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闯关之道
文/特蕾西·赛伟乐（之华媒体）
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史学家尼尔٠弗格森（Niall Ferguson）在其《金钱的跃升》（The Ascent of Money）一书中指出：金融国际化与其他因素一起，弱化了发达市场和新兴市场之间原有的界限，并使（共产主义）中国成为（资本主义）美国的最大债主——这显然是极具划时代意义的现象。
弗格森的言论当然意味着很多；但就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而言，我们关注到现金充裕的中国本土企业正迎来一个海外资产并购的极佳机会，特别是在那些和自然资源相关的“硬资产”领域，预计在2009年我们会看到更多的交易案。由于硬资产类的企业市值表现往往与大宗商品周期呈正相关性，中国企业将有利地在石油、天然气、矿产和金属等大宗商品价格回落时期创造出良好的海外并购契机。而那些现金流出现严重危机或者濒临破产的海外企业急需大量资金注入，无疑也为中国企业——包括国营和私营部门的企业——构建了一个“完美风暴”(perfect storm)的并购机会。
事实上，最近已经出现了一系列的并购案。今年2月中石油集团以4.99亿加元，向加拿大上市的油气公司Verenex Energy发出收购要约，以期得到后者在利比亚的石油资产。去年底，中石化(Sinopec)以17亿美元的手笔完成了对总部设在卡尔加里的加拿大石油公司Tanganyika Oil的收购案。11月期间，中石油董事长蒋洁敏对加拿大媒体表示，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给中国石油集团加强海外资产收购带来机遇；他的公司将并购目标主要设定在那些财务出现困难的企业中。另外，中石化和中石油也都对非洲、俄罗斯以及其他地区中等以下市值的企业感兴趣。
根据2月份中石油集团网站的一份报告，中国政府正在考虑设立一个基金以支持企业海外考察和并购。该报告同时也提出，中方也将为寻求海外投资的企业提供补贴和其他形式的金融支持措施。
其实，为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带来良好契机的不仅有外部因素，而且不乏内生因素——诸如：中国目前巨额的外汇储备亦需要找到安全长久的投资渠道；中国制造业需要迫切改变在国际分工链中长期处于不利地位的现实；国企改善公司治理和加快改革步伐同时也事关中国竞争力的大跨越…..等等。这些都在客观上使得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处于难得珍贵的“时间之窗”。
我个人认为，2009年以来最令人瞩目的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案要属中国铝业收购力拓集团、以及中国五矿集团出价收购澳洲矿业公司Oz Minerals的两宗案例。 作为中国的第三大原铝生产商，中国铝业斥资195亿美元收购伦敦矿业巨头力拓集团（Rio Tinto），其中72亿美元用于认购力拓集团发行的次级可转换债券（可在7年的转股期限满后选择转股）。一旦转股行权之后，中铝公司在力拓集团整体持股比例将由目前的9％增至约18％。有国际观察人士认为，中国铝业全面收购力拓集团将是毋庸置疑的。
在中国，人们倾向于将本土企业海外投资的行为导向归为两类：一类是财务性投资，即那些为了获得高投资回报而进行的投资并购行为；另一类是战略性投资，即是那些寄望于增加对产业链的控制力、获得更大发言权的投资行为（有时候出于某些战略考虑，这类投资甚至不把投资回报率作为主要考虑因素）。从西方人的角度来看，是的，我相信在本次全球金融危机中大多数的中国企业海外收购行为属于后一类——即通过进行长期的战略性投资，以确保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所需的矿产、金属、燃料以及其他重要自然资源的长期供应。
如果从严格的财务投资的角度来说，由于一些先前的海外投资以失败告终，中国公司的海外并购行为可能变得更加谨慎一些。之前失败的并购案包括对美国华盛顿互惠银行（于2008年9月以破产）相关的私人股本基金投资，投资金额约达25亿美元；对摩根士丹利和美国私人股权基金公司黑石集团的股权投资失败，以及因为雷曼兄弟倒闭而致使中国方面54亿美元的货币市场投资面临全面冻结。
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西方发达国家经济体——包括美国、英国、日本等国——都曾有过通过收购海外资产、特别是在能源部门的硬资产来提高其经济地位的历史。和那些发达经济体的行为相比，中国企业目前的海外投资行为有着历史的相似性。或许，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国的需求规模更大、支付能力更强。中国的主权财富基金拥有充裕的现金；中国的外汇储备也非常可观（约有1.95万亿美元）。中国获得资源的长期目标没有改变，而财务方面没有任何问题，中国企业且拥有其他国家公司可能无法企及的融资渠道。
可能有人会以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完全是政府主导而不是纯粹的市场行为，因此对于中国私营经济部门的真正影响将非常有限。不过我们已经开始在海外并购的企业中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私营企业家的身影。例如，来自中国义乌的女企业家周晓光，拥有目前世界最大的服装饰品生产企业新光集团。她在最近接受加拿大全国性报纸《环球邮报》采访时表示，经济危机是一个契机，使她的公司找到良好的并购对象、进入新的市场，并向产业链高端提升自己，实现从一个（服装饰品）的生产商到设计商、零售者和营销师。最近她已和奥地利的奢侈品牌施华洛世奇水晶达成品牌联盟，在欧美、俄罗斯、南美洲和中东地区等开拓销售渠道，并对一家美国本土服装饰品制造商（该公司目前的市值已跌去5/6）的收购正在待价而沽。正如
即便全球经济危机为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创造了一个“完美风暴”的契机，中国企业在试图扩展其世界足印的征程中也将面临重重“闯关”挑战。其中很大部分，甚至在并购前就开始了。
最严峻的障碍之一是，中国企业将在希望获得战略资产的目标市场遭遇强大的公共抵触情绪。如何打消那种“（中国人）来收购我们的核心资源资产了”的念头是一件棘手的事情。追溯到2004年，中国公司最大的两宗海外资产并购案均无疾而终——分别是中国五矿对加拿大诺兰达（Noranda）公司的收购案和中海油对美国尤尼科（Unocal）公司的收购案——个中原由都是目标国出于战略安全和政治考量而阻止了并购案的进行。
尤尼科的案子可能中国读者很熟悉了；而报道相对低调很多的诺兰达之案，其过程中遭遇的重重阻力“一个都不少”：先是加拿大众议院辖下的工业、天然资源、科技常委会受国会委派，评估接受外国投资的政策框架以及修改议案；其次，工会也会为买家设下公司重组、注资和退休金保障等方面的诸多限制；而更广泛的反对者则将中国五矿的劳工记录、中国贸易伙伴地位（超越加拿大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的上升等扯上干系，制造中国带来潜在威胁的舆论环境。这些过往不成功的海外并购案将会帮助中国企业更好地应对将来的闯关准备。
从某种角度而言，我认为中国铝业在海外并购的思路是值得借鉴的。将宝贵的投资资金换取小部分的股权，同时（如果该并购案最终获得澳大利亚有关监管机构最终批准的话）中国铝业有机会在力拓集团董事会获得2名董事的席位、以及为将来收购关键性资产的所有权打下基础。这笔交易并且是在谈判价码的低区位获得的。——反过来试想的话，如果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过程中采用100%股权全盘收购以此获得核心硬资产的话，不仅会引起当地民众基于民族主义思想的反抗，同时也势必会有监管机构找出各种理由来否决并购案。而通过更加聪明、战略的投资策略（尤其是购买可转化为股票的债券的方式），中国企业可以避免直接投资带来的更多消极反应。 而且，在核心的西方公司中安排中国董事的席位也是一个可以影响这些公司今后作出对中国有利决定的好方法。
在收购完成之后，新的“闯关”挑战会来自于其他领域——例如：并购以后中国企业能否有效地将对方的业务整合纳入其长期战略蓝图中？亚洲和西方企业文化的差异如何跨越？对方国家对于企业在信息披露、证券交易规则、环境保护和其他合规方面，如何去一一面对？另外，跨文化情境下的人力资源管理也将成为一项艰巨的任务，像欧洲国家复杂的劳资条例也是中国CEO们之前很少触及的领域。
克服这些管理领域挑战的“速成”途径之一可以是派遣中国高级管理人员到国外进修一些短期管理培训课程，这不仅有利于他们了解不同的企业文化，也可以熟悉西方公司治理要求方面的关键事项。与此同时，很重要的一点是，中国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需要随时了解国际产业界“辩论场”上的热点动向，例如针对目前全球气候变化和工业造成污染恶化等环境问题的辩论——如何将碳排放战略和京都议定书的有关内容及时纳入中国企业的战略议事日程，这不仅仅是参与“辩论”的问题，更是能影响到企业在国际竞技场上是否有先发竞争力的问题。
中国企业还可以创新性地将失意于金融风暴中的西方银行家、商业和其他管理领域的专家资源运用起来，请他们来到企业本部为中高层管理同事进行系列的研讨和培训，分析国际社会对中国企业更透明公开的市场化运作体系的期望，并且帮助中国企业管理层学习并对接上西方企业界的游戏规则。
最后，我想就如何切实地推动私营部门更顺利地进行海外投资和并购，分享一些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总的来说，建立一个“跨界”的支持体系是很有帮助的。所谓“跨界”，这个支持体系可以包含法律制度方面的保障、协会组织的穿针引线、金融支持体系的护航，传媒机构的专业服务、乃至发挥国际非政府组织和非营利机构的积极作用，等等。
就金融支持体系而言，银行需为私营企业提供可负担利率水平的贷款，以便他们利用目前低迷的市场来扩张海外市场。不仅如此，银行机构也应“跟着客户走向全球”，在客户企业扎根的地方提供“贴身”的服务。这一方面，已经有现实的例子。早在2007年底，中国工商银行即通过注资南非标准银行55亿美元的现金，获得20%的权益。显然，这个行为不但反映出中国工商银行看好非常地区的经济发展前景、当地比较完善的金融环境，更是看好南非作为一个有吸引力的投资市场，中国工商银行本身服务的客户群一定会更多地出现在当地市场。
“随着许多大客户越来越多地在非洲寻求投资的机会，对跨国金融服务的需求也在不断加速，”工商银行董事长姜建清当时在一份声明说，“标准银行是南非乃至非洲市场最大的商业银行，也是真正意义上的泛非洲金融机构，因此代表了工商银行可以选择与之合作的最佳伙伴。”
另外，商会和政府资助的贸易代表团等机构也可以为试图拓展海外市场的公司提供巨大的帮助，因为他们可以帮助企业引进新市场的管理机制，并提供针对海外市场的重要研究报告。——前不久，加拿大“原住民代表团”对中国进行了访问，期间会见了中国的高级官员，并与中国外交部签署了一项合作备忘录，宣布加拿大原住民地区将向中国的投资者开放市场——包括从石油、钻石到铁矿石的资源开发项目欢迎中国企业的参与。在加拿大，原住民地区占据了约三分之一的国土地区，他们也积极努力摆脱贫困并减少对联邦和各省政府援助的长期依赖。
原住民代表团的此次中国之行可谓硕果累累。 因为双方达成的合作关系不仅仅限于能源方面——在访问期间，中国的陕西省和加拿大的苏夸密许族国（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原住民族落）还签署了一份合作意向书，将深入评估中国有出口潜力的农业新技术，用于未来大规模生产有机水果和蔬菜。据加拿大代表团介绍，中国方面显示出对（加拿大）西北地区很大的兴趣，由Tlicho投资公司控制的3.9万平方公里的地区内，当地的原住民团体也正积极寻求外来资本，开发当地丰厚的自然资源。
【作者系《华尔街日报》前任记者，现任之华媒体专栏作家和首席顾问。联系方式：[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