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今年年初，中央党校的王长江教授发表了一篇评论: 中央党校最近究竟触动了谁的神经？此文一出，反响热烈。其实中央党校不是最近触动了谁的神经，而是一直在触动着老百姓的神经。一方面，进党校培训的干部都是“政治明星”，可谓政治可靠，前途无量，这些人关系到老百姓的安危和国家的前途。另一方面，党校作为中央的官方智库，人才济济，专家满堂。这些人的言论也一直在“感召”和触动老百姓的神经。党校很神圣，庄严的大门外矗立的威武的人民武警；党校也曾被人嗤之以鼻，“历史悠久”的在职函授教育培养了一大批“人民公认”的“有学识”的领导干部。但是，不管怎样评价，正如王长江所言，中央党校不是僵化观点的代表者。改革开放以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姓“公”姓“私”的大讨论、主张进行股份制改革等等这些都是中央党校的原创。因此党校学者的话语很重要。在政治改革亟待发展的今天，我们有必要听听党校学者的论见，也企盼他们能够继续思想解放，实事求是、冲破既得利益的干扰，为中国的政治发展建言献策。本网对几位党校学者的观点进行了梳理，以飨读者。

（相关链接：乔桥：如何把中国的民主做真；薄智跃：中国民主化的时间表；贾西津：认真对待中国民主）

李君如（全国政协常委，原副校长）：民主是个不坏的东西

李先生曾是中央党校的副校长，在任期间被媒体称为高层领导的智囊。虽然他现已卸任领导职务，但仍是中央党校理论界的一面旗帜，并且一直在为中国政治发展奔走相告。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李先生的学术观点，那就是：民主是个不坏的东西。针对俞可平提出“民主是个好东西”，李君如认为世界上没有绝对好的东西，民主也不例外，民主也有他的局限性，但是到目前为止，人类没有找到比民主更好的东西，因此民主是个不坏的东西。关于民主的实现形式，李先生指出可以分为三类：一是选举票决民主；二是谈判民主；三是协商民主。关于中国能够实行什么样的民主的问题，他强调首先要尊重历史，尊重历史的辩证法。回顾历史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在建国后通过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相结合的基础上确立的，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来源。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也不忘借鉴西方民主的有益设计，这种借鉴其实早在抗战中后期就已经开始了，借鉴主要表现在：制定颁布中国第一批人权保障的专门法规，召开各党派紧急国事会议，提出组建联合政府的构想。在当前中国民主发展的走势上，他突出了协商民主的重要性。李先生认为，协商民主在当前中国的各个层面可以实现发展，在国家层面，协商民主是人民政协的显著特点，在基层，以“泽国试验”为代表的民主恳谈和听证会制度也是协商民主的发展体现。基于这一点，李先生很有自信的强调：把选举票决与协商结合起来，中国人创造民主形式将不亚于其它国家的民主形式。

协商民主固然很好，但是没有票决民主的协商民主如何发展？要知道，西方的协商民主理论仅仅是对选举民主缺陷的一个有益补充。同时也要看到，在中国强调西方的协商民主同中国的政治协商不是一个概念，此“协商（deliberation）非彼“协商”（consultation），两者不能混淆使用（可参见本网金安平的文章，金安平 姚传明：“协商民主”： 在中国的误读、偶合以及创造性转换的可能）。民主是人类所追求的共同价值，中国发展民主势不可挡，在民主化的大潮中，我们的宝岛台湾已经进行了两次政党轮换交替，我们的“同志加兄弟”越南进行了高层领导人差额选举的尝试，而在中国，学者们还在讨论民主是个好东西还是坏东西，是不是有些避重就轻？如此以来，还是听听关中人兄的劝告：李君如的话不能不听也不能全听。

王长江（党的建设教研部主任）：谨防政改麻木症

    王长江教授是我国政党理论方面的代表人物，近些年他不仅在政党方面学术专精，还对民主及基层民主发展、政治体制改革等方面进行研究。

1、民主：东方还是西方

在民主问题的阐述上，王教授主要回答了三个问题，第一，民主到底是东方还是西方的东西？他指出，民主是人类文明的共同结晶，不要把民主看成西方的东西，发展民主就不一定要搞多党制，中国在发展了市场经济后，必须要发展自己的民主。第二个问题，“选举式民主”与中国国情不合吗？当前中国村民选举中产生了一些问题，有学者认为选举民主同中国国情不符。王长江对此进行了驳斥，他认为，当前村民选举出现的贿选、宗族等问题正体现了老百姓更想要民主，只是这些问题需要党来控制和调试。第三个问题，在中国推行民主发展的根本要素是什么？他认为，决定能不能推行民主的根本因素，不是不是公民的素质和文化水平，而是利益。说到底，民主不是纯粹意识的产物，而是人们基于维护自己利益的需要而产生的政治诉求。民主是什么？说穿了，就是利益之间相互博弈有一个合法的平台。人们追求利益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博弈平台上的利益群体是失衡的——强势集团的声音大得很，而一些弱势群体根本上不了台面。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和社会资源分配不可能平等，最终必然导致各种利益之间的非理性冲突。

2、政党：主导与转型

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执政党需要有很强的控制力和主导性，因此中国发展民主必须是政党主导型的民主。在新的形势和条件下，尤其是带有危机性质的新形势下，执政党必须进行转型，并且需要加速推进。王长江教授指出，在转型的过程中，执政党要做到两点：一是要借力国外执政党经验深化对党建规律的认识，在坚持绝不照搬的前提下，对待国外政治文明的态度要更开放些。第二，转型更需要老百姓的认同。他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需要大力加强党群之间的良性互动，“老百姓认同”太重要了，尤其对于基层和基层领导干部的管治，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其命运交给老百姓手里，真正实现下管上和上管下的结合。这让我想起最近党校校长习近平的长文：党执政后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如果共产党失去了这个最大的政治优势，那是非常可怕的。

3、政改：谨防麻木症

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王长江认为，首先要防止政改麻木症。有学者认为中国成功举办奥运会和客服金融危机是举国体制和传统社会主义的优势体现，因此政治体制不需要改革，甚至要走回头路。王长江对此进行了批判。他认为不仅要批判这种行为，还要批判这种僵化、封闭的思维方式。对于排斥如“公民社会”、“宪政”、“普世价值”等所谓的“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完全是一种僵化的思想病症。政改要有个切入点，王长江认为政改绕不过选举，有选举才有选择，作为一种安全的“切入点”，首先要保持党对政改的控制，要以党内选举促党内民主，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从步骤上说，可以先从乡镇做起，再逐步推向县市。改革就是对利益的调整和重新分配，政改也是如此，因此，包括体制创新在内的政治改革要直面既得利益，正视既得利益并摆脱既得利益的干扰，这样确实很难，最根本的还是要从体制上斩断权力和利益的纽带，重视制度的决定作用。

4、基层民主：有空间需加速

既然改革要面对既得利益的干扰和阻力，因此当前的基层民主改革很珍贵。基层官员不仅要面对各种既得利益的干扰，还要承担体制内的政治风险。王长江指出，要给改革者一个宽容空间。国家要大力支持、鼓励、引导地方和基层政府的改革创新，只有这样，才能避免 “人走政息”。

李良栋（政法教研部主任）: 坚持发展党内民主和完善民主集中制的统一

李良栋教授多年来专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研究，成果颇丰。他在总结建国后至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段时间的民主建设时指出，探索“民主新路”有着沉痛的教训，政治体制上存在着严重的弊端。而改革开放后，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同经济改革过程相比仍然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主要体现在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没有破题，民主的法制化和制度化不够完善。在总结这些问题和教训的基础上，李教授认为中国必须寻找符合自己国情的民主发展模式和实现道路。但是也应该看到，民主不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它存在着一些共同的要素，因此，需要实事求是的吸收西方民主的合理做法。如代议制、选举制和权力监督，这些都反映了人类政治文明的共同成果。

对于未来政治体制改革的前瞻，李教授认为，展望今后十年，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将会有一个较大的进展。中国政改线路将会是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党内民主生活状况直接影响着国家民主和社会民主的发展程度，因此发展党内民主是推动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前提。而党内民主的发展必须坚持同民主集中制的统一，可以说，党内民主的实现形式是民主集中制，党内民主同民主集中制是密不可分的互补关系，首先发展党内民主要科学认识民主集中制，“民主”和“集中”是密不可分的，其次发展党内民主必须要完善民主集中制的具体制度，包括党代会制度、党的委员会制度、党内监督制度等。刚刚结束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关于关于党建问题的公报中提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集中统一是党的力量保证，必须坚持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这种说法可谓同李教授的观点不谋而合。

周天勇（校委研究室副主任）：中国将用12年逐步走向民主

周天勇教授首先是一位经济学家，他多年来研究中国宏观经济和财税改革，最让大家认识周天勇作为一个政治学者的身份,应该在于他主编的《攻坚：十七大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在适当的时候（十七大刚闭幕）、以适当的地点（中央党校）、用适当的学者（作者大都是中央党校教授）出版了这本政治改革研究报告，受到了媒体和学者的普遍关注，该书后又进行再版，并在香港发行。综上这些，成就了此书的“权威”性。

    作为一名经济学者，周天勇首先关注的是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行政体制改革，他认为，行政体制的改革能够解释中国奇迹之谜，行政体制既是理解改革开放三十年成就的钥匙，又是探讨当前问题的切入点。但是当前的行政体制还有很多问题，改革的关键在于政府财政体制，要降低行政成本，约束政府税费。做到这一点，需要完善政府预算体制，要建立预算、编制和执行相分离的预算体制，从而使预算成为实行民主的一块试金石。行政改革的另一个重点，就是要推动“省管县”。“省管县”既要财政“省管县”，也要行政“省管县”，要做到中央与地方机构设置的优化配置。

     在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上，周天勇教授给出了一个时间表。首先，他强调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正在进行，并且将会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改革进程是一个先易后难、先外围后中心、先微观后宏观的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的不可逆的进程。要真正完成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需要几十年时间，分为几个大阶段。其中，未来的12年暨到2020年中国将建立一个民主的平台，在政府的所有层面上，都将有公众的民主参与，这包括要进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阶段、权力制衡机制建立阶段以及公民社会的成熟阶段。周教授在精心研究的基础上设计了一个详细的政改路线图，很受鼓舞。不过，最近有一位华人教授薄智跃也推出了自己的中国民主化的时间表，他认为中国的民主化不用几十年，四年即可，更令人激动。不过，如此四年，是不是乐观过度？

蔡霞（党建部教授）：让党内民主的步伐迈得更快些

素闻中央党校党建部女将甚多，蔡霞教授便是代表之一。蔡霞不仅在党的建设方面著述颇丰，而且在基层民主、人事改革方面有独特见解。

1、党内民主：民主有扩张性

    蔡教授指出，党内民主的发展首先要维护党章权威 清除党内潜规则。当前党内民主发展的很大阻力在于一些官员用权力意志的潜规则权威代替了党章制度权威。要充分发挥党员的主体地位，让党员积极参与党内实务，激发党员的活力。她充分肯定了各地发生的党内民主试验。民主具有扩张性，发生在各地进行的党内民主试验，是渐进式思路在政改中的体现，其经验值得重视。她同时建议中共中央建立更高端的专门机构，从全局和战略上规划党内民主进程，进行制度设计与创新，可选择有代表性的试验区进行实践，随时纠错，随时完善。因此，在十七届四中全会召开之前，蔡教授发文呼吁让党内民主的步伐迈得更快些。

2、基层民主：沟通是执政党的“神经”

    在政治系统中，政治沟通是政治过程的“命脉”或“神经”。那么在蔡教授看来，在中国的政治生态下，沟通就是执政党的“神经”。蔡教授从多年对基层民主的实地调查为根据，指出，正确认识和把握执政党与社会的关系，必须加强执政党同社会和群众的沟通。在社会发展和政治文化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基层的群众已经由原来的客体下位上升为提出要求、进行选择的主体上位。这时候，执政党不能再是传统的“领导”，而要进行沟通和引导。沟通关键在哪里，在于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基层的“公推直选、“民主监督”等一系列民主创新有效的解决了执政党同社会的沟通问题，就在于保证了群众的民主权利。因此，对于基层民主的创新，蔡霞评价颇高，她期待这些基层经验拟在高层面部署，从而深入推进。

3、人事改革：干部不要唯“年轻化”

现在的干部越来越年轻化，蔡霞指出，干部任用唯年轻化是误区，干部的人事任免，要通过民主、法制的途径，不能为了要干部年轻化而打破这些制度。恰恰需要进行的是，如何形成群众信得过的制度化的人事机制。关于干部异地为官的问题，她指出异地为官有三个弊端，在现代信息和交通发达的社会，异地为官不仅不能防止腐败，还更助长腐败。对于腐败的控制关键在于异体监督，就是要发展相对独立的新闻管理体制和舆论监督，这是改变“异地为官”体制、实行“改流归土”新体制的一个关键条件。        

注:除了上述学者之外，本网另有党校学者王贵秀、王东京、肖立辉的学人专栏，在此不再赘述。令外，对上述学者观点的整理是根据本网转载的文章为依据，如有疏误，敬请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