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崛起：使命与挑战

陈柳钦

（天津社会科学院城市经济研究所，天津，300191）

一、天津崛起的重大意义

北移，正在成为统筹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新的关键词。与珠三角、长三角的区域经济发展风生水起相比，一直显得多少有些沉寂的以环渤海区域为中心的北方，近年来以猛烈的加速度突然启动，不断增加在中国经济版图中的权重，正在重塑着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和协调发展的新格局。

中共中央把天津作为21世纪中国新一轮改革的策源地和战略启动点，确实是眼光独具、颇具匠心。以地缘而论，滨海新区地处联“三北”（华北、西北和东北）要津，真可谓执北方改革之牛耳。可能意义更为重大的是，其与作为中国政治文化中心的首都北京相邻，其可谓牵一发而可动全身，其在政治上的影响，可能要远远地超过其对“三北”的经济影响；其政治上的意义，要远远大于其经济上的幅射作用。

新世纪新阶段，党中央、国务院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出发，作出了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的重要战略部署，赋予推动京津冀和环渤海区域经济振兴、促进东中西互动和全国经济协调发展的历史重任。时代使命催生天津人民更大的奋进动力，焕发出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率先发展的巨大热情。特别是天津市第九次党代会以来，全市上下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落实胡锦涛总书记“两个走在全国前列”和“一个排头兵”的重要要求，大力实施市委确定的“一二三四五六”的奋斗目标和工作思路，吸引了空客A320飞机总装线、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等一批大项目好项目纷至沓来。面对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天津经济更是逆势而上，保持了强劲的发展态势，主要经济指标增幅居全国前列，实现了又好又快发展。2008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354.38亿元，突破了6000亿元大关，且当年经济增量首次超过1000亿元。2009年，在全球经济危机的严峻形势下，天津上半年生产总值完成3154.85亿元，同比增长16.2%，继续处于全国前列。

天津的异军突起，引发了人们对城市发展道路的重新思考。“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天津在新世纪之初近乎神话般的重新崛起，揭示了在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城市发展凤凰涅磐的真正奥秘。当我们用一种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天津的崛起之路，我们深刻地认识到，追求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率先发展，确实是一场任重道远的接力赛。如果说目前中国机会最多、潜力最大的是环渤海地区，天津就是中国城市追求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率先发展最理想的试验田。

1．天津崛起有利于产生带动环渤海经济腾飞的龙头

打开中国经济版图，以京津唐为核心，以辽东半岛、山东半岛为两翼，以河北、山西、内蒙古为腹地的渤海湾经济区，以全国六分之一的人口，创造四分之一强的经济总量，继珠三角、长三角之后，成为中国经济的“第三增长极”。北方的发展关键看环渤海地区，而环渤海地区的发展关键看北京和天津。区域发展呼唤龙头带动，天津滨海新区重任在肩。而天津滨海新区已成为带动区域经济增长的强力引擎。由于天津毗邻首都北京，而且作为我国北方重要的工业基地，地处环渤海中心地域，具有较强的综合实力，尤其是工业实力雄厚，在周边地区具有较强的辐射力和带动力。与开发深圳、浦东相比，开发天津滨海新区所处的发展环境已大不同。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区域一体化趋势日益加剧，天津滨海新区开发战略是在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新形势下启动的，其开发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必将推动起一个更为迅猛的发展。经过近十年的建设，天津滨海新区作为中国北方高度开放的标志性区域和经济发展的龙头，已经成为面向世界，辐射华北、西北的国际贸易窗口和国际物流中心。天津滨海新区的崛起与上海浦东新区南北呼应，使中国对外开放形成新格局。

首先，滨海新区将成为环渤海地区的经济中心。就行政辖区来说，环渤海地区包括3省2市，即辽宁省、山东省、河北省和天津市、北京市。该区域总面积为51.64万平方公里，人口2.1亿，分别占全国的5.1％和17.8％。该区域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和经济优势，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天津滨海新区作为环渤海经济的核心地带和龙头，正在与整个中国北方经济紧密地联结在一起。滨海新区开发将会“激活”环渤海地区，辐射和驱动中国北部地区的经济发展。

其次，滨海新区可以发挥承东启西的作用。滨海新区地处我国北方，是辐射东北经济板块和西部经济板块的枢纽，对内、对外开放“两个扇面”的轴心；滨海新区是西北地区最近的出海口，是西北与东北交流的必经之地，将有力辐射带动西北部开放，加快西北部地区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滨海新区是东北连接华东、华南的咽喉，是世界走向中国北方的门户。

再次，滨海新区一方面贯通南北，另一方面连接内外。近年来，天津滨海新区的开发和建设，带动环渤海区域以及北方地区参加国际经济循环的窗口、通道和枢纽作用更加突出，天津口岸出口的商品中有2/3是为华北和西北地区服务的。环渤海地区和中国北方可以通过天津滨海新区走向东北亚、走向世界；世界通过天津滨海新区可以走向中国。

环渤海经济圈“三足鼎立”

早在2006年制定的滨海新区发展纲要中，天津市就明确提出：服务环渤海，辐射“三北”，面向东北亚，建设高水平的现代化制造、研发基地，北方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物流中心。用5年时间，使滨海新区GDP达到3000亿元，在经济总量上再造一个天津。龙头壮大了，才能拉着渤海湾区域跑得更快。

2．天津崛起可以形成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第三增长极

20世纪80年代，中国选择开发深圳，带动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发展，开创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崭新局面；90年代，中国选择开发上海浦东，浦东成为带动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发展的龙头，中国进入了政治、经济的繁荣盛世。有人把中国经济的发展比喻为“一架多引擎飞机”，在珠三角和长三角全速启动的引擎带动下，中国经济保持了20多年的跨越式增长。然而，经济高速增长也带来了地区差距拉大、区域内部竞争与冲突的问题。而国家的发展远景是，在2000年的基础上到2020年使GDP总量再翻两番，人均GDP水平超过3000美元。这意味着，中国经济还要再保持15年的高速奔跑。要促进中国经济的全面起飞，必须在北部地区构建辐射能力更强的新增长极。

继珠三角、长三角之后环渤海经济圈正凸现出其“承南启北”带动北方地区经济发展的地位。这一地区集聚的优质资源和巨大发展潜能给人以热望和期待，然而要使这种潜能充分释放并真正带动区域经济发展还需一个“引爆点” 和“增长极”。天津崛起赋予天津成为这一“引爆点”和“增长极”。2006年，“国际港口城市、北方经济中心和生态城市”成为天津市“新城规”后，不少人将这座北方滨海城市视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三极”。特别是，天津滨海新区成为启东开西、承外接内、辐射全国的战略区域，将带动和支撑全国的经济增长。2006年3月全国人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继续发挥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的作用，推进天津滨海新区等条件较好地区的开发开放，带动区域经济发展。”作为一项区域发展规划被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凸现了滨海新区的全局意义和战略地位。滨海新区是继深圳经济特区、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带动区域发展的经济增长极，它旨在促进我国东部地区率先实现现代化，进而带动中西部地区发展，以构建“十一五”期间东中西地区良性互动、互补互促、共同发展的区域协调发展格局。

环渤海经济圈成为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第三极

3．天津崛起可以推动京津冀都市圈的融合发展

在当下中国经济发展中，关于三大经济圈的形象比喻有很多，其中一个把中国比喻成一个巨人，巨人的头是京津冀地区，两条腿分别是长三角和珠三角。京津冀都市圈由北京、天津以及周边河北省的石家庄、唐山、秦皇岛、保定、张家口、承德、廊坊、沧州8个城市组成。

京津冀是我国具有首都地区战略地位的重要城镇密集地区，建立京津冀城乡规划协调机制对促进这个地区城乡空间协调发展，统筹区域人口、资源、环境以及重大基础设施布局，统筹沿海开放开发重点地区的空间发展，增强京津冀城镇群的综合承载能力和辐射带动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在国家打造环渤海“中国经济第三极”的战略背景下，京津冀都市圈的一体化进程也进入关键时刻。继北京定位“和谐中国首善之区”，天津定位“中国北方经济中心”之后，河北提出打造“沿海强省”的战略定位后。一场城市运动的的序幕早已拉开。作为区域核心城市，北京的经济实力雄厚，排在全国前列。产业结构经过多年调整不断优化，丰富的智力资源和独特的政治资源也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保证。天津作为另一核心，具有良好的经济基础，人才、科技竞争力也较强。京津冀城市群所在的环渤海地区地处中国东北、华北、西北、华东四大经济区的交汇处，是中国北方通向全世界最直接、最便捷的海上要冲，还是中国经济由东向西扩展，由南向北推移的重要纽带。由于这一地区西连中俄蒙，东通中日韩，具有城市群发展的得天独厚的腹地基础和通往世界的海上通道。

 

 

 

 

 

 

 

 

 

 

京津冀都市圈

北京与天津相互影响形成了临港双核城市群，天津港在该双核城市群乃至发展京津冀经济中具有重要作用。从空间区位、贸易地位、经济基础、市场载体等多方面来分析，天津具有足够优势成为依托港口带动京津冀经济发展的龙头。随着天津的崛起，天津在环渤海城市群中的功能定位也将日益明确，构造出以天津为核心的乃至以河北省临港地区为依托的京津冀的港城互动的临港带动型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也自然成为情理之中的事。

特别是天津滨海新区具有优良的天津港口和较强的国家级开发区经济，现在已经成为天津经济的新的增长极，在承接日韩产业转移和北京的产业转移方面已经出现成效。滨海新区是京津冀区域的新区、重要的城市空间，应作为这一城市群对国际上的门户、出海口以及产业承接口。同时要打通滨海新区与三北地区的交通、信息和物流通道，使其成为三北地区的出海口和物品集散地。

2008年11月28日，天津市人民政府与河北省人民政府联合召开了经济与社会发展合作座谈会，签署了《天津市人民政府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经济与社会发展合作备忘录》，该备忘录共涉及加强产业转移和对接、建设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水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金融、旅游、科技和人才合作等12个方面的内容。备忘录的签署，标志着津冀合作又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2009年5月18日，北京、天津、河北规划部门在廊坊签订《关于建立京津冀两市一省城乡规划协调机制框架协议》，力争实现区域规划“一张图”。 2009年6月17日，北京市建设委员会、天津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委员会及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在承德签署了《京津冀地区共同建筑市场合作协议》。三方明确表示，将根据“市场互容、联合共管、信息互通、高效便捷”的原则，利用三年左右时间，实现三地企业在区域内建筑市场的自由流动，真正实现建筑市场一体化。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加快推进各方面的合作，共同打造以京津为核心的京津冀都市圈科技创新体系和区域流通一体化体系。

滨海新区发展带动的不仅仅是天津。从国外成功经验看，一个新区要发展，必须在其周边形成若干个差不多的“伙伴”，城市群间可以互相促进。滨海新区正作为杠杆撬动京津冀都市圈的向心力。随着京津冀10座城市之间合作与交流的日益密切，一个总人口约8000万，地区经济总量约30000亿元，占全国经济总量9.7%的京津冀都市圈正在逐渐形成。

4．天津崛起是有利于协调全国区域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

中国一直想要以区域经济体为单位，进而带动整个经济发展的战略由来已久，金融危机无疑加速了这一战略的快速实施。三年来，升级为国家战略的沿海地区，前有北部湾、珠三角、江苏沿海、天津滨海，近有海西经济区，辽宁沿海经济带，未来可能还有山东沿海、海南等。这些举动被解读为中国相隔25年后再一次启动了沿海大开发战略。不过，与1986年以城市为单位的做法不同的是，此次大开发升格为区域层面，南至广西北部湾，北达天津渤海湾，在沿海首次形成了错位发展的统筹安排。

从《关于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有关问题的意见》、《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到《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等一系列发展规划获得国务院通过并上升到国家战略，再到《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规划》的通过，我国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开发开放已形成了“三大四小”格局。 “三大”是指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地区，“四小”，指北部湾、海峡西岸、江苏沿海和辽宁沿海。“三大”在改革开放后率先发展起来，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接下去还要扮演中国经济领头羊和体制改革探索者的角色。

沿海经济 “三大四小”的发展格局

沿海地区由于拥有港口、海洋、腹地等优势，又能发挥对内通道功能，影响、辐射和带动国内区域均衡发展，也是国内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战略顺利实施的必要条件。从南往北看，珠三角、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开发开放，能发挥服务“三南”（西南、华南和中南）的功能，推动中部崛起、深化西部大开发。构建海峡西岸经济区能将台湾的优势辐射到海峡西岸地区，继而推动中部崛起。长三角开发开放能进一步拉动长江经济带的发展。江苏沿海地区开发开放，将为处于相近纬度的淮河流域和陇海一兰新一线经济带开辟一处更便捷、更宽阔的出海通道。天津滨海新区、辽宁沿海经济带开发开放将有利于辐射带动“三北”（西北、华北、东北）地区发展。

20世纪80年代，中国在东部沿海地区最先实施改革开放，先后的次序是从珠三角到长三角再到环渤海。而后，东部沿海地区与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开始不断加大。到21世纪初，提出了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战略。中央对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视意义深远，它标志着中国经济由“单极增长”进入更加强调互动协调发展的“多轮驱动”，中国区域经济从此进入协同发展新时期。

先行经济区与其他各大区域的互动与合作亦日趋密切，并以其强劲的辐射带动能量，将改革开放的大潮由南向北、由东向西扩延，使得率先发展的内涵得到提升。已纳入国家发展战略的滨海新区改革与发展的步伐明显加快，大有后起之秀的咄咄态势。天津滨海新区的发展态势，则预示着一个新型的“国际制造业基地”正在崛起。可见，天津崛起对于平衡全国区域发展的战略格局非常重要。尤其是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作为我国新世纪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京津冀、环渤海乃至中国北方加快发展的战略启动点和重要一环。

二、天津崛起面临的重大挑战

1．普遍存在的保守观念与懒散习惯成为提高效率的拦路虎

这里的观念既指官，也指民。在近现代，天津在洋务运动时曾有着领先中国的荣光，在近现代中国工业发展中曾有过先行者的地位。但在随后而来的经济长期滞后发展中，天津人的观念也变得落后和保守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地区发展的资金、项目和资源都主要靠国家提供，尤其天津又是当时的三大直辖市之一，比京沪以外的国内其他城市地位都要突出和显赫，能够拿到的发展资源更多也更容易，因而长期以来，在天津从上到下都形成了一种相当浓厚的“高人一等”和“等、靠、要”的观念。因而导致天津长期以来不重视与周边地区的相互交流和学习，不重视与周边地区的合作，更不重视为周边地区的服务。许多人认为天津是“直辖市”、是“北方的经济中心”，怎么可能为河北省去服务，去配套；甚至有人认为天津与北京一样都是直辖市，为什么要为北京服务，给北京当“配角”。于是乎，天津具有那么好的港口和交通枢纽的地缘条件、那么好的原有产业基础条件、那么大的经济发展空间，却长期以来没有主动创造条件汇聚周边地区的巨大资源，甚至出现了北京、河北各自建设自己的产业基地、出海港口、物流基地和贸易渠道，不但造成这个地区严重的重复建设、基础设施和产业同构、而且也造成了天津原有的区位优势因严重空置和巨大浪费而几乎丧失殆尽。看不到差距是最大的差距，看不到人家的发展、进步，满足于现状是最大的思想障碍。

天津人比较懒散，小富即安，缺乏闯劲。以“卫嘴子”出名的天津老百姓，习惯于躺在天子脚下自得其乐，又想改变现状又懒得动嫌麻烦。多年以来，天津的干部队伍观念普遍落后，也一直没扭转过来，而且已经形成根深蒂固的势力。这么多年来，我们在天津经常会听到当地官员、百姓甚至学者发出一种抱怨，认为长期以来中央已不重视天津了，不给天津大项目了，把许多大项目及好的机会和条件都给上海、北京了，等等。这些都是“高人一等”和“等、靠、要”观念的典型表现。加之天津没有经过市场经济激烈竞争和艰苦奋斗的洗礼（不像其他那些条件没有这么好的城市，必须通过改革开放和市场竞争才能获得更多发展机会和空间），因而导致错过了许多大发展的“黄金时期”。

因此，这次中央把综合配套改革试点这一特殊政策赋予天津滨海新区，只是为天津在新时期的大发展给予了更为重要的机遇和条件，也可以说是赋予了天津改革开放和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更为重要的历史任务和使命，至于这一特殊政策是否能成为天津未来发展的“新引擎”，能否推动天津成为名副其实的“北方经济中心”，能否使天津成为拉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龙头型城市”，还要靠天津自己的努力和拚搏奋斗。否则，天津再次错过改革开放以来最大最好的一次“黄金机遇”，也不是不可能的。

2．资源和环境的约束，给天津崛起带来较大的压力

（1）水资源严重短缺，城市发展面临“瓶颈”。 作为中国北方最大的沿海开放城市，天津水资源短缺情势十分严峻，水资源供需矛盾突出。天津市既是资源性缺水，又是人口压力型缺水。目前，全市水资源总量为18.16亿立方米，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为160立方米，仅是北京的1/2，全国平均水平的1／17，和世界人均水资源占有量的1/55，远低于人均1000立方米的国际缺水警戒线，包括汉沽区这样人口资源比相对宽松的地区，也都面临严重的缺水问题。天津是中国缺水最严重的城市之一。滔滔黄河水八次被引入津门，却始终难解天津的城市之“渴”，全市日用水量由220万立方米下降为150多万立方米。长期以来，天津市是一直依靠从境外调水解决城市用水的。虽然采取了提高水价、计划用水、定额管理、中水利用和海水淡化等种种措施，但供水危机依然凸显，供水缺口继续加大。尽管，2010年长江水将引到天津，但还是远水解不了近渴。水资源短缺已经成为制约天津城市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首要问题。

天津虽然水资源短缺，但九河下梢的历史演变使天津河道密集，河湖成网，加之近几年对市区河道大规模的整治，使天津这个北方最典型的缺水城市逐渐形成了利用水的特点创造生态环境优势的典型。所以，天津的城市建设要尽可能考虑水的因素，利用好水，依水兴市，依水造势，用水打造城市，要把水资源劣势转化成生态环境优势。（2）城市发展迅速，土地资源相对短缺。土地资源短缺是天津崛起中遇到的一个瓶颈，这涉及天津市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天津市人均耕地仅有0.72亩，不足全国的一半，同时地力衰退，土壤盐渍化严重，天然湿地功能下降，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较为突出。近年来，随着天津城市建设用地的急剧扩张，城市发展与土地资源配置的矛盾日益突出，原有规划确定的城市建设范围不断被突破，挤占非建设用地现象时有发生。滨海新区虽有一定的土地资源可供利用，但存在着工业用地同农业用地、生态用地之间的矛盾。据统计，2006年滨海新区土地利用结构中，湿地占55.07%，耕地占20.79%，城乡工矿居民点用地占12.97%。由于滨海新区属生态系统多样、生物资源多样的区域，大面积、大力度的生产性开发对生态系统影响较大。另外，滨海新区辖区传统上是天津化工业比较集中的地区，至少在中短期内，化工业带给滨海新区的环境压力依旧存在。诸如盐碱土地整治、主要河流的治理、甚至生活垃圾的处理，都是新区发展面临的环境难题。同时，滨海新区环境容量有限，大气和水环境污染负荷较重，区域生态环境脆弱的问题也很突出。

（3）环境污染严重。城市环境是指城市居民生存和城市发展的空间，它既是一种客观存在又是一种主观创造。天津市是人口高度集中的大城市，经济活动十分频繁，城市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也就更为强烈，导致城市发展超过环境的承载能力，由此引起城市基础设施的拥挤和环境质量的下降，这些环境问题对居民的健康、经济发展、生态价值都带来不利的影响，成为制约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主要表现为：一是大气环境污染严重。天津市的大气污染主要是由燃煤造成的，加上建设工程增多，道路清扫方式落后，绿化水平低，工业粉尘及城市管理较差等原因，使城市大气环境污染加剧，总悬浮颗粒物、二氧化硫、一氧化碳等指标均达不到国家规定的二级标准。城市中心区污染最为严重，郊县次之。同时，由于生态破坏加剧，风沙尘、沙尘暴也日益严重，更加重了污染趋势。二是，城市垃圾处理利用率低。城市垃圾主要包括工业垃圾和城区生活垃圾，天津市城市垃圾的无害化处理率较低，大量的城市工业垃圾和生活垃圾堆积在城市周围，破坏城市景观和生态环境，这对土地资源是一种浪费，对于环境的第二次污染威胁极大。三是水环境恶化。在面对天津市水资源短缺的同时，更面临水环境污染严重的问题，水体污染主要来自工业废水、城市生活废水的排放，污染最重的是有毒化学废水和重金属，天津市经过处理的污水不到45%，大量的污水未得到任何处理，或经过一定处理，但仍不符合国家排放标准就直接排入河流湖海，造成绝大多数的河段、水库及沿海的不同程度的污染。加上上游水质恶化，许多河段常年污染严重，形成水资源短缺与水污染交互影响的状态。

    3．产业结构调整难度大，服务业比重提高难题多，弱化了天津崛起的力度

近年来，尽管天津市经济增长速度快，增幅大，三次产业结构也有了明显的改善。但由于基础条件的影响，三次产业的结构仍与经济发达地区存有较大的差距。

（1）农业产业化进程相对缓慢。天津市市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性矛盾仍然比较突出，集中表现是：农业产业化滞后。从客观上看，主要是我市自然资源禀赋不足，基础设施比较薄弱，再加上农业产业化起步较晚和农产品初加工多、精深加工少等，导致龙头企业成长缓慢、实力不强和带动能力较弱等。从主观上看，主要是农业产业化组织和农户对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重要性的认识还不高；对发挥各自优势，实现“互利共赢”的体会还不深。同时也有我们观念和工作上的不适应，特别是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综合运用经济、法律以及必要的行政手段推进农业产业化工作的招法还不多。由于缺乏具有很强的开拓市场、组织生产、综合服务功能的大型龙头企业，造成了多数龙头企业没有与农民之间建立起相对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农户的利益不能得到充分有效的保证，影响农户参与农业产业化的积极性，制约着农业产业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

（2）第二产业面临着诸多的结构性矛盾和问题。第一，内资企业技术开发能力弱。目前，制造业生产技术，特别是关键技术主要依靠国外的状况未从根本上改变。一方面自主开发能力薄弱，缺少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另一方面对国外先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创新不足，基本上没有掌握新产品开发的主动权。作为研究开发主体的大型企业或大型企业集团，科研开发能力与国外先进水平有较大的差距。第二，高新技术产业尚未形成优势。总的来说，天津市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政策环境、运营机制、产业整体布局与规模等方面都有了质的飞跃；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天津这一老工业城市的产业结构升级，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的产业布局正在形成。但是，在工业结构中，高新技术产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过低，截至2008年，高新技术产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只占30%左右，且高新技术产业对外依存度高，外资技术溢出效果不明显，产学研结合尚未形成良性的互动机制，研发资金投入偏低，且科技资源多集中于高新区和开发区，缺乏有效的整合，制约了整体优势的发挥。同时，高新技术产业自主发展能力比较弱，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尚未真正建立起来。以天津高新区为例，天津高新区内缺乏具有重大突破的技术成果和国际影响力的产品与企业，离世界一流园区还有较大差距；除新能源和软件在全国具有竞争优势外，其他产业缺乏竞争力，且集中在低端环节；高新区基础设施和软环境建设还需要提升和完善；各功能产业发展缺乏规划性，导致功能定位不清晰、产业雷同、布局分散。第三，主导产业的辐射、带动作用不够明显。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般经验表明，在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发达国家与地区大都出现了带动区域发展的标志性的项目与产业，以此达到优化生产力布局、加速工业化进程的目的；它们往往被誉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的“脊梁”。天津市目前尚未形成众多强有力的主导产业群，缺乏从根本上多方面、宽领域地带动区域腾飞的产业链，这是天津市与我国沿海发达地区发展存在较大差距的原因之一。第四，产学研接合不紧密，支持产业发展的专业孵化平台不足。长期以来，企业和科研机构被行政体系分割成条条块块，其利益和发展依赖于上级而不是市场。企业、大学、研究所各自为战，使技术、成果、人才、设备等创新因素不能有效地向产业集成，导致产学研脱钩，先进的科技成果得不到及时转化和应用。特别是研究开发面向产业链不够，对于产业链的成长和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不能及时响应，使技术向产业的集成针对性和配套性不强，企业、科研机构还没有彼此形成有效的结合点，制约了产业的持续发展。第五，产业关联度不高，配套能力较弱。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例，从产业结构看，天津市开发区、产业园区等高新技术聚集区发展的重点大都是以电子信息、生物技术、新材料和关机电一体化为主，产业结构趋同现象比较严重，没有形成地区产业特色和互补性；就关联产业的集合而言，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例，这是天津市的优势产业，目前产品单一，许多关键零部件仍需进口，产业内相互配套能力弱，不能形成一个各具特色和优势互补的产业群体。

（3）第三产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明显滞后。第三产业占生产总值比重是一个区域经济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是：第一产业的比重不断下降，第二和第三产业比重不断提高，最后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第二产业，在经济中占有绝对的比重。美国、日本及我国香港地区的产业结构在人均GDP3000美元左右阶段，明显呈现出一产比重持续下降，二产比重稳中趋降，三产比重持续上升的趋势，第三产业的比重均超过50％，居三次产业之首。与一般经济发展规律相比，目前天津市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2006年到2008年，天津市第三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基本维持在30%左右，所占比重明显偏低，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度相对有限(表1)。2008年，在北京、上海、天津和重庆四大直辖市中，天津市第三产业所占比重最低（表2）。

表1 天津市三次产业贡献率

单位：%

年份	全市生产总值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2006	100	0.7	67.5	31.8
2007	100	0.3	61.9	37.8
2008	100	0.4	64.0	35.6

注：1.产业贡献率指各产业增加值增量与GDP增量之比。2.本表数据按可比价格计算。

表2 2008年天津、北京、上海、重庆市三次产业构成比例 

单位：%

	天津	北京	上海	重庆
第一产业	1.93	1.1	0.8	11.3
第二产业	60.13	25.7	45.5	47.7%
第三产业	37.94	73.2	53.7	41.0

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必然会带动与之相适应的服务业的大发展，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是增强制造业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天津市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融合不够，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于以制造业为主体工业经济发展。特别是与深圳、上海相比，天津市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显得更加滞后，特别是金融引领带动作用不强。在资源约束和资金需求约束的双重压力下，不利于对制造业能级的改造和提升，也会进一步制约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和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培育。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已经成为制约天津跨越式发展的“瓶颈”。

第三产业发展滞后，使一、二产业结构调整的劳动力转移产生困难，增加社会就业压力，从而影响着一、二产业优化升级的进程。同时，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使得高素质的知识型人力资源外流，从而制约了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制约了市场的有效开拓，影响着投资环境和经营环境的改善，对天津市国民经济发展带来一定影响。

产业结构调整中的一个难题在天津解决起来难度较大，即服务业发展问题。理论上看，大家都以经济学家钱纳里的发展模型来考察经济结构的合理性，以发展到工业化后期，服务业比重应超过工业为合理结果，但实际上这本身就值得讨论。一是这一结论是以国家为考证单位，是为要素流动限制为前提的，是否适合于城市有待研究；二是工业比重超过服务业是否就不合理，特别是处于5000至10000美元之间时，也需要考虑。因此，天津经济发展速度主要来源于制造业，服务业比重上升慢无法避免，加上传统服务业受制于流动人口少，发展不快也是必然。因此，“十二五”期间，天津服务业发展问题解决起来仍然难度很大。目前只有38%的水平，这样的低起点会对新的五年目标的制定构成一定难题。

4．在R&D投入方面还存在诸多不足，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强

（1）从R&D活动类型上看，原始创新能力十分薄弱。R&D活动由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三部分组成。近年来天津市R&D经费增长较快的主要原因是企业的试验发展增加迅速，而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增长缓慢。2006年天津市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所占比重分别为3.7%、18.0%和78.3%。

（2）从R&D经费来源结构看，政府投入强度不高。近年来随着天津市R&D经费总量的稳步增长，尽管政府资金也在不断增加，从2000年的6.29亿元，增加到2007年的21.72亿元，8年间增长了2.5倍，但是，政府R&D资金的增长速度（19.4%）低于全社R&D经费的增速（24.5%）5.1个百分点。在R&D经费中政府资金所占比重也从“九五”末的25.5%减少到2007年的18.9%。

（3）从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看，R&D投入强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高新技术企业更低, 企业R&D经费支出占产品销售收入的比重是衡量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指标。发达国家经验表明，这一比例低于2%，企业创新将难以维持，只有高于6%，企业创新才能形成良性循环，全国“科技进步监测标准”将这一指标定为6%。2000-2007年，天津市这一比重始终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

（4）从R&D活动产出看，论文和专利数量不多，质量不高。全国科技进步监测将万名R&D活动人员科技论文数和获得国家级科技成果奖励情况作为考核各省市科技活动产出的重要指标。这两项指标2006年天津市在国内20城市中分别排在第15位和第13位，不仅低于北京、上海，甚至低于重庆、大连、济南、沈阳、长春等城市。

（5）从R&D人力资源投入看，规模较小，企业投入尤显不足。2000－2007年天津市R&D活动人员从2.32万人年增长到4.50万人年，年均增长速度只有9.9%，与同期天津市R&D经费24.5%的增长速度相比，人才增幅低了2.5倍。

5．民营经济发展相对缓慢，天津经济社会发展继推器储备不足

近年来，天津市民营经济发展为劳动者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吸纳大量的社会劳动力就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总体而言，天津市民营经济发展还不够快，规模还不够大，实力还不够强。天津市大项目摆动效益明显，但这类投资主要集中国企、外企，集中在城市基础设备和公共服务项目上，涉及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相对减少。以国有经济为主的电子信息、冶金、化工、汽车、新能源等优势产业，销售收入和利润占天津市工业的70%以上。工业企业国有资产中，分布在优势和支柱产业的比重达到80%，分布在高新技术产业的比重达到40%。天津市属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国有资产分布在全市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比重达到70%，并以年均提高2个百分点的速度不断发展壮大。而民营经济发展明显滞后，在长三角、珠三角,民营经济已占很大比重。而在环渤海经济圈,民营经济仍处于劣势。天津市的民营经济在环渤海区域算是中上水平,但其占生产总值的比重仍低于25%,滨海新区的民营经济成分更是不到10%,这就使得融资渠道多集中于国家信贷的投入和市财政投入，这不仅使得融资渠道单一，也影响了资金的使用效率和企业的竞争活力。另外，天津市民营经济发展行业过于集中。民营企业集团主要集中于制造业、房地产业和批发零售业，三行业中民营企业集团数量占了92.1%，这种高度集中于三个行业，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民营企业集团可进入的行业面过窄或其他行业的准入门槛过高等问题。

从全国改革开放情况看，哪个地区民营经济发展得好，哪个地区的经济增长就快，而且成本低、效益高。从各地发展经验看，下一阶段天津市必须要继续抓住民营经济这个继推器，天津经济发展才会保持持续稳定发展。

6．人口老龄化疾步到来将明显影响天津市经济社会发展

人口老龄化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普遍出现的问题。特别是在人均GDP达到2万美元之后，一些经济发达国家此类问题比较明显。人口老龄化是个社会问题，国际上的标准是：60岁以上人口占社会总人口比重达到10%以上，或者65岁以上人口达到7%以上即视为进入老龄化社会。

天津市是全国进入老龄化社会较早的城市之一，近年来，天津市老年人口规模不断增加，人口老龄化程度继续深化，人口老龄化问题日趋严峻。天津市2009年6月份的普查资料显示，老龄人口达到11.88%，已经提前2年进入老龄化社会。而且抽样调查显示，全国65岁以上的人口已经达到111.58万人。增长有加速现象。人口老龄化对天津市的影响在于：发达国家是“先富后老”，一般发生在人均GDP2万美元之后，社会有能力负担和解决社会保障支出；天津市是“未富先老”，老龄化带来的社会福利及保障压力会直接摊薄经济增长带来的效益。同时导致户籍人口中的劳动力供给减少，社会福利及保障支出增加，老年问题增多。

 

天津及全国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变动图

三、天津崛起与国内各区域的竞相发展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特别是伴随以直辖市和中心城市为核心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相继批复，全国各个区域及城市发展形势逼人，各大区域板块蓄势待发格局正在形成，天津崛起的步伐必须加快。

1．振兴东北步伐加快，政策频出

党的十六大提出“采取有力措施，支持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加快调整改造，支持以资源开采为主的城市和地区发展接续产业”。这是党中央、国务院继实施沿海开放、西部大开发战略之后，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大局出发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2003年8月1日至3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长春主持召开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座谈会，他将“振兴东北”作为国策的高度提出，再次把这个被称为“共和国长子”的区域推到了国民经济发展的前沿。这是中央为振兴东北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预示着东北有望成为中国经济的第四个增长极。2003年10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中发[2003]11号)，标志着实施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战略正式启动。2003年12月2日，国务院做出成立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领导小组的决定（国发[2003]28号），并确定下设办公室，具体承担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2004年4月2日国务院下发国务院振兴东北办的“三定”方案，国务院振兴东北办正式成立。2004年2月4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印发加快东北地区中央企业调整改造指导意见的通知》（国资发规划［2004］172号）。2005年6月15日，为了合理、高效利用东北地区土地、矿产资源，更好地为振兴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服务，国土资源部、国务院振兴东北办发布关于印发《关于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土地和矿产资源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国土资发[2005]91号）。2005年6月30日，国务院第93次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关于促进东北老工业基地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05]36号）。《实施意见》提出了鼓励外资参与国有企业改组改造、推进技术进步、扩大开放领域、促进区域经济合作发展和营造良好发展环境等29条措施，吸引外资特别是国外战略投资者参与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积极对接境外及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2007年8月20日，国务院振兴东北办公室公布《东北地区振兴规划》，我国将经过10年到15年的努力，实现东北地区的全面振兴。根据规划，我国将把东北地区建设成为体制机制较为完善，产业结构比较合理，城乡、区域发展相对协调，资源型城市良性发展，社会和谐，综合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重要经济增长区域；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装备制造业基地，国家新型原材料和能源保障基地，国家重要商品粮和农牧业生产基地，国家重要的技术研发与创新基地，国家生态安全的重要保障区，实现东北地区的全面振兴。继国务院2009年4月21日正式批准在黑龙江省对俄口岸绥芬河设立综合保税区以后，一系列针对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新的政策即将陆续出台。

2009年5月，国家发改委东北振兴司已经提出了促进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全面振兴的政策措施。国家陆续投放的200亿企业技术改造资金有很大一部分投向了东北，300多亿重大技术装备专项资金也有很多投向了东北。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还正在推动《中国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与俄罗斯远东地区合作规划纲要》的签署。

2009年7月1日，国务院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规划》，为东北振兴增添了新动力，标志着辽宁沿海经济带的开发开放正式提升到了国家层面。辽宁沿海经济带长达2900多公里，规划总面积700多平方公里，包括大连、丹东、锦州、营口、盘锦、葫芦岛等沿海城市，地处环渤海地区重要位置和东北亚经济圈关键地带，资源禀赋优良，工业实力较强，交通体系发达。辽宁沿海经济带开发开放将推动东北成为新的增长极。

辽宁沿海经济带

东北振兴不仅仅是为了解决工业和国有企业的问题，而是要实现各产业协调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目前东北老工业基地建设已经进入新阶段，还会有新的振兴举措。而新举措不仅要使东北地区能够积极应对金融危机，避免大的损伤，而且要帮助东北化“危”为“机”，实现工业、农业、社会、生态、第三产业以及旅游业等的全面振兴。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工作进入了推进全面振兴的新阶段。

2．中部崛起相关政策已经实施

作为承东启西的节点区域，中部山西、河南、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六省的人口和经济总量分别占全国的28%和20%以上，是中国重要的粮食主产区，又是国家综合运输网络的中心区域和重要的能源、原材料基地，但却一度在中国区域发展的版图上呈现“塌陷”之势。 

2004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引起中部省份极大关注。200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提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2005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提出:抓紧研究制定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规划和措施，充分发挥中部地区的区位优势和综合经济优势，加强现代农业特别是粮食主产区建设；加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和能源、重要原材料基地建设；加快发展有竞争力的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开拓中部地区大市场，发展大流通。

随着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在中国的日趋清晰，“中部崛起”最终列入政府议事日程。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列入了2006年全国人大审议通过的“十一五”规划纲要，规划明确提出了要增强中部地区粮食生产能力、支持该地区煤炭基地建设、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建设精品原材料基地、构建综合交通体系等内容。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2006年3月27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研究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工作。会议指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是中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总体战略的重大任务，事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中原定，天下安”，中国高层决策者决意高调推进“中部崛起”这一区域发展战略，在中国整体发展布局中走出了关键之棋。2006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这一纲领性文件为促进中部六省的经济发展提出了36条政策措施，提出要把中部建成全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以及综合交通运输枢纽。中部崛起成为继东部沿海开放、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之后的又一重要的国家经济发展战略。2007年1月1日，国务院下发了《关于中部六省比照实施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和西部大开发有关政策范围的通知》（国办函[2007]2号），根据这一政策，中部六省将享受历史欠税豁免、税收优惠等多项优惠政策。2007年4月13日，国务院批准设立国家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工作办公室，负责研究中部地区发展战略、规划和政策措施，协调和落实促进中部崛起的有关工作。至此，中部崛起进入了更具操作性的实施阶段。

中部崛起战略的提出和逐步实施，让“不东不西”的湖南、湖北、河南、山西、安徽、江西走到了时代舞台的聚光灯下。国家“中部崛起”战略的提出，激发了中部各省领跑中部、率先崛起的热情。“中部崛起”的机遇中也潜藏着“逐鹿中原”的竞争。在竞争中逐步达成共识：中部崛起，需要六省改各自为战为携手共赢。中部必须作为一个整体经济板块，在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对接、产业发展、统一市场建设等领域密切配合，更好地发挥中部地区的综合优势，形成整体合力，增强综合竞争力。随之而来的是，中部六省间频繁互访，经济、文化交流活动不断。中部六省间多条高速公路、水运航线开工，在合作中迈出了第一步。

中部崛起战略实施后，国家政策密集出台，加速对中部地区实施政策回填、产业回填：国家发展改革委成立国家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工作办公室；中部地区部分城市参照执行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政策，部分县市参照执行西部大开发政策；商务部和海关总署启动加工贸易新政，促进东部地区加工贸易企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中央和地方财政相继投入巨资，使中部六省交通、通讯、能源及口岸等基础设施建设呈现方兴未艾之势。

 

中部六省示意图

3．全国各“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发展热情高涨，竞争激烈

（1）国务院正式批准重庆市和成都市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2007年6月7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批准重庆市和成都市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通知》（发改经体〔2007〕1248号），正式批准重庆市和成都市设立国家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着重城乡统筹，继续探索“大城市带动大农村”的城乡均衡发展模式，并期中国西部加快发展。通知要求成都市和重庆市从实际出发，根据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要求，全面推进各个领域的体制改革，并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率先突破，大胆创新，尽快形成统筹城乡发展的体制机制，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为推动全国深化改革，实现科学发展与和谐发展，发挥示范和带动作用。

中西部地区是中国相对不发达地区，在中西部选择具有重大影响和带动作用的特大中心城市设立国家统筹城乡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对重大政策措施先行试点，突显了国家在新的历史时期加快中西部发展、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决心。这是中国在新的历史时期加快中西部发展，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自此，一场统筹城乡差别、平衡城乡利益、重建社会结构的变革开始了破冰之旅。

作为全国首个省级城乡统筹改革试验区，重庆将在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有所突破，把改革农民工制度作为统筹城乡的结合点，逐步推进户籍、社会保障、土地使用以及财政、金融、行政管理等制度改革。

成都将在统筹城乡规划、建立城乡统一的行政管理体制、建立覆盖城乡的基础设施建设及管理体制、建立城乡均等化的公共服务保障体制、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制度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率先突破，加快经济社会快速健康协调发展。

按照2009年1月26日国国务院下发《关于推进重庆市统筹城乡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9〕3号），位于重庆市的“两江新区”极有可能成为最新的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由于重庆市本身就是国家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因此该新区被认为是“特区中的特区”。

2009年4月28日，国务院办公厅正式下发了《关于重庆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的复函》（国办函〔2009〕47号），正式批复了我市上报的《重庆市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总体方案》要求重庆到2012年，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重大进展，统筹城乡发展的制度框架基本形成，经济实力，人民生活和城乡统筹发展水平迈上新台阶。到2020年，各项改革全面深化，形成统筹城乡发展的制度体系，统筹城乡发展水平在西部领先，长江上游地区经济中心、西部地区重要增长极功能形成，在西部率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2009年5月20日，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成都市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的批复》(国函〔2009〕55号)，《批复》指出，要根据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要求，加强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先行先试，加快建立统筹城乡发展的体制机制，尽快在城乡规划、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一体化等方面取得突破，促进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均衡配置，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推动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融合，为全国深化体制改革、推动科学发展和促进社会和谐提供经验和示范。成都市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驶入快车道。

（2）湖北的武汉城市圈获国务院批准

 “武汉城市圈”由“1+8”9座城市组成，是指在以武汉市为中心的100公里半径内，整合黄石、鄂州、黄冈、孝感、天门、潜江、仙桃、咸宁8个中小城市，形成湖北乃至长江中游最大、最密集的城市群。武汉“1+8”城市群地处中国东西、南北两大发展轴线——长江经济带及由京广铁路、京珠高速组成的“十”字形一级发展轴线的交会处。在中国东中部经济发展格局中，武汉“1+8”城市圈地处“中部之中”的经济腹地，同时在中国城市群结构体系中处于国家二级城市群前列，将成为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武汉“1+8”城市圈将领跑中部崛起。

武汉城市圈示意图

2007年12月14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下发了《关于批准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通知》（发改经体[2007]3428号），正式批准武汉城市圈设立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简称“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2008年9月10日，《武汉城市圈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获得国务院正式批复。这是国内第一个启动综改试点的城市圈(群)。在批复中，国务院批准了“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试点的多项内容，在金融和财政方面给予了多项支持政策，包括开展非上市股份公司股份报价转让试点、资源税试点，争取组建光谷科技银行，在圈域内发行市政债、节能债及水专项债券等。国务院批复要求，国务院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积极支持武汉城市圈开展有关专项改革，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相关的改革事项，要优先放在武汉城市圈先行先试；并希望武汉城市圈为全国深化体制改革、推动科学发展和促进社会和谐提供经验和示范。国务院并要求“武汉城市圈”内建立政府间高效的协调机制，建立多层级联系会议协调机制，打破行政壁垒，统筹区域规划。

（3）正在崛起的长株潭城市群

2007年12月14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下发了《关于批准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通知》（发改经体[2007]3428号），正式批准长株潭城市群设立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简称“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长株潭城市群获批“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是国家对改革试验区的重要部署，同时也是对城市群发展的战略布局。

根据湖南省政府公布的《长株潭城市群区域规划》，整个长株潭三市的城镇结构，以京广铁路、京珠高速为南北轴，以319国道、320国道和上瑞高速公路为东西次轴，以湘乡－韶山公路和106国道为南北辅轴，形成一个“冉”字型结构。核心区为“一主两次环绿心”的结构，“一主”为长沙城区，“两次”分别为湘潭城区和株洲城区，中间为生态绿心。

2008年12月22日国务院印发了《关于长株潭城市群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的批复》（国函[2008]123号），原则同意长株潭城市群综合配套改革总体方案及附件《长株潭城市群区域规划（2008-2020年）》。《批复》要求湖南省加强对《总体方案》及《规划》实施的组织领导，国务院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积极支持在长株潭城市群开展有关专项改革，并先行试验一些重大改革开放措施，与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相关的改革事项，要优先在长株潭城市群等试验区先行先试。

长株潭城市群区域规划

长株潭城市群无论从加快“两型社会”建设，还是推进城市群发展的角度来看，都是潜力巨大的改革承载者，其在湖南省的核心增长极的作用将进一步得到显现。到2020年，长株潭区域城镇化水平达到60％至62％，4500平方公里的核心地区人口规模为700万至750万人，人均GDP达到8万元以上，发展成为在华中经济圈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在国内具有很强竞争力的组群式的特大型城市化地域之一。

（4）《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正式获国务院批准实施

2008年2月21日，国务院正式批准实施《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开放开发正式纳入国家发展战略。这是党中央、国务院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完善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深化对外开放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这标志着广西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广西北部湾经济区是中国西部唯一沿海的地区。处于中国—东盟自贸区、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区、大湄公河次区域、中越“两廊一圈”、泛珠三角经济区、西南六省（区、市）协作等多个区域合作交汇点，南拥北部湾，背靠大西南，东连珠三角，面向东南亚，西南与越南接壤。是中国沿海与东盟国家进行陆上交往的枢纽，是促进中国与东盟全面合作的重要桥梁和基地，区位优越，战略地位突出，发展潜力巨大。政府给予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功能定位是：立足北部湾、服务“三南”（西南、华南和中南）、沟通东中西、面向东南亚，充分发挥连接多区域的重要通道、交流桥梁和合作平台作用，以开放合作促开发建设，努力建成中国－东盟开放合作的物流基地、商贸基地、加工制造基地和信息交流中心，成为带动、支撑西部大开发的战略高地和开放度高、辐射力强、经济繁荣、社会和谐、生态良好的重要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区。

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示意图

国家大力支持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开放发展，明确给予五大方面的政策支持：一是，综合配套改革方面，国家支持推进行政管理体制、市场体系、土地管理制度等综合配套改革。二是，重大项目布局方面，国家在有关规划、重大项目布局及项目审批、核准、备案等方面给予必要的支持。三是，在保税务流体系方面，国家支持北部湾经济区在符合条件的地区设立保税港区、综合保税区和保税物流中心，拓展出口加工区保税物流功能。四是，在金融改革方面，国家支持在北部湾地区设立地方性银行，探索设立产业投资基金和创业投资企业，扩大企业债券发行规模，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发行债券。五是，在开放合作方面，国家支持北部湾经济区发挥开放合作示范作用，推动泛北部湾经济合作成为中国—东盟合作框架夏新的次区域合作，建立和完善开放合作机制，加快实施合作项目。

广西北部湾经济区有望开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新里程，逐步成为带动支撑西部大开发的战略高地和中国沿海发展新一极。

（5）海峡西岸经济区：从地方政策到国家决策

海峡西岸经济区，是指台湾海峡西岸，以福建为主体包括周边地区，南北与珠三角、长三角两个经济区衔接，东与台湾岛、西与江西的广大内陆腹地贯通，具有对台工作、统一祖国，并进一步带动全国经济走向世界的特点和独特优势的地域经济综合体。是我国沿海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国区域经济发展布局中处于重要位置。

2004年1月，时任福建省长的卢展工在省十届人大二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建设对外开放、协调发展、全面繁荣的海峡西岸经济区”的战略思路，为推进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2004年8月中共福建省委七届七次全会批准实施《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纲要(试行)》，2005年1月福建省十届人大三次会议作出了《促进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的决定》。2007年1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与福建省政府共同启动海峡西岸城市群协调发展规划编制工作。2007年2月16日，福建省人民政府正式公布了《福建省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纲要》。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支持海峡西岸和其他台商投资相对集中地区经济发展。这是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首次被写入中共党代会报告。2008年4月，建设部正式批复《海峡西岸城市群协调发展规划》。这是继京津冀城市群之后，国家批复的又一区域城市群协调发展规划。作为中国沿海城市群的重要一环，海峡西岸城市群有了科学规划的引领，将展现出新的风采。

2009年5月14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国发〔2009〕24号），《意见》明确了海峡西岸经济区在国家区域发展格局中的战略定位和功能定位，强调注重发挥福建的比较优势，在先行先试中加强两岸交流，合作双赢，和谐发展。这是中国政府首次出台政策明确支持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意味着整个海西发展进入新的阶段。这是党中央、国务院继“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等区域发展决策后的又一重大举措。

海峡西岸经济区示意图

随着海峡西岸经济区发展战略从区域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海峡西岸经济区站在了一个新的起点，将再出发。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已经从福建自身的探索实践变成国家的战略，国家赋予的历史任务和重大责任。海峡西岸，作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版图上的新板块和经济发展的新增长，已然呈现。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有了改革开放三十年特别是五年海西战略实践的厚实积淀。福建经济总量到2008年已达10863亿元人民币，继北京之后成为中国“万亿GDP俱乐部”的新成员。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效应逐步显现并扩张。60多个国家部委、中央企事业单位，相继从规划布局、项目建设、口岸通关、金融服务等方面支持和促进海西发展；台商在闽掀起了新一轮投资热潮，台湾石化、机械、电子、食品等行业企业纷纷迁移海西。海峡西岸经济区的战略定位日益明晰：两岸人员交流合作先行先试区域，服务周边地区发展新的对外开放综合通道，东部沿海地区先进制造业的重要基地，中国重要的自然和文化旅游中心。福建各地积极捕捉国务院若干意见颁布实施带来的“重大战略机遇期”，主动融入海西发展大局。

在福建的“先行先试”与“有所作为”中，加速西岸与东岸的融合，不管是经济的还是文化的，无疑是最为外界关切的。事实是，闽台经贸合作不断扩大，金融危机下两地贸易2009年上半年持续攀升，福建实际利用台资已占大陆的四分之一强；直接“三通”不断拓展，福建已成为两岸交往交流的重要通道。闽台经济总量差距也逐步缩小，福建GDP已从1981年相当于台湾的12.9%提升到了2008年的39.8%。

（6）关中―天水经济区昂起大西北进取的龙头

2009年6月25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发布会，正式发布《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发展规划》提出，将把关中―天水经济区打造成为“全国内陆型经济开发开放的战略高地”。关中―天水经济区是《国家西部大开发“十一五”规划》中确定的西部大开发三大重点经济区之一。规划范围包括陕西省西安、铜川、宝鸡、咸阳、渭南、杨凌、商洛部分县和甘肃省天水所辖行政区域，面积７.９８万平方公里。直接辐射区域包括陕西省陕南的汉中、安康，陕北的延安、榆林，甘肃省的平凉、庆阳和陇南地区。

关中―天水经济区

这一地区位于亚欧大陆桥中心，处于承东启西、连接南北的战略要地，是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基础好、自然条件优越、人文历史深厚、发展潜力较大的地区。2008年，这一地区生产总值占西北地区的1/4强。除了“全国内陆型经济开发开放战略高地”，根据《规划》关中―天水经济区还将打造成为全国先进制造业重要基地、全国现代农业高技术产业基地和彰显华夏文明的历史文化基地。《规划》提出，到2020年，关中―天水经济区的经济总量占西北地区比重超过三分之一，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翻两番。《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将“关中”和“天水”两个地区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了一起，将成为西部地区新的增长极。建设关中―天水经济区将带动整个大西北的发展。今天，地处大西北的关中―天水经济区正在成为我国内陆地区新的热点区域。

4．21世纪初叶中国新一轮区域经济发展大趋势

（1）区域内部合作加强，区域间的竞争会更加激烈。中央从区域经济发展的整体战略出发，协调发展的政策正在一步步完善。其推进思路是：东部地区在“率先发展”基础上，继续发挥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的作用，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持续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此为区域经济“四轮驱动”发展格局下的各分区内主体功能区划分与全国主体功能区划分相结合，促进了区域内优化发展和区际优化发展的融合。

近年来，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指引下，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态势良好，区域特色与优势得到有效发挥。京津冀都市圈机遇比较好，发展值得期待；长三角地区经济仍将保持稳步较快增长的态势；中部地区经济仍处上升阶段；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在增强；广东经济有望沿其内在惯性延续发展；西部开发将继续加强社会事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和人才开发等薄弱环节，促进特色优势产业发展。随着区域政策的逐步细化，区域协调发展的良好势头将得以延续，增长极的扩散效应将有所增强。但是同时，不同区域之间的竞争也明显加剧。中央为了平衡全国的发展水平，不断出台新的区域发展政策，目前，从地域上说，所有省份都被纳入区域发展统一规划的格局中，使区域外的进入与区域内的要素流动有了政策性差异，而且这种差距今后还会加大。

（2）体制创新成为区域协调发展之先导。区域协调发展一个重大的制约因素就是体制障碍,积极的体制创新有利于促进区域的协调发展。中央针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出了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崛起等战略，并从政策和财政角度给予了充分支持。其中，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和中部崛起，均设置了相应的国务院工作协调机构。可是东部地区，尽管发展迅速，却一直没有一个宏观上的协调机构来统筹其发展，仅有各个城市协商组成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来联系各个城市，从而使得东部地区尚没有形成合作有序、凝聚力强的整体环境。在西部地区，尽管各个省（区、市）均组建有对应的西部开发工作领导机构，但这些机构一般挂靠在其发展改革委员会，这样的格局往往使得该机构难以充分发挥统筹规划该省（区、市）参与西部开发的职能，而且随着西部大开发工作的推进，有些地方这类机构的职能反而在弱化。

这就要求在整个区域层面为区域协调发展建立专事政策协调机构，从组织上保障区域协调发展的落实，以制度化的形式确立区域协调的地位与作用，对整个区域的发展制定统一规划方案，围绕单一省（区、市）难以解决的重大问题，提出统筹发展的思路和布局策略，以保障区域协调发展的真正实现。同时，各具体地区也要组建独立的区域经济发展协调机构，统筹规划一个地方参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各项工作，充分调动地区发展积极因素，融合区域有利资源，既有效促进本地区经济发展，也通过整个区域内的合作，取得良好的外部经济效应。

（3）松散型经济合作区将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取向。目前，人们对“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战略概念正逐步达成广泛共识。“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结果应是形成“泛珠三角”经济合作区。“泛珠三角”经济合作区的概念是松散型结构、紧密型合作的典型范例。从广东“珠三角”扩大到粤港澳“大珠三角”，再扩展到包含粤、桂、湘、闽、赣、琼、川、滇、黔9省区和港、澳特区在内的“泛珠三角”。从目前的运行来看，“泛珠三角”联盟中内陆诸省区市与沿海省市之间的合作还相对较少，但随着这种松散型合作向纵深发展，各地之间的合作也必然进一步加强，区域内经济协调发展也将逐渐打开有利局面。

“泛珠三角”区域图

同时，“长三角地区”长期以来保持跨越两省一市、包含16市的城市圈格局，这种格局的结果之一是使得经济发展的马太效应愈加明显，即区域内部与临近的区外地区之间的差距扩大。

长三角区域

2008年8月6日出台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正式提出了基于区域合作的“泛长三角”概念。今后，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将不再只停留在“15＋1”的城市范畴，将会考虑“3＋2”，即把苏浙沪三省市和属于长江中下游，也属于中部地区的安徽、江西全部纳入“泛长三角”通盘考虑。“泛长三角”的构建是我国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规律。随着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我国区域合作与发展的战略必然从以城市为中心的极化发展向以城市群为重心的泛化发展。

泛长三角地图

同样，国内一些其他联系较为紧密的经济合作区域，比如环渤海经济圈、成渝经济圈以及武汉经济圈等，也将逐步拓展合作范围，增强城市群的辐射面，从而在一个更宽广的区域内形成相对松散的合作经济圈，促进更广泛的区域协调发展。

（4）着眼于增强国际竞争力统筹区域发展是大势所趋。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城市的竞争力不再仅仅是城市个体之间的比拼，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城市所在区域的整体实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水平显得至关重要。从目前我国区域经济圈的发展现状来看，相对于世界其它著名经济圈,我国三大经济区（“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无论是总量还是产业结构方面都相差甚远。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条件下，只有把区域作为整体放在国际环境中参与竞争与合作，才能逐渐提高区域竞争力。而若不能与国际经济衔接起来，则将在全球竞争中始终落于下风。在此背景下，就需要加强我国区域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把区域经济发展融入到全球化体系之中，参与全球经济分工，积极与国际产业转移的步伐对接。对于我国沿海发达区域，全方位的开放格局已经初步形成，下一步应推动内陆区域的对外开放，如中西部地区可在加强与东部沿海地区的合作中，优化经济环境，承接东部产业转移，逐步扩大对外开放。加强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合作，将为我国各地区进一步发挥地缘优势、带动地区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