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更加“崇拜”以硬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实力的提升！
---批复旦大学相蓝欣教授《中国应避免过分崇拜硬实力》之糊涂论
作者:武候坡
作者按：本小文是去年写在环球军事论坛上的原创贴子，今天读来，仍然觉得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兹录于此，愿诸君就此话题指教。原文如下：
我是《环球时报》的一名普通读者。近期《环球时报》（第1632期）“国际论谈”版登载了名曰《中国应避免过分崇拜硬实力》一文（该文作者署名相蓝欣是复旦大学特聘讲座教授）。乍看该文标题就甚惑不解，细读全文其观点和立意之糊涂和错乱更叫人匪夷所思，如噎在喉，不吐不快。
要了解相蓝欣教授《中国应避免过分崇拜硬实力》一文的糊涂观点,我们就不得不耐着性子先对该文做一个全面而简要的引述.
该文共九个段落。文章开始就好象要特别标新立异，非议“弱国无外交”，说它是和西方话语霸权紧密联系的，只是国人不知，并说“弱国无外交”在“战争与革命”为主题的国际关系体系中十分突出（弦外之意是：在“和平与发展”时期“弱国无外交”不突出，不重要。非本人断章取义，作者后文内容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了进一步佐证作者的所谓“弱国有外交”，作者还对“弱国”范围做了界定，说“弱国”一是包括衰落的传统大国，二是包括地缘政治意义上的小国。
文章第二段提出“弱国有外交”并极力论述“弱国有外交”在二战后得到长足进展。并说“弱国有外交”是主要通过地区性一体化运动实现的，然后作者拿出认为最具代表性的欧盟和东盟为例，特以欧盟和新加坡为例进行辅证。
第三段作者批评中国人对硬实力过于崇拜。指责国人将“弱国无外交”看成是国际关系发展的不可逆转的规律。说自《天演论》问世以来，中国知识精英一反传统儒家“和合”思路，开始对政治权力顶礼膜拜。以嘲笑的口吻奚落和否定中国维新派在救亡图存的道路上经过苦苦思索找到的答案：世界的规律就是弱肉强食，落后就要挨打。
第四段是作者分析“弱国无外交”产生的理论根源和基础。说“弱国无外交”来源于西方中心论的“世界史”观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并将其归结为西方基督教的救赎史观。说西方基督教的救赎史观是“欧州在上升阶段中自行创造的新意识形态”，只是19世纪以来，冠以“科学”以另一种面貌出现。然后西方基督教的救赎史观以西方价值观为划分标准，将人类历史发展划分为先进和落后阶段，并和种族优劣论相结合，产生了新的“现代概念”。
第五段作者论述西方基督教的善恶二元论思维。并将历史上西方世界的傲慢自大和长期对中国的偏见和敌视简单归结为西方基督教的善恶二元论思维、欧州中心论和所谓的庸俗进化论。
第六段是作者进一步质疑“弱国无外交”。并且说“国家强或弱纯粹以硬实力来衡量的时代已经过去，‘弱国无外交’视为国际关系的不变规律的思路仍然在禁锢我们的头脑“。为了粉饰作者的论断，作者还说中国不少人在国际关系中只看重硬实力，不注重基于软实力的传统文化。并说前述原因造成了认为“中日关系是两强相争，一山不容二虎，冲突难以避免”的一种流行观点。
第七段作者对规律和规则的关系做高深莫测的区分和分析。说“中国人本无规律一词”，规律和规则是“汉语概念中极其混乱的一对外来语”，西语中的规律总是有神学色彩和普世效应等等，并以此来阐释国际话语权大小的认知问题。
第八段作者开篇就说，“事实上，‘弱国’往往弱在无话语权”，接下来来了个非常牵强的“比如”，说“冷战结束之初，美国学者福山提出过‘历史终结论’，将全球的西式民主看作是不可逆转的规律，中国人不必坠入有关‘规律’的普世主义话语陷阱”。紧接着作者语调上扬，说“但是我们有责任，也应当有能力对目前和今后的国际关系的规则制订做出重要贡献”，“我们必须着力关注‘规则’问题。这就要求中国不仅在国际现行规则中做出表率，而且在加强硬实力的同时，全面进行‘软实力’建设。应当看到，中国‘软实力’的一个核心内容是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也就是让弱国有外交”。
第九段作者进行结论。说“在多极世界发展的大趋势下，多边外交机制是‘弱国有外交’的理想平台。“弱国有外交”就意味着对我行我素的超级大国的行动的限制。中国必须反对‘顺者昌，逆者亡’的国际关系的所谓‘规律’，同时加强对世界通行‘规则’的遵守和新规则的制订。’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才算是进入了世界政治的主流”。
其实,看完这篇文章,稍微有点历史知识和哲学思想辨别能力的人,就不难看出作者论断和观点的错误所在.
首先，我认为(套用作者的话讲):中国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崇拜”硬实力的现象,所以就更谈不上对硬实力的“过分崇拜”和“应避免过分崇拜”.恰恰相反.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都在每时每刻警示我们,中国应更加“崇拜”以硬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实力的提升,尤其是要加快硬实力的提升.实际上,硬实力是以经济建设发展为重要内容的,可归属于经济基础范畴;软实力是以思想文化意识型态和价值观念等为重要内容的,可归属于上层建筑范畴.硬实力是基础是根本,软实力是建筑是附属,前者决定着后者，两者是对立统一的.撇开基础大谈建筑或是把两者对立起来,是犯了常识性的低级错误.实际上，一个国家如没有强大的硬实力，没有高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时期或阶段，不可能有灿烂的文明和文化，不可能产生非常有影响的软实力，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国际话语权。所以一个国家强大的硬实力是其产生强大软实力的首要条件，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也是其硬实力的反映。所以我们始终应该清醒的认识到：一个国家强大的软实力一定是建立在其强大的硬实力的基础之上，撇开硬实力甚至站在硬实力的对立面谈论软实力，是漂浮在烟雾之上谈空中楼阁。
其次， “弱国无外交”不仅在“战争与革命”为主题的国际关系体系中十分突出, 就是在现阶段“和平与发展”时期或倡导“和平与发展”的时期,“弱国无外交”在当今国际关系体系中依然十分突出. “弱国无外交”不管曾和什么相联系,至少其论断本身不是让人们去崇尚和追求强权或霸权,它只是对人类社会在一定发展时期的国际关系现象的有力揭示,是给诸如自1840年以来曾经饱受外国列强凌辱的中国的有识之士的警示. 只是不同的阶层不同的阶级不同的国家处于各自的立场对其理解和认识不同而已。说中国人对硬实力过于崇拜,是神智不清的胡说；指责中国人将“弱国无外交”看成是国际关系发展的不可逆转的规律，是学究式的偏见；说自《天演论》问世以来，中国知识精英一反传统儒家“和合”思路，开始对政治权力顶礼膜拜，嘲笑奚落中国维新派在救亡图存的道路上经过苦苦思索找到的“世界的规律就是弱肉强食，落后就要挨打”的答案，更是酸腐学究对中国历史的浅薄无知和毫无根据一厢情愿的妄加揣测。有点中国近代史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自雅片战争以来到新中国建立前，中国正是因为执政当局腐朽堕落，闭关锁国，中国国力衰萎，硬实力不强，才遭致众多列强入侵，陷人民于水深火热甚至亡家亡国之境。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世界的规律就是弱肉强食。落后就要挨打不仅是残酷的客观现实，更是众多仁人志士苦苦思索、众多革命者前赴后继、用无数生命换来的血的惨痛的历史教训。所以，不是“那时以来的中国知识精英一反传统儒家“和合”思路，开始对政治权力顶礼膜拜“，而是残酷的客观现实使他们不得不暂时放下传统儒家“和合”思路。落后就要挨打的残酷的客观现实不仅是深刻的教训，更给了中国有识之士行进的方向，使他们深刻明白了一个道理：在列强林立霸权思想横行的世界上，只有先建立起统一的实力强大的国家，政权才可能稳固，国内人民才可能安居乐业和谐共处，对外才不会看人脸色仰人鼻息甚至挨打受气，也才可能有真正的国际话语权。正是有了这个行进的方向，才有了众多革命志士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进行的现在我们所熟知的各种探索和革命实践，如“师夷长技以制夷”、“百日维新”、“新文化运动”等等。即使在当今世界，“弱国无外交”，恃强凌弱，依然是不诤的事实；落后就要挨打依然是不变的规律。只要不健忘，看一看前南斯拉夫和前伊拉克就明白了。
第三，作者说“国家强或弱纯粹以硬实力来衡量的时代已经过去，‘弱国无外交’视为国际关系的不变规律的思路仍然在禁锢我们的头脑”。这是一个伪命题和伪论断，说它是伪命题，是因为它把硬实力和软实力对立起来，剥离了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因为国家的强弱在客观现实中几乎不存在“纯粹”以硬实力来衡量，而是主要以某方面实力来衡量。当我们说美国是当今世界头号强国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或看到的可能是它的以经济实力军事实力为中心的硬实力，其次才是它一贯标榜的以“自由、民主、人权”为核心文化的软实力。很难想象脱离其中之一衡量美国说它是当今世界真正的头号强国。再如当今日本，政治上虽然它是侏儒，但在经济上是巨人，硬实力强大，人们提到它仍以强国论之。故国家强或弱主要还是以硬实力来衡量的时代并没有过去。
不仅如此，历史和风云变幻的当今世界也向我们反复表明，“弱国无外交”或者说“弱国无真正的外交”在相当长时期内仍是国际关系的客观事实和不变规律。欧盟和东盟之所以通过地区性一体化运动，是因为其各国，无论其是衰落的传统大国，还是地缘政治意义上的小国，它们都深刻的认识到在当今世界，因为衰落或弱小，“弱国无真正外交”，必须结盟形成利益共同体，通过地区性一体化运动由“弱”变“强”，增强其实力，抵御外来风险和威胁，从而更有效的在国际交往中发声，最大限度地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如果说“弱国有外交”在二战后得到长足进展，那也是通过地区性一体化运动，把“弱”转为“强”，才得以实现。这就从另一个侧面更加证实了：“和平与发展”虽然是当今世界的主题，但是恃强凌弱以大欺小的霸权思想和强权政治在当今世界并没有根本消除和改变，世界始终没有完全太平，建立和谐世界只是善良人们的善良愿望。只要恃强凌弱以大欺小的霸权思想和强权政治没有根本消除和改变，“弱国无外交”就将始终作为一种事实和规律而客观存在。地区性一体化运动或加入某种国家集团（如北约集团）或依附于某些强国等，这些都是衰落的传统大国或地缘政治意义上的小国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对这种客观现实的反应和选择，有的甚至可能是不得已的无奈的选择。因此地区性一体化运动或者多边外交机制不是实现“弱国有外交”的根本途径，顶多也只是某一时期某一阶段维护国家利益较为有效的一种方法而已。实现“弱国有外交”的根本途径是要彻底根除世界霸权和强权政治，而这不是以我们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也不是光有善良的愿望就能马上实现的，它必须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才有可能实现的。所以“‘弱国无外交’不是相蓝欣教授说的是我们“视为国际关系的不变规律的思路仍然在禁锢我们的头脑”，而是一种不以我们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至少现阶段如此。认可“弱国无外交”就会必然出现霸权思想强权政治，就会导致出现认为“中日关系是两强相争，一山不容二虎，冲突难以避免”的一种流行观点，这些论述更加荒缪。霸权思想和强权政治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一切帝国主义极其思想的本质属性之一和表现。认为“中日关系是两强相争，一山不容二虎，冲突难以避免”其实是极端民族主义和极端民族情绪的表现和发泄，这都是有深刻的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的，不是因为把‘弱国无外交’视为国际关系的不变规律的思路仍然在禁锢我们的头脑”造成的。
作者说“事实上，‘弱国’往往弱在无话语权”，“中国人不必坠入有关‘规律’的普世主义话语陷阱”。我认为‘弱国’往往弱在无“实力”，中国人至少目前还没有坠入有关‘规律’的普世主义话语陷阱，当然也不必坠入。一个国家有无国际话语权或国际话语权的大小，归根结底取决于其经济实力等硬实力为核心的综合国家实力，当然包括作者一再夸大的软实力。实际上，软实力不是天外之物，是以硬实力为基础的和硬实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一个国家思想文化、价值观念、社会体制、意识形态甚至综教信仰等的总合体现和展示。一个国家在国际上话语权的大小和强弱，实际上体现的是这个国家实力的大小和强弱。如果一个国家实力非常弱小，它的普世主义话语不管有多美秒，不管它冠以的是“规律”还是“规则”，不管它以什么形式在国际上发声，恐怕都会被背后实力更大的话语所压制或淹没。
软实力不是天外来客,不是部分学者们坐在象牙塔里凭空想出来的高深莫测的东西,它不是嗓门高叫出来的,也不是想要就有的,也不是虚构出来的,更不是从外面随便搬来的.软实力一定是一个国家硬实力发展到一定水平一定程度的产物或者说是体现,只不过不是被动的体现.我们还始终要明白,一个国家软实力在国际上影响力的大小,主要取决于硬实力发展的水平和程度.我们今天说中国应更加“崇拜”以硬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实力的提升,是针对相蓝欣教授的中国应避免过分崇拜硬实力的观点提出的,是说我们现在再注重加强软实力的同时,还要和以往一样继续加强硬实力的建设.我反对的是相蓝欣教授说的“国家强或弱纯粹以硬实力来衡量的时代已经过去、‘弱国无外交’视为国际关系的不变规律的思路仍然在禁锢我们的头脑”,、“弱国有外交”、“事实上，‘弱国’往往弱在无话语权”、中国人对硬实力过于崇拜等等之类的遮遮掩掩的糊涂论调。
中国应更加“崇拜”以硬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实力的提升,尤其是硬实力的加强,和现阶段我们倡导构建和谐世界和谐社会并不矛盾,也和重视加强软实力的建设并不矛盾.倡导构建和谐世界和谐社会是我们的理想、目标和任务,是决对正确美好的,但始终不要忘了我们是处在怎样一个复杂的外部环境,不要忘了我们统一大业还没完成.我们决不要以为有了构建和谐世界和谐社会的目标,好象这世界就已经和谐了,大同了,各国都亲如一家不分彼此保持一团和气互敬互谅互让了,如果这样,这是对建设和谐世界和谐社会构想的误解.我们的现实世界还远不是这样的,如果这样的话,人类实现大同也太容易了些,祖国的统一大业可能也老早完成了。
另外,中国加强硬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实力的提升,尤其是加强硬实力的提升或者说是有了强大的硬实力,是不是就等于说我们就会极端民族主义了呢?我们就会有霸权心态走向霸权了呢??这些论调至少目前只有在对中国发展充满偏见甚至敌视的人才有才说得出口的.
是否走向霸权,是否走向极端民族主义,跟一个国家重视硬实力的发展没有必然联系.事实反复表明:在当今并不太平的还不是完全讲道理的国际世界,没有过硬的钱袋子和枪干子做后盾,没有过硬的硬实力做后盾,仅幻想自己的传统文化有多美好就能获得别人的理解认同或崇敬,或者以为讲讲道理别人就买帐,仅凭一张嘴皮子就想赢得国际认可和尊重,那只是那些躲在书斋里、安逸舒适惯了的人的不切实际的幻想.我们只要看看俄罗斯面对北约东扩和美国反导系统部署的无奈情形就明白了.
让我们放弃或削弱硬实力的发展和建设,虚构软实力的能量,过分夸大软实力有限的作用,大唱世界一团和气的不切实际的高调,极易麻痹国人的心志,极易软化我们奋进的斗志,是极具危害性的,每个有血性的清醒的中国人应该时刻警惕类似论调.
在我一个百姓看来,一个堂堂的大学教授,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发表观点,更应该深思熟虑,观点要十分严谨,要经得起推敲,不要只为吸引读者眼球而一味追求标新立异,哗众取宠,信口开河,误导国人
中国应该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加强和加快以硬实力和软实力为主要内容的综合实力的提升。没有强大的国家实力，尤其是经济实力，作者倡导的“我们有责任也应当有能力对目前和今后的国际关系的规则制订做出重要贡献”只可能是一句空话和口号；没有强大的国家实力做后盾，尤其是经济实力，我们很难成为目前和今后国际关系规则的参与者和制订者。那种一味要求“中国在国际现行规则中做出表率”也是要不得的，中国有自己的国情，加强对世界通行‘规则’的遵守和新规则的制订，必须是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所谓的国际现行规则实际上多数是西方国家制订的，有的规则甚至是不公正不公平的，在涉及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我们绝不能因所谓的国际呼声或压力委曲求全，更不应被更多的杂音所干扰，我们应该有我们自己的发展方向、目标和计划，有我们自己的判断、行事时间表和基本准则。
霸权思想和强权政治不能简单的归结为西方基督教的救赎史观，它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一切帝国主义极其思想的本质属性之一和表现，也是弱国无外交的直接根源；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傲慢自大和对与之不同的世界的偏见甚至敌视，也不能简单归结为西方基督教的善恶二元论，实际上它是西方长久以来的社会制度和发展方式惯养而成的，用伟人的话说是流淌在其血液里的，生在骨子里的。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尽管“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尽管我们在提倡建设和谐世界，但和谐世界并不就是一团和气，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霸权思想和强权政治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世界是不可能完全太平的，我们的外部世界依然充满艰险。要建设和谐世界和和谐社会，其根本途径就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千方百计为国家发展尽可能的创造长久的良好的发展机遇与和平的国际国内环境，不断加强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只有如此，建设和谐世界和和谐社会的阳光才可能普照人类社会，“弱国有外交”才可能得以真正实现，我们才可能有更多更强的国际话语权。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应更加“崇拜”以硬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实力的提升。（全文完）
下附相氏原文（转自网站）：
相蓝欣：中国应避免过分崇拜硬实力
“弱国无外交”是20世纪中国的流行话语，曾经是激励中国人自强的著名格言。很少有人想过，它其实同西方话语霸权有密切的联系。从19世纪末以来，所谓“弱国”的分类大致有两种：一是衰落的“传统大国”，奥斯曼帝国和中国常常被认为是典型代表；二是地缘政治意义上的小国，比利时、卢森堡，甚至瑞士都可列入此类。所谓“无外交”并非指不参与外交，或者缺乏外交艺术，而是指在国际体系中没有发言权，对国际地缘政治缺乏影响力。“弱国无外交”在“战争与革命”为主题的国际关系体系中十分突出。
然而，二战后“弱国有外交”已经得到长足进展。到目前为止，弱国获取外交影响力的途径主要是通过地区性的一体化运动来实现的。其中最成功的是欧洲这个国际强权政治理论和实践体系的发源地。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欧盟成员国的利益诉求在欧盟体制内部得到的体现，已经大大超过其在体制外能够达到的水平。相反，强国的利益诉求却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在我们的近邻也有成功之例，比如东盟。很多小国，比如新加坡，在世界事务中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外交作用。
中国人往往将“弱国无外交”看成是国际关系发展的不可逆转的规律，对硬实力过于崇拜，这显然是受到了西方中心论的影响。自严译《天演论》问世以来，中国的知识精英一反传统儒家重“和合”的思路，开始对政治权力顶礼膜拜。在国难当头的压力下，中国维新派苦苦思索的救亡图存之道，却突然在“进化论”中找到了所有答案：落后就要挨打原来是有“科学”根据的，这个世界的规律就是弱肉强食。
“弱国无外交”的立论基于两个理论体系：一是西方中心论的“世界史”观；二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西方中心史观的核心是直线历史发展阶段论。它设想人类历史不但有明确方向，而且有预设的终极目标。这显然是基督教传统的本体论与目的论相结合的救赎史观。所以中国非但是“弱”而且是“积弱难返”。其实，这种世界史观是欧洲在上升阶段中自行创造的新意识形态。在“中国礼仪之争”的康熙时期，这个观念尚未在欧洲形成。所以，当时的中国并不被欧洲人视为弱国。但从19世纪以来，这个历史观开始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将人类历史发展“科学地”划分为先进和落后的阶段，并全然以西方的价值观为划分标准，再加上种族优劣论，于是新的“现代”概念应运而生。
鉴于基督教传统的善恶二元论思维方式，“现代”必须要有对立面，所以“传统”就逐渐演变成了“现代”的死敌。中国人在鸦片战争后的节节失利被夸大成整个传统文化的劣势。凡是传统的就是弱的。以欧洲为现代，中国就突然成了中古，以欧洲人为文明人，中国人就成了蛮族。然而，按照西方中心论，只有欧洲以外的“传统”才同“现代”截然对立，而欧洲自身的“传统”，无论是生造的，还是确实存在的，仍然是西方现代性的宝贵思想财富，否则就不会言必称希腊和罗马。更有甚者，中国的“弱”还有种族因素。庸俗进化论认为中国人连人种也不如人家强。总之，西方中心史观披着科学外衣打入中国知识界，成为评判“强”和“弱”的唯一参考坐标。欧洲中心论在今日的欧洲已经难以为继，但在中国仍然保有一块核心阵地。
“弱国无外交”究竟是否算“规律”？“弱”与“强”、“硬”对举，但并不表明其承受压力的能力较小。弱国有无外交必须根据特定的历史条件而定。强或弱纯粹以“硬实力”来衡量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把“弱国无外交”视为国际关系的不变规律的思路仍然在禁锢我们的头脑。不少人认为，中国在今日的世界事务中的发言权，全在硬实力。而基于软实力的传统文化只能装装门面，其实一无可取之处。还有一种流行观点，认为中日关系现在是“两强相争”，一山不容二虎，冲突难以避免。
其实，我们必须考虑“规律”与“规则”的关系问题。规律(law)和规则(rule)是汉语中概念极其混乱的一对外来语。中国人本无“规律”一词。在西语中规律（亦可称法则）总是有神学色彩、普世效应，规则却因地制宜，因时而易。规律往往不可变，规则却可以更改。换句话说，规律似为天定，规则却取之于人。从形而上的角度来看，规律的地位远远高于规则，所以创造规律者就似乎有制定规则的特权。所以,对于国际关系中是否有规律,是何规律的回答,完全取决于国际话语权的大小。
事实上,“弱国”往往弱在无话语权。比如,冷战结束之初,美国学者福山提出过“历史终结论”,将全球的西式“民主化”看作是不可逆转的规律。中国人不必坠入有关“规律”的普世主义话语陷阱。但是我们有责任,也应当有能力对目前和今后的国际关系的规则制定做出重要贡献。和平与发展为主导的年代是一个难逢的历史机遇,我们必须着力关注“规则”问题。这就要求中国不仅在遵守国际现行规则中做出表率,而且在加强硬实力的同时,全面进行“软实力”建设。应当看到，中国“软实力”的一个核心内容是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也就是让弱国有外交。
如果说多极世界是21世纪的全球发展的大趋势,那么多边外交机制就是“弱国有外交”的理想平台。“弱国有外交”就意味着对我行我素的超级大国的行动限制。中国必须反对“顺者昌,逆者亡”的国际关系的所谓“规律”,同时加强对世界通行“规则”的遵守和新规则的制定。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才能算是进入了世界政治的主流。(作者是复旦大学特聘讲座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