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举法有几个“四分之一条款”，即农民选举权原则上只及市民四分之一，为之痛切、辩护、诊治俱久矣，观风向，近年大有顺应民意将其终结之势。先是执政党十七大“建议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接着最高立法机关将该法修改纳入今年计划，若无变故，当在本月底开始过堂会审。据悉，终结已成共识，分歧仅在于一步到位还是逐步到位，或者说，是大踏步前进还是小碎步前进。

只要是前进，小碎步也无妨，不管是否更稳妥，至少有盼头了。然而，此事没那么简单。鉴于人大制度之根本政治制度地位，兹事体大，不能不多说几句：即便是所谓一步到位，也并非真的一蹴而就。

“四分之一条款”之存在或终结，各基于“国情论”与“平等论”，据说，前者有“历史合理性”，后者则不仅有“现实合理性”，更具“天然合法性”。其实，两者争议的基础都是“阶段性”的：当前人大代表选举在很大程度上实行“职业代表制”或曰“身份代表制”。

通观古今中外代表选举，有地域代表制与职业代表制两大类。职业代表制大都已成末路黄花。因职业日渐多样化，往往一人多身份，难以一一归类。且其要求代表出自本职业，排斥代表本身的职业化。

不过，我们时刻牢记“不照搬西方模式”，还得回到国情。关键国情是，我们仍有八亿农民，严格按身份制且“同命同权”，人代会将成“农代会”。很多人不愿意看到这一结局。回过头看，城乡代表比例曾由八比一进化为四比一，但农民代表的数量却不增反减，直到本届全国人大，农民代表数量有所增加，但在近三千席位中仍只占不到一百。另一方面，由城里人选出的代表也屡屡提交三农议案。

现行选举法以地域制混合身份制，强调代表构成，既求广泛代表性，亦求各地各业之协调和谐，在此美好理论预设下，许多代表标榜超然性，以“代表人民”自许，也有许多代表以兼职心态，业余水准，施施上得堂来，不知根基何在。苛求各种价值目标，导致顾此失彼，进而失去真义，现实中，指定、安排的做法仍大行其道，选举流于形式，制约了民主政治提升空间。

具体到农民选举权问题上，便进亦忧，退亦忧。不进，忧不平等，同命不同权；进，忧不均衡，农民势力独大。如今要进了，对城乡平等自然具有象征意义，对短期内矫正城乡失衡格局也可望有一定现实意义，但无法最终跳出尴尬处境，中看，未必很中用。

跳出这一尴尬处境，须不囿于既定框架，打破身份制之窠臼，做实地域代表制，推动代表专职化，扩大选举竞争性，如此，方切中民主之要害，几分之一的困扰，亦化为无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