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这个中秋之月，我是在从成都飞回上海的班机上欣赏的，因而格外清澈明亮。
但有一事让我颇感悻悻：在这趟长达2个多小时的航班期间，无论是从机长、乘务长的广播里，还是从空姐的嘴里，我都没有听到一句“中秋节好”的问候；自然，飞机上按部就班提供的点心盒里，我也没有见到半块月饼。于是我对一边的妻子说：看来，“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不是那么容易的。
我丝毫没有责怪航空公司的意思，我不过是对这个“史上最长的黄金周”少了点本来应有的传统文化意味有些怅然而已。看来，国家力量对传统文化的复兴要比对它的破坏困难得多。
说起传统文化的复兴，佛寺里的香火大概是最典型的代表了。显然，能够为人们带来好运的菩萨比各种官方和半官方的“国学”对一般民间社会更具有持久的吸引力。在我所居住的上海，市内最大的几座寺庙，像千年古刹龙华寺和有名的玉佛寺，每到初一、十五以及佛祖、菩萨圣诞，都是人山人海；而每年正月初一（其实是从旧年除夕夜开始），赶着去烧头香的善男信女更是将那些寺庙挤得水泄不通，连一块插足之地都不留下。也许这就是传统文化——尤其是民间信仰——的悠长生命力，只要意识形态的强制力量稍有松动，它就会迅速而且无孔不入地在整个社会回潮。
只是有一个问题长久以来一直让我十分困惑：照理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外来文化影响日巨，来自西方世界的基督教（这里指包括天主教、新教、东正教在内的大的基督教概念）应该在中国也是传播越来越广、越来越深。但我好象从来没有目睹过这种情况的真实发生，身边所能观察到的似乎正相反。
我的中学和大学本科加在一起10年，恰好覆盖了整个20世纪80年代。众所周知，那是一个国门尘封已久后重新打开、思想异常活跃的启蒙年代。记得那个时候，特别是高中时（80年代中期）那几年，我和几个要好的同学经常在礼拜天跑去著名的国际礼拜堂（那是上海最大的新教教堂）听唱诗、听礼拜。说句老实话，那时只有十六七岁的我们踏进庄严肃穆的教堂，根本无暇仔细想牧师讲的那些，完全是好奇心驱使。因为在那些岁月，外墙上爬满常春藤的教堂是与“外国人”、“洋派”十分自然地联系在一起的。现在回想起来，那些年可能距离上海的基督教堂被允许重新正式开张没多久。
我和我那些少时赶时髦的伙伴在成年以后几乎没有一个成为耶稣基督的信徒，其中不乏在西方国家留过学或长期生活过的。相反，在我的朋友圈子里，每当谈起佛教，总是应者如云，他们中有不少在佛学教义和佛教历史方面甚至达到了相当的造诣。而且，就我所看到的，在上海，基督教的影响力或许的确在增加，但它的速度和广度肯定是远远比不上佛教的复兴的。这种现象一度使我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力量充满了热忱的期待——试想一下，像我们这样受过西方教育的典型的“白领”阶层，像上海这样一个中国最西化的城市，最终对本土菩萨的兴趣都远远超过外来的“洋菩萨”，中国其他地方的其他人就更可想而知了。
但随着以后我对中国社会更深入的了解，这种乐观的文化优越感被证明只是一种以我为主的片面看法而已。我越来越发现，今天中国的信仰状况正呈现出一种与近代“西风东渐”之初截然相反的态势，即佛教、儒学在沿海发达地区和知识、收入水平相对较高的所谓“精英群体”中有强劲复兴之势；而来自西方世界的基督教却反而在内陆欠发达地区和知识、收入水平较低的所谓“低层群体”中迅速传播，尤其是在中国北方农村，更可谓星火燎原。据说，河南许多农村地区，几乎已经达到了全村信教的地步。即使在上海，信众筹资新建的教堂也大半在郊县农村地区，这无疑说明耶稣和圣母在那里比在经济更发达的市区更有市场。
后来我还了解到，不仅中国大陆如此，就连台湾也有相似的情况。今年“8·8”水灾过后，民进党人士邀请达赖喇嘛入台做法事，有反对者就指出，且不说台湾根本没有藏传密宗信徒，在受灾最严重的中部山区原住民聚居区，当地老百姓大多信的是天主教，而非台湾一般大城市流传最广的佛教禅宗。
乍看起来，这实在是一种难以理解的奇怪现象。从明朝上半叶第一代耶稣会教士进入中国传教开始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甚至直到我少年时的20世纪80年代，基督教为数不多的中国信众从来都局限在沿海大城市、接受过西方文化熏染的一小撮社会高端人群中：早期是像徐光启这样的接受了新思想的传统士大夫，后来是宋家（宋子文、宋美龄）这样西方背景浓厚的大官僚大资本家，直至改革开放后那些令上海小市民艳羡的“有海外关系”的“老克勒”们……总之，博爱的耶稣和圣母与中国的广大人民大众几无任何缘分。说起来，当年的义和团运动，直接导火索正是背后有西方列强撑腰的教会在山东、河北一带发展时与当地农民发生的观念和利益等各方面的尖锐冲突。我记得大约一年前，在从“文怀沙事件”引发开的关于传统儒学前途的讨论中，一位与我同时代的北京传媒人还以自己在山东老家的亲身经历信心十足地向我阐述过这样一种观点：只要有乡村生活在，儒家思想文化的根就一直在。
然而眼前的这个景象又如何解释呢？
我觉得原因可能是这样的：首先，从历史上看，不论是一种外来文化传入（如东汉到南北朝时的佛教和100年前的西方思想），还是某种传统文化复兴（如两宋时期的理学），第一批先知先觉者总是当时的知识分子和社会各领域的精英分子。对这个时代的中国来说，或许最新的文化潮流已不是面朝“西方”，而是回向“传统”。因而，当代中国城市的所谓“精英”或白领阶层今天热衷烧香拜佛，与他们的少数前辈在百年前接受洗礼，本质上是一回事。就个体而论，就拿我和我那个大多受过高等教育的朋友圈子来看，我们普遍对佛教的兴趣和热情超过基督教，除了有一定的传统熏陶因素外，更多地是因为我们感觉佛学的浩瀚深邃的思想远比基督教神学对我们的智力更有不可抗拒的磁力，更合我们的胃口。
进而言之，可能正因为这两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发达地区城市里佛教寺庙的香火日益旺盛。来自西方的基督教自觉难以在这些地区同佛教竞争，迫使它们转而到中国的农村和不发达地区去开辟新的“应许之地”，争取新的上帝选民。而从基督教和佛教这两种差异极大的宗教本身的性质来看，前者在传播教义方面的热忱、进取心和执着程度历来就是强于后者的。从另一个角度看，当下中国农村凋敝的经济状况和黑暗的政治状况也的确为各种宗教——尤其是基督教这种不断强调人的罪恶性的一神信仰——准备好了丰硕的土壤。此外，对于智识程度相对比较低的农村人口（特别是农村妇女），基督教的“赎罪—拯救”观念显然要比佛教的“空性—解脱”论浅显和容易理解得多。
行文至此，我必须作一个严肃的声明：我只是试图根据我的观察和思考来解释一些社会现象，绝无抬高或贬低某种宗教信仰的意图。况且我本人也只是一个佛教学术的一知半解的爱好者而已，根本算不上真正的佛教信徒。在我眼里，包括伊斯兰教在内的世界现存三大宗教都是人类文明的伟大遗产，都值得一视同仁的维护和研究。更全面、深入、细致地了解来自西方的基督教精神，对于正处在制度和文化双重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来说，将是受益无穷的。
我最感兴趣的一个问题其实在于，如果这种趋势能够继续维持下去，比方说持续一代人的时间（20-30年）以上，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基督教毕竟是一种西方文化，它与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着许多格格不入的地方；更重要的是，构成现代西方社会制度的许多基本理念，正是深深植根于这一古老信仰之中，相信它在中国社会——特别是下层社会——的长期有效传播，必定会对未来的中国社会文化产生无比深远的影响，就像一千多年前佛教的引进一样。一个颇有意思的假设是：“五四”时期那些不遗余力倡导“全盘西化”的新文化先驱们看到今天这种态势，不知道又会作何感想？或许正是过去一个世纪里对传统文化的义无返顾的破坏，才为今天西方宗教进入中国基层社会打开了便利之门。当然，假如基督教最终能够真正在中国社会生根发芽、开花结果，那它也一定不再会是西方本原的那种纯正的基督教，而必然是经过“中国化”了的基督教，就像中国化了的佛教与印度佛教并不是同一事物一样。不然，它就注定只会是昙花一现，终归湮灭于历史之中。
最后我还要再作一点说明，对于我的上述观察，我本人是没有十足把握的，我写这篇文章，只是想抛砖引玉。在这个领域中，有很多题材是非常适合进行深入的社会学调查研究的，希望更多关心中西文化交流融合和中国文化复兴的人士能够在未来给我们提供有别于我这样粗浅感想的真知灼见。
写于2009年11月3-4日，发表于2009年11月6日“网易评论”我的个人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