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话人文系列之九
历时态视角中工业社会的理性主义文化模式——文化模式三论
文/范海辛
以工业文明为标志的现代社会的出现，在人类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这是人类为摆脱自然界的制约、实现人类由自在自发向自为自由状态转变而实现的巨大飞跃。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无论从人类生活的衣食住行的哪个方面来看，差别都是巨大深刻的，但在这些差别的背后，是文化模式上的革命性变革——从经验主义到理性主义的转变。
发生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并不是孤立偶然的事件，而是欧洲社会自十五世纪以来一系列事件演变的一个结果。贯穿于这一系列事件的，是以人文主义为价值取向的理性主义红线。理性主义并不是外在于传统社会，而是在传统社会内部成长起来的。理性主义是轴心时期在古希腊与古罗马产生的一种文化模式，但在从公元五世纪到十五世纪史称中世纪这一千年内，理性主义被基督教神学歪曲，变成了一种脱离了古希腊人文主义传统的神学理性，在经院哲学的桎梏中走进了死胡同。
自十五世纪的文艺复兴开始，历经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地理大发现，终于迎来了工业革命，理性从此昂首阔步登上了历史的殿堂。在英国工业革命之后发生于法国的以百科全书为旗帜的启蒙运动，更是把理性推向了巅峰，成为现代社会赖以立身的基石。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文中这样描述理性，“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惟一尺度。”（引文见《马恩选集》第三卷P.56）
在此要指出的是，理性主义文化模式的复兴，与英国经验主义哲学的兴起有着密切联系。
古希腊的理性主义文化被基督教整合后，变成了神本理性主义，其表现形态为经院哲学，这种以神为本的文化以论证上帝的全知全能为宗旨，排斥一切世俗的经验理性。要求理性必须服从于对上帝的信仰，使理性沦为信仰的奴隶。经院哲学的学者们整天讨论的是“既然上帝创造了玫瑰花，为何要让它长刺？”或“一根针尖上能站立多少天使？”这类问题。
英国的弗兰西斯 培根（1561－1624）首先打破了精神领域里经院哲学与教条主义的垄断，指出在《圣经》之外还有许多真理。他以倡导经验主义的试验、观察、归纳的方法掀起了经验理性在欧洲的复兴。培根最著名的口号是“知识就是力量”，这显然是针对罗马教廷“信仰赐汝以力量”之教谕的。英国经验主义哲学的兴起，结束了理性主义思辨的片面性，将经验理性充实进了理性主义文化，为后来从伽利略到牛顿的科技发展提供了“新工具”。
英国以培根、洛克为代表的经验主义哲学与当时传统社会的经验主义文化间最大的区别在于，这是一种以理性为基础的经验主义，或说这是与传统的主观主义经验不同的客观主义经验系统。在传统的经验主义文化中，经验具有强烈的主观性、可感性与非逻辑性，他人的经验、自己未曾体验过的事件，都是不可信的（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英国经验主义的兴起，结束了西方理性主义文化长期以来的独脚跛行，由于经验与理性的并重，才使西方文化如虎添翼，一飞冲天，率先实现了现代化。
现代化对于一个社会而言，可分为三个层面。首先是器物层面，主要包括：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第二个层面是制度，主要包括：契约化、法治化（不是法制化）、民主化、私有化、透明化；第三个层面是观念层面，主要包括：理性化、科学化、世俗化、多元化。
在后发国家，现代化往往易被狭隘地理解为是器物层面的任务。清朝末年的中国，当时的精英认为，富国强兵就是“船坚炮利”，因而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错误发展战略。19世纪70年代，中日两国都派出不少人到德国留学。当时普鲁士首相俾斯麦注意到，中国来的学生只学习“声光化电”这类实用的科学技术，而日本学生则除了科技外，还广泛学习法律、哲学、经济、艺术等各个专业。俾斯麦因此认为，日本将来肯定会超过中国。结果仅仅过了20几年，1894年的中日甲午海战，俾斯麦的预言即应验。
对比中日两国在现代化道路上的不同进程，我们可以发现，日本对现代化的理解，比中国要深一层，他们不仅看到了现代化的器物层面，也看到了现代化的外在层面——制度，并由此提出了从最初的“全盘西化”到最终的“和魂洋才”的发展战略。所谓“和魂洋才”，就是以大和民族的传统价值为灵魂，全面吸收采用西洋才技。才技不光是科技，还包括制度。这就是日本超过中国的原因。但由于日本传统的“和魂”还是属于经验主义文化模式，因此他们没有看到现代化的内在层面——理性化与世俗化，由此导致其现代化走上了法西斯军国主义的邪路。
法西斯军国主义、前苏联的计划经济以及伊朗与伊拉克的现代化，基本上都是一种“伪现代化”，这种类型的现代化是徒有其表而无其里的现代化。从现代化的三个层面来说，“伪现代化”只有器物层面的现代化，而在制度、尤其是观念层面，基本是前现代的。
本文在分析现代社会的文化模式时，重点放在制度与观念层面。
首先注意到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不同并力图从理论上加以说明的，是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E.Durkheim，1858－1917，又译迪尔凯姆）。涂尔干发展了斯宾塞的社会有机学说，把社会看作是一个有机体。他以分化、整合、同化这些概念来说明传统与现代的不同。他指出，传统社会是一个未分化的社会，张三、李四犹如一个布袋里的马铃薯，很难说出他们彼此有何差异（有如我们现在所说的“干细胞”）。而现代社会则使人群产生了分化，分化的结果不仅是人们的社会广泛的分工，而且还导致了人格的独立，使个人不再依附于各种“分社会”。伴随着分化而来的是整合，只有经过整合，有机体才能发挥功能。如果整合不及时，会出现“现代化的中断”。随着人群的分化一同出现的还有各个“分社会”（指不同地区、族群）的同化。在传统社会中，哪怕相邻不远的地区在风土人情上也会有很大差异，即使操同一种语言，也会形成许多不同的方言。现代化的结果不但消解了这些“分社会”，甚至使各个城市、市镇在外观上趋于雷同，而且各地方言也不可避免地走向消亡。
美国学者塔尔科特 帕森斯（Talcott Parsons,1902－1979）则提出了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不同的“行动系统”的五对变项：
传统社会 现代社会
1）选择取向 团体取向（集体主义） 个人利益取向（个人主义）
2）价值标准 特殊性 普适性
3）角色关系 扩散性 专一性
4）行为动机 情感性 情感无涉性
5）角色评价 先赋取向 成就取向
现以医生为例来说明之。第一项，现代医生看病是为了个人赚钱，而传统社会则是救死扶伤在第一位，个人赚钱要服从团体取向；第二项，接受医生看病的标准是有病，不问患者敌我友或贫富贵贱，这个标准就是普适性的，反之则是特殊性的；第三项，医生只管给病人看病，不问其他，而传统的医生则在行医的同时还要兼顾道德说教；第四项，现代医生在诊治病人时，感情保持中立，只关心其病情，不对病人的病因等流露感情好恶或区别对待（譬如对花柳病患者）；第五项，对医生角色的评价，按照其出身、民族、信仰或所属党派而非其业绩与技术水平的，是“先赋取向”，反之则是“成就取向”。
现代化不仅在社会形态与职业观念上与传统社会不同，而且在个人性格能力上也有巨大差距。美国当代社会学家英科尔斯比较系统地描述了现代人与传统人在这方面的特征，其中有些特征较引人注意，传统人对陌生人与陌生环境往往抱有戒心，而现代人正相反；传统人对事物的认知具有较低的同理心，即对事物认知缺乏共同标准；传统社会即使有高等教育，所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在理性上往往不及发达国家的普通农民，因为他们所掌握的知识大多无用或被歪曲。
上述这些都是属于外在形态方面描述与分析的，造成这些差异的内在机理，则是由前面提到的韦伯首先阐明的。韦伯不仅是现代化理论的先驱，同时也是这一理论的奠基人。到目前为止，我们并没有超越韦伯的理论，只是在不断地细化、深化他的学说。韦伯正确地指出，现代化就是理性化、合理化（注意，这两个词在欧洲主要语言中都是同一个词rationalization）。现代化被他分为个人、企业、国家机构和科技文艺四个方面。个人在观念上的现代化是勤劳节俭与精打细算；企业现代化则是1）产权明晰（私人所有权），2）自由的劳动者，3）合理的簿记（财会制度），4）具有合理性的企业经营管理；国家机构的现代化是1）法理型而非传统（世袭君主制）或克理斯玛型（指魅力型领袖）的统治集团，2）科层制的文官系统，3）形式理性的法律，4）宪政体制；科技文艺的现代化是1）不依附于宗教或威权的自由独立性，2）分门别类而非混沌一体的研究领域，3）观察、试验、综合与定性定量的方法，文艺方面则有采用和声技术的理性音乐、应用透视法的理性绘画以及比例合理的建筑艺术等。
那么什么是理性、合理性呢？从语意学的角度来看，合理性应该是主观认识合乎客观规律或说合乎客观之理。中国成语“实事求是”可看作是理性的对应之词。实事求是的原本涵义是经验主义的，只是指对现象、事实的确认，不歪曲。譬如，这张纸是白的，那就不能把它说成黑的。但经先主席毛泽东的改造之后，实事求是之“是”被规定为事物表象背后的规律，就使之上升为理性主义的一句成语了，实事求是变成了实事求“理”。
合乎理性之理如果被规定为自然之理，这在现代已基本无异议，科学之所以被认为是理性主义的成果，就因为科学是客观规律在我们认识上的反映。但如果仅仅把世间之理局限于自然界，那是无法理解理性与合理性的。理性的一个重要领域在社会，因为社会也有自在之理与规律，合理之理理应包括社会之理。
理性主义一个外在的特征是讲道理，这个道与理是两个不同的范畴。“道”乃一种价值、方向、目标，非客观规律之理所能涵盖。因此合理性不仅包括规律，也包括价值——不仅要合乎理，还要合乎道。韦伯的功绩在于揭示并区分了我们思维中的四种理性——1）目的理性，2）价值理性，3）形式理性，4）实质理性。它们构成了两组对立统一体：目的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对立统一；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对立统一。传统社会价值理性与实质理性发达，目的理性与形式理性欠发达；现代社会目的理性与形式理性发达，价值理性与实质理性相对衰落。
韦伯对目的理性（英语instrumental-rationality，又译工具理性）是这样定义的：“目的合乎理性的，即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的举止上的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者作为‘手段’，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他进一步解释：“谁若根据目的、手段和附带后果作为他的行动取向，而且同时既把手段与目的，也把目的与附带后果，以及最后把各种可能的目的相比较，作出合乎理性的权衡，这就是目的合理性的行为：也就是说既不是情绪的（尤其不是感情的），也不是传统的。”（引文见《经济与社会》上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P.56-57）
简言之，工具理性就是在目的、手段、后果之间的权衡计算，其原则是“两利相衡取其重，两害相衡取其轻”，其特点是冷静、独立——不受情绪、传统与他人的影响。
价值理性是为了一种非功利的目标（宗教的、伦理的、审美的）而作的考量。譬如为了江湖义气而破财（疏财仗义），或为了某种壮丽的理想而献出生命。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是一对矛盾，工具理性关心现实利益而价值理性关心长远、根本利益，因此也可以说这是由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引起的矛盾。按韦伯的说法，工具理性由人的自利自保本能产生，因此能无师自通，而价值理性则是通过学习掌握的非自我利益取向。工具理性会导向实用主义，价值理性易导向教条主义。
韦伯对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解释不够简明清晰。对此，笔者以自己的理解解释如下：
形式与实质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形式是其外在的表现，实质则是事物内在的规定。现代社会是一个充斥着“形式”的社会——商标、职称、学位、军衔、执照、证书等，相对于它们所对应的产品质量、业务能力、学术水平、从军资历，以及各种执业、技术水准、能力而言，都是一种外在的形式，而后者才是事物内在的实质规定。
形式与实质的关系当然不止于此。法律与正义、程序与结果、手段与目标也有着形式与实质的关系。正义是法律的实质，那么法律条文、法律程序则是实现实质的形式。形式与实质的分立，是由事物的复杂性引起的，简单明了的事物一般不存在形式与实质的对立。为何土豆没有商标而电视机有商标？就是因为前者简单、后者复杂。
传统社会面对的事物相对现代而言，比较简单，故而形式理性不发达。我们面对一复杂事物如果不将其作分门别类的条理化处理，而是把它当作一混沌的整体并希冀把握其实质来对待之，结果往往会南辕北辙。譬如面对产品质量与安全生产事故，传统的实质理性一般只会谴责业主居心不良、唯利是图。其应对措施通常是严厉打击与道德说教或是大张旗鼓的政治宣传。而理性主义对此则是1）建立市场准入的审查制度，2）设立市场与生产的随机监督检查机制。这种审查与监督检查所秉持的就是形式理性——每个环节的工作人员只对他掌管的那个环节负责，不对整体与结果负责。这一点，在监督检查环节更明显，工作人员只核对证件执照与批准文号的真伪，而对产品内在质量，则另有专人负责。而那些专门检查内在质量的专业人员，实际上也遵循着形式理性，他们一般只检验产品的几个数据，这些数据就是其内在质量的形式，至于产品真正的功效（实质），这并非他们应该关心。譬如某食品保质期应为2个月，现在过期一天，检查人员就判定其为不合格，不能食用。如果站在实质理性的立场上，会认为能否食用应该看其是否变质（实质），不能死抠日期（形式），过期食品只要不变质就能食用。如果这个食品检查人员形式理性不强，就会同意业主对过期食品的降价处理，结果可想而知的。
由此可以看出，形式理性是将复杂事物作简单化处理——按事物内部的规定性与因果关系，把它分解成几个不同的环节，每个环节又以程序将对象形式化，即使其量化与指标化，实现数字化与节点化管理。所有这些都使事物的实质被具体地以形式表现了出来，因而操作简便，后果确定。而传统的实质理性却是将复杂的事物作复杂化处理，即对事物的原样化处理——不深入事物内部，而仅仅是抓住其内在规定性，不问手段、方法的合理性而仅顾目标与结果能否实现。这就使其方法与手段往往因事、因时、因人而异，而且其解决问题的方法与手段很难复制、仿效，呈艺术化与复杂化。最重要的是，其后果往往是不确定、不可控的。
因此，形式理性是一种对方法、手段、程序及可行性是否合理的考量，它并不关心目标、后果或实质。而实质理性则是笔者在上一篇文章中提到的“本质主义的方法观”，这种理性不关心方法、手段、程序与可行性，只关心目标、结果与实质。
韦伯对形式理性的定义是事物的可计算与实际计算的程度。形式理性对事物的分解使之量化与指标化，遂使计算成为可能。
如果说工具理性是出自人的社会本能而价值理性为学习所得，那么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与此相反——形式理性要经专门训练才能掌握而实质理性无需专门训练。
现代社会表现的工具理性与形式理性相对于传统社会的价值理性与实质理性而言，更符合科学理性的精神，而传统理性严格来说，更近于传统经验与信仰主义的非理性。
对于现代理性产生的原因与条件，韦伯并未给出令人信服的解答（他从加尔文教派的教义中找出的原因似只是现代理性的来源之一，而非其主要部分）。为此本人根据当代美国加州大学Perry教授所提出的“政府－社会”模式理论，试作如下探讨：
Perry教授提出，古往今来的政府－社会关系，大致有四种模式
1）强政府对强社会；
2）强政府对弱社会；
3）弱政府对强社会；
4）弱政府对弱社会。
Perry认为，第一种模式是当今发达国家，第二种模式是前苏联与中国，第四种模式是古代与当今大部分欠发达国家，第三种模式比较少见，他认为20世纪80年代的波兰曾出现这种模式，当时的波兰统治者面对强大的团结工会和天主教会一筹莫展。
我认为，除了第一种模式是理性的现代社会外，其余三种都是非理性的前现代社会。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其实是一种博弈关系，历史上的博弈关系有三种类型
1）双输（1＋1 小于零）；
2）零和（1＋1 等于零）；
3）双赢（1＋1 大于2）。
传统社会占主导位置的博弈类型是双输与零和。战争属于双输，掠夺、欺诈、赌博则是零和，市场交易是双赢。前两类博弈是非理性的，只有双赢博弈才是理性的。为何只在市场交易中才有理性呢？理性源自利益，也毁于利益（利令智昏），一个无私的人是没有理性可言的，而知道自己的利益，却不知利益边界的人，同样也无理性。市场交易中，双方地位平等，且双方均知晓自己利益的边界，并能在博弈中作出妥协，故而理性存焉。
强政府与强社会的博弈，双方势均力敌，因此双方必定非常理性。而一强一弱的博弈，双方都会偏离理性，双弱的情况，实际是傻子与傻子的博弈。将遇良才，棋逢对手的博弈为何精彩、引人入胜？因为那是双方理性达到极致的表演。比黑、比奸、比傻、比疯的非理性博弈则令人作呕，因为那不仅是双输与零和的博弈，也是人性的堕落。传统社会所以发展缓慢、停滞不前，就是因为双输与零和的博弈多而双赢博弈少。现代社会所以发展速度快，除了科技因素外，还因为双赢博弈多，财富积累快。
社会功能由弱转强，在其中起作用的是理性、合理性。而市场则是理性、合理性得以存在与生长的土壤。在现代社会的制度层面上，我将契约化列为第一项指标，就是为了突出理性、合理性的作用。传统社会在人们交往关系中占统治地位的不是契约，而是血缘亲情与依附（效忠）——保护（罩着）这种宗法关系。契约是建立在权利与义务或权力与责任基础上的。因为它是有边界的、可计算的，因此是符合理性、合理性的。而非契约型的宗法关系中，由于权力、责任或权利、义务的边界模糊不清，因此不具理性、合理性。没有平等的契约，社会也很难形成。因此有学者（斐迪南德 滕尼斯，1855－1936 德国社会学家）认为现代社会之前，没有社会只有“共同体”（家庭、庄园、单位等），只有理性与契约通行之处，共同体才会演化成社会。为何会如此呢？因为在盛行亲情与宗法的时代，必然只有代表君父的政府与一盘散沙的各种共同体，社会在这里是多余的东西。一盘散沙的共同体如果没有政府，那会陷入“丛林状态”，根据两害相衡取其轻的原则，强政府、弱社会便是最优选择。
传统时代社会难以形成的另一个原因与英科尔斯提到的低信任度、低同理度有关。由于那里只有基于血缘与地缘的熟人社会，故对外人、陌生人抱有戒心。在戒心普遍的情况下，只有政府的权威可以信任，因此，超越血缘、地缘的社会难以形成，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在强政府、弱社会的模式中，政府虽然也制定法律和制度，但是由于缺乏契约化，故这些法律与制度都是政府单方面意志的体现，导致其理性、合理性不足，因此也很难得到有效执行与遵守。这也是传统社会效率低下的原因。
因此，象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在实现现代化的征程中，一个重要任务是发展社会功能，不能离开政府就形同一盘散沙。前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曾经历了一个困难与混乱的转型期。造成这一恶果的，在于俄罗斯的政治家没有注意到他们国家的强政府、弱社会模式，在社会尚未发育之前，先行削弱中央政府，结果造成弱政府与弱社会的博弈。综观东亚日本与四小龙的成功，我们发现，具有威权性质的强政府与市场为主体的契约型社会的博弈，是现代化成功的重要原因。当前中国有些人希望能摆脱威权，一夜民主，那是不切实际的乌托邦。从理性主义的立场来看，在中国推进公民社会或市民社会的建设、大力创建各类民间的义工、环保、慈善、科普、经济、文化方面的组织乃是当务之急。我们不能时时事事仰赖政府，同样政府也要放宽对民间组织的控制，真正落实科学发展观。只有政府与社会的理性博弈，才能实现双赢。
观念层面的现代化中，世俗化是一项重要任务。但有人认为，象中国这样的国家，一直是世俗化的，因为儒教就是一种无神论的世俗化宗教，解放后又搞了近30年的反封建迷信，怎么还要重新搞世俗化呢？
世俗化所面对的，是传统社会的神圣化，去神圣化（韦伯称为“祛魅”）就是一个世俗化的过程。这个过程，西方是在启蒙运动中完成的。神圣化在传统社会中的功能有两项，一是通过信仰控制民众，一是构成统治的合法性。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神圣化的气氛非常浓烈，不仅革命领袖是神，而且个人想吃得好一些、穿得好一些，也被当作大逆不道的“资产阶级思想”，更不要说去公开追求个人幸福、发家致富了。这就是一种典型的神圣化。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后，以革命为宗教的神圣化观念被破除了，但世俗化的任务还未完成，带有神圣化痕迹的陈腐观念还作为禁忌束缚着人们的头脑，一些思想理论领域还被视为禁区而无法进入。这说明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仍然任重道远。神圣化一日不除，契约化就难以普遍实现；而契约化受阻，则社会功能就无法正常发育，其结果就是“成绩与问题共长，和谐伴混乱同存”。
与世俗化并列的另一项任务是透明化。此项任务会令一些人感到奇怪。在他们看来，透明与否，只是一种策略与方法，谈不上是一种原则，何以能成为现代化的一项任务或内容？
现代化是大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所谓透明化当然是指公共事务的公开化或非保密化。传统社会，公共事务被精英垄断，透明化当然无从谈起。社会事务缺乏透明化，那就是神秘化，而神秘化又是与神圣化相连的。可见透明化并不仅仅是方法与策略，它的确是传统与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分水岭。
但是，透明化不仅是针对政府的也是针对全体公民的。这并不是要求公民放弃个人隐私，而是要求公民在涉及他人利益的交往中，要做到光明磊落，诚实信用。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曾自豪地宣布，共产党人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其实何止是共产党人，所有理性主义者都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与意图，都怀有一种开放而非封闭的胸怀。而经验主义者不是这样。由于经验主义排斥普遍的、必然的概念，只相信具体的可感的事物，故对于原则一类的东西一向是抱着实用主义、机会主义的态度。因此在经验主义者看来，透明与公开不应成为原则，只能是一种策略。是否公开观点与意图、是否诚实信用，一切要视具体情况而定。由此导致一种市侩原则大行于市——做的不说，说的不做。当然不是所有做的都不说，也不是所有说的都不做，而是有些说的不做，有些做的不说。由此导致“潜规则”盛行。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契约化不普遍、神圣化有残余、透明化被忽视、社会功能发育不良，所有这些前现代的弊病，其根源都在于理性不昌。但有人也许会说，诚信缺失恰恰是由于工具理性的发达，每个人只顾自己的“小九九”，传统的伦理道德被弃之不顾。我认为，这种现象的出现其实不是理性发达的结果，还是理性不昌的表现。在传统社会，理性不昌表现为价值理性压倒工具理性，而在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中，又表现为工具理性压倒价值理性。价值理性是文明社会的方向与基础，工具理性则是效率，没有方向与基础的效率，只能是负效率。现代化转型，说到底是文化模式的转型，这一点对于缺乏理性主义文化传统的东方民族而言，尤其困难。也可以说是一个脱胎换骨、撕心裂肺的过程。中国从1840年就被强迫开始了工业化的进程，到了70－80年代“洋务运动”时工业化至少在亚洲名列前茅，但是100多年过去了，中国的现代化仍旧处于“初级阶段”。与北欧的斯堪地那维亚五国（瑞典、挪威、丹麦、芬兰、冰岛）来比，就在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取得了伟大成绩之时，这五个国家还未开始工业化。但从19世纪末开始，只用了短短半个世纪，这五个国家不仅实现了工业化，也同时完成了现代化。为何这五国的现代化进程如此神速？就是因为他们的现代化基本没有文化转型的任务。
现代化就是理性化，理性化不仅是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也是其充分条件。但是工业社会所发展出来的理性还是不全面的，这也是理性主义遭人诟病的原因。
2009－3－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