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有一则新闻：北大教授接受手术时死亡 主治医生无行医资格。北大教授这四个字本身就是吸引眼球的事，点进去看看，原来还死在“自己人”手里：北大医院。
我在twitter上说：
我在想 以后看病要不要让医生出示一下行医执照先 北大员工死在北大医院一帮没有执业资格的人手里
不过，我想事情没那么简单。twitter上我有个follower叫金色葡萄，这个家伙就是学医的，现在也是个医生，死忠twitter用户，我认为他一定会有点feedback的。果然，他如是说：
这不过是律师打官司找到的漏洞而已，国家那个执业医师资格的考试很简单的。远比进入北大医院简单得多。
对于这次手术事故，我首先很同情这位北大教授，也很同情她同为北大教授的老公。如果最后的确是个医疗事故，主治医师（就算没有执业资格吧）当然难辞其咎。但由这个新闻，可以引出另外一个话题，而这另外一个话题，则似乎更值得探讨些。
现在大家都知道看病难。但在媒体上，我们看到的，则更多的属于医患纠纷（官司）。所谓医患纠纷，那是病人进了医院以后的事。医疗事故总是有个可操作方法去探求数字（比例）的，但我真不知道，病人进不了医院的，是多大比例？
其实，很早以前，这个国家有所谓的“赤脚医生”——照今天的说法是，没有执业资格的一帮人。赤脚医生某种程度上解决了很大一部分农村看病的问题，当然，我们也承认，赤脚医生水平不是很高。
但问题是这样的，当你患了病，作为个体而言，你有两个选择，其一是可能会误诊（注意，是可能），其二是没得诊，你选择哪个？而作为一个社会而言，同样有两个选择，其一是误诊率看上去很高（因为如前所说，医疗事故是有数字的），其二是很多人没得诊（真的很难得到这个数字），这个社会又做如何选择？
这里没有第三个选择：不太会误诊的诊断。因为显然我们医疗服务的供给在现阶段，是不够的。
这是个我没有答案的问题。
回到那个新闻来，还是那句话，患者当然值得同情。但更需要拷问的是，一个北大医学博士会出这种问题，是那个执业资格的问题么？附带要拷问的是，执业资格有多大意义呢？
这才是有良心的媒体应该关注的问题，而不是北大教授死在北大医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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