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看电视，不断的看到关于钱学森辞世的报道，看到国家前任现任高级领导人，到钱学森灵堂吊唁，向钱学森遗体鞠躬。昨天白天，一边做家务，一边看了群众吊唁钱学森的新闻报道，晚间，又看到了白岩松做的关于“钱学森问题”的特别节目。昨晚虽然很晚躺上床，脑子里塞满了由“钱学森问题”引起的胡思乱想，迟迟不能入睡。
钱学森问题是什么？听白岩松的介绍，似乎很简单，好像就是钱学森在2005年还清醒在病榻上的时候，对前来探望的温总理说，中国总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个问题。白岩松节目中出现的一个钱学森身边工作的人，无奈的介绍说，钱老早就有很多话要说，不大敢说，因为说了会得罪一大批人，可能得罪所有中国大学的校长。直到知道自己离辞世不远，人将死，无顾忌，才把自己苦恼了许久的问题端出来。
在看到白岩松节目之前，我实在孤陋寡闻，没有听说过钱学森对我国不出杰出人才的担忧和早就有过的一些话语。看了白岩松的节目，才知道其实早就有了“钱学森问题”，只是钱学森这样的巨匠，也有俗世隐忧，怕得罪人，真话不敢多说，不敢早说，到了不说将无机会再说的时候，才说。
由昨天才第一次听说的“钱学森问题”，我散漫的想了很多。想到大师批评的现在的中国大学，教育不出有创新精神的人才。为什么？教育体制？教育体制又是由什么社会制度决定的？或者是由什么社会机制决定的？决定大学出不出人才，最直接最近距的人的因素，当属教师——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怎样的。
我没有上过今天的中国大学，不知道今天的大学教师，是否喜欢对自己的教学提出异议的学生。我记得在我上高中的时候，有喜欢提问题的学生的老师，也有喜欢顺从自己思考的学生的老师。但我上高中的时候，中国处在非常时期，老师自己也不敢思考。思考是领袖的事情，是党中央的事情，是领导的事情，教职员工只负责执行。
今天，我想教职员工可以思考了，遗憾的是，如果教职员工工作在武汉大学那样的校园，大学校党委、校长级别的领导层，都在为赚钱、腐败所累，教职员工将跟着思考什么呢？如果不跟着腐败的思路去思考，势必在利益蛋羹中分不上几勺羹。在关乎自己能不能吃的多一点的生存关头，跟着领导思考下去，比独立创新思考更稳妥，这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
今天有几个像钱学森那样敢说“我姓钱，但我不爱钱”的人？
接受过马克思主义教育的人，都知道有这样一句名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由此可以演绎一下，钱是经济基础，有钱决定能过好生活，谁给钱，就跟着谁混。出不出杰出人才，与我个人何干？这样一演绎，似乎觉得今天的教育家，今天的知识分子，经济基础还都处在忙于生存的地步，他们只为钱忙，人才，社会进步，社会创新发展，社会人文生态改善，可以留给22世纪、23世纪的人去做，那时的他们，也许有了盖好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
可是当我这样演绎推理的时候，发现冒出了“丁敏问题”。
今年是我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为庆祝60周年大庆，国家热热闹闹的推出了《建国大业》喜剧片。爱看电影的老公当然要凑这个热闹，此电影一公映，老公就拉我去看了。电影很好看的啦，明星荟萃，各路大腕明星都在其中露一小脸儿，一场看下来不断有笑声。影片中唯一阻塞了我笑的几个镜头，是闻一多。
当我看到清癯的闻一多，在街头的寒风中，挥舞着颤抖的双手，摇晃着瘦弱的身躯，向民众宣讲与当政的声音大相径庭的道理时，心中倍感悲怆和黯然。
我悲怆和黯然的不是闻一多在那之后，被黑暗吞噬了，我悲怆和黯然的是今天，这不黑暗的社会里，站不起闻一多那样的知识分子了。
闻一多能站在黑暗面前大吼，不是因为他的经济基础比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强，而是因为他知识分子的上层建筑比大资本家明亮。今天的知识分子，经济基础不会比旧社会的闻一多弱，为什么知识分子的良知比闻一多少了太多？连大学校长那样级别的知识分子，也挺不起闻一多式的脊梁了。
今天没有闻一多，不是因为今天的社会黑暗，而是因为知识分子被金钱名利编织的金项链锁在了地下室。
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却万万不能。钱学森可能认同这句话的全部，而更多的人只想记住后半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