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禄：探寻硅谷与中关村的人脉密码中，我发现这个密码是硅谷与中关村间的“跨区域创业者”，他们带来的创业高潮和新产业出现将带动中关村乃至中国的崛起。

　　 价值中国：请介绍一下长城战略研究所正在做的“硅谷与中关村人际关系”研究吧，为什么在现在做这样一项考察和研究？

　　 王德禄：长城战略研究所做这个“硅谷与中关村人脉网络”考察的是为了研究硅谷与中关村的“跨国人脉”。金融危机之后，对于中国该怎么走，国内外都有很多的讨论，国内很多人倾向传统复归。但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要做的不是复归，而是要关注高科技、新经济怎么发展，走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金融危机是中国最大的机会，但是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机会就会减少。现在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无论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如何，高技术产业发展和自主创新都是中国走向强国的必由之路。　

　　 价值中国：您怎么看待传统复归的问题？

　　 王德禄：金融危机之后，中央出台了4万亿的财政刺激政策和中国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但这些资金和政策利好几乎被国有企业所占据。等于是4万亿资金大部分被国有企业吸收，甚至包括原来改革时撤销的产业所吸收，这背后所体现的是体制复归。这十大产业之前，之前就是让他们到市场竞争，到市场上找改革的路子，国务院放任其自由发展。但借这次金融危机，十大产业重新上会，并且以传统的名称和方式来讨论。

　　 举个例子，计划经济时的产业分类包括轻工和重工产业。在十大产业中，轻工产业是典型的计划经济产业，当时从家电到食品，再到服装都归入此类；在市场经济下，它包括包装、食品和大宗消费品。产业振兴规划将轻工产业纳入其中，是典型的反改革，而且是不利的，导致的结果就是在金融危机之后，一些政策的溢出效应。4万亿促内需资金实际上帮助了国有企业，导致各地的地王都成了国有企业，各地纷纷出现国有企业兼并民企，纷纷出现行业重组，如煤炭、钢铁产业。中国之所以现在能够崛起，就是因为民营企业有很大的成长的潜力。如果国有企业能自我成长，还用改革吗？

　　 发展高科技产业不是权宜之计，是世界新技术革命带给中国的启示，也是中国应该一直推动下去的战略走向。而在金融危机下，发展高科技产业战略应该从一个配角上升到主角的位置，加大投入。　　

　　 价值中国：硅谷与中关村的人脉密码是什么？

　 　王德禄：我认为这个密码主要是“跨区域创业者”，即在硅谷和中关村之间的跨区域创业者，现在可以说这些创业者越来越多，甚至被称为“空中飞人”。跨区域创业者的创业行为带来了技术、资本、人员在两地布局。这为中关村的高科技产业发展带来了很大的优势，甚至很多新产业从中诞生。

　 　可以说，随着新经济和全球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在跨区域转移。中国发展速度快，GDP总量甚至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也为创业者带来了越来越多的机遇。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来自于创业者，创业者（硅谷大陆留学生、犹太人和美国人）越来越看好中国，越来越多的创业者和投资来到这里，这将成为中国未来发展希望所在。

　 　当然，吸引创业者从硅谷回归中关村还需要在中关村形成良好的创业条件，这里边还包括国内外共同的生活方式和个人选择的自由。如果不自由受到约束，这场创业浪潮就会褪去

　 　世界在关注中国，中关村已经成为中国的亮点，我希望中国的这场创业浪潮能够持续下去。

　 　价值中国：您认为硅谷已经形成一个从创业到创新型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而这种良性循环能否形成，是学习硅谷模式成功与否的基本判断标准。要达到这种良性循环的关键或者首当其冲要解决的事是什么？

　 　王德禄：我认为最主要的是产权问题，因为自主创新，这个“自主”不是国家意义上的自主，而是民间的自主。因为高技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需要不停地试错，需要大量的人才前赴后继，成立一个企业如果倒掉再成立一个，在不断试错中前行。

　 　自主创新要求民间企业的自主产权清晰，这是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动力来源。只有解决了产权问题，可以说自主创新才能打通，才能在中国作为一个通路起到重要作用。

　 　可以这样讲，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第一代和第二代创业者都没有解决好产权问题，第一代企业和北大、清华、中科院的关系仍纠缠不清，许多新出现的企业家也有面临着产权不清的隐患。十六大还专门出台了政策，人才、管理都可以参股，但这都是空话。等于是高技术企业第一代企业家的产权问题到最后也没有解决，现在他们处在退休年龄，只能拿社会退休金，没有股权收益，这也意味着他们无法再创业，无法在高技术产业上再发挥作用。但是在美国，凡是成功的创业者，由于能拿到产权，就可以凭借股权收益去做天使投资，形成了良性循环，而中国还循环不起来。所以自主创业还是问题很多，很多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

　 　总之，要解决好第一代创业企业的产权问题，这是改革突破的关键所在。　　

　 　价值中国：您在谈到“硅谷网络”的时候提到，“硅谷网络”在实质上能扮演相应的区域决策框架，它能把政府、企业、大学院所和社区的精英任务统合在一个平台上，为他们交流信息、制定决策提供咨询和便利，同时也能为一些很好的倡议提供风险投资和孵化。从这点来说，国内实际上也需要这么一个机制来为我们的科技园区提供相应的服务。请介绍一下长城战略研究所在中关村科技园区的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作用。

　 　王德禄：硅谷网络是硅谷的一个中介机构，实际上承担了硅谷政府的作用。长城所与之作用类似，在某些方面，比如对中关村的研究方面，长城战略研究所比硅谷网络更深入；但是在另外方面离硅谷差很远，因为现在有些事由中关村管委会在起作用，政府先行。但值得注意的是，现在政府对中关村的管理和指导已越来越注重专业化，对产业链的引进及本地配套措施的完更加，这样慢慢就会生成一个内在循环。　　  

　 　价值中国：中国智库要扩大影响力，关键是什么？

　 　王德禄：决策应体现科学化和民主化的原则。科学化要求决策机构应听取各方面意见，尤其要听取智库（包括中介）的意见。民主化要求利益各方的平衡，不能一味做事而不听取各方意见。

　 　 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应该逐渐扩大智库的影响，但这种影响也必须适度和恰当。西方智库很注重影响力，而中国内敛的文化特点使中国人在影响力方面更趋向于低调的表现。其实，智库的影响力和社会的民主化进程关系很大，一个社会的民主化程度越深，各种智库的声音就越有影响力；而智库们所发出的各种独立、客观的声音，也是推动民主化进程的力量。我认为在未来三十年的发展中，随着民主化的加深，中国需要，也必定会涌现出更多独立的、具有影响力的民间智库。

　　 中国智库还要加强国际话语权。这不仅仅是学科体系和科研方法创新的问题，还应该抓住话语权，阐述我们自己的观点。中国文化所呈现出来的整体性在日本、韩国的崛起中产生了很大的作用和影响。当然，这也和中国人所特有的灵活性与适应性有很大的关系。战略上的整体性和战术上的灵活性是相辅相成的，只要中国人发挥出这两种特性，那么全球智库中最具影响力和竞争优势的必将是中国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