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  盛洪

 

我写过一篇文章《巨国效应》，中国是个巨大的国家，她的好处是有巨大的市场，巨大市场产生很多好处、具有很多的潜力，巨大市场保证巨大需求，巨大需求产生巨大的产业，这些好处对我们的科技创新与自主创业有很大的帮助。

 

第一，人口众多，中国人可能会有很多的科技发明。第二，如果进行技术创新，我们面临着巨大的市场。诺贝尔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曾经说过，市场有多大，回报就有多大。也就是说，由于市场巨大，创新定会给我们一个相当可观的回报。

当前，企业的专业化导致我们专注于某一项技术，经过实验，带来多种创新。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市场很大，就能进行专业化生产，专业化生产就能促进技术创新。所以，中国现在正处于一个非常好的环境，应该说有很多的优势。

这样的判断在历史上也是如此。有一个经济学家叫罗斯托，他在《这一切是怎样开始的》一书中这样介绍：自公元元年至１６００年，中国一直全面领先于欧洲；从１６００年到１９００年，欧洲逐渐在各个科学领域超过中国。还有一个经济学家叫麦迪森，他在著作《世界经济千年史》中介绍，１８２０年，中国经济占世界的比重为３７％，这已经是在工业革命之后了。拿这个数字做一个对比，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２００４年，美国的ＧＤＰ占世界的２８．５％。１８２０年中国的３７％，可以说是当时的超超级大国，我用这个例子来说明，中国的优势确实给中国带来了很多好处，中国这样一个巨大国家的优势将使中国在相当的时间内受益。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非常重要的时期。这个时代以信息技术和计算机技术为主要特征，它的主要特点是信息费用大幅度降低导致了市场的扩大。过去我们寄一封信到美国至少需要几天时间，现在我们只需要几秒钟就可以完成。

这是一个每天都在创造奇迹的时代，我们可以从中找到属于我们的市场，其中很重要的就是信息市场，信息的市场能带来更多的信息技术交易。现在，分工已经不是工业革命时代的分工了，它带来的是人脑的分工，是更多的专业化分工，将人的脑力劳动和知识产业的生产紧密结合起来，通过互联网扩大市场，产品更为多样化。

信息成本的降低，也使每一个人成为专家的成本降低。专家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收集和整理信息，现在这个工作可以通过互联网来完成。

再从我们使用的语言来讲，这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优势。使用中文的人口在全世界占２３．６％，英语只占了１１．３％，中文是第一大语言，中国有潜力成为信息交易的积聚地。有专家说，由于中文还有象形含义，如果用中文去作为一种编程语言，它可能包含的信息量更大。因此，在这样一个历史转折关头，意味着我们有更多的创新机会。

 

 

研究中国科技的史·李约瑟有这样一个疑问：古代中国一直领先于欧洲，但为什么近代的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却发生在欧洲而没有发生在中国？

林毅夫曾经这样回答：传统中国是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在这样一个国家，人们凭借经验就可以对很多事情做出判断。大家知道发明一个东西要经过很多次的重复实验，如果这个国家人太多，市场太大，可能市场占有率也就大，所以在这个时候可能会出现科技领先于其他国家的机会。但是到了近代以后，欧洲国家走上了专业化的历史实验阶段，人们有意识地去进行这种可控的有目的的实验。这样的实验，使欧洲技术发明不断涌现，最终超出了中国。因此，林毅夫认为近代中国没有走上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道路是因为科举制度。

也有人做出了另外的解释。道格拉斯·诺斯就指出，在欧洲有这样一些科技发明的激励机制，如国家奖励、企业回报、专利制度；还有一个原因是战争需求，由于战争，就需要国家拨款发明这样那样的武器；实际上，计算机、互联网最初的投资都是国防投资，这样的国防投资也促进了科技的发展。中国最主要的问题就是缺少鼓励创新的种种机制。

 

 

互联网时代凸现的是知识经济，知识经济需要对知识产权进行保护，但知识产权和一般的产权不一样，知识产权是一种人为的产权，但它需要较高的“维权”成本。政府通过颁布法律来保护知识产权，但关键是需要一个有效率的政府，如果政府效率低，侵权也就非常容易发生。而信息产品生产的成本高，复制的成本低，所以侵犯也就相对容易。另外，在探索新的商业模式的时候，需要一段时间。比如现在很红火的博客，但是博客现在没有它的商业模式，怎么去赚钱，需要探索。

互联网时代的知识产权经济很难界定，它已出现两个边界，一个是知识产权过度扩张，它容易形成垄断。比如“思科”诉“华为”案，“思科”把一些已经形成公共标准的技术纳入自己的知识产权范围，如果它胜诉的话，就会提升其在知识产权方面的垄断，这就涉及知识产权与知识公用性问题。另一个边界，从整个互联网时代来看，互联网提供了巨大的利用知识空间，形成了知识的新大陆和新海洋，大家都有机会进行淘金进行开发，但也会出现新的“海盗”。

总而言之，这是一个新的空间，表现出新的特点，需要我们制定新的制度来规范。(编辑:陆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