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9月3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来到小岗村。这消息，头天午饭后严宏昌就知道了。先是副省长赵树丛，随后是省委书记王明方，相继来到小岗，严宏昌跟着他们去看了“大包干纪念馆”。
随后，在滁州市委书记韩贤聪和凤阳县县委书记马占文的陪同下，赵树丛又来到严宏昌家，告诉他，当年搞大包干时现仍健在的十二个老同志，到时一齐参加胡总书记的座谈。
消息知道得早的，还有严俊昌和严立学。严俊昌和严宏昌一样，当时也是被通知陪同省领导去纪念馆时就知道了的；严立学得知此事，比较间接，村里给他大女儿严美打了招呼，说胡锦涛来小岗时，严美将作为年轻一代的小岗人参加座谈会。严立学听了很激动，没想到这样一件天大的喜事，她女儿也有份，既然女儿都有份，他们这些参加了“秘密会议”，签订过“生死契约”的老家伙，不用说肯定在邀，况且，他还是“三大带头人”之一呢。
但是这事忽然就有了变化。
第二天的座谈会，组织上是安排由严宏昌代表小岗人向胡锦涛汇报工作，但怎么汇报，却让严宏昌犯难。最近不少报刊已经在宣传，说小岗村三十年来的变化怎么怎么大，现在的人均收入已达到六千元，高出了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两千元。这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么！有的还报道小岗办了许多村办企业，一个个效益好得很——这些企业都在那儿呀？没有，会有个啥经济效益呢？还宣传说，小岗已将村里一千八百亩土地重新集中起来，将其中的一千四百亩土地以集体的名义，按每亩五百元的价格租给了上海一家禽畜养殖公司，建设商品猪养殖基地，村民已参与分红；剩下的四百亩则是以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经营方式种上了葡萄；此外，还通过土地的流转及政策的扶持，发展蘑菇大棚两百多亩，亩产收益上万元……不错，村里的土地是租给了上海的一家公司，有这回事，但那不是“一千四百亩”，而是两百亩；每亩五百元的租金，也属实，问题是，上海那家公司租了三四年，却至今没付一文钱，这“屁股”还是有村里自己“擦”的。蘑菇大棚也不是报纸上吹的“四百亩”，而是八十亩；更不是“每亩的收益上万元”，事实是，蘑菇大棚和长江村搞的葡萄示范园，全是贴钱的买卖，全成了“烫手山芋”！小岗村三十年的变化确实很大，这是老辈人做梦也想不到的。但是，怎么可以这样凭空臆造，向总书记汇报这些不着边际的东西呢？胡锦涛和温家宝都是较真的人，这般弄虚作假能瞒得了他们？
严宏昌对镇村领导明确表态，“要我汇报，我只能按事实讲。别说小岗大严，就是凤阳，谁还不知道小岗村的实际情况？给总书记说了瞎话，我严宏昌今后出门还不被人骂死！”
晚上，具体分管小岗村工作的镇党委书记兼村书记的史学亮上门告诉他，经研究，从前带头“大包干”的那十二个人，决定只让其中的四个人作为代表，去见总书记，并参加总书记“共商农村改革发展大计”的座谈，被确定的这四人分别是：严宏昌、严俊昌、关友江、严金昌。此外，作为新一代小岗人的代表，则是由严宏昌之子严余山、严俊昌之子严德友、关友江之子关正锦和严立学之女严美四人出面。
严宏昌很是诧异，也难以接受。他说：“当年大家不怕杀头跟我干，现在有了荣誉我却跑到前头！我怎么可以这样做人？”
可是，这是组织上的决定，史学亮希望严宏昌能够理解。
严宏昌无法理解。他只得对史学亮说：“既然那么多的当事人都不能到会，这会我也就不参加了。”
严宏昌有他自己的做人准则。他认为，这样的“代表”他担当不起，与当年的弟兄共进退的传统思想也决定了他不可能去充任这样的“代表”。尽管作出这样的决定，就意味着将主动放弃面见总书记的机会，无疑会是自己人生中的一大憾事，但他也只能这样做。
9月30日，胡锦涛即将来小岗的那天，一大早，史学亮再次找到严宏昌，动员他作为当年十八个“大包干带头人”的代表之一，去参加座谈会。这时的严宏昌主意已定，还是婉言拒绝了。
没想到，这事被逐级汇报到了安徽省委。紧接着，省委副书记王明方给严宏昌打来了电话，也希望他能够参加座谈。接到王明方的电话，严宏昌确实意外，也有些感动。他坦率地说明了自己为什么不便做这样“代表”的原因，希望王书记能够理解。他说：“当年搞大包干时，明知有杀头坐牢的风险，大家都是参加了的；上次江总书记来小岗，大家全都参加了座谈会的。这次原本也是安排大家一齐去见胡总书记的，大家盼着这一天已经很久了，情绪都很高，现在却突然说许多人就不去了，只找几个人做代表。做这样的代表，我不好说话。”
王明方好像也有些意外，他在电话里说了一句：“怎么这样安排呢？”
严宏昌听王明方这样一说，才知道这种安排并非省委的意思。
王明方停顿了一下，又问道：“那好吧。你不参加了，那你认为谁代替你合适呢？”
严宏昌首先想到了严立华。因为三十年钱的那个“秘密会议”，就是在严立华家开的。他到会，有着一定的代表性，别人不会有意见。于是他向王明方作了推荐。
放下电话后，严宏昌的心情依然很沉重。他想，“大包干”二十周年时，江泽民来看望小岗人，十八条好汉就只剩下十四人，关庭珠、严家芝、严家其和韩国云，四人已经不在了；这次“大包干”三十周年，胡锦涛来了，当年的伙伴又有严立付和关友章二人驾鹤西去；赶到“大包干”四十周年，即便还有总书记会来，即便就是像江总书记来时那样，让大家全都出面，谁能保证今天的十二个人就还能都健在呢？这次那么多人都不能面见总书记，也许就是终身的遗憾！
这多伤大伙的心啊！
2008年9月30日上午10时许，胡锦涛走进了小岗村。严宏昌后来得知，胡总书记先后深入到小岗的田间地头、蘑菇大棚，看了村貌村容，参观了“大包干纪念馆”，最后，在村长关友江家的院子里坐了下来，同小岗村的村民代表见面并座谈。
参加这次谈话的，有计划中的关友江父子、严俊昌父子；严宏昌没去，他的长子严余山也就没去；当年老人代表除了严金昌，还有严宏昌向省领导推荐的严立华；此外严立学得女儿和严立坤的儿媳也参加了，算是新一代小岗人中的女性代表。
严宏昌虽然没出门，但还是把屋子和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像亲自接待了胡锦涛一样地激动。他想：胡总书记百忙之中来看小岗人，这是党中央对小岗村带头实行家庭承包经营的进一步肯定。这一届中央政府已经把“三农”工作放在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连续五年了，中央的“一号文件”谈的都是农村和农业工作，颁布了一系列的惠农政策；免除了农业税及农业特产税，免除了农村孩子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和书本费，初步建立了农村的医疗保险制度，还给种粮和购买农机的农民以政策性的补贴……这一桩桩，一件件，给亿万农民带来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
直到午后将近一点钟了，严宏昌才听到外面有响动，他猜想，这准是胡锦涛一行已经从关友江家的院子里走出来了。他一个激灵，慌忙走到自己家门口朝西看，发现胡锦涛一行人乘坐的车，正缓缓驶向村头的牌楼。
他就这样一直目送着，直到车队在公路的拐弯处消失。
刚回到家里，严宏昌一支烟还没抽完，他预料到的情况便出现了：那些没参加座谈的“老战友”，一个个气呼呼地找上门来责问严宏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上门派警察堵着门，不许我们去见胡锦涛总书记？”
严宏昌并不知道这中间竟会有这样的“故事”发生。听大伙七嘴八舌一说，才知道“未来阻止这些老同志出门，严立学、严學昌和严国品家里分别都派去了两个警察看守着；派有三个警察“严防死守”的，则是严美昌、严付昌和关友坤三家。
在这些人中，严美昌是最感到委屈的一个，因为上次江泽民来，他就错过了时间，跑到小溪河镇邮局取钱，为这事，肠子都悔青了。正因为有力上回的教训，这次大家都说胡锦涛九月要来，整个九月他就哪儿都没去，呆在村子里，就盼着胡锦涛来小岗的这一天。
终于，他得到了准信，胡锦涛明天要来了，他早早就把那套很少穿过的西装，擦洗干净，在墙上挂了起来；头天晚上，就睡不着觉了，他把胡子刮了又刮，还把一次也没上过脚的那双解放鞋也翻拾出来，提前做好准备。今儿个，天刚亮，他就爬起来，把猪圈里的活儿紧手快脚地忙拾完以后，便待在家中，静候来人通知。谁知，等来等去，他等到的竟是不许出门的警察。他火冒三丈地问：“我们盼望胡书记好久了，哪个不想去见一面；你们警察来干什么？我犯了什么错误，犯了啥法，要你们这样对待我？”
总之，这事对这些老人的刺激太大。想当年，他们提着脑袋把田分了，包干到户，虽然并不知道这样做对后来的中国改革会产生那么大的影响，不说有功，但至少不是犯了啥罪吧，为什么总书记专程来看小岗人，警察却把他们隔离起来？
他们要严宏昌领着他们找上门要说法，严宏昌却平静地说道：“谁都不要找了，我也没参加。”
一会儿，关友江来了，严宏昌的家里很快就充满了笑声。关友江送走了胡锦涛一行之后，一直还沉醉在那个激动人心的座谈会的氛围之中。他给大家回忆着，兴奋地说：“胡锦涛总书记又一次肯定当年小岗村搞的‘家庭承包经营’，特别指出‘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
有的没听明白，严宏昌解释说：“一句话，总书记是在强调现在的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
“还说了啥？”有的急着要听下文。关友江说道：“这次还给出了新政策，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严宏昌认真地听着，默默地琢磨着，他意识到，胡锦涛总书记在小岗村农家小院里的这次讲话，使得中国农民的未来，或许说，使得中国社会的未来，都开始变得清晰而明朗起来。三十年前，改革开放是“摸着石头过河”，现在我们已经明确了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然而，如何实现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增进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这些课题更宏大、更长远、更根本，而且，更加迫切。甚至可以说，胡锦涛在小岗村的讲话，这是继三十年前小岗村分田到户实行“大包干”以来，在中国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中又一重大突破！
严宏昌想：土地承包经营权今后以各种形式真正流转起来了，农村经济的这一盘棋就变活了，中国农村“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成为可能，中国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深入改革的动力也势必将随之而来。因为，农村实现了规模经营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这只能是多数人的命运归于平淡，奇迹只发生在少数人那里，要想让更多人富裕起来，那就必须有自己的工业，而让中国的每一个村庄都办起相当规模的工业企业显然又是不现实的，因此，现在中国农村中的大部分人口必将走向大城市或新兴城市。这是世界上一切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必由之路。不推动以工业化、第三产业大发展的服务业为手段的城市化进程，不转移农民，减少农民，中国农村就依然没有出路，农民的富裕就只会是多数人的梦想，农业的现代化就没有现实的条件，中国的现代化也就没有希望！当然，这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胡锦涛在小岗村的这次讲话，其实已经预示着，一场意义更加深远的城乡统筹的改革，已经开始！
是呀，三十年弹指一挥间，日子过得太快！小岗人当年不拍杀头闹起“包干到户”，只是为了不饿肚子。这其实是一件很可怕的事，说明我们国家权力结构的设计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不从根本上认识和解决这一问题，显然就无法保证绝对权力在今后不会以同样方式犯下巨大错误。其实，我们国家从”反右“开始，到“反右倾”，再到“大跃进”，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一个失误接着一个失误，人民却无力扭转这一局面，这对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是多么大的损害啊！小岗村的十八个农民无疑是幸运的，他们的幸运石“四人帮”垮台了，党和国家新的领导人支持并肯定了他们的做法，于是“大包干”便迅速走向了全国。其实在他们之前，很多地方，很多农民，都表达过这种要求，但都失败了，或默默无闻，成立历史进步的牺牲者和铺路石。因此，可以说，小岗村事件，从根本上讲，不是十八户或二十户农民创造了历史，就算小岗人不挺身而出，也会有大岗人挺身而出，前赴后继，直到成功。因为他们的诉求代表了历史的进步。这是人们赢得的胜利，是人民创造了历史！
严宏昌相信：新一轮的农村改革已经拉开了大幕，只要小岗人改革的精神不死，只要在拼搏，不要再折腾，小岗村还是会再次崛起的！
文本写到这儿就已经结束了！
为核实文中的一处事实，我们照例给严宏昌打去电话。他妻子段永霞说他又去了北京，因为什么事，并不清楚。我们连找数日，亦无果，他的手机一直处于“关机”状态。
一周之后，他终于回到家。一问情况，令人振奋。不过，转而一想，这不仅不奇怪，而是功至名归的事情。原来，2008年11月7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由中国改革报社、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研究中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经济导刊杂志社、人民日报中国经济周刊社、经济日报中国经济消息杂志社以及中国企业报社六部门，联合举办的一次评选工作正式揭晓，严宏昌作为“小岗村大包干带头人”被授予了“影响中国改革三十年三十人”的殊荣，且居于榜首！
我们向他表达了由衷的祝贺。忽然想起地问严宏昌：“你的入党问题解决了吗？”
电话那头，寂然无声。
“喂，喂！”我们原以为电话出了故障。
“没有。”他说，“我（上世纪）八五年开始写申请，一直写到去年，二十三年拢共递交了六十份申请书。”
我们听了，一时竟不知该说些什么。
“喂，喂！”他在那边唤了起来。
我们说：“我们在听呢。”
他依然是那样平静地说道：“最后的一份，我是这样写的：‘我无悔地追求中国共产党。至今虽没有进入党的大门，还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但这些年我一直都在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
来源：《小岗村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