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海刚
六十年一甲子。
新中国60年的经济史，以1978年为界，大致可以分为两大历史单元。前30年，实行典型的计划经济体制；在产业发展上优先安排重工业；在与外部世界的经济关系上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一时期的主要目标是尽快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后30年，中国逐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对内改革、对外开放；产业结构上改变了以往畸轻畸重的格局，三次产业结构、包括工业内部的结构日趋合理。这一时期的主要目标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这60年当中，有几个重要的时间段和时间节点。把这些时间段和节点串联起来，就能较为清晰地呈现出新中国经济在曲折中前行、不断实现历史跨越的脉络。
1949：经济建设在废墟上起步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新生的红色政权，面对的是一个历经连年战乱后千疮百孔、百废待兴的“烂摊子”，以及西方阵营对华实施全面封锁的严酷外部环境。不少人对共产党人领导经济建设的能力持怀疑态度，预言“共产党进得了城市，却管不了城市；打天下能得90分，治理天下会得0分”。
从1948年年末起，我们党在准备迎接全国胜利的同时，开始将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向城市、由战场转向恢复和发展经济。
针对民生凋敝、物价飞涨、金融混乱、不法商人囤积居奇等局面，人民政府统一国家的财政经济管理，在各大城市严厉打击各类投机活动，有效稳定了物价，遏制住了恶性通货膨胀。在此基础上，中央着手制定并实施新的经济建设方略。
1949年3月进京前夕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明确提出党的工作重心向城市转移的要求，并重点分析了国内各种经济成分的状况和党所必须采取的政策。当时，国民经济主要由五种经济成分构成：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和半自然经济。党分析认为，在战后最初一个时期内，为医治战争创伤、恢复经济生活，对于这五种经济成分，除了那些投机操纵及有害于国计民生的经营外，都应鼓励其发展。其中，须以发展国营经济为主体；普遍建立合作社经济，并使之与国营经济密切结合；扶助独立的小生产者，并使之逐渐地向合作社方向发展；组织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容许有益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
1949年—1952年的中国经济，基本贯彻了这一政策思路，其大致特点可以概括为“五种经济成分并存，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分工合作，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总体而言，这是一种过渡性质的、类似于苏联“新经济政策”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其发展方向是逐步增加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加强国民经济的计划性，进而过渡到社会主义经济。
在这一政策的引领下，新中国经济得以休养生息，较快地恢复发展起来。至1952年，国民经济已恢复到战前最好水平。
1956：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
1952年9月，毛泽东同志在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1953年6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对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作了比较完善的阐述，即：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合称“一化三改造”。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此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写入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实际上，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自1953年至1956年，仅用了4年时间就基本完成，在新中国建立起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这三大改造之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对个体农业的改造。中央先后作出多个决议，实施农业生产互助合作，推进农业合作化。合作化的形式从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发展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发展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到1956年底，全国农户总数的96.3%加入了合作社，其中加入以土地和主要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又占总农户的87.8%，对个体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至此基本完成。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本着“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原则，用马克思曾经提出设想、列宁曾经实践过的“赎买”办法，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形式，逐步将其和平改造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从1954年起，有计划地发展公私合营企业，把它作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的主要形式。1956年初，全国出现公私合营的高潮，各行业普遍实现了公私合营。到年底，基本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对个体手工业，也是通过合作化的途径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中央召开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会议，国务院成立中央手工业管理局和中华全国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联合总社。1956年春，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进入高潮。到年底，全国90%以上的手工业劳动者加入合作社，基本实现了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三大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中国经济从新民主主义阶段跨入了社会主义阶段。
1953年至1957年，新中国实施第一个国民经济五年计划。“一五”计划的主要任务，就是按照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要求，实行“一化三改造”。五年计划的制定和实施，也是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
1965：“大跃进”之后的经济调整见效
通过4年社会主义改造，新中国基本消灭了农业、手工业和工商业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实现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而“一五”计划期间重点进行的以苏联帮助设计的156个项目为中心、由694个大中型项目组成的工业建设，初步构建了新中国工业体系的框架，奠定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1957年的全国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1953—1957年五年合计钢产量1656万吨，相当于旧中国从1900年到1948年钢总产量的两倍还多。农业生产也有长足进步，1957年粮食产量达到3901亿斤，比建国初期翻了一番。
然而，工农业生产取得的这些进步，也使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滋长了骄傲自满和急于求成的情绪。进入1958年，上一年发动的“反右运动”开始波及经济领域，党的领导人认为在经济计划上也要克服“右倾”。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这是我们党历史上迄今唯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并提出在15年或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超英赶美”的目标。随即，中央正式发动了“大跃进”运动，一股全民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的热潮在全国掀起。“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并称为“三面红旗”。
在“左”倾冒进思想的指导下，1958年开始执行的“二五”计划目标被不断修正，许多计划指标大幅度提高。
“大跃进”运动严重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夸大甚至神化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在生产发展上不切实际地追求高速度、大规模，以实现工农业生产高指标为目标，例如，提出钢产量1958年要比1957年翻一番，1959年要比1958年再翻一番；粮食产量1958年要比1957年增产80%，1959年要比1958年增产50%。运动导致举国上下“瞎指挥”盛行、“浮夸风”泛滥，最终演变成一场历时三年的巨大灾难，国民经济比例大失调，连年出现财政赤字，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陷于困境，大量人口饥饿致死。
虽然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中央已经察觉到错误并准备予以纠正，但由于庐山会议后期对彭德怀等人的错误批判，在全党开展“反右倾”斗争，使“左”倾冒进的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
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事实上宣告了“大跃进”运动的结束；1963年9月，中央又作出延长调整时间至1965年的决定。
五年经济调整期间，通过调整农村生产关系、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压缩重工业生产，关停并转工业企业、精减职工和城市人口，以及消灭财政赤字、稳定市场供应等一系列措施，国民经济状况逐步好转——“农、轻、重”的比例关系实现了在新的基础上协调发展，国民经济中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基本恢复正常，财政收支趋于平衡，人民生活有所改善。
1978：从崩溃边缘到重登复兴之旅
1961年至1965年的经济调整，本已使得在三年“大跃进”中遭受重创的国民经济逐渐回归正轨。1966年，中国即将重启五年计划，进入“三五”时期。但是，由于“左”倾错误思想并未得到清算，反而进一步滑向极“左”，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爆发，中国经济的这个“小阳春”如昙花一现。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中央主要领导者错误发动，被林彪集团、江青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内乱。十年“文革”期间，政治运动频繁，社会混乱动荡，中国经济陷入停滞、衰退甚至濒临崩溃。
有人试图以统计数字证明“文革”时期的经济取得了一定发展。例如，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7.1%，社会总产值年均增长6.8%，国民收入年均增长4.9%。但必须认识到，这些增长是建立在极低的基数之上的；而且，这些成果应当归功于党内健康力量对“文革”的各种形式的抵制，以及全国各界人士的坚守岗位、艰苦奋斗，绝不是“文革”的功劳。
事实上，“文革”时期的经济状况，不能仅用年增幅来评价，更应综合考虑投入产出、人民实际生活水平等多方面因素。以下数据或许更具说服力：
“文革”使国民经济主要比例严重失调，1976年同1966年相比，重工业比重由32%上升到38.9%，轻工业却由31.4%下降到30.7%，农业由35.9%下降到30.4%。在农业内部，由于过于强调“以粮为纲”，尽管粮食产量有所增加，但整个农业收入减少了。
从吃的方面看，粮食人均消费量1966年为381斤、1976年为383斤，比此前最高的1956年409斤分别减少了28斤和26斤；食油人均消费量1966年为3.5斤、1976年为3.2斤，比此前最高的1956年的5.1斤分别减少了1.6斤和1.9斤。从穿的方面看，棉布人均消费量1966年为20尺、1976年为23尺，比此前最高的1959年29.2尺分别减少了9.2尺和5.5尺。从住的方面看，“一五”期间，住宅建设投资占非生产性投资的9.1%，而在“文革”头五年的“三五”期间只占4%，在后五年的“四五”期间只占5.7%。
因此，对于“文革”给中国经济乃至中国社会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必须给予充分的正视。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十年“文革”结束。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和“两个凡是”的束缚，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党的中心工作由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中国从此开启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新时代，踏上民族复兴的正途。
改革开放30年来，是新中国历史上经济发展速度最快、质量最高、效益最好的时期。
从1978年到2008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由3645.2亿元增加到30.0670万亿元，年均增长率接近10%，不仅明显高于1953—1978年年均增长6.1%的速度，也大大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3.0%的速度。国内生产总值居世界的位次由1978年的第10位上升到目前的第4位，占世界经济的份额由1978年的1.8%提高到2007年的6.0%。同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81元增长到2007年的18934元（超过2000美元），年均增长8.6%；人均国民总收入由1978年的190美元上升至2007年的236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中国已由低收入国家跃升至世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行列。
30年间，中国的多项经济产品产量达到世界第一；2009年外汇储备已达约2万亿美元；城市化率大幅提高，城市人口比例从20%上升到40%以上，考虑到大量农业人口进城打工，实际的非农业人口比例更高。
回顾改革开放30年，有这样一些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年份及事件：
1978年末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
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首次明确提出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1999年，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明确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2001年，中国经过15年艰苦努力，终于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新成员，开始全面融入世界经济。
2003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000美元。
200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一举超过意大利、英国、法国，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
2006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2000美元。同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发布，延续了50多年的“计划”为“规划”所取代。
2009年，中国公布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最终核实数据，西方媒体称中国已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60年经济发展历程的反思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60年来，从前30年的痛苦摸索到后30年的高速起飞，梳理中国经济发展的成败得失，为的是今后少走一些弯路。
1949年—1952年新中国采取的过渡性经济政策，由于实事求是地适应了当时的国情，对新政权的巩固、民心的安定、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等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953—1956年的三大社会主义改造，是中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建设史上的一次积极尝试，它在中国基本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起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但是，由于三大改造推进得过急、过快，生产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实际的生产力水平，改造过程出现了一些缺点和偏差，这为以后相当长时间留下了后遗症。
1957—1965年，是中国经济遭受较大挫折的一段时期，但不能抹杀其间取得的成就（特别是1961—1965年的经济调整，是共和国历史上经济发展较好的时期之一）。在承认“大跃进”造成灾难的同时，也应看到这段时期内，中国的棉纱、原煤、发电量、钢、机械设备等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都大幅增长，原油更是历史性地实现全部自给；电子、石化、原子能、航天等一批新兴工业逐步建立起来，形成了有相当规模和一定技术水平的工业体系；铁路、公路、水运、航空、邮电等事业都获得较大发展。农业基本建设、教育、科学技术等领域也成果颇丰。其中，国防科学技术的进展尤为显著，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在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等，集中代表了中国科学技术达到的新水平。
可以说，我国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时期建设起来的。中国自此再也不是以往那个连一枚建筑铁钉、一块优质钢材都要依赖进口的落后国家，“洋铁”“洋钉”“洋灰”“洋火”等成为历史名词。抚今追昔，这是一笔来之不易的宝贵遗产。
检视这期间中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战略，有三个重要因素不能忽略：一是在中国百年来“落后就要挨打”的惨痛教训；二是当时遭受西方全面封锁的现实国情；三是社会主义苏联的榜样作用。如果没有那时的重工业发展和大规模基础建设，中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必然会遇到很大的瓶颈制约。当然，良好的主观愿望不能经由错误的手段来实现，这是那个年代留给我们的一大教训。
1966—1976年，“文革”十年浩劫无疑是新中国建设史上最深重的一场灾难。“文革”不仅令国民经济停顿、衰退，也消耗了大量自然和社会资源——包括最可宝贵的人力资源。这十年间虽然在科学技术和基础建设领域也有一些成果，如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宝成铁路、成昆铁路建成通车等，但这些都是很小的局部，而且许多项目是五六十年代建设的延续。总体而言，“文革”期间的经济管理和生产经营活动几近瘫痪，大批工矿企业和农村“停产闹革命”，损失极为惨重。十年“文革”的经济损失高达5000亿元，相当于1949—1979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5/6。
更重要的是，“文革”十年间，广大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员的业务被荒废，高等院校和中等专业学校的教学被长期中断，青少年的学习被耽误，国家出现整整一代人的人才断档。许多科研单位停止工作，有些甚至被解散，中国的整体科研水平拉大了同世界的差距，在同期全球飞速发展的科技潮流中落伍。
1976年“文革”结束、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终于校准了航向。对内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外开放，主动融入世界经济——这是改革开放政策的基本内涵和总体取向，也是30年来中国经济持续繁荣的根本经验。
综观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综合国力大幅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国际地位日益提升。“中国崛起”已经成为20世纪下半叶和21世纪人类发展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经济的重要性和受关注度更加凸显。但也毋庸讳言，从人均的角度看，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同时，30年的高速发展，也带来了诸如地区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拉大、腐败现象滋生、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等诸多问题。这些都是发展中的问题，既改变不了改革开放伟大成就的主流，也完全可以、且必须通过进一步改革开放来加以解决。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不断深化和完善，尤其是“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等重要思想的提出，人们对于中国的未来怀有更多期待和信心。
按照邓小平同志最早设想的、在十四大以来历次党的代表大会上不断丰富的“三步走”战略，中国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目标已经实现，如今，正朝着“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205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稳步推进。
数代人的“中国梦”，穿越幽长的时间隧道，一天天变得真实而清晰起来。
（载2009.5.25出版的《半月谈》新中国60年特刊第二辑“经济崛起”，此为原稿，刊出稿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