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文化大革命

 

 

 

 

 

     

 

            

                              

                                 风暴始于温馨之夜

 

冬天的乡村，天黑得特别早。这是1966年底，一个最寻常不过的冬夜。母亲在做晚饭，灶火随着风箱的抽动乍明乍暗，映着她平静的脸有节奏地闪现。随着一阵由远及近的狗咬，我家的门嘎地一声被推开，父亲挟一股寒风跨了进来。

父亲工作老忙，难得回一趟家。县城距家三十多里，还隔了一条河。那时的乡村不通电话，所以爸爸的回家常常就出乎预料，给我们带来惊喜。他每次回来都会带回几样让我欣喜的东西：连环画、糖果、文具或者是衣物。有时还提回鱼、罐头或者肉之类。这是一家人的节日。他今天几乎没有带回什么东西，但是却比往常显得还要兴奋——因为他左臂上戴了个红袖套。他将袖套取下来，让一家人珍宝一样欣赏。袖套丝绸质地，手感温软。我至今还记得，上面印着“毛泽东思想红卫军擎旗战斗队”。字分三排，白色。“红卫军”三个字特别大，是毛泽东的手书体。父亲两眼放光，颇得意地向我们讲述城里新近发生的事件。“毛主席”和“文化大革命”作为关键词，频频出现，让他的脸色更加显得自豪和庄严。

今天我在双溪街头也看见了两个戴红袖套的红卫兵走过。虽然不过是两个毛头小伙子，仍然吸引了整个小镇的目光。因为他们背后似乎就是北京天安门，站着毛主席。他们代表了最高级的时髦，最神秘的力量。

不过，他们离我实在遥远。现在戴红袖套的父亲就在我身边，我还把他的红袖套取下来，套在了自己的手臂上，睡觉也舍不得取下来。

文化大革命，中国现代历史上最轰轰烈烈最影响深远的社会大动荡，就是在这样一个温馨的夜晚，以这样的方式，在我这个小学二年级学生面前拉开了序幕。

 

        

 

                                

                              父亲的造反

　  双溪街头出现的红卫兵，就像两粒火星落到了干柴堆，立即燃起了冲天大火。小街上天天都像在逢场，但那不是热闹，是喧嚣。总有人在挨批斗。最让我惊讶的是，其中还包括了我就读的双溪小学那几个平时最和气最温文尔雅的老师。他们胸前全部被挂了黑牌，一路游街到三岔路口，再批斗。因为他们要么是出身地主资本家，要么就是本人有历史问题。

那时我就知道了，出身，历史问题，这是多么可怕的两个东西啊。它们像可怕的传染病，再了不得的人，沾上了这个就再也抬不起头。

全县风暴的中心在县城太和镇。

放了寒假进城，父亲正忙着与一些人在城墙上制作“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之类的巨副标语。他没空管我，就让我自己去看大字报。他说，你现在需要经风雨，见世面，还可以多认字。这样，文化大革命就成为我最惬意的消遣。白天，我在县委对面的城墙下挤在大人堆里看大字报。谁谁跟某女人有男女关系，谁谁受到了某当权派的迫害，谁谁跟上面的某黑线人物有密切联系，等等。内容新鲜，刺激，文体通俗，天天翻新，比连环画还好看。晚上，因为缺电，电压不足，沿街电线杆上的灯泡像火炭一样暗红。但是银行口却灯火通明，如同白昼。两派人在临时搭起的台子上辩论，内容虽然让我云里雾里，但是他们像是炫耀口才的擂台赛，慷慨激昂，动作嚣张，火药味十足。这种现场感，这种氛围，置身其中比听评书还过瘾。

父亲是以最积极的姿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他所在的文化馆墙上，就贴着他写的批判馆长的大字报，洋洋洒洒五六张整纸，都是熬夜写的。我不好意思去看父亲的大字报。因为馆长唐叔叔人蛮好的，为什么要给人家贴大字报呢？我觉得我看了大字报会对不起他。好在父亲对馆长并无恶意。我无意中看见过他们的批判会，文化馆的全体职工，还有文化馆下属的曲艺队的艺人们，他们对馆长的批斗不过是提一些尖锐的意见。父亲说，他们要帮助馆长克服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

一天，银行口贴出了一张很特别的大字报。那是巨幅漫画，标题叫《亮相图》。图上画的是一些衙役举着“回避”“肃静”的牌子，吹吹打打，抬着八乘大轿，上面坐的是穿着县太爷的袍服的贪官。他是父亲敌对一派组织支持的一个走资派。衙役们都是那一派的头头脑脑。这是将当时最尖锐的问题以最喜闻乐见方式表达，杀伤力巨大。因此漫画跟前人头攒动，许多人啧啧称赞。

这是我亲眼看见父亲昨晚赶画出来的。他还有一个合作者，是四川美术学院的学生，即后来以书法著名的刘云泉。但可惜的是，他们没有署名，落款只有所在的“擎旗战斗队”。

那是我第一次亲自看见父亲的出彩，并且，几乎是在全县文革大舞台的中央。我恨不得跳出来，骄傲地登高一呼，这是我爸爸画的！

父亲从来都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文革中当造反派，也许这是他唯一的出轨。我想，文革是一个巨大的场，有巨大的磁吸作用。同时他又是伟大领袖虔诚的拥护者，他老人家亲自发动的大革命，他为什么不积极参加呢？包括他给馆长写大字报，一丝不苟，像是在完成伟大领袖亲手交办的光荣任务。我感觉父亲那时心中一定是豪情万丈，充满了崇高之感。

 

 

                               

                                   流亡革命者

 

 

                    

 

            

 

对文革有崇高之感的父亲不得不离开他工作的射洪了。同时作鸟兽散的还有他那些革命战友。因为南充的造反派武斗，失败的一方叫“反逆流”的组织就退守到了射洪。“反逆流”来射洪的虽然是残兵败将，但是连人带枪也有一二十卡车，立即成为小城里的第一大势力。他们无法无天，就像防区时代的田颂尧、邓锡侯之类的四川军阀。糟糕的是他们是支持父亲对立一派的，于是在射洪新出现了一个强大的敌对联盟。在他们的半自动步枪和刺刀面前，父亲觉得他们的撤退像离开瑞金北上抗日的红军战士一样悲壮。

是绵阳接纳了父亲。这里有我的姨妈、姨父和二舅。当然，绵阳也有他的不少战友，据点就在地区外贸公司。绵阳也是派系林立，各种势力犬牙交错，父亲所在的革命组织处境微妙。我的一个姨父不久前还讲起，他曾经陪同父亲去红星楼附近一个小招待所与他的革命战友联络，他们像地下工作者一样机警，像黑道人物一样鬼鬼祟祟。

当然不能老靠亲戚接济。革命组织更不可能提供白吃白喝。如火如荼的革命也让父亲感到不能缺席。他为自己的革命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就是画伟大领袖的像。姨父是绵阳县商业局的一个小头目，人脉宽广。于是首先从商业局开始，然后就引来了应接不暇的定单，有小商店，也有大企业。不过，他画像得到的回报只是管吃管住，再就是画好后送一二样礼品，通常都是一套红宝书，一枝钢笔。然而，父亲不会就此满足。他心中装的全人类，是文化大革命的伟大事业。因此，他在即将离开的时候，总会小心翼翼地提出一个要求：纸。这个时期纸成了最紧缺资源。它不关乎国计民生，但是对于文革而言，它是军火，是弹药。父亲就以这种方式，一令或几令，源源不断地给所在的革命组织——他心目中最纯正最忠于伟大领袖的战斗队提供纸源。这些纸都被父亲易地革命的那些战友们用于写大字报，更多的是印成了传单。他们的工作，与小说《红岩》里的那些编印《挺进报》的地下工作者无异。

那个时期父亲一直在画。甚至从绵阳画到成都。在暑袜街成都市邮电局旁，他与另一个同样是画领袖像的毛头小伙子不期而遇，有过交流。小伙子技法纯熟，才气逼人，有点桀骜不驯。他后来考进了四川美术学院，以一幅《父亲》名扬天下。父亲当时就记住了他那个怪怪的名字：罗中立。

那是父亲最快乐的时期。他那时天天站在高高的画架上，路人都在他下面停下了脚步。人越聚越多，仰视的目光一齐都集中在他的身上。

这让人想起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艺术大师拉斐尔。他在罗马西斯廷教堂画圣像，虾一样躬着身子，仰望穹顶，鼻尖上也滴着颜料。

 

          

 

 

 

                                 档       案

 

 

父亲敬畏档案。

那时的档案，对许多人来说都是一个神秘而可怕的东西。它收藏的都是往事。这可能是你曾经说过的酒话、疯话、大话或者昏话，也可能你真正有过什么过失，比如反对领导，违纪，或者什么时候与谁没有划清界限，立场出了问题。当然，致命的还有男女作风问题，以及更致命的历史问题。它们以白纸黑字的形式，躲在隐秘的角落，就像一群古书里写的那种躲在帷幔后面的刀斧手。平时人们几乎忘记了它们的存在。但是一旦需要，就会凶神恶煞地跳出来，一把抓住你，保证让你刀刀见血。

父亲自己很清楚，他既有出身问题，还有历史问题。他参加过三青团。那还是他当中学生的时候，狗屁不懂的年纪，什么老师一鼓动，呼啦一下一个班大半就进去了。但是分析起来，还是因为他所在的阶级。家里有那么一些田产、房产。据说还有过从皇宫里流出来的瓷器。多年以后，当我在央视的鉴宝节目和收藏书刊里了解了一些常识之后，真为这些擦肩而过的宝物捶胸顿脚。但是那时，我非常痛恨爷爷。因为他没有像他弟弟也就是我的二爷那样，吃喝嫖赌，将家产挥霍一空，在解放时刚好成为贫农。爷爷讲究的是耕读持家，维持一个乡绅的体面。虽然他并没有奋斗成大富豪，但是他的富裕程度在解放时划地主成分还是很合格。父亲在这个地主家庭享受到的最大好处就是读了初中又读高中，但马上又被这么一个必须装进档案的三青团抵消，并且出现了巨大的政治亏损。为此，凡是运动来了，他都要向组织写交代。这些交代都是要存档的。一次交代就是一块石头，沉重地堆积在他的心头。

不久前我故意揭父亲的短，说，你的同学不也有参加地下党的吗？你为什么就不呢？那样你还可以弄个离休干部当当，偏偏你却参加了什么三青团。他苦笑了一下，默认了还是从小胆小怕事。然而他马上又强调，他的确也追求进步，到处找进步书刊看，还参加过民盟。解放以后，县里一位来自民盟的王副县长还曾经带信让他去找他。但他觉得自己已经有了工作，就没有把这当回事，轻易地就脱离了民盟组织。我就笑话他，幸好你解放前没有参加地下党，不然的话你早就被杀了头，或者被捉起来，吃不住那些稀奇古怪的酷刑，当叛徒。参加民盟没有抓你只是你运气好。比如你的叔叔，我的三爷不是因为参加了民盟被抓，被吓疯了吗？多亏了解放得早，不然你作为民盟分子也要被国民党捉去，谁知道你那时会怎样表现？

但是，他的档案里没有记录一个进步青年参加民盟的光荣历史，只有像可怕的传染病一样的三青团。

不久前我才知道，解放前的民盟成员现在也享受离休干部的待遇啊。

 

 

                          怀揣到今天的惊人秘密

 

父亲那见不得人的档案，已经判定了他没有资格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革命战士。他最多只能争取成为团结的对象。然而他被自己的内心所蒙蔽，所鼓噪。因为他胸膛里跳动的一颗是无限忠于毛主席、对伟大领袖的一切号召都会作出积极响应的心脏。他不能不积极投身于这场革命。这样一来，他的行为既与自己的身份不符，又必然要和周围形成冲突。比如馆长，还有一位出身贫农革命觉悟又特别高的女同事。父亲一直以为馆长对大字报和批判会的理性和善意会心存感激，谁知道人家那颗脆弱的心已经深深受伤，给批判他那些人以痛苦是他最需要的良药。女同事是一个没有任何业务专长的人，她的唯一的强项就是那个时代最需要的革命觉悟，很不幸，她与父亲还不是一派。但是我对她印象却满好，因为我第一次吃的苹果就是她给的，我至今记得她给我苹果时的笑容可掬。好多年以后，当我知道给我苹果吃的阿姨和馆长叔叔联手向父亲下狠手时，我简直不能接受那个事实。

那些年除了寒暑假，我每个月都要往返县城一次，时间都是在父亲刚领了工资的时候。每次，父亲照例是让我好好吃让一顿，回锅肉，鱼香肉丝，至少是一盘鱼。多数时候还可以看上一场电影。但是，看到满城的大字报和杀气腾腾的标语，看到一个个倒着写并且还划上了红叉叉的名字，我总感到父亲随时都处于危险之中。每次我临近文化馆时都忐忑不安，都要先张开全部的感觉器官，捕捉关于他的蛛丝马迹，特别是要看有没有批判他的标语和大字报，再就是向最先见到的叔叔阿姨打听他行踪时，观察对方的脸色。我感觉那时心里一直咚咚猛跳，像是等待一次判决。直到找到他，看见他要么是在外面画，要么是在会议室写标语，一脸轻松，我悬着的一块石头这才放到地上。于是，父子俩高高兴兴出去吃饭，晚上看电影，然后在第二天拿钱回家，向母亲报告平安。

整个文革期间，我只有一次进城没有见到父亲。那天我恰好在文化馆门口碰上了他的好朋友冯叔叔。他对我说，他们正关起门开会，不能请假，怕还要好多天，你先回去吧。说着，他摸出20元钱给我，又说，这是你爸爸留在这里的，他没有什么事。我看了冯叔叔一眼，他的目光迷离，捉摸不定。虽然我回去依然向母亲报告了平安，但是冯叔叔的眼神让我不安。

父亲没有事，后来真的得到了证明。因为后来我再去城里时，爸爸依然一脸轻松，依然在画他的画，让我彻底放心。

直到今年，5.12大地震前那个星期天，我照例回家陪他，在河边喝茶聊天，商量他的80大寿，听他讲80年的人生感悟。话题转来转去就讲到了文革。他漫不经心地告诉我，1970年，“一打三反”时他曾经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我进城没有见到他那次，他正在坐“学习班”，隔离审查。

这把我吓了一大跳。

始作俑者正是馆长叔叔和给苹果的阿姨。他们一直在档案里寻找撒手锏。但档案里那些陈谷子烂芝麻，像是过期失效的毒药，现在对父亲已经不具致命的效力。他们需要新的利器，并且轻易地找到了。因为父亲虽然谨小慎微，但太没有心眼，居然将一幅巨幅领袖画像锯了。因为他觉得画像太旧，又是他早年所画，他太不满意他过去的水平，他要自我否定。于是他废物利用，将这块大木板切割，亲手做成文化馆大厅里那尊巨大领袖石膏像的基座，请领袖站上去，让他威严的目光可以俯瞰更加广阔的世界。

还有，他创新，用绿豆、红豆等五谷杂粮粘贴领袖像。谁知，老鼠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咬了绿豆又吃黄豆，领袖像伤痕累累，不再光辉。

父亲完全没有想到，他是带着崇高的革命感情朝现行反革命的目标奔跑。 “毁坏伟大领袖画像”，这个罪名对任何人都是无法承受之重，何况出身和历史的双料问题，已经让父亲站在悬崖之上，岌岌可危，只需别人轻轻一推他就要栽倒。在集中营一样的“学习班”，馆长借助群众专政的威力，轻而易举地将现行反革命的头衔安到了父亲头上。

但是，父亲将这件事情捂得实在严实。过些天就要庆祝他的80大寿了，如果不是我提到那些日子，讲到那一天，那么这个天大的秘密，他难道要一直带到另一个世界吗？

 

                               用一副好胃口消化苦难

 

         

 

    这是父亲近日的照片。星期天回去看他，觉得原来的竹沙发太凉，太硬，就新买了这布艺沙发

 

 

 

现行反革命份子的判决，是由工宣队宣布的。但是他们还算仁慈，暂时不戴帽子。于是父亲的身份就变得复杂，被悬了起来。现行反革命这顶“帽子”像钟摆一样在“敌”、“我”之间荡来荡去。这就方便了领导，既可以在高兴时喊你一声同志，也可以在他需要时一脚把你踢进“阶级敌人”的营垒。父亲到底是“敌人”还是“同志”，关键在领导们的拨弄。

出身，历史问题，现在又是现行反革命，这是当时压在父亲背上的三座大山。

他还有最现实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养活老婆孩子。因为在我、弟弟之后，妹妹又乘着文革的东风来到了我们家。进入70年代，母亲又患上糖尿病，进城治病，我们跟着进城上学。五张嘴巴，就靠他50多块工资来养活。那时，他是资格最老的“月光族”，是文化馆唯一的欠债大户。

在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压力之下，父亲像一头瘦骨嶙峋的牛，拉着一架破车，沉重地走在坎坷的路上。

家里至今还收藏着一幅油画。是颇负盛名的成都画家万启仁来射洪采风时给父亲画的肖像。颧骨高耸，脸色灰黄，神情疲惫，一身蓝色大褂裹住一副硕大的骨架。这就是那时父亲的经典形像。

还有一副经典的生活图景：在父亲那间十几平方的寝室兼办公室里，一家五口人挤在一张小桌前，一人端一碗玉米粥，围着一碟泡菜呼啦啦地猛喝。父亲的碗特别大，他的声音喝得尤其响亮。他的胃口一直好，吃什么都香。

他的好胃口不但能消化粗茶淡饭，也消化苦难。他把自己成为现行反革命的事情作为一个秘密死死捂住。他不能让家人担惊受怕，他更不能让它进入孩子们的成长环境。不知道他是否刻意表演。但事实是，苦难在他脸上从来没有过停留。他让我们看见的，永远都是一脸轻松。

他始终在拼命工作。工作让他沉醉，工作让他忘记苦难。整个射洪小城，所有的领袖像，标语，各种展览，所有大会的会场布置，都是他在主持。他用一枝笔，为一个小城涂脂抹粉，为文化大革命推波助澜。文革是一部制造苦难的暴力机器。父亲是带着几分庄严，几分崇高，起劲地为自己的苦难喝彩。

他拼命地工作，工作到无可挑剔的程度，工作就成了保全自己的甲胄。

其实，别人整他的重要原因就是要挤掉他，让自己的人进来取而代之。但是他的工作无可挑剔又不可替代。连工宣队的头头也说，老陈是条老黄牛。谁愿意来顶替他当一条牛呢？哪个农民又愿意随便杀死一头只会埋头拉犁的牛呢？

消化苦难的能力成为父亲度过乱世的法宝。甚至他对那个时代也没有任何抱怨。后来他和唐叔叔还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1980年，他提前退休了，全部的退休补助金，还完陈年老帐后，他都用来请客，请他所有同过事的人，包括曾经的“仇人”。劳累也好，磨难也好，他终于到头了，他要褒奖一下自己。工作了几十年，或多或少，他都记得人家的帮助，他要感恩。在朝阳门里那个国营饭店，八仙桌，八大碗，沱牌酒，他连续请了三次。他这是一辈子唯一的挥霍。他觉得文革是国难，人人都摊上了一份苦难。就是那些当年得意的人，也好景不长。何况，我自己还深度体验了一段历史。那样苦的日子都过来了，以后也就没有什么可以算得上苦了。能够消化苦难的人，就比其他人拥有了更多的快乐。宽容，能够让别人心安，也是最终让自己心安。

他至今不知道他的档案里是否装着那个“现行反革命”。他曾经去找过县委书记，找过局长，但一直没有下文，他后来干脆就不再找了。好像人家从来也没有真正把他当成反革命。不过我怀疑，没有正式平过反，从理论上讲，也许，他至今还是“现行反革命”？

夕阳西下的时候，我陪他散步，不觉又到城墙下。面对城墙上他们当年写的“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巨幅标语的残迹，他只说了一句，可惜你唐叔叔已经走了，他比我还年轻十岁啊。

 

（有关文革的照片来自网络，谢谢作者“淡淡心香”的珍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