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迪拜危机：源于“地产经济”的战栗！
文/管益忻
一部由世界著名灾难片导演罗兰·艾默里奇最新推出的好莱坞大片——《2012》，以震撼的视觉效果与引人深思的主题内涵，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票房记录。或许，有关世界末日的说法由来已久，但很少有人在我们的大脑影像中清晰地再现过相关的图像。我们不是说影片所述为既定事实，但至少他应该是迄今为止对此一主题最为生动的设想与刻画。
不论多么的引人深思，也不管有多么震撼的视觉效果，电影终归只是一种娱乐活动，也许并不能给人带来更深层次的影响。但恰值《2012》热映之际，来自于迪拜的主权债务危机，给仍处经济危机煎熬下的世界人民，带来又一次恐慌性战栗。在迪拜危机引发的影响与争论之中，最值得我们的关注的，应该是阿联酋迪拜“经济发动机”迪拜世界集团的主营业务——大多是房地产项目。
对此，叶檀认为，对于中国来说，迪拜危机应该让我们反思泡沫扩张模式，抑制无度的基建投资。金融海啸前，石油产业占迪拜国民生产总值只有6%，地产建筑则占两成。但金融危机后，迪拜房价重挫，大量豪华楼盘成为烂尾楼。迪拜偿债危机应该让中国警惕国内的泡沫扩张模式。
毫无疑问，中国也有这个问题。通过并购重组在资本市场拉长杠杆，通过再融资扩大银行的放贷能力，通过地方政府的投融资大面积扩大基建。所有这些投资都会在杠杆收缩时引发出巨大的风险，当项目完成寻求赢利，债权人发现他们陷入了泥潭时，为时已晚。一旦出现偿债危机，资本市场的投资者与银行就是最后的接盘者。而房地产投资者，会在此前就倒地，甚至成为负资产一族。
也有的学者谈到，风险过度集中在房地产业在包括中国内的许多经济体中均表现出来，我们的经济增长模式亦亟待转变，国家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是必要的，但要谨慎房地产行业的风险转移到国民资产和金融体系中。迪拜是政府增信、企业举债而大举开发房地产的模式，迪拜泡沫对我国的房地产也起到了警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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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房地产之于中国经济“火车头”地位的现状，有着这样那样的忧虑，但笔者也理解政府此一决策的良苦用心。只是本人仍然以为，这始终该是应对危机的权宜之计，不能作为长期的基本经济政策，当然，“地产经济”软着陆，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各个利益链条与价值环节内在的协调与良性互助是我们必须顾及的。
就如“世界末日”那摧毁性的破坏是缘于人类的贪欲一样，经济危机的发生，也是因为我们错误地、自私地使用了本不属于我们的资源、挥霍了本不属于我们的财富，竭泽而渔的行为最终导致了“海枯石烂”的后果。故此，我一再强调的价值观的优化与再造，或者说价值选择的回归本真，是我们今天必须要停下来认真思考的终极问题。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货币在质和量上的矛盾属性进行过经典的阐释：在质的方面，或按其有用性来说，货币是无限的，也就是说，是物质财富的一般代表，因为它能直接转化成任何商品。但是在量的方面，每一个现实的货币额又是有限的，因而只是作用有限的购买手段。资本同样是这样一种资源，但当人的贪欲与货币的这种质/量二重性相遇并产生摩擦的时候，危机就可能产生：由贪欲膨胀而成的泡沫必将摧毁资本的再生性能，使得投资载体成为破灭的氢气球。
《创世纪》记载，上帝在造人之前，已经将人类生存、甚至幸福地生活着的资源都已经预备妥当，只是，始祖那种自己想当神的欲望，使得他们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有了自我为中心的是非标准，以致彼此之间难以达成一致，也与永恒的生命之间产生了隔绝。整个人类也由此陷入了痛苦与挣扎。
回想我们今天，房地产行业出人意料的繁荣、房价令人难以承受的高昂以及难以想象地攀升，从客观环境上来讲，是由于实体经济的低迷以及高通胀预期导致大量的资金投奔房地产。但如果从本质意义上分析，这恐怕也与人性中的投机和掠夺心理有很大关系——如果不费力气地将钱投入到房地产便能轻而易举的赚得大笔钞票的话，谁还会费劲巴力地去搞实体经营呢？殊不知，一句“出来混，总是要还的！”的确是道出了其中隐藏的价值守衡规律。
细数金融危机冲击下的中国企业，华为的一枝独秀理应成为我们的骄傲，面对疯狂的金融海啸，从不涉足金融，甚至根本没有上市，而在2008年度依然实现净利润的大幅增长。迪拜世界的债务危机之所以会带来如此巨大的影响，也是因为实体经济在迪拜所占比重太小，而房地产这一极易泡沫化的行业占据比重太大。对于诸如许多知名企业在高利润诱惑下转投金融一事，早在2008年我便有过“不务正业”的论断，看来，随着时间一点点推移，此一观点已被现实所见证。
房地产业的“国进民退”在很长时间内引起了不小的恐慌。但令人深感安慰的是，地产领头羊万科董事长王石对此的看法是：不希望太多关注企业的所有制问题，应更多的着眼于企业自身的竞争力，来提升整个产业的发展。或许，这真的与海尔张瑞敏的专注于“客户”、心无旁骛“客户第一”理念有着一脉相承的内在契合。
或许，真正的成熟的商业理念与商业模式，就在于对主业之外的“情人”式诱惑无动于衷、对自身业务的专注与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