的文章中，把实现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的目标与中国即将来临的重大的经济结构和市场结构的调整，与电信业向信息通信服务业转型中自身结构和内涵的改变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是一个发人深省的观点。
对传统电信业而言，实现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涉及到四个转变。他们是：服务对象的转变，服务属性的转变、企业间关系的改变和政府职能的转变。
我们必须首先清楚，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给信息通信服务业带来的第一个基本变化是服务对象的变化。这就是说，推动和实现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必须摆脱过去那种仅仅直接服务于普通大众的观点，而是要更多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和其他服务业的各个行业和各个部门，提升市场对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改进它们的产品和服务，降低它们的能耗和污染，提高他们的管理水平、经营水平和生产效率，加强产品和服务的市场竞争力。
服务对象的变化，带来了服务属性的变化。这就是说，电信业将在提供诸如电话、互联网接入等面向公众的公共产品服务的基础上增加大量的面向企业的商业化服务。这个改变将对电信和其他信息通信企业的投资渠道、经营方式、组织结构甚至盈利模式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与服务对象的关系变了，与产业环境中其他企业之间的关系也变了。在过去电信业那种简单的“服务产品”生产的环境下，产业环境中各个企业之间的关系是链型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产业链。在信息化融合工业化的环境中，企业本身已经不是简单的生产函数，企业之间已经也不是单向的“链条”关系。而是网状的相互作用关系。在这种关系下，企业内部的组织、企业之间的契约关系和传统的结构必然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我们还必须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探讨在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的产业环境中，电信运营商和其他相关的企业（包括我们需要服务的企业）究竟应该实现一种什么样的相互关系。
更进一步，由于服务对象、服务属性和企业间关系的变化，意味着信息通信业的生态环境的改变。这个环境中重要的变量——政府，在信息化融合工业化中应该扮演什么新的角色，产业发展规划、相关产业的立法、推动产业发展的政策以及行政监管的措施应该做出怎样的本质转变，都是我们面临的重大研究课题。
无论是前几年热门的电信业向综合信息服务业的转型，还是目前充斥各种媒体的家庭网络、泛在网、传感器网、物联网、智慧地球，云计算概念甚至虚拟化，以及信息通信技术在物流业、汽车电子、家用医疗器械、智能交通、数字媒体和智能电网等各个行业的应用，无一不涉及到信息化融合工业化带来的上述四个的根本问题。
这是一个产业发展战略的问题。过去十分成功的全业务电信运营商+SP的产业链模式，例如i-Mode，显然只能应对大众市场上的增值服务。那么，如何才能找到满足信息化融合工业化的解决方案？
在传统上，通过企业内部生产环节或是生产过程的技术革新，对产品的功能作出改进，或是降低制造或销售的成本，从而为企业带来效益，属于技术经济的研究范畴。在由生产同类产品、面对同一市场的若干企业组成的所谓行业中，对市场需求和供给、市场竞争格局、营销方式以及政府的规划和政策管制等问题的研究，属于产业经济的范围。而在更大的范围内，研究大产业环境中企业和市场之间、企业之间以致企业内部的关系的结构，如何进行优化以适应产业的发展，则属于制度经济学的范畴。
推动信息通信服务业的转型，实现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涉及的就是这样一种基于制度的经济关系及其变迁。
事实上，制度经济学的鼻祖科斯70年前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就已经提出了企业（生产组织）的存在是由于经济体系中存在交易成本的概念。在这个概念下，企业的模型是一系列契约的集合。对于产业链上各个企业之间的相互契约关系，桑福德.格罗斯曼和奥利佛.哈特的《所有权的成本和收益：纵向一体化和横向一体化理论》一文完成了不完整契约模型的理论建构。而奥利佛.E.威廉姆森教授在他著名的《生产的纵向一体化：市场失灵的考察》一文中，给出了对这类问题的可操作的解答。
奥利佛.E.威廉姆森教授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奠基人。他的研究特点是跨越经济学、组织理论和法学多个领域和严格的逻辑体系。他对于企业边界的制度经济学研究显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企业是能够扮演解决冲突的角色的，而非传统意义上政府的干预。由于他的理论和实践对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贡献，在继制度经济学创始人科斯获得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道格拉斯.诺斯由于其产权理论获得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奥利佛.E.威廉姆森也成为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
威廉姆森教授的主要著作有：《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治理机制》，《市场和等级制》等，还有他编辑的《交易成本经济学经典名篇选读》。对于长期处在传统产业环境下的电信和信息服务产业的业者，新制度经济学的许多观点不仅令人耳目一新，而且具备极强的可操作性。显然，深入学习和研究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和方法，对于建立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的产业环境，加速电信业向信息通信服务业的转型，意义是十分重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