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房》杂志专栏文章

银行行长的“囚徒困境”

王子鹏

　　春节回老家，发现很多留在县城的同学都已经成了“小城达人”，非富即贵。这让身在京城却白丁一个的本人平添了几分惭愧。不过，家家都有难念的经，一位年轻的银行行长就在为钱发愁。
　　当然不是为自己花钱，到行长这个份上，在县城里花自己钱的机会已经不多。人家着急的是有钱“花”不出去，当然不是自己挥霍，而是贷款任务。在这个社会上，几乎每个人都有任务，在银行工作的，不是有吸储任务就是有贷款任务，当行长也不例外。现在银行“不差钱”，任务是往外房贷，不仅有任务，而且有规定：“完不成任务就地免职。”虽然本人很怀疑这一规定落实的可能性，但这条规定无疑经常随着任务下达。去年一年的任务，到今年春节，老哥只完成了三分之一。如果按所谓规定，节后就该下岗了。
　　这让笔者莫名其妙。彼时，金融危机正在谷底，经济略有回升，各行业无不大喊“钱紧”，难道真有“提着猪头找不到庙门”的人？行长苦笑，自称虽然谨慎，但人不能笨到这种程度。之所以为难，只因这规定后面还有一条“军规”：“贷款收不回来就地免职。”要贷款的人当然能把门槛都踢破，但是以老兄十来年的行长经验，能有把握收回贷款的实在不多，自己是粘了是行长的光，近水楼台先得月，先把几个优质资源攥在手里，算是完成了三分之一，剩下的就免谈了。“反正都是免职，与其让人家说我乱放贷款，不如让人家说我谨慎。免职也落个好名声。”
　　虽然又一个春节都快到了，也没有听到有任何人免职的消息，但此事此规定都是千真万确。所谓银行的工作都是一钱字，但是这样有钱发愁没钱也发愁，贷出去发愁贷不出去也发愁的情况，确实让局外人有点匪夷所思。所谓“光看见贼吃肉，没看见贼挨打”，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其实这种情况就有相当的普遍性，我们的银行系统虽然是金融机构，但仍然没有完全脱开行政机关的做派。央行下达任务，各商业银行尤其是国有、国有控股银行层层分解落实，“包产到户”。年初那阵子，央行正开始执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央行行长周小川特别指出加大对农村金融的政策支持力度，发展消费信贷，加大对“三农”、重大工程建设、中小企业发展、节能减排等方面的信贷投入。但是，在消费领域，购房贷款忽紧忽松，游移不定，其他领域消费数额不大，从中国人的消费习惯上看，值得贷款的并不多。在基层，这些消费贷款往往有“肉包子打狗”的嫌疑。其他方面，除政府的重大工程基本可以旱涝保收（即使收不回来也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吧），其他对中小企业、新兴企业的贷款风险都比较大，在经济并不发达的县城，此类贷款成为呆坏账的可能性更大。即使是普遍认为是优质贷款的购房贷款，在县城里也“优”不起来。真要还不起贷款，银行往往连房子也收不回来。稳字当头，闹大了，当地政府往往息事宁人。因此，行长们才会有这些本来不该有的烦恼。
　　不过，像本人所认识的这样“诸葛一生唯谨慎”的行长并不多见，大多数人都选择了先贷出去再说。所以，即使是基层的县城，任务总体上也基本都能完成。再所以，宏观上的数字就很可观。一季度，人民币贷款就增加4.58万亿元，政府工作报告中全年5万亿元以上的目标几近完成。当时，摩根大通的首席经济学家龚方雄先生认为全年的整体贷款规模可能超过8万亿，这一数字在9月末就被突破了。在10月14日公布的前三季度数据中，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8.67万亿元，本外币并表后，前三季度新增本外币各项贷款9.35万亿元。
　　对于这一数字，杨红旭先生的解释最有意思，直言不讳地说“银行贪婪”，并且认为这种贪婪助涨了房价。值得注意的是，房贷的迅速膨胀，还是在银监会要求商业银行严格执行所谓“二套房贷政策”的背景下发生，如果不是这种抑制性的收紧，看来银行的“贪婪”还不知要放出去多少贷款。
　　但是，以笔者浅见，所谓“贪婪”实在事出有因，一是市场确实有需求，二是银行有任务。市场需要资金，除了银行基本就是“高利贷”，可供选择的机会太少；对银行而言，赚钱当然是硬道理，但是执行包括刺激消费和经济增长等更是硬道理，对宏观经济而言，银行又是工具的一部分，在这一方面，我们还没有使着更顺手的工具。市场与银行，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即使有个别死心眼的有钱贷不出去的银行行长，也根本无法逆转信贷规模的膨胀。
　　在笔者看来，这种膨胀是相当危险的，呆坏账的风险应该是被成倍放大了，只不过经济起来了，发展掩盖了问题，一时反应不过来而已。事实上，我们金融领域的问题一直是被发展掩盖了。
　　笔者曾在某单位工作，离职一段时间后听到原来的同事抱怨，“好人不舒服，坏人也不舒服。”既然都不舒服，那一定是制度、体制出了问题。依此类推，银行行长之所以能出现所谓类似“囚徒困境”般的尴尬，恐怕还不是一般的体制问题。
　　
　　2009年10月20日星期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