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网的文章《超级卧底郭汝瑰缘何直到1979年才被批准入党》中说：“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军队内涌现了一批暗中为解放军提供情报的谍报人员。其中，以熊向晖（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胡宗南的机要秘书）、韩练成（国民党46军军长、国民政府参军处成员）、郭汝瑰（国民党国防部第三厅即作战厅中将厅长）三人最为有名。

　　按在国民党军内的地位与提供情报质量数量排序，郭汝瑰(1907~1997)似应拔得头筹。从1945年5月与中共建立秘密联系始，至1949年12月他领导国民党72军在四川宜宾起义止，他累计向中共提供大小情报一百余次，包括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及孟良崮战役计划、淮海（徐蚌）会战计划等。

　　但是，新中国成立后他们三人的地位，却有着微妙的差别。

　　熊向晖是1936年在清华大学加入中共的，他在整个潜伏生涯中，都始终是秘密在册的共产党员。解放后，熊向晖作为周恩来的助手，先后出任了外交部、军委情报部、中央统战部、国家安全部等处要职。

　　韩练成原在西北军时，虽未来得及加入中共，但受刘志丹影响，曾接受中共领导。1950年，韩练成正式完成了加入中共党组织的手续，出任甘肃省副省长、兰州军区中将副司令员。

　　郭汝瑰则在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间，只有一个“国民党起义军人”身份，以原国民党国防部中将厅长之地位，长期做军事学院的教员（副处长级）。直到1979年才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尔后，逐步落实政策，最后到年过七十之后，才以副兵团职级身份离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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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惜，郭汝瑰投向中共时，命运使他找到的是这样两个人:一个是日后并不直接领导他工作的董必武，一个是他的老乡任廉儒。前者，因不直接领导他的工作，致使郭汝瑰四年的情报经历，都无法在董的心目中建立信任。后者，因级别太低，他的任何证言，也许都无法说服或达到有关部门。他去世之后，连证言也没有了。”

　　在这样的事在中国还可以找出很多，正所谓你没有跟对人，所以你就不行。说到底还是一个观念问题。人治在这里起到了绝对作用。你贡献再大，但你不熟悉高层人物，你的价值就要被低估；而你和高层人物保持密切联系，你的作用就要被放大，你的价值就要被高估。

　　这样的事情在目前更为普遍。一些单位不论职员的能力、工作水平和工作态度，而是根据领导者的好恶而决定职员的升迁和奖励，进而很有可能演变成任人唯亲，结党营私  。人和人交往必然要有亲疏，而不让这种亲疏带到工作中，目前来看，基本是不可能的，而要做的只能是尽量以公平心处事，最起码要以个人的良心做事，且不可黑白颠倒，混淆是非 。亲疏待人与法律约束要求甚远，基本上只能靠道德约束。这将是始终困惑我们用人制度的一大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