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两岸金融监管合作备忘录(MOU)的签署,越来越多的大陆台商正积极筹备回台上市的返乡之旅。
□南方周末记者 张华 发自东莞、台北
http://nf.nfdaily.cn/epaper/nfzm/content/20091126/ArticelD20002FM.htm
今年以来,东莞宏盛集团董事长邓宏达每次回台湾老家,见到老父亲,总是禁不住鼻子一酸,几乎就要落泪。
“父亲,我要回来了。”他说。
“回家好啊。”这位耄耋之年的老人自然不明白,他的这位马上进入知天命之年的儿子口中的“回来”,是指回台湾挂牌上市。
在台商们如今所关注和津津乐道的议题中,“回台上市”的风头远超大陆创业板的开板。台湾一位业内人士今年9月底接受媒体采访时称,预计3年内有200家台资企业回台上市,“目前已有27家,其中19家是大陆台商。”
“我们为荣誉而战。”邓宏达激动地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的办公室里摆着他和台湾领导人马英九的合影,还有那辆扎眼的台湾原装的捷安特自行车。
这一天是11月19日。3天前,在北京和台北,两岸同时签署了金融监管合作备忘录(MOU);5天后,宏盛的上市保荐人——台湾凯基证券,则要来东莞,为他的团队做“上市总动员”。
20年大陆生涯
作为1988年前后最早一批来大陆掏金的台商,邓宏达20年间的戏剧性人生是一代人的缩影
邓宏达的几乎落泪,并非因为有可能在台湾资本市场一展身手的喜极而泣,而是对老父亲的“忏悔”。
在邓宏达身上,狮子座男人爱冒险和追求完美的性格特征显露无疑。1987年10月,台湾领导人蒋经国宣布解除台湾戒严、开放台湾外省人赴大陆探亲;第二年年初,邓宏达——这位彼时并没有亲人在大陆的29岁小伙儿,只因放不下“三十而立”的中国古训,执意前往大陆捞世界。
不敢到香港签证,他选择绕道新加坡到广州。邓宏达迈出的这一步,比许多台湾知名企业家还早了半拍。
被誉为“台湾经营之神”的台塑集团创始人王永庆(2008年10月去世),第一次到大陆是1989年11月底,他被安排在了钓鱼台国宾馆,并得到了邓小平的盛情款待。不过他此番行程颇费周折,在家人的陪同下,从美国出发,先取道日本,然后从大连进入大陆。
知名的米果厂商旺旺集团董事长蔡衍明进入大陆,则是1992年的事了。
王永庆和蔡衍明进入大陆,皆出于“曲线投资”的目的(彼时台湾当局禁止岛内企业直接投资大陆)。而邓宏达来到陌生的广州,是从打工仔开始零起步。
离开台湾的时候,邓宏达告诉父亲,他想“认识整个中国”。
来到大陆的邓宏达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幸运儿,1980年代新台币升值后,台湾劳动力短缺,加上台湾政府提倡产业升级,皮具等产业纷纷向大陆等地转移。
邓宏达在广州一家皮具公司做起了验货员。他的一生,从此与皮具、皮包结缘。他甚至在来到大陆的第二年,就“入乡随俗”,与他的同事、一位杭州姑娘结婚;1998年,他选择创业,创办了宏盛集团前身——“东莞展盛皮具厂”……
整个1990年代,邓宏达的父亲一直劝他回台湾发展,他都婉言相拒。“我向父亲说,对不起,父亲,我们的祖先可能是从大陆移民到台湾,那么,从今这一代开始,咱们家族就移民大陆了……我可能对不起你,但对得起我们的祖先。”这使得邓父非常生气。
十年后,为国际一线运动品牌做女包代工的宏盛集团的营业额近6亿元人民币,两岸经济和金融合作趋暖,回台上市成为可能。邓宏达颇为感慨,也打开了与父亲有关的心结。
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如今大陆的台资企业约8万家(台商数量超过150万人),仅广东一省就超过2万家,其中东莞占到6000家。在这6000家东莞台企当中,现在有二十多家与邓宏达的宏盛一样,欲回台上市,做第一批“吃螃蟹者”。
结伴返台上市
旺旺、康师傅、85度C等大陆内需概念在台备受欢迎,这与市场对两岸签定MOU后的期待密切相关
过去,大陆台商回台上市常常被“政治化”,有台湾政客拿“在台湾圈钱,再投资到大陆”的借口来说事。因此像旭品电子这样的东莞台商,在4年前筹备回台上市时形同做“地下工作”。但现在,随着两岸关系回暖,金融互动开始,台湾证交所也开始放低门槛,主动吸引全球各行业的台商回台。
现在,邓宏达有望成为台商回台IPO(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第一批吃螃蟹者,但并不是第一批回台募资者。
第一位回台募资的台商是旺旺集团董事长蔡衍明。蔡衍明比邓宏达大三岁,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在《福布斯》今年7月公布的“台湾前40大富豪”中,蔡衍明资产为36亿美元(约250亿元人民币),是台湾富豪榜上的“探花”。
蔡衍明被称为“米果之王”。他发迹于台湾,不过于1990年代北上,重心大转移,后来直接把总部移至上海。近年来他为投资界热议,一因旺旺上市“三城记”,二因拿下台湾媒体《中国时报》控股权。
旺旺于1996年在新加坡上市,彼时中国食品行业只有旺旺在新国资本市场孤军作战,“老被人家轻视,没有成就感。”蔡衍明回忆称。2007年,蔡衍明将旺旺私有化,从新加坡退市。
一年后,旺旺如变戏法般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不畏金融海啸,逆势融资逾80亿港元。更重要的是,新加坡和香港分别的一退一进,旺旺的市值从30亿美元增至50亿美元,增幅超过七成。可谓一箭双雕。
而2009年4月,蔡衍明又跑回台湾,成功发售旺旺TDR(存托凭证),融资32亿元新台币(近7亿元人民币)。
相对于IPO的“第一上市”,TDR被称为“第二上市”,意即在两地上市的股票类型相同,通过国际托管银行和证券经纪商实现股份的跨市场流通。
旺旺回台“第二上市”受资金热捧,作为台商回台公开融资的始作俑者,蔡衍明在酒会上不无诗意地称:“回家的感觉真好……”
紧随旺旺之后,向TDR上市发起冲锋的还有巨腾、康师傅、达芙妮、85度C、富士康等大陆台资企业。市场青睐程度丝毫未减。
台湾被称为“科技岛”,巨腾和富士康回台上市似乎天经地义,而旺旺、康师傅、85度C等大陆内需概念,在台湾同样备受欢迎,显然与台湾证交所放宽上市限制,和市场对两岸签定MOU后的前景甚为期待密切相关。
邓宏达回家心切丝毫不逊于蔡衍明。消息传出去后,群益、兆丰、凯基等五家券商纷纷前来接洽,欲从中分得一杯羹。最后凯基证券脱颖而出。
凯基证券总经理丁绍曾在台北接受南方周末记者专访时称,在台湾上市不仅周转率优异,还可以获得较高的市盈率。“与大陆、香港、台湾、新加坡、纳斯达克比较,台湾是‘划算’的选择——在台湾上市的成本大约只有在纳斯达克上市的1/3”。
今年5月,美国通信设备商Array Networks放弃纳斯达克,选择赴台上市,引起美国资本市场愕然;监管因素引发的高成本导致美国股市的竞争力下降(在会计和法律方面的费用约为200万至300万美元),反倒给了亚洲国家和地区以契机。
万事俱备,不欠东风,邓宏达踌躇满志,他看着宏盛集团大院中一座正在装修的两层小楼说:“我得把公司餐厅提前准备一番,接下来我要接触、招待各路人马呢。”
尴尬的一代
这就像是个悖论——想上市者被一些次重要的因素给挡在了外面,而不想上市者对放在面前的种种诱惑无动于衷。
邓宏达如今独身,前妻和儿子都在美国。平时他的休闲方式是,种花养鱼、骑车健身,或是和东莞台商协会的老友们一起打打高尔夫。
从近半个世纪中大陆和台湾的商业史来看,包括邓宏达在内的最早一批来大陆掘金的台商们,显然是尴尬的一代——既没有享受到台湾经济腾飞的成果,又要跟随大陆的改革之路,摸索野蛮生长之道。
最为关键的是,由于两岸关系时晴时阴,无论是台湾的大陆政策,还是大陆的台湾政策,稍起波澜,都可能导致他们退回到原点——于是这一群体练就了上好的政治嗅觉。
2008年的金融危机给出口导向型的大陆台商以沉重一击。在台湾海基会董事长江丙坤看来,尽管台湾有过类似经历,但当年台湾的做法是采购团加强进口美国产品,并且让台币升值,让全民共同承担。
台商们显然不会坐以待毙,纷纷调整策略。邓宏达的朋友、东莞台升家具董事长郭山辉称:“如果台商不升级转型,未来的2到3年,会有近40%的台商被淘汰掉,未来4到5年,还会有近30%的台商出局。”
2007年底邓宏达即停掉了两条低档生产线,2008年年中又相继关闭两个车间。
事实上,邓宏达在江苏淮安还有一个占地800余亩、近2000人的工厂,是当年江苏地方政府到东莞招商时定下的“姻缘”。淮安工厂的土地为自购土地,同样做代工,但主要市场就是大陆。“去年(全公司)内需销售占到5%,今年会达到15%。”邓宏达说。
惹人关注的是东莞台商协会的做法——号召东莞台商抱团,以“集体品牌”的方式,共同出资,成立渠道商,为内销铺路架桥。
“未来会做自主品牌吗?”“不会。”邓宏达很肯定地说,“宏碁创办人施振荣把品牌和代工完全分家,防止掐架;郭台铭财大气粗,但他从不言自主品牌……在这一点上,大陆的企业主要浮躁得多。”
上市,意味着更为透明、深耕。但在东莞这样一个向来以“草莽英雄”和“藏富于民”闻名的城市,企业主们对上市几乎是完全抵触的。
即使以官方数字计,2008年东莞GDP也高达3700亿元人民币,但其上市公司却只有5家,且市值在200亿元左右(以2009年11月股价估算)。
其实邓宏达最中意的上市地是A股,但由于土地等方面的政策限制,他被卡住了。东莞政府对当地企业赴A股上市给以2000万元重奖的政策因此与他无缘。
这就像是个悖论——想上市者被一些次重要的因素给挡在了外面,而不想上市者对放在面前的种种诱惑无动于衷。
台湾岛热议“中国钱”
乐观者的理由是“两岸资金充沛了,未来什么都通了”,而悲观者则呼吁“认清中国钱的真面目”
11月5日,南方周末记者在台北参加由《远见》杂志主办的第七届华人企业领袖高峰会,MOU和ECFA成为论坛上的高频词汇,台湾“金管会“副主委李纪珠和台湾证交所董事长薛琪是演讲嘉宾中的焦点人物。
李纪珠是台湾知名的“美女财经官员”,她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对两岸金融互通、深入的希冀情绪溢于言表;而薛琦则相对谨慎:“基于台湾资本市场相对成熟的特征,大陆银行和券商来了台湾,必须从做谦虚的学生开始。”
薛琦的言论多是出于技术和操作层面,但台北一位投资界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薛琪本质上仍是出于政治上的考量——担心台商回台上市步子迈得太大太急、有害群之马入局,从而成为“政治污点”。
当台湾证交所作为“亚洲的纳斯达克”为论坛上的诸多嘉宾所津津乐道时,而在大陆资本市场,人们正在为所谓“十年磨一剑”的创业板姗姗来迟而疯狂。
台湾岛内,几乎所有媒体都在关注MOU,关注未来大陆热钱大举进入台湾后,到底投资楼市还是股市更赚钱。《商业周刊》最近连续两期的封面专题,分别为《MOU:非懂不可》和《中国钱》。
对于MOU的签订,台湾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乐观和悲观两种情绪。
乐观者的理由是“两岸资金充沛了,未来什么都通了”——先前的通过灰色手段,进行资金汇入汇出的景象倒会减弱甚至消失;而悲观者则呼吁“认清中国钱的真面目”,担心大陆和香港资金将“掏空台湾”。
邓宏达切身体会到了“愈明朗,愈应小心”的商业理念。今年8月,东莞台商协会成立专职小组,规划东莞台商集体回台上市事宜。二十多位东莞台商前往台湾考察回台上市的可行性,并拜访了马英九。“他并没有做任何表态,显然他怕为政治所累。”邓宏达说。
对于东莞政府对当地企业A股上市即奖2000万元,如果做一假设:假设台湾政府抛开政治顾虑,对每家回台上市的大陆台商同样奖励2000万元(近1亿元新台币),台商们会是什么反应呢?
“我们恐怕不敢接受,因为同样可能会被政治化,”邓宏达说,“如果殃及到企业的上市进程或是正常生产,就得不偿失了。”
两岸金融监理合作备忘录(MOU)签署时的11月16日(预定60天后生效),邓宏达盯着墙上那张偌大的中国地图,在办公室呆到很晚。几天后的上市动员会上,由于大陆资金今后有望通过“台股QDII”投资台湾股市,他又一次说道:我们终于可以一起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