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梦，在我看来，却似乎有着需要深入剖析的标本价值：
上周的一天凌晨，我又一次梦见了千里之外那所坐落于黄河岸边古老沟壑里的学校。说穿了也不奇怪，这是我每次回乡探亲都能勾起一连串紫葡萄般记忆的童年乐园。奇怪的是，在梦中，小时候的伙伴居然都成了面目模糊的背景人物，形象鲜明的同窗，只有大学的同学和单位的同事──我们三五成群凑在一起，忽而在教室里高谈阔论，忽而在小操场周围若有所思地漫步……
其实，自从17岁那年，我像一只断线的风筝懵懵懂懂飘向城市，继而落地生根之后，类似的梦境经常出现，可唯独这一次，我醒来后硬是辗转反侧，再也无法安睡。我知道，是国庆节与刚从故乡返城的父母相见时，父亲的一席话引起了我久积于心的震惊、惆怅和愧怍。
父亲说，村里最近换了干部，正甩开膀子要大干一场。其中一个主要项目，就是推倒了学校的各种建筑，准备修建一座街心花园。这几年村里的孩子要么被外出打工的父母带到异地就学，要么由爷爷奶奶陪着去镇上或县城读书，学校招生规模越来越小，几乎成了个空壳，教师也下岗的下岗、调离的调离。
父亲退休前，这所学校还是一所建制齐全的中心小学，他当了多年的校长，故而对它有着深厚的感情，言谈之间，老眼里一片湿润。而在我的孩提时代，学校里有初中，也有高中，每届一两个班；高考制度恢复那一年，公社还在此开办过一届规模宏大的中专复习班。老师有民办的，有公办的，有天津女知青，也有县城下放的名牌大学出身的右派分子。教室有破“四旧”后废物利用的雕梁画栋的龙王庙和木质结构的古戏台，也有陆续新修的大瓦房，学生一律走读用不着住宿，教师大多是外来的，每人一孔砖砌的窑洞。师生们白天忙着学工学农学军，晚上加班学毛选学黄帅学张铁生，到了农闲季节，才有一搭没一搭地补修文化课。
那年月，学校甚至构成了方圆几个村子的政治文化中心。一旦来了政治运动，无论是批林批孔批“三上桃峰”，还是反击“右倾翻案风”，各村社员都要聚集在这里莫名其妙而又群情亢奋地频频举行声讨大会。公社电影队巡回到来后，下午四五点钟，村里的男女老少便开始络绎不绝往学校搬杌子、扛凳子，抢占有利的位置，《地道战》《地雷战》《决裂》《春苗》放映了一遍又一遍，大伙儿却乐此不疲。公社宣传队现场演出样板戏之际，李玉和、阿庆嫂等“高大全”式的人物，更成了孩子们一连几个月津津乐道的偶像。
在一浪高过一浪的改革开放大潮冲击下，这一切早已烟消云散。作为一个接受过现代教育洗礼的知识人，尽管我个人出于强烈的怀旧情结，对既往的生活念念不忘，但我深知，那个极左主义盛行、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时代，我们的整个教育体系和模式无疑是混乱的、扭曲的、荒谬的，的确需要正本清源、除旧布新。
问题在于，30年来，随着社会突飞猛进的转型，我国的教育又迎来了一系列新的考验和挑战。就乡村教育来看，早期拖欠教师工薪、儿童失学辍学的现象现在据说基本得到了解决，目前最突出的情形是，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有效实施和城镇化速度的不断加快，农村新生人口总量日益减少，加上城乡教育资源严重不平衡，农民子弟的诉求也从“人人有学上”提升到“人人上好学”，那些为城市建设流尽了血汗、却饱受白眼与冷眼的农民工，更深切地体会到“知识改变命运”这一名言的真谛，勒紧裤带也要把孩子带进城享受优质教育，如此一来，乡村教育便普遍陷入了“学生越来越少，教师越来越老，学校越来越小”的困境，我的故乡自然也不能幸免。
围绕这一现象，我在网上进行了一番粗略的搜索，发现大大小小许多媒体都对此予以了热切关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 2009年11月9日，《华商报》两名记者孙强和刘海宏在历时3个月，走访了陕西省近20个县40所乡村学校后，所发表的一篇《走向“空壳”的乡村学校──乡村教育调查报告》。报告写道，据该省教育厅发展规划处副处长高峰提供的数据，2005年到2008年，全省小学分别是20711所、18590所、16316所、14185所，初中分别是2092所、2052所、2001所、1968所。可以看出小学每年以2000多所的速度在减少，初中以几十所的速度在减少。另据该省教育厅农村教育综合改革办公室原副主任、创强专家组组长柳谋提供的数据，近10年来陕西共撤掉了约10500所中小学。来自教育部公布的一组数据则显示，1998年全国小学在校生是13953.8万人，2007年全国小学在校生只有10564万人，9年间就减少了3300多万人；伴之而来的是乡村小学数量的锐减，20余年间，中国的乡村小学从1985年的83万所，至2007年已撤并至34万所。
即便是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也广泛存在着同样令人怵目惊心的情形。2009年3月3日《光明日报》曾经刊出一篇题为《生源减少，韩国农村“空教室”何去何从》的专稿。编者在前言里透露，据统计，韩国农村有“废校”3016所，其中1/6被闲置。如何将“废校”合理利用、变废为宝，也是日、韩农村教育曾经或正在面临的课题。而依作者介绍，韩国闲置的校舍资源利用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类是面向城市服务型。即在地处城郊、交通便利的地区，利用“废校”开设民俗、工艺、表演、休闲、讲座等文化需求项目和文化体验项目。如，江原道江陵市王山分校办起了“王山雕塑公园”，展出国内外著名艺术家的雕塑、书画作品。
第二类是文化福利型。即将 “废校”改造成小规模的文化、艺术、教育、创作场馆，韩国文化部计划2010年全面启动这些项目，并斥资360亿韩元，由中央与地方政府各承担50%。近年来，全罗南道谷城郡的一所村校办起了当地农机具和生活用品的历史文物展览馆；庆尚南道密阳市月山村办起了“密阳戏剧村”；2001年，京畿道平泽郡投资18.8亿韩元，利用“废校”办起了韩国首家幼儿专用的体验实习场所。
第三类是农村旅游业型。“废校”利用的成功案例中，有开办周末农场的，让来访者体验有机农产品的种植、生产加工、销售和品尝；有组建有机农产品销售网站的，实行会员账户制度，提供多项优惠服务，节假日还免费提供当年的新大米等；有经营葡萄、豆腐、米醋、泡菜等加工厂的，原材料取自当地农产品。仁川市江华郡的一个村所办的“草甸研究与培训中心”，每年有来自全国各地270家单位、4.3万人参观和利用。
第四类是经济发展型。如2002年，庆尚北道义城郡郊村的56名村民投入1.8亿韩元收购该村的“废校”，办起了“农村体验学校”，该项目得到当地政府2亿韩元的支持，每年的收益根据村民的投资比例分红；同年，全罗北道能吉村成立“营农组合法人”，收购“废校”办起了“山区体验学校”。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较之我国乡村学校一味撤并，顾头不顾尾，造成乡村文化教育彻底丧失根基的做法，韩国的探索，显然更有利于乡村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然而，对于故乡村干部的短视行为，我实在不应质疑，更不应指责，毕竟，他们也是出于无奈，而且把学校改建成花园，无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美化环境，提升形象。何况实现新农村建设的美好愿景，一方面首先需要政府的积极引导和大力扶持，特别是在政策和资金上予以倾斜，另一方面，也需要一大批知识阶层、技术人员和企业家们为之运筹帷幄，各尽所能。
记得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在其大著《万古江河》中曾经指出：“回顾传统的科举制度，中秀才的仍在原来乡村，举人大多在家乡县城，出仕的官员退休离职后，不仅回到本籍，大多还回到老家。受过教育的人才，仍以故乡为归属之地。这些地方精英，在家乡是领导者，他们彼此之间又有庞大绵密的网络，保持联系，交换信息。”他们在乡村教育乃至整个乡村建设中，实际发挥着核心的作用。近代教育制度导致知识分子与故乡本土的疏离，加大了沿海与内地、城市与农村的断裂，这是一个具有全球性的遗憾，许多国家几乎都有过长期的阵痛。“受过教育的人口，在沿海及城市工作，这不是问题，问题在于：长期以来，内地乡村人才流失，导致内地乡村的人才荒──颇像肥沃土壤流失后，土地贫瘠。”上世纪前半叶，广西、山西和豫西等地曾努力建设本土，晏阳初、梁漱溟、卢作孚等也曾在河北、四川等地开展过乡村建设运动实验，却绩效不彰，这些一度自给自足的地区，一旦与外界对接，很快又被边缘化。“中国走向现代世界，为此付出重大代价：一方面，不能因为恋恋本土而停住脚步；另一方面，内地乡村的荒芜与贫穷又急待改进。”这一两难的境地迄今犹存，大学扩招规模越来越大，城里就业竞争走向白热化，却很少有人愿意上山下乡去做村官。毕竟大多农村还戴着一穷二白的帽子，人同此心，情同此理，连我们以及我们之前每一代曾经在故乡土生土长的人，都黄鹤一去不复返，我们有什么资格对现在的大学生指手划脚呢？
尽管如此，作为一名吮吸着故乡的乳汁长大成人，离开它几近30年的中年游子，每每念及远方那依然封闭、僵化与落伍的故乡，我的心都被揪得生疼生疼。虽然自己只是一介书生，但至不济可以为故乡文化教育的传承与新生尽一份绵薄之力，我做了什么？今后又能做些什么？如果我能像梦中一样，邀约那些大学同学和单位同事以及更多的朋友去往我的故乡，为它的未来发展献计献策，又是一种怎样的功德？
愿我的这个梦，能激发普天之下的游子作进一步的探讨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