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九）

克文，你可能已经在网上读过，几年来，尤其是今年，我写过不少同情乞丐、同情穷苦人的文章。我可能已经说过，从跟帖看来，与我在网上所发的抨击制度丑恶与官僚丑闻的文章相比，这类表达同情心的文章支持率较低，大致在70%左右。

《丽人后面的一只“苍蝇”》是2001年1月写的，内容是在上海书摊上买了一本来自广东的《南方文学》，封面丽人亭亭玉立，素面朝天，清新脱俗，典雅高贵，朱唇微启，皓齿轻露，充满青春朝气而内蕴，亲切自然，不骄矜，不张扬，不造作，神韵皆备，姿态俱佳，一袭洁白如雪的飘飘长裙衬在绛红的底色上，格外引人注目，而扉页上的一篇所谓“佳作欣赏”，仿佛佳肴中的苍蝇，毫不留情地败坏了我的胃口。这篇“佳作”说的作者在某风景区听见有人在吹笛。笛声在旖旎的景色中幽幽传来，自有一股神奇的魅力。作者循声而至，见吹笛者是一盲人，旁边立一木牌，上书：“愿意听笛者，一元钱吹一曲。”作者的所谓“神圣美感、思恋、渴求”什么的，因那一块可怜兮兮的木牌而“化为乌有”，作者说他就像“痴情男子突然发现他的心上人是个妓女”，感到自己“被愚弄，被出卖，被欺骗”。这个自以为阳春白雪的作者，居然把一位卖艺谋生的盲艺人比为妓女。

在这篇文中我写道：

——妓女又怎么了？在这个社会上，妓女起码比许多官僚干净。

——吹一曲一元，不容易呀。如果我在旁边，我会躬身把一元钱放到盲艺人手里；如果我袋子里有矿泉水，我会送他一瓶润润喉。他不是乞丐，他是靠自己才艺谋生的盲人，残而不废，自食其力，我会尊重他的才艺和尊严，认真地欣赏一曲。

“时下，在不少人眼里，行乞几乎成了行骗的同义词，所有的天灾人祸都成了假的，丢了钱包或盘缠用尽找不到工或被不良老板卷走工钱都是骗人的；也极少在报刊上看到同情乞丐的理性观点及感性内容”，针对这一世风，2002年4月作《同情乞丐》一文。

因为经常有人说一个乞丐一天能乞到200元以上，我在《同情乞丐》一文中做了反驳：

——你又没当过乞丐，怎么知道一个乞丐一天乞到多少钱呢？那些不愿施舍的，往往最会说自己因为施舍而上当受骗，最会说乞丐能乞到很多钱，他们以“乞丐行骗论”和“乞丐有钱论”来为自己不愿施舍辩护。其实你观察一下，就会发现他们的“乞丐有钱论”是站不住脚的。大家都像他们那样，乞丐一分钱都乞不到，怎么会很有钱呢？难道他们真的会以为这世界除了他们几个，别人都在施舍吗？在我的观察中，施舍者与不施舍者的比例是1︰100，喜欢施舍的大多是老年妇女，她们施舍的是一角二角的小票，像我这样施舍几角一元的不多，而且喜欢施舍的人还得身上有零钱才能施舍。

我还从我当时的老板的施舍谈到企业的捐赠，并表达自己对捐赠的看法：

——我对我现在的老板比较欣赏的一点就是，他也是一个乐施好舍的人。他常常是以10元票来施舍的。我多次看到他特意揿下车窗施舍乞丐，甚至招手让离几步远、在别的车辆旁缠乞的乞丐走过来拿钱。由于企业比较困难，我们现在极少参加政府部门发动的各种募捐活动，但我深信我的老板是我所认识的老板中最具爱心的。与其说施舍是有钱人向穷人乞讨仁慈的名声，不如说某些企业的捐赠，尤其是响应政府号召的捐献，是“买名声”的商业行径与“买关系”的公关手段。当然，不能否认热心捐献的企业领导人的爱心及其捐献的积极意义。作为企业，即使捐款行为中夹有商业意识，也是可以理解的。

——同是扶持弱势群体，有些捐赠远不如施舍直接、有效。我的家乡是汕头市辖下为数不多的贫困村之一，不时有政府部门组织募捐，把大家的捐款送到我家乡去扶贫。这些扶贫款往往成了那些无所事事、靠打牌过日子的镇干部和村干部的工资、奖金。

为了减少这篇不合时宜的文章引来的反感，我在文章的最后一段写道：

——施舍与不施舍是各人的自由，不施舍没什么过错。在我的朋友圈中，大多数人不施舍。他们并不吝啬，他们大多具有比我优秀的品质，他们的为人处事，有许多值得我学习。他们不施舍，也许仅仅是因为没有这个习惯，也许是因为怕麻烦，不愿为一个乞丐把手插进口袋里找零钱，也许是因为矜持，不愿让自己的同情心显得太滥太“廉价”。我尊重他们的习惯。和朋友们一块儿走遇到乞丐时，我也不愿因为自己的施舍而显得与他们不同，我往往会故意落在后面，不动声色地施舍。我写此文也不是想对什么人作令人生厌的说教，我只是觉得媒体还没有这类文章出现，故不自量力地发出一种声音。

2002年5月25日《南方都市报》“每日专栏”版上所发《同情之心》一文，是一个神童写手所作。神童说她最近看了一张“让人看了要流泪”的照片：一个擦鞋妇女坐在小板凳上，背着一个婴儿，正躬着腰给一个小孩擦鞋，这个小孩的妈妈衣着光鲜地站在旁边。这一对城市母子幸福满面。神童对那些看了这照片流泪的人表示不解，只是惊异于这个衣着光鲜的妈妈长得像她爸爸的同事。她没有对擦鞋妇母子的神情作一点描述，或许她根本就不屑于多看他们一眼。她幼稚而故作锐利的目光，世故而势利地瞪住幸福满面的城市母子。她说依照她天真而幼稚的想法：这种交易是公平的，擦鞋的赚了一块钱，被擦鞋的就少了一块钱，两个人的贫富差距正在慢慢拉近。

神童自谓天真而幼稚，其实从她的专栏文章中早已看出，她已十分可悲地失去天真，而“幼稚”的自谦也透着成年人的虚伪劲，她那所谓“幼稚的想法”是愚蠢而自以为是的。贫富差距绝不会因为擦鞋赚了一元而拉近。因为有钱人的钱会赚钱，即使放在银行里什么都不干，也有利息的。擦鞋人不知要等多久才能擦上一双鞋，就算一天工作时间八小时不停地擦，擦一双鞋平均为20分钟，一个月没有休息日不停地干，满打满算也就720元。假设那个“城市妈妈”真的是女孩爸爸的同事，是个公务员吧，她一个月的工资肯定不止720元。也就是说，平均每个时间段，“城市妈妈”的收入一定比擦鞋人的收入高得多。

本来神童看了那张“让人看了要流泪”的相片不流泪是她的事，她的文章真正让我反胃的是后半部分。她说自己在太多次推开乞丐的饭碗之后，良心终于自觉自愿地受到了谴责，决定用自己有限的钱去做善事。请看她所谓的“做善事”是怎么的一回事：“那天放学后，我买了一个肉馅饼子吃，离开饼子摊后才发现买成了糖馅的，把饼子扔掉太浪费，正好看到拉板车的人蹲在路边……我强压着心中就要做善事时才有的自豪和激动，憋出一副可爱声调：‘叔叔，我的饼子给你们吃！’拉板车的人一脸惊异地揩揩手，接过饼子，久久不肯下口，以为他被感动得肌肉僵硬，就走开了，我的内功是何等深厚……”拉板车的人在神童走后对这个来历不明的饼子的议论被她听得一清二楚：咋回事？该不会放毒了吧？小心哪……最后，这个饼子被扔掉。

神童没有写明如何发现饼子是糖馅的，是撕开了还是咬了一口。反正是自己不吃的东西，只因觉得扔了浪费，就拿来施舍，还为此而自豪、激动得变了声调，还以为被“施舍”的人感动得肌肉僵硬，是不是太以为自己是什么东西、太不把别人当一回事！就算拉板车的人是乞丐，神童的“施舍”也只是为了消除自己因浪费而产生的负罪感，却自诩为做善事。

由于拉板车的人把饼子扔掉，神童以至该版编辑便大呼“施舍与同情只会让自己受到伤害”。

拉板车的人把饼子扔掉没有错，他们不是乞丐。素不相识的一个女孩，无缘无故地塞来一个自己不吃的饼子，因为强压着“自豪和激动”而憋得怪声怪调地说：“叔叔，饼子给你们吃！”这对拉板车的人来说，是一种侮辱。你不吃的东西，人家就得代你吃掉吗？

一个小女孩扮老辣与一个老女人玩天真，具有同样的催吐效果，我除了服用一点止吐丸之外是犯不着当一回事的，我气愤的是，这样的东西上了报，“每日专栏”版的责任编辑还专门为此写了一篇评论，叫《美德是把双刃剑》，大谈“过分把美德施与他人，就成伤害自己的剑锋”。这话似乎没有什么错，问题是什么叫“过分施与美德”呢？在他们看来，太多次推开乞丐的饭碗，那天因为有了一个自己不吃的饼，“施舍”给不是乞丐、也没有向他们乞讨的陌生人，就是所谓“过分施与美德”吧。

因为读了《同情之心》之后有了上面这些看法，我在2002年6月写下《如此“同情之心”》一文。在这篇文末尾我“画蛇添足”了一番：假设那个擦鞋人是个农民，在她十分有限的收入中，得交付户口所在地的这个税那个费；得支付自己在这个城市的各种生活费用，这些费用里面也含着税；城市建设的钱中有农民的大量血汗，但城市却不是农民的，所以他们来到城市打工还得交付暂住费，如果把户口迁进来，得交付增容费。再假设那个“城市妈妈”是个公务员或其它财政供养人员看看。据资料显示，这些人员共4500多万人，平均每28个国民要供养一个财政供养人员。这里所说的国民人数，是把那些也需要别人供养的老幼病残、失业和无业人员都算在内的，比如这幅照片中四个人，擦鞋人、婴儿、被擦鞋的孩子都算在这个数目之内。

2003年，由于广州政府要实行禁乞，广州媒体上关于乞丐的话题甚是热闹，开始反对禁乞与支持禁乞的声音都有，后来便与政府保持一致了。7月，我投出《同情乞丐》一稿，并附上《关于〈同情乞丐〉的一封信》。我在信上说：

随着收容遣送制度的废止，街头乞丐不再被遣送。于是就有一些人不舒服了。上海等繁华都市就有一些记者“不怕苦不怕累”假扮乞丐下跪求乞，据说挖到了一些“猛料”，抛出了“乞丐高收入论”和“乞丐行骗论”。其实这种论调并不新鲜，闭门造车也可以弄出这一套的。说起来也真难为这些记者了，如此既“苦”且“累”外加犯贱地去“挖”，却“挖”不到什么新东西。

老调重弹的还有“乞丐影响市容论”，只不过换了个说法，叫“影响投资环境”。

乞丐真的高收入吗？我多年以前就开始关注这个问题，对这些记者所披露的“事实”不屑置辩。就算他们收入高了，也是好事呀，这说明我们的城市居民心地善良和生活优裕。“乞丐行骗论”站得住脚吗？纵然乞丐群体中有一些骗子，也像我们那些靠纳税人供养的群体中有不少干着祸害纳税人、祸害国家勾当的人渣一样，各行各业都有一些败类。我们没有因为层出不穷的贪官而全面否定官场，为什么要因乞丐中有骗子而将其整个群体都视为骗子呢？乞丐影响市容吗？如果一个城市不能容忍几个乞丐的生存，那么这个城市是不善良的；如果一个城市的所谓“良好的形象”、“良好的环境”是靠对社会最卑微、最无奈的一种生存方式的剥夺来获得，那么，这个城市是可恶的。

针对禁乞，今年3月我又写了一篇《有人要来赶走他们，上帝保佑他们吧》，在这篇文中我再次提到如何对待乞丐中的罪恶这个问题。我连连诘问：如果乞丐中真的有许多罪恶，我们的“守护神”干什么去了？难道他们都去抓嫖创收了吗？人们为什么不先呼吁我们用税收供养着的“守护神”去跟踪乞丐，斩断乞丐身后的黑手、毒手，却急匆匆地抛出“施舍乞丐是助纣为虐”的论调，呼吁禁乞？我们从没有在媒体上看到或听到关于“守护神”斩断乞丐背后黑手的报道，是“守护神”置之不理吗？如果破获这类案件，惯于为统治阶层及其统治工具评功摆好的主流媒体，会不及时报道吗？在这篇文中我又一次诘问，乞丐中有罪恶，也像任何群体中都可能存在坏人一样，我们能因为某一群体出现了一些坏蛋而否定整个群体吗？如果能这样，那么，统治阶层中出现的坏蛋还少吗？

我再次表明我的观点：我并不主张大家都来施舍乞丐，你完全可以不施舍，但你不必把乞丐说得那么坏。也许你把乞丐说得那么坏，是为自己不施舍找理由，好像自己不施舍，便不是助纣为虐了，便高尚了。但你不得不承认，乞丐比强盗、小偷好得多。如果有一天他们连求乞都被禁止，走投无路，他们要生存，便只有铤而走险了，但他们要为害社会也不容易，因为他们大多老弱病残。你说他们懒惰吗？你给他们一份他们干得来的工作试试。现在失业率那么高，他们老弱病残，找工作容易吗？他们早出晚归，风雨无阻，在寒风酷暑中求乞，如果你把他们的求乞当成工作的话，他们的工作也不容易呀。

据禁乞的某市传媒说，禁乞获得了绝大多数市民的支持。在这篇文我问道，如果传媒公布的支持率是真的话，那么，在汉语中，“善良”这个词，是不是会像“老实”一样，逐渐从褒义词变成贬义词？

在这篇文中我引用了一篇在网上被转来转去的报道：53岁的农民唐孝军，因在成都出卖劳动力未遂，致无钱吃饭，饿得心慌，吞吃沙土，昏死街头……眼睛陷进去约有半厘米深，目前尚未脱离生命危险，右半身已经瘫痪。

年青有为者尚且难以找到工作，何况年过知天命之人？唐孝军不容易呀。

也许你会问，找不到工作，饿了为什么不乞讨呢？然而，你听听：求乞是因为懒惰，求乞是利用人们的善心发财致富，找不到工作是骗人的，施舍乞丐是助纣为虐……连一些地方政府都已经实行或正在酝酿实行禁乞，你以为求乞容易吗？

将近饿死的唐孝军身上居然还有钱，“一张五元钞票、一张一元钞票、一张五角钞票，这被揉得发面的6元5毛钱是医生无意中在唐孝军衣袖里找到的。他的衣袖里缝了一个巴掌大的口袋，这些钱就藏在里面，上面走了三遍线。”唐孝军就这样把6元5毛钱藏着掖着，其小心谨慎，与人民“公仆”将巨款送往国外相比，有过而无不及。

可6元5毛钱能做什么呢？能给人民“公仆”不断加薪？能给“公仆”们补贴移动通讯费？能立项国家歌剧院？能报批高尔夫球场？能剥离国家不断注资的商业银行不断扩大的呆坏帐？与“公仆”们每年赴海外考察所耗公款2500亿元、每年吃喝用去公款3000亿元、每年公车消费4000多亿元比起来，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当我们的人民“公仆”疯狂挥霍民膏民血的时候，听得到唐孝军们垂死挣扎的声音吗？

时值“两会”召开，我的回答是：唐孝军们奄奄一息的声音淹没在一阵又一阵“代表十三亿人民心声的热烈掌声”之中，“公仆”们哪里听得到呢？

我想说的是：他们听不到，难道连我们也听不到乞丐们求乞的声音了吗？

我担心，风气所及，过不了多久，深圳也实行“禁乞”了。

有人要来赶走他们，上帝保佑他们吧！

对广州禁乞的宣传报道，《南方都市报》甚为积极。从禁乞之前的舆论导向到禁乞之后的跟踪报道，笔者已看过好几篇。

4月2日《南方都市报》第一版图片报道中称：羊城“禁乞”首日，共出动1800名城管人员进行“禁乞”，共劝说9名乞讨人员到救助站。

4月9日《南方都市报》有一篇主题为《禁乞一周，闹市行乞者锐减》的报道，该报道的副标题便是《365人前往救助站，少数强行乞讨者被治安拘留，广州市容明显改善》。虽说《南方都市报》的新闻报道比较客观，但“市容明显改善”等语，还是表现出立场。也难怪，作为官方传媒，对禁乞这一全局性的政府行为，当然是应予大力支持和全面肯定的吧。该报道称，《禁乞通告》实施已经一周，在各相关部门和广大市民的支持下，取得了初步成果。报道中所说的各相关部门，主要就是公安吧。报道中说，《禁乞通告》实施后，警方采取积极行动，投入大量警力和群防群治力量进行大规模的清查整治。禁乞的主力可能就是城管。报道中说，对于初步取得的战果，市城管支队许支队长不无担忧，称五六月份可能出现乞丐回潮，禁讨工作还须保持力度，继续努力。不知各位读者对报道中的“1800名城管”、“广大市民的支持”、“大量警力”、“大规模”、“战果”、“保持力度”这些关键词作何解读。

救助站的前身，就是关押没有暂住证的人并强制其劳动、要其家属交款赎人的“收容站”。去年，“收容站”打死了大学生孙志刚等恶案不慎被媒体披露后，收容遣送制度被废止，监狱般的收容站拆除了铁门铁窗，改了一个很人性化的名字，叫做“救助站”。从“收容站”到“救助站”，也不过半年时间吧。去年“收容站”沾了孙志刚的光成了新闻焦点，成了网上搜索的热门词，以常理论之，读者对“救助站”的情况应是很关注的吧，却不知为何关于禁乞的报道对乞丐们在救助站中的生活情况只字不提。

4月9日《南方都市报》还发了一篇记者调查，题为《禁讨后乞讨人员主要有两类》，该文称，禁讨后仍在乞讨的人员主要有两类。一是来自贫因地区、无劳动能力的老年人，这类人乞讨的理由是维持生存、补贴家用。二是身体残疾、无劳动能力的人，这类人有部分为人为制造残疾、被人操纵着乞讨。

针对上述报道，2004年4月我又写下《是谁弄残了他们，是谁操纵了他们》。

我在该文中说，一直有这样的传言，有些毒如蛇蝎的恶棍，拐走人家的孩子，打断孩子的腿，或用其它办法把孩子弄残，操纵着孩子出来乞讨，以此获利。我一直不愿相信这是真的，因为我是那么地怜爱孩子，因为这等惨绝人寰的恶行超出我的心理承受能力。天真可爱像天使般的孩子，就这样落入恶棍之手，堕入人间地狱，而这些恶棍居然还能操纵着这些孩子出来乞讨，这是什么世道！

在这篇文中我问道：4月9日《南方都市报》的记者调查中所说的“人为制造残疾、被人操纵着乞讨”的人，是些什么人呢？难道不是孩子吗？假如不是孩子，却被人弄残和操纵着，难道他只懂得乞讨却不懂得报案吗？假如是大人为乞讨而自残，哪又怎么会被人操纵着呢？更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警方采取积极行动，投入大量警力”参与禁乞行动，为什么他们没有破获这类超级恶案，解救“人为制造残疾、被人操纵着乞讨”的孩子呢？

乞丐后面有黑手，是斩断黑手，还是叫人们不要施舍、政府实行禁乞呢？我不是“公仆”，也不是“人大代表”，我弄不清楚这些人的逻辑。

官方传媒所说的禁乞的理由，也是人们不愿施舍乞丐的理由很多，这里我再找一个“理由”出来评论：“乞丐太多了……”官方传媒一般用于歌功颂德，乞丐的数量又不是GDP，说多了不是给政府抹黑吗？原来，它们把乞丐数量拔高的目的是要说明，乞丐太多，不是我们伟大的国家真的有那么多人民不“小康”，真的有那么多有劳动能力的人找不到工作，真的有那么多老弱病残得不到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而是因为有许多乞丐是假的。

我一直弄不明白，除了卧底乞丐、然后编报道说乞丐如何高收入的个别官报记者和假扮乞丐的逃犯，乞丐怎么会有真假呢？一个人原来不是乞丐，后来为生活所逼，走上了乞讨之路，就是假的吗？那么真的乞丐又是些什么人呢？

说到乞丐的真假问题，我便想起下面这篇报道。

2003年11月24日，寒风中，光着上身的姚亚卉不知道已经多少次被哥哥姚朋从身上踩过，她是躺在一块钉满两寸多长铁钉的木板上被哥哥踩的。她已经有些麻木了。记得她第一次躺在这块钉板上时，钻心的疼痛已让她哇哇大哭，更不用说让哥哥在身上踩上几下了。现在小亚卉幼嫩的背上已经斑斑点点结满了痂。

小亚卉今年刚刚十岁，读到小学三年级，哥哥今年十四岁，仅读到小学五年级。他们来自临泉县。姚朋说，今年的一场大水将他家的房屋冲毁，父母将他俩寄居在姥姥家，外出打工。由于姥姥家的生活条件本来就不好，兄妹俩的到来成了姥姥家的累赘。于是，两个月前，兄妹俩偷偷出来流浪，并模仿街头一些艺人玩起这些“把戏”。

路边已经放了十几股被姚朋用身体挣断的铁丝。在妹妹表演睡钉板的同时，姚朋表演身断铁丝，他身上已经被铁丝扎出一道道铁丝印，有的已经长出老茧。姚朋说，自己是男孩子，吃苦受累没什么，看着妹妹被自己踩过，心里有些难过，但是没有办法。他说，在外流浪自己一不去偷，二不去抢，但要生活。表演非常苦，还伤及身体，因此兄妹俩每天的表演只有二十几次。每次表演结束对他俩来说是一种解脱，随后他俩在街头巷尾转悠。夜晚的寒冷是难熬的。姚朋说，每天过夜他俩通常找一个避风的地方相拥着休息，偶尔找些木料生火取暖。

兄妹俩在表演过程中，始终默不出声，有人扔钱就捡一下。

姚朋说他俩很想家，更想在外打工的爸爸妈妈，但一直没有联系上。

读完这篇报道之后，我的心情十分沉重，我自问自答：可怜的兄妹俩为什么要进行这些自残的“表演”？因为不自残他们很难讨到钱，有人会说他们是骗取同情心的骗子。

接着我又退一步说，就算乞丐中不乏骗子，如果他们满足于以此营利，除此之外并无其它害人之举，那么他们对我们社会的危害，与官场上的败类比起来，是微不足道的。

在发出这一类文章之后，我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如果我们面对面的施善已被某些坏人所利用，我们为什么不通过向政府有关机构比如民政部门、扶贫办公室等捐款来达到施善的目的呢？

我的回答是，用捐款来达到施善的目的，当然也是值得赞赏的。但施善不是在履行义务，更不是在完成任务，而是发自内心的同情，并非捐款之后就不会产生同情心了。而且，我们的扶贫款、救济款都能尽可能公平合理地落到真正需要扶贫、救济的人身上吗？扶贫款、救济款从政府有关部门到老百姓手上，要经过多少官员的手呢？这些官员的手干净吗？

针对有人说乞丐中有强讨死缠的，我说，这类人不是乞丐，而是无赖，应该由执法部门予以制裁。

 

（四十）

克文，我还曾在谈论小乞丐的文章中提出这样的观点：如果这些小孩是被背后的黑手拐来掳来并强迫行乞的，那当然是希望执法人员斩断黑手、解救小孩；如果是被生活所逼而自愿跟着别人出来讨碗饭吃的，难道能通过禁乞赶走了事吗？行文至此我联想到童工和卖花女。我在《为何我的眼睛总是满含泪水》一文中写道：

——曾在报刊上看到许多谴责使用童工的文章，心里别有一番滋味。在网上看到网友轩辕黄地的一篇谈论童工的文章，与我的观点颇为接近。

轩辕黄地说，非法使用童工，低工资、高负荷，使远没有发育成熟的瘦小身躯承担着生活的重负，幼小的心灵忍受着沉重的压力，真让人悲愤满胸。禁止使用童工，说来也是为孩子们的健康着想，是为普及义务教育、提高人民素质着想，但是为何屡禁不止呢？难道说天底下就有这样狠心肠的父母有钱不让孩子上学，甘愿把自己的骨肉推进苦坑吗？我弟弟几年前也是童工，因为父亲病重，而我在读高中，只好牺牲他来成全我。父母虽不好受，弟弟却认命，托人找工作，去干建筑工。十几岁的孩子，满手的血泡，我父母好受吗？我好受吗？我弟弟他自己好受吗？谁愿意去做童工？那是生活逼的！

轩辕黄地还说，由于政府加大禁止使用童工的力度，许多童工被赶回家里去了，不知道被赶回家里的童工去做什么了，反正不会是上学。所谓义务教育，自我懂事起，在农村就从来没有过。上学，的的确确有些人家的孩子上不起，他们即便不做童工，也是在家里务农，学校的大门绝不会向他们义务敞开！

——在广州南方大厦门口，经常有人打骂一些年幼的“卖花女”。“卖花女”年龄大约在5至10岁之间，被幕后黑手操控，早出晚归，在南方大厦与沿江路一带活动。

清晨5时45分，有2个15岁左右的“小头目”把一个看上去只有七八岁的“卖花女”带到南方大厦门口，其中一个打了卖花女耳光，卖花女不敢躲闪也不敢发出喊声。

“卖花女”年纪虽小，却对陌生人充满戒心。在多次努力下，记者才从她们口中得知他们来自江西萍乡。当被问及想不想读书时，许多人眼中流露出可怕的迷茫，她们的回答很简单：“家里没有钱。”

这些孩子一天干活10多个小时，一天只能吃一顿。有些好心市民经常买东西给她们吃。

这些孩子经常会缠着路人不放，有时还会抱着对方大腿，非要你买花不可。一个年龄大约五六岁的孩子抱着一个外国人的腿，跪在他面前，求他买花。一个5岁左右的女孩缠着一个年轻人买花，那人百般拒绝仍摆脱不了时，粗暴地将女孩递过来的花扔在地上，一边喝骂一边推开小女孩。

我常常思忖：在那些小乞丐、卖花女、童工等在社会最底层挣扎着生存的孩子眼里，我们这个社会，我们这个国家，会是什么样子呢？

看到比我女儿小或与我女儿年纪差不多的卖花女、小乞丐，我尤为悲悯……

克文，我可能已经说过，我对女儿的教育采取“树大自然直”的态度，真正对其言传身教的，就是和她一起看到乞丐时，如果身上有2元以下的零钞，就拿给她去施舍，借此培养她的同情心。

禁乞禁乞，赶走的不仅是乞丐，还有公众的善良呀。

就在一些地方政府实行禁乞、鼓吹禁乞的时代背景下，中学生、青年打死乞丐，濒死乞丐求救无人理睬的恶事接连发生。我在《为何我的眼睛总是满含泪水》一文中摘录了两例：

——42岁的李文兰为寻找丈夫和孩子，一路求乞。5月6日，她在城固县二里街向3个正在吃烧烤的初三男生求乞时，遭到辱骂。这3个学生吃完烧烤后，乘着酒意，追上李文兰并殴打了她……

7日早上5时半左右，二里镇中心医院值班医生李某在医院门口发现浑身是伤、呻吟不止的李文兰，李某打电话向二里镇派出所报案。当李文兰央求李某给她开点药吃时，李某拒绝了她。而派出所在接报后未能出警。7时20分，二里村村支书刘某在家门口发现伤势严重的李文兰，刘某简单地询问后，只给她指明了回家的道路，并未采取任何救助措施。8时许，派出所安排不具备执法资格的司机鲁某出去“看一看”，鲁简单询问后便离开了现场，回所后也未向负责人汇报。

8日，浑身是伤的李文兰又遇到那3个学生，再次惨遭毒打、凌辱……下午2时半，见李文兰在自家门口附近躺着，村支书刘某两次给派出所打电话称：“街上有一个很脏的女人受了伤，已在街上停留好几天，是不是送出去？”派出所司机鲁某同意刘将李文兰用车拉到邻县南岭县境内。

5月9日，城固县二里镇二里村，一名蓬头垢面的女乞丐浑身上下青一片紫一片，走路总是捂着肚子，下身还在流血……当天中午，这名女乞丐晕倒在地。下午4时许，当地群众第四次给二里镇派出所打电话报案称：在二里镇发现了一具“女尸”。派出所人员来到现场，发现“女尸”奄奄一息，将其送往医院。次日，“女尸”惨死。她就是李文兰。

李文兰死前对周围的人说：“他们3个人打我，用木棍戳我的下身……”

这一恶性事件的见报纯属偶然。因当地极力封锁消息，6月初才有记者获悉并展开艰难的采访。当地公安机关屡次借故拒绝采访。该县公安局一位科长对记者说：“我们的人员是否有问题是我们自己的事，你们记者没有权利也没有必要调查监督。”

——2003年7月4日晚8时许，几个青年去地里偷西瓜，突然，李小柯一脚踩住个黑乎乎的东西，吓了他一跳。李小利用火机一照，见地上躺着一个蓬头垢面的乞丐。李小佳说：“打他吧？”几个青年马上说：“打就打。”于是，他们拿着粗树枝一哄而上，树枝雨点般地落在老乞丐身上。老乞丐疼得跳起身跑进附近的玉米地里，被快步追上的李小柯一棍击中腿部，李小利在老乞丐的背部又补一脚，把老乞丐打趴在地。雨点般的打击使老乞丐惨叫着在玉米地里翻滚、爬行，而几个青年则兴奋地一直大叫、殴打。半小时后，老乞丐艰难的爬行慢了下来，哀嚎也逐渐变成了微弱的呻吟。这时，李小利俯下身喝令老乞丐拿钱，老人哆嗦着捧出一个破纸包。李小利一把夺过来，打开一看，才2元多钱，他就恼怒地把钱摔在老人的脸上，打得更凶了。很快，老乞丐不动了，也不呻吟了。李小利便伸手扯下老乞丐脖子上挂着的破皮包，倒出里面的破烂，李小佳、李千应用火机照着，翻出了4元4角钱。他们回到村里，用这些钱在小卖部买了两盒彩蝶烟，穿过大街上纳凉的人群，兴致勃勃地交流着打人的快感。这时，李小柯、李小佳提议把老乞丐弄走，于是，他们又返回玉米地，与在半路遇到的李强一起狂笑着继续殴打老乞丐，直到打得精疲力竭。为了验证老乞丐是否死亡，李小佳、李千应在老乞丐的面部小便。

在看守所里，当民警问他们的动机时，他们的回答竟出奇的一致：“寻开心。”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他们判处了从3年到13年不等的有期徒刑。然而，就是对这样的从轻处罚，他们也不服，纷纷上诉，而且，其诉讼请求也出奇的一致：不就是个老乞丐吗！

克文，面对这样的世风，我除了满眼泪水，已经无话可说。

下面说点别的吧。

今天跨进了2005年的门槛。

元旦放假一天，明天星期日，共休息两天，正好写写东西。

半个月前，公司以网站名义，搞了个IC业同行联谊会。客人主要是C、W、小B、小O邀请来的，大多是一些公司的一般员工。C急于在同行中树立声誉，计划搞这类活动已经好久了。这次一共邀请到30多位客人，C高兴得不得了，说网站的号召力很大，说W和小Q的魅力很大，说这次活动至少能带来400个上载库存的用户。C的算法是，每个客人至少能带来10个用户。在我看来，搞一些这类活动并无不可，如果搞得成功，一个月搞一两次，说不定会在同行中产生意想不到的影响。但C把活动的效益直接扯到拉库存上，我则不以为然。在活动之后，C喜欢把库存频道的推广成绩说成是W和小B的，说成是这次活动所带来的效应。十分务实的小O，这次不知怎么搞的，也把活动的效应夸大了。

幸好其他员工推广库存频道的成绩每天都被我公布了，不然，他们的成绩也被抹杀了。如果成绩被抹杀，他们工作的积极性会降低的。

最近我去电子市场拉库存，有时为一个柜台注册上载后，再为毗邻的柜台注册上载会容易得多，一个下午可以注册好多家，上载好多库存。只是有些用户的电脑没有装五笔输入法、没有装鼠标，库存表与我们网站上载库存的表格不同，我操作起来颇觉麻烦，有时注册上载了四五家，便觉得累了，不想再做了。我不想一下子拉太多库存的原因还有：C认为这是他们搞活动所带来的轰动效应，而不是我拉来的；我在办公系统上公布是我拉来的，C不一定相信；我拉得越多，C对联谊会效应的估计错得越离谱。

这次联谊会，我没有邀请客人，因为我觉得C所办的活动总上不了档次，我怕让我的熟人、朋友看笑话。C既想办联谊会又舍不得花钱，说买些花生、玉米棒来煮就好了。我不同意。后来按照我的意见，买了比较拿得出手的食物、饮品，共花去1200元。

C不在我与他关系较好时向我催讨4000元，却在我与他关系疏淡时向我催讨，不知是什么意思。现在，如果C要辞退我，我一点也不会吃惊，只怕他还开不了这个口。但他开得了向我催讨那4000元的口，在我看来，也不简单。我已经说过我拿他4000元的原因。如果我早知道，他会把那点钱当成是借，而不是我以前为他做一些事情的报酬和车租，我不会向他拿这点钱。

病假一个月没有工资，还得还掉这4000元。女儿放寒假时我让妻子带她来深圳，又得花钱，要存点钱不容易呀！

今年公司效益不错。春节很快就到了，看现在这情状，春节时除工资外，C不可能给我什么红包、奖金的。

记得当初要离开汕头ASL公司来深圳为C打工，我颇费踌躇，显得优柔寡断。之所以会这样，也许以前较多地归因于不好意思向ASL公司辞职，现在则认为主要是因为对C不放心。现在，如果深圳、东莞、广州等市有一家企业以与这里差不多的待遇招聘我，我即离开这里。

我一直想找一位真正值得我崇敬的有社会责任感和爱心的正直善良的成功企业家，来写一部人物传记，通过这位企业家的创业史与心路历程，折射出整个时代的风云变化，将其作为社会缩影予以观察，将其作为成功标本予以研究，将其作为富人楷模予以推崇。我不想以作家身份到这样的人身边作浮光掠影的采访，而想作为他的雇员在他身边工作，以便深入的了解他，塑造他。我在众多的企业家中选了几位，其中一位女企业家是首选，她的爱心与善行，她的社会责任感，令我油然而生敬意，而她的天生丽质与知名度，她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也会让她的传记有了成为畅销书的可能。可是，我寄出了一些求职信，如泥牛入海。

我说过汕头有一家广告公司曾经要我去任策划总监，但已过去了这么长时间，就算这家公司还要我去，我也不想现在就回汕头。

说到辞职，我便想起我的几次辞职经历。

2000年元宵后我前往上海，到XGC集团工作，编了一二期企业报之后便通过传真向汕头ASL公司辞职。这次辞职并不为难，因为我在ASL公司只编《ASL报》，而《ASL报》已从开始好评如潮、影响很大到被公司一些人视为可有可无。大部分ASL牛奶门市的老板和送奶工越来越不重视《ASL报》，有的门市老板虽然重视，但对送奶工管理不善，让送奶工去送报时，送奶工把报纸当成旧报纸卖了，致使这份报纸产生不了较大的宣传效应。我辞职后，报纸停办了一段时间，那些喜爱这份报纸的牛奶订户、重视这份报纸的门市老板，不断要求复办，曾请一位记者编了几期，也许是先入为主，不少人反映没有我编的好看。2001年7月我重回ASL公司之后又编起这份报纸，但出版周期已不正常。

下面两段话摘自《李乙隆履历》。

——1997年3月为汕头ASL公司创办并主编对开四版、每月一期的《ASL报》。该报向牛奶订户赠阅。第一版是《企业之窗、订户之声》，是公司与牛奶订户之间的交流平台，主要刊登企业动态、牛奶知识及订户来信；第二版主要是《学生园地》、刊登中小学生优秀作文并对其评点；第三版主要是《社会纵横》，转载一些引人入胜的社会特写和纪实文章；第四版是《家园》，主要发表讴歌亲情友情爱情、抒发人生感悟的作品；还有中缝的《卡拉OK》、《诗走廊》、《真情寄语》、《幽他一默》、《家事指南》等。注重稿件的可读性、实用性和艺术性，注重版面设计和栏目设置，力求内容上雅俗共赏，版面上赏心悦目。

——2000年2月起任上海XGC集团《XGC周报》总编，把原来相当于会议讲话汇编的八开油印小报改为四开四版彩印报。该报第一版为新闻版《企业之窗》，第二、三、四版及中缝分别辟为《打工朋友》、《休闲时空》、《生活百科》、《社会纵横》、《经济之窗》、《企业论坛》、《网络文摘》、《市场营销》、《家园》、《信息短波》、《诗走廊》、《真情寄语》等。同时以企业报总编身份自觉肩负起这一拥有一万多名员工的企业的文化宣传工作：完善企业CI策划，进行企业文化重塑；提出“内树正气、外树形象”的企业文化宗旨及“抓文化促生产，抓宣传促销售”的工作方针；通过以企业报为主导的，包括广播电视站、网站、宣传栏、黑板报、员工手册、企业歌、企业三字经、企业干部“心”字歌、企业标语、企业语录、晚会等各种载体、媒体、活动，多层次、全方位地进行企业理念的灌输、企业精神的培育；努力使员工在企业文化的潜移默化之下，同舟共济，自强不息。

我到上海工作不到十天就推出了第一期报纸，从联系印刷厂、谈定价钱、汇报有关部门领导并获得批准，到组稿、改稿、设计报头报边及版式版面、总校对，我一手完成。编辑部除我之外还有3名老员工，他们开始对我有戒心，很快就与我融洽相处了。他们是一位退休教师和两位女孩。编辑部其实就是宣传部，除了编报之外还有其它工作。退休教师负责编墙报、指导员工编黑板报等。不时有官员参观这家企业，他还得写欢迎标语。两位女孩一位负责打字，不但为编辑部打字，邻近一些部门需要打印什么，也是由她负责的。一位负责联络和采访。他们还帮我初步选稿与改稿，以及校对。

在第一期报纸编出来之前，我有些紧张，也许是不够沉着，急于露一手吧。推出几期之后，我就显得自如了。

根据企业实际情况，我在《XGC周报》上举行了几次主题征文比赛，有“我爱XGC”、“好领导、好员工”、“安全生产大家谈”、“节约大家谈”、“工友之间”、“我的家乡”等，都办得比较成功。原先企业干部与员工之间、员工与员工之间，矛盾重重，冲突时有发生，尤其是不少干部喜欢摆架子，不善待员工，通过“好领导、好员工”、“工友之间”的征文比赛，掀起了一股新风。这家企业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劳动强度大、工作时间长、待遇低，员工流动性很大，新员工没有经过什么培训，就走上了流水线，事故时有发生。通过“安全生产大家谈”，让老员工谈安全生产的经验以及在厂区行走要注意的问题，让一些写作水平较高的员工分析生产事故并总结出经验教训，相当于对新员工进行安全生产培训。

我经常深入基层，以座谈会形式，对喜欢写作、积极投稿的员工进行写作辅导。

综合各方面信息，我发现，报纸在基层员工中影响甚大，我也受到不少员工的拥戴。

我自己写了许多倡导企业善待员工的文章发在报上，引起老板的重视。

后来老板放着身边几个秘书不用，总让我为他写东西。我写后拿给他，他看后总是夸我写得好。

在企业主要领导中，有些原先不把企业报当一回事的，很快就刮目相看了，有些人还请我们写一写他所负责的厂、部门，直接一点说，就是为他做做宣传。当然也有妒忌的，比如党委一帮人。他们党委在员工中的影响力，远远比不上我。

我已经说过，党委书记吴某起初想压住我，压不住了就想拢络我，拢络不了就处心积虑排斥我。他多次拉我入党，还说我入党后就让我当宣传委员，把我所编的报纸当成党委机关报来办。我婉言谢绝，说自己不够入他们党的条件。他便伙同另外几个没有具体事务的党委副书记、委员什么的，对我所编的报纸和所发的文章、在员工作者会议上所讲的话、平时在私下场合所讲的话，断章取义，甚至捕风捉影，不断在老板面前诬陷、打击我。

老板希望我入党，与党委一帮人搞好团结，还做出把编辑部划归党委领导的决定。现在想来，老板做出这个决定，可能也有他的苦衷。可我不买账，我敲着老板的桌子说：“既然你做出这个决定，就炒掉我吧。”老板非常生气，说从来没有人敢这样跟他说话，还说我分不清哪些重要哪些不重要。他后面这句话，我的理解是：在通知我“企业报划归党委领导”之前不久，他给了我五万元，表示他重视我，钱才是重要的，老板的重视才是重要的，企业报划归谁领导有什么要紧呢？

2002年春节期间我回汕头。2002年2月回XGC上班，没几天就辞职离开了，又回到了汕头。

关于这次辞职的原因，我以前的说法尽量简单化：请病假回汕头休养，休养时间一长，不想回去了，就开了一家小书店。对较好的朋友，我便说上海有位女人要为我离婚，并要我离婚，与她结婚，我离不了婚，只好回汕头。后一种说法并非说谎，因为假如我愿意，离开了XGC还是可以在那位女人的帮助下，继续在上海找一份好工作的。前一种说法虽是托辞，但我当时确实身体欠安。我在上海时，有一位在文联工作的朋友打电话给我，请我回汕头和他一起办刊物，我真正回来后，他便没有再提起这回事。我也从不把他要我回汕头当成我在上海辞职的原因。

在XGC的高层人员中，除了享受副总裁待遇的党委领导成员外，与我有芥蒂的还有一位副总裁。我提议办XGC网站获得批准，当时我联系一家公司做网站、注册域名、租用服务器，谈定费用是4000元，这位副总裁找来他的朋友为XGC做网站，费用是两万元。单凭价钱说明不了什么问题，我的不满是两万元做出来的网站十分简陋，根本达不到我的要求，也许做网站的人认为只要副总裁满意就好，用不着我满意，因为给他这笔业务的，是副总裁而不是我。由于网站整体框架、具体内容是由我负责的，过后大家对这个网站不满意，也可以说成是我的工作做得不好。如果知道这个网站花掉了两万元，说不定还有人怀疑被我吃了多少回扣。我对副总裁这位做网站的朋友发了火，副总裁完全站在朋友一边，批评我对客户发火影响企业形象。

在制度不完善的大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要让朋友多赚一两万元或者自己拿上一万元回扣，是微不足道的。网站只是我发起并负责的小项目，那些我无权过问的大项目呢？

《XGC周报》每周5000元的印刷费，是我找的印刷厂和谈定的价钱，我却是一分钱回扣都没有的。也许要回扣的人在谈价钱时会有所暗示，不会像我一样只管压价。

如果拿回扣已成常态，在许多人心目中，我是个不正常的人。如果有大项目让我参与，一些人一定会厌烦我这个不正常的人妨碍了他们。

现在想起来，我在上海XGC工作虽偶尔也有些不愉快，但平常还是快意的。在去XGC工作之前，我与老板谈待遇时还提出这个要求并获得同意：在工作上有自主权，在我和老板之间不用插入什么领导。在XGC工作期间，我只须在工作需要花钱时征得财务部、采购部的同意，需要用车时征得运输部的同意，其它方面基本不受制于人，而这三个部门的领导对我都颇为尊重和支持。那位因网站的事与我矛盾的副总裁虽然给我脸色看，但我也不用看他脸色。对党委一帮人和这位副总裁，我有一种看穿了他们的感觉：他们除了寻找机会在老板面前打击我，不可能在其它方面对我怎么样的。我不怕他们，但我这个人也绝对不会因为不怕他们而主动冒犯他们。不管老板对我多器重，我绝不会恃宠而骄。不管我多么强势，我都是十分讲道理的，绝不会仗势欺人。那位副总裁的朋友拿了两万元却把网站做得很不像样，我让他返工他不肯，我跟他发了火，他才返工。我本想与党委一帮人井水不犯河水，可他们吃饱了饭无所事事，总要来找我麻烦，如果对我工作方面他们的意见能像群众意见一样，允许我采纳与不采纳，而不是像上级指示一样我不执行就不行，我会欢迎并感谢的，但他们偏偏不这样做，我当然不买他们的账。如果我服从他们的领导，我愿意把工作成绩与他们分享，但他们的干扰会搞得我很疲惫却做不好工作。

我离开XGC之后，一位党委副书记坐上了我总编的位子。他一下子聘请了四位中文、新闻专业的大学生，充实《XGC周报》编采队伍。前同事来信告诉我：新总编只是指手划脚，不做具体工作，编采人员被他支使得团团转，搞得大家很疲惫，编出来的报纸，却没有以前好看，连四位大学生看了我以前所编的《XGC周报》也说“还是李总编行”。

办企业报，其实便是从事企业文化工作。谈起办企业报的经历，我便想谈谈我对企业文化的见解。2001年8月我作《企业文化漫议》，全文如下：

A．众所周知，物质文明决定精神文明，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没有企业利润，企业文化便是一句空话。但正如意识对物质具有反作用一样，优秀的企业文化对企业的物质活动也具有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

退一步说，就算视为摆设，摆设也有摆设的作用。

再打个比方。如果我们很穷，那么对衣服的要求也许是能够遮羞、保暖就可以了，但如果我们已经有条件通过衣着来表现自己，为什么不装扮得“酷”一点、“帅”一点，让人赏心悦目，最起码对得起观众呢？

一个人温饱问题解决了，就得讲究气质、内涵、文化、精神。穿衣保暖之后就有了第二个层次的要求：穿得“帅呆了”或“酷毕了”；一身高档、得体的外包装之后较高层次的要求，便是人本身，要有与之相配的修养、风度；腹有诗书气自华，说的便是思想内涵、文化素养对形象的美化作用。

一家企业也是这样，当它发展到一定阶段，便要讲究企业文化。小型企业看老板，中型企业看管理，大型企业看文化。

其实一家企业从诞生之日起就有其文化，这种文化主要是创办者、主要经营者的个人文化涵养在企业中的反映。我所说的是指企业文化的“成形”阶段。

企业文化的成形是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企业文化与企业发展相辅相成、密不可分。

B．企业文化是内涵丰富、外延广泛的概念，绝不仅是文艺联欢、图书馆、阅览室、广播站、黑板报等表层的东西所能囊括，也绝不是办一份出色的企业报刊就可自诩企业“很有文化”了。但这些都可以是企业文化的“有形”部分。优秀的企业报刊在企业文化建设中也确实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她是企业意识形态的良好载体，是企业理念、精神的潜移默化，是企业发展轨迹的忠实记录，是企业内部沟通的渠道和对外交流的平台，是企业对外宣传的“轻骑兵”。

C．企业文化是企业中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资源”，正因为看不见，摸不着，致力于企业文化工作的人，为企业所创造的效益也不像生产、销售人员一样可以在报表上表现得清清楚楚，就像品牌价值的提高、无形资产的积累，也不是往储蓄卡存钱般明明白白。

D．松下幸之助曾说：“我只要走进一家公司七秒种，就能感受到这个公司的业绩如何。”

七秒钟？ 1-2-3-4-5-6-7。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能让他感受到什么呢？“接待员的表情与态度；挂在墙上的曲线图；刚巧听到一名工作人员正在应付一个投拆电话或者两名访问客户归来的业务员在交换意见；在被迎进经理办公室之前，也许还来得及瞥一眼办公区域，知道员工们是忙碌地到处走动还是安静地各就各位，是神采飞扬还是因无所事事而显得百无聊赖、神情涣散。”有人这样说。

也许这些都是，也许这些都不是。准确地说，这位日本经营之神用来测量一个公司的工具，是在瞬间捕捉到的气氛，一种近乎于“场”的力量，它就是——企业文化。

久入兰室不闻其香。在一家企业呆久了，你也许感受不到这家企业文化氛围的独特之处，更不可能捕捉到这种氛围所传达出来的“力度”，但企业给人的第一印象中，感觉灵敏的人一叶知秋的“叶”，往往就是企业文化。

E．当今企业管理遇到了很大的挑战和难题。在竞争激烈的压力下，企业之间的兼并、合并或扩大规模已是大势所趋；这种发展又使老模式的管理越来越难以适应。许多专家和企业家想了不少办法，于是新的管理精髓——企业文化便闪亮登场。人们逐渐发现，正是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若能加以认识与合理利用，可以形成一种无形的力量，表现为凝聚、约束与支撑。当企业管理趋向团队化时，它是企业内部团结的纽带，是企业内部集体的“共同语言”，对生产和经营起了很大的协调和稳定作用，从而增强了竞争力，为企业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

企业文化这种“看不见的资源”，同土地、资本、设备、人员等有形资源有机结合，能为企业创造出新的价值。每一个企业都有其独特的“看不见的资源”。丰田公司前任会长花井八郎说它“像空气一样重要，而且像家风和国民性一样，是长年累月形成的宝贵的文化遗产”。

我国企业文化学家钟宗畅指出企业文化的功能有导向功能、凝聚功能、融合功能、约束功能、激励功能、规范功能、传播功能等。

F．松下幸之助在论述企业管理时说：“当员工100人时，我必须站在员工前面以身作则、发号施令；当员工1000人时，我必须站在员工中间，请求他们鼎力相助；当员工10000人时，我只有站在员工后面，运筹帷幄即可；当员工达到几万人时，我必须双手合十，以拜佛的虔诚之心来领导他们。”松下幸之助形象地描绘了企业主在企业不同阶段扮演的角色：企业规模小时，可以事必躬亲；企业规模中等，要善于使用助手；企业规模庞大，必须有一种精神上的力量来统治。

只有优秀的企业文化，才能衍生这种精神上的力量。

 

（四十一）

克文，我在上海XGC集团中交了一位好朋友，他叫小李，是老板的按摩师。他看出老板好像有什么把柄落在党委一帮人手里。我在哪儿工作时，也发现老板好像有点受制于党委一帮人。

不久前，也就是2004年12月，小李告诉我，这家我在那儿工作时员工人数一万多、号称资产25亿元人民币的企业，现在只剩下七八百名员工，许多厂房和机器闲置着，可能要破产了。

小李还说：“党委那帮人在这家企业得到很多好处。企业给他们买车买房子，他们平均每人至少在这家企业刮走两百万元。现在他们都快走光了，就留下老板一个人负担着企业天文数字的债务。”

XGC集团是一家民营企业，党委一帮人的工资不是他们党发的，而是企业发的，他们都是高工资，与企业副总裁差不多。这帮人根本不是搞企业经营管理的料，却精于权术，热衷于党同伐异、钩心斗角。我离开XGC时，他们正得势，我料定企业会败在他们手里，没想到败得这么快。

从上海回到汕头，我开了一个小书店，当时还打算办中小学生作文培训班等。8月停业。

时过境迁，现在我不想对那半年的情况做细致地介绍，尽管那半年，就像在上海XGC那一年和重回汕头ASL工作那25个月一样，都写了不少日记，但我可能已经说过了，写这封长信，我不想去翻那些日记的。有写日记时，一般我遇到不愉快的事就会写，平常的日子平和而愉悦，就少写了。如果别人看我的日记，可能会以为我经常不愉快。

2001年春节期间，除还母亲1万元外，我大概还拥有5万多元现金。那个春节出手比较阔绰，给这个几百元，给那个几百元。在汕头、上海往返一次，又花掉了2500元以上，仅飞机票，单程就800多元了，还有托运费、的士费等。在上海工作时就已谈妥的自费出书，是在汕头付的款，两部书共花掉17000元。如果不辞职，我是打算在XGC一万多名员工中售书的，因为常有工友写信给我，说要向我买书。

这样一来，能够投资在书店上仅有3万多元。做书架费用3500元、半年铺租6000元、因提前退租而被房东吃掉的押金3000元，还有那半年的各种日常开支。书店停业时，按批发价计，积存有一万元左右的书。因一时找不到买主，我把书架和书全部搬回家，占用了一间房，这事我可能说过了。

当时平均每月营业额约1700元，其中所“赚”的几百元大概可以应付我和辛贤在店里的伙食和水电。我说过了，当时辛贤十分节俭，两人伙食每天约10元，平均每人5元。

刚从上海回到汕头时，我整天被一股创业的雄心激励着，考虑问题不够沉着周全，而且选店也缺乏经验。就汕头当时以至现在行情，顾客都集中在几家大书店里面，看的多，买的少；小书店生意大都不好，能够勉强维持就不错了。

开书店之前，我买书总是按书价付款，觉得这是天经地义；开了书店，才知道书也是可以讨价还价的。有时不得不打至八折，才把一本书卖掉。

那时候苦了辛贤。他读书读到初三第二学期就不想再读了，被我叫来看店，他兴冲冲就来了。过不了多久，生意的冷清让他的兴致降了下来，可他仍坚持着，与我一起希望着出现转机。

克文，那时候你常到我店里来，夜里与我一起到处去漆写书店广告。生意冷清，叔侄相对无言，黯然神伤，你一来，就带来了欢乐，我们谈得很开心。

那时候秀贤在汕头教育学院读书，也常过来帮忙。后来秀贤去做家庭教师，她说被“家教中心”收去介绍费100元。我在秀贤的鼓动下，也做起“家教中心”来，在报纸上先后投了1600元广告，只收到三个学生。两个给秀贤，一个给她的同学。秀贤在学校当学生会干部，在她的介绍下，学生会请我去演讲，讲文学，我也想借机签名售书。我本来打算带去几十本则可，秀贤估计得过分乐观，在她的同学帮助下，搬去了几百本。后来只售出20本左右。现在想来，仍感尴尬。

书店邻近有位郑老师，也是潮阳人，可能是看到辛贤一个人看着冷冷清清的店，动了同情心。他是初三英语教师，向辛贤订购300本初三英语测试题。我找不到他拿来的版本，他让我重新找一本给他看看，我找来了，他便订了下来。每本5元，共1500元。我硬塞200元给他，还与他交上了朋友。他在我困难时这样扶我一把，曾给我很大鼓舞：如果多交上这样一些教师朋友，书店是可以维持下去的。其实在潮阳，我的教师朋友不少，屈指数来就有30多位。在计划开书店时我就打过这些朋友的主意：教师一般都会要求学生购买一些学习资料的，有些为学生代购；有些为避嫌，让学生自己购买，反而让学生感到麻烦。如果我能说服他们为学生代购，那每学期30多位教师朋友会给我带来多大的营业额，何况朋友还有要好的同事，何况还有些朋友已当了校长。但真正帮得上我的，却是这位以往素昧平生的郑老师。那些教师朋友虽然大多知道我开了书店，但终究未能扶我一把。也许他们还没来得及扶我一把，我的书店就关门大吉了。

在我困难时扶我一把的还有一位陈校长，也是潮阳人，喜爱文学，与我称得上是文友。我给他送去我的两本散文集，他立即通知学校图书馆向我各买了20本，共40本。

一位姓林的文友，在某机关工作，为帮助我，舍近求远来到我书店订购一批奖状。

最值得一提的是几位网友。我把书店经营情况写成日记，发在汕头的E京论坛上，引起了一些网友的注意。有位版主叫朝颜，带来几位网友，其中一位叫布袋和尚，一位叫少年黄药师。他们都是开着小车来的，看来经济状况不错。他们说按我在网上所公布的店址，费尽周折才找到我的书店。布袋和尚一下子买了几百元书。后来布袋和尚自己又来了几次，他朝我笑笑，不跟我说话，只管埋头找书，一本一本从书架上抽下来，往柜台上放。每次他都会买上几百元书，从不要求打折。

ASL公司的行政部Y主任知道我回到汕头，动员老板Y总，邀请我重回ASL工作。开始时工资是每月2000元。有了这笔收入，我本来是想把书店坚持下去的。但我到ASL上班，店里便只有辛贤一个人看店，生意实在冷清，要雇一个人帮助看店会亏得更惨，我便到家乡带来二哥的小女儿照贤。我本来就疼爱侄子、侄女，看到6岁的照贤帮助辛贤看店，心里更加疼爱他们。有时在ASL下班回到店里，看到辛贤在里面做饭，照贤坐在店门口看儿童书，她不识字，看着那些图画，按照她的理解，自言自语，我凄清的心境，掠过一丝暖意。

那时候妻子和女儿住在岳母那边。妻子在商场促销，每月有600元收入。她也常常抽空过来帮助看店。

后来照贤哭着要回家。我和辛贤哄不住她，只好让辛贤带她回去。冷冷清清的店里又只剩下辛贤一个人了。看着他孤寂的样子，我过意不去，就在8月底把书店关了。本来9月就是新学期，书店生意会好些的。

重回ASL工作了25个月，《李乙隆履历》中的记载十分简单：

——2001年7月任汕头ASL公司企划部经理，后兼任助理总经理。复办《ASL》报。

几个月后，Y主任向老板提议把我的工资升至2180元，她没跟我说，我领了工资才知道。又过了几个月，财务部的L主任向老板提议把我的工资增加1000元。老板告知我时，我对老板和L主任深表感谢，但我以工作还没有取得可喜成绩为由，没有接受。后来，负责制工资表的Y主任知道了这回事，便把我的工资填写为3180元，使我的提薪从口头提议变成事实。这些事我可能已经跟你说过了。值得一提的还有，我的工资一下子增加了1000元，而Y主任和L主任的工资多年不变，是2100元吧。

重回ASL工作期间，同事们都能感到我对工作的投入。大家也对我寄予厚望，希望我能振兴企业。关于当时的工作情况和企业情况，说来话长，下面是我2004年2月1日所写的《关于请求暂时离开公司前往深圳的报告》，其中有对那段工作做一个小结。报告正文如下——

根据企业目前实际情况，本人暂时离开公司，前往深圳协助经销商开发市场，是可行的。理由如下：

本人在公司任助理总经理期间，恰逢企业需要撰写大量文字资料。两三年来，本人为企业写了大量申请报告，致市区两级政府有关领导、农业局、技术监督局、环保局、税务局、科技局、海关、几家银行、牧场和乳品厂所在地街道和居委等，报告内容有请求政府扶持的，有申请专项资金、扶贫资金、救灾款、修路款的，有关于妥善解决租地事宜和申请退租减租的，有申请减免若干税额的，有申请贷款的，有解决前任法人代表遗留债务的，有应付催讨欠款的，有要求以物抵债的，有申请保留小规模纳税人资格的，有解决前任法人代表在海关的遗留问题的，等等，还有各种合同、协议以及各种临时性通知，再加上我把公司的一切决策、方案、规定文件化，于是便显得有很多文字工作要做。关于本人所写的各种报告所起的作用，我一直认为，它们只是给人家一个帮助我们的借口，真正起作用的，还是Y总多年苦心经营的关系网以及行政办公室、财务部负责人建立起来的关系在起作用，公司为此也付出了一定资金。我写这些报告也没有什么秘诀，只是反复强调企业带领农民脱贫致富、解决下岗职工就业、提供优质鲜奶满足市民需要等社会效益。我知道那些要帮助我们的部门、领导需要这些说法作为理由。我们在不同时间给他们的报告，都应看作是一份独立的报告，不能因为有些话以前说过了就认为可以不重复了。现在，我在公司电脑上分门别类地留下了大量的这类文字，可供以后撰写同类文字作参考。只要在以前的文字上稍作修改就完全可以应付的事，是用不着我的，一些同事完全能够胜任。

本人在公司兼任企划部经理，目前主要是负责广告宣传，其实在以前只兼职编《澳士兰报》时，也为企业撰写过不少宣传资料。2001年7月重回公司后发现宣传资料上的文字大多是我以前所写，到牧场接待游客参观时听到的广播，也还是我的手笔，我感到格外亲切。每当听到有人夸赞我们企业的宣传资料、广告文字编写得好时，我心里就很高兴。现在，我为企业留下了不少这类文字，也存在公司电脑中，可供以后做同类工作的人参考。由于企业效益不理想，我也经常反思，是不是我这些工作做得不好，于是也希望有高手为我们弄出更出色的广告宣传稿来，但事与愿违，也许是我的文字束缚了人家的思维，或者让别人产生了依赖性，不管是广告公司的人员还是记者，为我们撰写宣传资料时，一拿我的文字去作参考，弄来弄去，就还是我那一套。现在，我希望因为我暂时离开公司，在这方面会有所突破。

我不喜欢争权，但对待工作和责任却是不喜欢推诿的。由于Y总的器重、信任和一些同事的尊重，有些本来应属于销售部的权限和责任，也常常放到我的手上。这样做不利于销售部的发挥。我一直认为，销售部是个很重要的部门，除了要有尽可能多的人才外，也应尽快改变固定工资制，实行基本工资加提成加奖励的做法，给各位经理一定的独断权，让他们在各自的范围内尽情发挥。打破僵化的销售局面，即使暂时不平衡、不稳定也不怕。我的暂时离开，以往形成的惯性会被打破，许多权限和责任自然会落到销售部上去。如果销售部已形成一定的惯例、产生一定的经验，并且运行良好，即使有新的副总经理级的领导进来，这种格局也不必打破的。

公司经济效益不好，有很多方面的原因，但作为仅处于老板之下的助理总经理，我也要检讨自己的能力。占着这样一个位置，未能协助老板，尽快让企业走出困境，尽管我从没有听到有人说我什么，但我自己心里有时会感到不好意思的。我希望因为我的离开，腾出位置，有新的有能力的企业领导进来，干出一番成绩。

现在公司的工作重点便是保质期半年产品的销售。我再次建议，市场终端价可以统一，但给经销商或代理商的价格，新旧市场应有所区别。旧市场也就是粤东地区市场，一因我们已有一定的品牌效应，二因我们仍有一定的广告投入，所以我们给经销商的价格，在原定价格上适当下调即可。暂时借用旧网络销售，只是作为替代品而已。销售部人员应积极、主动去找那些食品批发商和其它饮料的区域代理商、经销商、区域经理等，让他们兼营我们的产品。只要让他们觉得有利可图，他们有现成的销售渠道，运作起来会立竿见影。对于新市场，也就是粤东地区以外的市场，我们要从培养市场、解决剩余乳源、增加市场占有额、提高企业规模效应的角度来看问题，不要过分考虑一时的得失，要明白把市场培养起来，“ASL”三个字还是我们的，即使暂时没有利润，甚至按目前成本计算有点亏损，也不怕，因为我们目前产量低，各项成本高居不下，产量增加，成本就会下降。我们暂时没有利润，销量一上去利润就来了。对新市场，我们可以在给予经销商的价格中减去广告、销售费用，或者在给予一个合理价格之后，再给予百分之几的广告销售费用，在货款中抵除。我们不必去新市场进行直接的广告、销售投入，因为目前我们资金较紧张，而且广告、销售的投入也有风险。我们目前较困难，要把风险分摊到各个经销商、代理商、市场承包者身上。总的来说，我们目前的新产品、新市场没有利润也不怕，我们以旧产品养新产品，以旧市场养新市场。

本人请求到市场第一线去，还有利于积累直接的市场经验，有利于制定切实可行的销售方案。

本人对Y总、对同事、对企业，都是有感情的，要离开了，心里也是很矛盾的。但让我在公司继续这样做下去，有时看到企业很困难，心里实在不是滋味。与其这样浑浑噩噩，不如改变一下，尽管我目前对这种改变没有什么把握，但我会尽力而为。我建议，倘若我到深圳一段时间后开拓不出局面，请停发我的工资；倘若销售业绩不理想，请扣掉我部分工资。

——以上内容，便是请求报告的正文。有关说明如下：

克文，我可能已经跟你说过，ASL前任法人代表W先生，原是一位处级干部，是一位很有门路的人。他下海经商之后，想回机关工作也是可以的。他以ASL公司名义贷了很多钱，进口了许多物资。Y总是个搞建筑起家的农村暴发户，与W先生是朋友。W先生要把ASL公司的法人代表改为Y总时，Y总像拾到宝一样。Y总成为ASL公司法人代表之后不久，W先生心脏病发，英年早逝。于是ASL公司的许多债务以及在海关的遗留问题，就落在Y总的头上。每当海关来催讨关税、银行来催讨贷款时，在书面应付上我惯于以柔克刚。在口头应付上我教Y总要强硬，不要怕他们，我对Y总说：“这些人让W先生贷了那么多钱，进口了那么多物资，一定是在W先生那里得到很多好处的。W先生不幸早逝，他们可能抿着嘴偷笑着呢。”果真，Y总态度一强硬起来，那帮人倒软了下来。

ASL创办初期，局面还是很好的，当时汕头整体经济还未大滑波。ASL在改变法人代表之前，就已呈现颓势。除了许多债务和遗留问题让ASL公司背上沉重的包袱外，还有一个致命的打击来自技术监督局。当时有人举报ASL奶牛场有地下工厂在造假烟，技术监督局一帮人，驱车直入奶牛场，既没有出示证件，也没有自我介绍，车头也没有挂单位牌。一帮人进去后，乱闯乱搜，撬坏了许多门窗。奶牛场保安人员被激怒了，打了他们，有人被打成重伤。当时知道具体情况的社会人士与被官方控制的媒体，对这一事件的看法截然不同。社会人士夸赞ASL奶牛场的保安打得好，官方媒体一边倒地谴责ASL公司殴打执法人员，对这帮执法人员执法前没有出示证件、没有表明身份、车头没有挂单位牌等情况只字不提。据说，ASL公司为摆平这件事，从上到下，花掉了好多钱。不明真相的群众看了媒体的宣传，都以为ASL牛奶出了问题，牛奶订量暴跌。当时为摆平这件事，虽请了几位律师，但不少报告都出自我的手。我紧紧抓住“执法人员没有出示证件，没有自我介绍，车头没有挂单位牌”做文章。

我在ASL公司工作期间，公司从政府各有关部门那里申请来的各种款项近200万元。专项资金有扶持农业产业化的，有扶持农业机械化的，有扶持农业龙头企业的，有扶持企业解决下岗工人再就业的，有扶持企业带领贫困农民脱贫致富的，有扶持企业进行科学技术研究和开发的，等等。台风过后，就申请救灾款。从公路通向奶牛场的路是企业自用的，也可以申请到一笔修路款。表面上看，这些资金是我的申请报告申请来的，而我的申请报告也似乎写得不错，政府部门也常有人夸ASL公司的申请报告写得好，有人以为是负责送报告的Y主任写的，曾当着我的面夸Y主任的文笔一流，比政府部门的笔杆子还厉害。如果我是个喜欢吹牛的人，我会说，我的笔为ASL公司取来200万元，但我是不会这样说的，因为我深知，如果政府有关部门不给你钱，你的申请报告写得再好也没用，如果他们要给你钱，你写得不好，他们会教你重写，甚至拿那些写得好的报告给你抄。要从政府部门那儿拿钱，靠的是关系，而关系，是用钱买来的。大家都说汕头的官是“春秋官”，在春节和中秋节，就得向他们进贡。ASL公司在这两个节日，总要花掉好多钱。除了向能够给你专项资金的有关部门“意思”一下外，还有那些虽不能给你专项资金但管得着你的部门，如果不搞好关系，你的企业在生产安全、技术质量、卫生防疫等方面，就会遇到麻烦。

下面，我想说说我在ASL公司的另一些情况以及对Y总的复杂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