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变“砖家”,教授变“叫兽”的启示


            

                          专家变“砖家”,教授变“叫兽”的启示

 

      2000年前,普通民众对专家和教授充满“神秘感”、“崇敬感”、“信赖感”,民众对其引经据典、旁征博引的论述赞叹不已。进而对其引领中国的政治经济改革充满信心,并称之为引领中国发展的“政治精英”“经济精英”。

     从社会发展进程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民众知识结构的变化,信息时代的到来,民众了解世界、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的突飞猛进。民众开始从全球的角度观察世界,从纷杂的理论体系探讨世界的发展,从历史的纵横比较中审视世界,从纷乱如麻的道德观念中弃伪求真。于是,权威理论受到质疑,理想信念受到挑战,知识体系受到重组,传统文化受到冲击,国是受到评判,国际规则受到重整。至高无上的所谓权威受到“草根”的戏谑,经典理论受到“草根”的抨击。

     从专家、教授的自身因素看:“拜金主义”轰垮了部分专家、教授的道德防线,“谋虚名”“谋私利”成为其“做学问”的目的。于是,知识分子“清高”的道德被迂腐的“权利欲”“金钱欲”所替代。为了迎合既得利益集团,不顾道德而可以刻意逢迎;为了个人的私立而“抄袭”“盗版”拼凑虚假理论;为了鼓吹资本主义而全盘否定社会主义;为了推翻社会主义制度而无限热捧“贫富差距扩大是社会进步”论;为了神话“私有制”而极力鼓吹“腐败是社会的润滑剂”。其结果是:两极分化急剧扩大,失业队伍急剧扩大,内需急剧萎缩,群体事件急剧增多,社会日呈动荡。

   从改革开放的实践看:我国的改革按照主流“精英”设计的改革路线图,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使3000万工人下岗,重新沦为无产阶级。10多万亿国有资产流失,流入“权贵资产阶级”的“袋囊”。医疗改革、住房改革、教育改革,掏空了民众数十年的积蓄,近千万家庭陷入贫困。“分税制”改革,扩大了地方权利,使权位产生“肥缺、瘦缺”,导致腐败猖獗、卖官鬻爵、官商勾结、官黑勾结、政令不通、地方割据、法律虚设、以权代法。可以说,依据“精英”理论的改革,没有一项是成功的。而经济的快速发展,得益于邓小平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其“联产承包”“民近公退”的理论,是我国1956年前被摈弃的实践而已,不是创新,而是“回头路”。

   由此,民众纷纷质疑和指责:专家跟着外国屁股后爬行,自己的创新在能力?为何泱泱大国至今未出现“诺贝尔”奖的创新成果?为何60年研究不出自主知识产权的“发动机”?教授为何未研究出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而是简单的套用资本主义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理论?为何在这次经济危机来临的前一天,还疾呼“经济过热”?为何在世界各国,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均在扩大和提高“社会福利”“缩小贫富差距”时,我国缺反其道而行之,提出“贫富差距扩大是社会进步的标志”?

   以上说明:专家未真正成为该领域的“专家”,而是跟在世界科技的后面模仿、抄袭、改进,很少本质意义上的创新。只能用“砖”砌墙,而不会创造生产线。因而民众戏谑为“砖家”,倒也名副其实!教授只能将西方的现成的理论,稍加嫁接和修补,几乎照搬到中国“哗众取宠”,误国误民!因而民众称之为“叫兽”,虽然尖刻,倒也贴切!

   为此,奉劝“砖家”、“叫兽”们,要遏制“私欲膨胀”,远离喧嚣的“私欲”,静下心来,多做研究,多做学问,创造研究出世界创新性、前瞻性、革命性的基础理论,创造出世界领先的实用技术;研究出适合中国特色的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崭新理论,并指导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构建“公平正义、稳定和谐”的社会;摈弃“傲慢”,注入“谦逊”,多研究经济,少过问政治,要明白任何一位政治家的政治水平,都是我们所无法比拟的。事实上,被我们整乱的经济和社会,我们手忙脚乱,认为无法收拾时,政治家一个决策就抵御了“经济危机”,十七届四中全会“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为整肃乱世指明方向。

    如果我们真正“以民为本”,潜心做学问,以创新理论引领世界,真正为民“造福”,久之,民众就会抛弃“砖家”,“叫兽”的戏谑,而成为真正的专家、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