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让奥巴马孤掌难鸣？
盛 洪
贝拉克•奥巴马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并没有在美国国内甚至整个西方世界赢得喝彩。美国各大媒体的评论多认为此奖给奥巴马发得过早，他只有愿望和承诺，并没有什么行动。倒是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持中立甚至肯定的立场。一些西方国家的领导人给出了礼节性的祝贺。
一些非西方国家虽然喝彩，但不热烈。在中国，从官方到民间似乎都没有什么热情。中国媒体主流的看法，要么是奥巴马的世界新秩序过于理想化，与现实相距太远，不可认真对待；要么这是美国的又一个阴谋，借鼓吹无核世界和国际缓和解除其它国家武装，从而继续维持美国的霸权地位。
无论如何，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还是给出了一个信号，让我们重新思考，这些北欧的评委们到底从奥巴马的新国际战略中看到了什么？其中有没有现在的主流看法没有看到的含义？
一、理想主义还是现实主义？
今天世界的主流看法认为，加强军备，保卫本国的看得见的国家利益，“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是一种现实主义的主张；而强调遵循道德，主张在利益冲突着的国家之间的宽容与让步，以至追求世界永久和平，则是一种理想主义的主张。现实主义虽然不那么高尚，但是实用；理想主义虽然高尚，却虚无飘渺。在美国，有关国际战略和对外政策，一直存在着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之争，但除了个别时期，现实主义经常占着上风。
然而，这种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划分是有问题的。现实主义的本来含义是说，可操作的，容易实现的，有正面效果的；而许多人实际上是指，看得见的，短期见效的，甚至是强制性的手段，与其它国家之间具有主动性的甚至支配性的关系。这两者看来差之毫厘，结果却失之千里。
从后一种理解出发，所谓现实主义的国际战略就是以美国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采取的手段就是以军事手段为主，国际秩序就是美国军事力量为基础的、西方盟国为主要成员的、大基督教世界为外围的国家集团，对抗、威慑和压制非西方的、尤其是伊斯兰世界的表面稳定的世界结构。这种国际战略有时会被美国国内的军工利益集团和政府内的鹰派加以利用，使美国走向单边主义的、倾向于动用武力的布什主义。
事实证明，布什主义并不现实。仅从美国的国家利益角度判断，布什主义也使美国得不偿失。单边主义使美国失去了国际上的义理性，对伊拉克的军事占领不仅使美国及其盟国徒然耗费了3万亿美元之多的代价（Stiglitz and Bilmes, The Three Trillion Dollar War, W.W. Norton，2008），使几十万伊拉克人和数千美国人丧生，而且不单没有得到任何回报，还因没有发现任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与基地组织联系的证据，而使美国政府丧失国际信誉；公之于世的虐囚事件也完全打破了美国作为伊拉克人民解放者的形象。八年以来，美国也许杀死了几个恐怖分子，但同时杀死了大量平民从而制造了更多的敌人；美国的中东政策、与伊朗的冲突和透露着反伊斯兰倾向的反恐战略，都造就着一个更为敌视美国的伊斯兰世界，和前赴后继的人体炸弹。美国人不是更安全了，而是更不安全了。
奥巴马作为一个曾经在印度尼西亚生活过的美国人，有着对美国对外政策的深切感受。他看到，美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长期支持一个独裁而腐败的政府；即使是在苏哈托政权倒台以后，美国的金融投机者和美国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从不同的方向损害着印尼的经济；使得反美情绪在印尼人中间蔓延开来，伊斯兰极端主义泛滥起来。在印尼走向民主以后，印尼出现了更为严重的恐怖主义活动，包括两次巴厘岛的爆炸事件，等等。他发现，只要美国人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美国人一贯相信的军事力量、经济实力和民主的号召都不一定带来其他国家人民对美国的好感和与美国的合作（Barack Obama, The Audacity of Hope, Three Rivers Press, 2006）。布什主义恰恰是不可操作的。
尤其是印尼这个典型的亚洲伊斯兰国家给他的经验，让他相信，与整个伊斯兰世界为敌是美国最大的危险，与非西方合作才有美国的前途。傲慢带来反感，用强招致反抗。任何社会不仅要靠强制力，还要靠人民对统治合法性的认同才能有效治理。整个世界也是如此。反过来，仁慈更有可能换来仁慈，友善更有可能收获友善。反而“善”是可操作的，“讲道德”是现实的。因此，我们不能排除奥巴马的理想主义色彩，但他在欧洲呼吁建立无核世界，在埃及向伊斯兰世界示好，取消在东欧建立导弹防御体系的计划，在联大宣称“任何将一个国家或一个群体置于他人之上的世界秩序不可能获得成功”，无疑又有着现实主义的效果，不仅让其它国家从较少对抗和更为公平的国际关系中受益，也将使美国获得更为丰厚的回报。
二、美国的最佳时机
如果仅从美国的角度看，奥巴马将美国的国际战略从一种新帝国主义战略转变到寻求世界永久和平的战略，现在是最好的时机。为什么呢？这是因为美国刚刚走过巅峰，即将进入一个长期的衰落过程。
美国1776年立国，到20世纪初为成为第一大经济体；二战以后成为第一大军事强国，并主导了世界政治；20世纪90年代美国赢得冷战之时，正开展着一场新技术革命，使美国达到了立国以来的巅峰。
然而，使美国成为当今世界上军事、政治和经济第一强国的美国帝国模式是不稳定的。这个帝国模式就是，以贸易逆差的方式发美元，以发美元的方式向世界征铸币税，用铸币税发展军备，以强大军事力量保证美国资产的安全，再将这些安全资产出售给外国投资者，他们多是与美国贸易有盈余的贸易伙伴。这样美元又回流到美国，从而完成一个货币循环。例如2007年美国的贸易逆差约为7000亿美元，当年美国的国防开支约为6280亿美元，资本项目的净流入约为7725亿美元。
这一帝国模式的核心是美国资产的安全性。如果美国人不能将自己的资产卖给外国人，美国国内的货币供给就会减少，国库券利率以及美联储再贷款利率就会提高，美国人的购买能力就会降低，向外国购买的产品也会减少，贸易逆差随之减少。整个循环就会被打破。然而，帝国模式本身又埋藏着颠覆资产安全性的祸根。
首先是，美国的军事优势依赖于一种政府与商业结合的方式发展军事工业和军事科技。这造就了一个有政治影响的军工利益集团。在美国的院外活动合法的政治结构下，他们影响着美国的对外政策，使得美国更倾向于用武力解决与其它国家间的纠纷，较之国家间缓和更愿意看到国家间的紧张与对立。这必然导致美国与不少国家与民族间的对立甚至仇恨。尽管我们谴责恐怖主义，但不能不说，911事件就是这一仇恨的极端形式。这一事件作为一种战略恐怖主义行动，其深远的影响就是使人们开始怀疑美国及其资产的安全性。
在另一方面，美国又依赖于发达的金融市场向外国人推销美国的资产。为了自身的利益，在传统金融产品的市场饱和的情况下，金融机构竞相推出风险越来越高的新的金融产品。投资银行或基金的经理们因期权或年终奖励等不对称的激励机制而愿意冒更大的风险。证券交易所也因彼此之间的竞争压力而放松对高风险金融产品交易的管制。而由于华尔街有着强大的院外活动能力而使美国国会无法通过加强金融管制的法案。在另一方面，一般投资者根据期望收益决定投资，而不考虑因寿命有限而实际上会普遍处于亏损之中。这种情况汇集为宏观现象，就是在经济过度膨胀后的货币收缩和萧条。2007年开始的金融危机又一次从内部重创了美国资产的安全性；使全世界开始对美国的资产望而却步。
美国的帝国模式开始偏离均衡。美国资本项目的净流入从2007年一季度的2649亿美元降到2009年一季度的464亿美元；经常项目逆差从1969亿美元降到1015亿美元。这说明美国的铸币税收入也在减少，从而美国将此用于军事目的的金额也在减少。虽然以后会有波动，但这一趋势的大方向不会有大的变化。这将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因军费减少会导致对美国资产安全性的进一步怀疑，从而进一步减少对美国资产的购买，美国就进一步减少贸易逆差，从而进一步减少铸币税收入。直到美国的帝国模式最终瓦解。
由于美国制度的内在因素，上面两个问题都不能在美国制度框架下解决，因而美国既不能避免下一次金融危机，并且只要继续采取帝国模式，也就不能完全摆脱军工利益集团的影响，所以美国的衰落就注定不可避免了。
奥巴马应该感受到了美国军费不能靠向外国人出售国库券维持原来的水平，他在这个时候提出放弃新帝国战略，推动世界和平的新的国际秩序，就是美国最好的选择。因为如果预见到美国注定要衰落下去，最好的方法是主动退却，而不是被动地退出。时机就在刚刚过了巅峰，刚刚开始衰落之时。在这时，美国仍处在最为强大国家的位置上，在她提出的世界新秩序框架中就会占有比较有利的地位，既为世界和平作出了贡献，又为美国争取了最大份额的国家利益。如果美国企图对抗这个不可避免的衰落，力图更长时间地保持自己的霸权，就可能最终在国家间的竞争中降低自己的国际地位，从而在以后形成的国际秩序中占有较差的位置。(编辑：陆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