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化后的中国

　　——与网友谈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

　　

　　文/范海辛

　　

　　在一些具有病态心理的网友中，西化是及其可怕的。在他们看来所谓西化，就是数典忘祖、丧权辱国，就是认贼作父，就是汉奸卖国贼，就是禽兽不如……。这种病态心理，与“四人帮”时期的恐资症毫无二致，仿佛中国一搞包产到户，全国人民就要吃二遍苦、遭二茬罪，就会资本主义复辟，就会千百万人头落地……

　　

　　我们且慢辱骂西化，听听力主西化人士对实现西化后的描述，看看这是否是可以接受的状况。

　　

　　一、外蒙古

　　

　　所谓西化，就是国内政治体制进行根本性变革，变一党专政为多党制的宪政民主。设想20XX年，台海两岸实现和平统一，改国号为“中华民国”（REPUBLIC OF CHINA）。之所以要如此，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是诱使台湾放弃对和平统一的顾虑；其次，也是最主要的，是出于外交上的考虑（外蒙回归，苏俄侵占的300万平方公里领土问题，与朝鲜的同盟条约问题，62年毛擅自出让的藏南领土问题，与缅甸的果敢问题，新疆的伊犁问题等）。

　　

　　在中国的愤青与毛左派眼中，一旦中国西化，外交上必然会成为西方的附庸，接下去则是丧权辱国，成为西方的殖民地。但改国号的最主要的目的是使外蒙古回归（严格说来，“人民共和国”是画蛇添足，因为“共和国”本身就含有人民之义，朝鲜称人民民主共和国更是叠床架屋，因为共和国必然包含人民与民主，否则就是帝国或王国）。

　　

　　外蒙问题有历史原因，国共两党都有责任。在二次大战快要结束时，美国敦促苏联出兵消灭盘踞在我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斯大林趁机敲竹杠，要蒋介石签约承认外蒙独立。这是老蒋极不情愿之事。但美国人压蒋签字，蒋被逼无奈，只得签字承认外蒙独立，以此换来苏军出兵东北。但老蒋多了个心眼，始终没让当时的立法机构“国民代表大会”通过这一协议。因此中华民国的地图至今包括外蒙在内，而老蒋所签的协议，严格来说不具有法律效力。这就为后代要求外蒙回归留了一条路。如果我们仍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名，外蒙是不可能回归的，因为双方都承认对方独立，且两国边界也早已勘定。

　　

　　外蒙面积与新疆差不多，156万平方公里，但人口只有200多万，约占内蒙人口的1/10。外蒙自然气候条件不如内蒙，高寒干旱，但地广人稀，矿产资源丰富。外蒙如能回归中国，不啻大大增加了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

　　

　　1、外蒙回归的有利与不利条件：

　　

　　有利条件：由于外蒙高寒干旱，畜牧与农业远不如内蒙。依附苏联40多年，被苏联当作畜牧业基地，基本没有什么像样的工业。苏联解体后，少了苏联援助，日子更加难过。而南面的内蒙，本来自然条件就比外蒙好，改革开放后，内蒙经济突飞猛进，呼和浩特的生活水平更是远远地把乌兰巴托甩在了后面。内蒙的富裕对外蒙的中下层民众产生了极大吸引力。不仅中国货基本占领了外蒙市场（高档货为韩国占领），而且人民币较美元、卢布更吃香。

　　

　　不利条件：由于40多年依附苏联，中上层人士，特别是知识分子，普遍俄化，缺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苏联解体后，又盲目全盘西化，犹如东施效颦、邯郸学步，现在搞的是不伦不类，彷徨于俄、美、中、日、韩之间。外蒙虽有亲华势力，但相对于亲俄、亲美势力而言要弱。

　　

　　2、外蒙回归的意义

　　

　　外蒙历史上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一员，而且是中华民族未来发展的一大地理空间。不仅如此，外蒙作为邻国，无论是倒向俄国还是美国或日本，对于中国而言都不是什么好事。因此，外蒙回归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所谓复兴，别的不谈，起码领土不能小于民国时期，没有恢复民国或清朝的疆域，有何脸面奢谈复兴、崛起？有道是，男儿何不带吴钩， 收取关山五十州？

　　

　　3、外蒙回归的大体方法

　　两岸统一后沿用中华民国的国号与地图，自然要与外蒙断交，并在法律上有了对外蒙领土的主权要求。但切忌使用武力强求，而应取怀柔政策，以经济利诱与文化感召为手段，使其主动要求回归中华民族的大家庭。

　　

　　如果能使用几百亿美元，花10－20年的时间，我们是有可能完成这一历史任务的。经济利诱的方法，这里就不详叙，中国不缺少这方面的人才。此处只谈谈文化感召。

　　

　　要想在目前这批已被俄化并且掌权的外蒙人还在的情况下实现回归，那是绝无可能的。因此只能把希望寄托在这批人的子女身上。具体来说就是大量无偿吸引外蒙各界精英子女到北京、上海、香港、台湾读中学、大学，完成对这些未来外蒙精英的汉化，使其认同中华文化。

　　

　　另外还要向外蒙派出大量义工（类似美国的和平队），以教授汉语、提供医疗为名，在城市牧区宣扬中华文化。

　　

　　这些行为有如农人播种，商人投资。子归夜半尤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几百亿美金的投入，10－20年的努力，我相信，那时外蒙一定会出现强大的亲华势力，此时的外蒙回归将会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二、东南亚

　　

　　东南亚又可称南洋，对于中国而言，南洋的主要问题是侨民问题。两岸统一、或说西化之前，堂堂中华对于自己在南洋的子民被欺压，一向是不闻不问的。这并非是鞭长莫及或国力不逮，而是一个专制大国的统治者对逃离自己统治的子民的蔑视与惩戒——活该！

　　

　　请看下面一段引文：

　　

　　“中国统治集团对内限制政策的另一个实例是竭力反对海外扩张。中国移民在欧洲人到达之前已经慢慢移民到了东南亚。在菲律宾，西班牙人可能任何时候都没有中国人多。1603年，在西班牙殖民地马尼拉建立32年后，这里的中国人大约有20，000人，而西班牙人大概只有1000人。这些中国人实际控制了殖民地的经济生活，并将其控制扩大到这一群岛的其他岛屿。正是这一年，马尼拉的中国人遭到西班牙殖民者的一次大屠杀，而临近的大陆福建省的一位官员却宽恕了这一屠杀，并谴责海外所有的中国人是数典忘祖的逆子，是不值得皇帝关心的人。1712年清朝皇帝颁布了一条诏令，禁止中国人在东南亚经商和定居。五年后，清朝又发布了另一条布告，允许那些已定居国外的海外华人返回家乡，不必担心受到惩罚。1729年清朝再次颁布法令，规定了海外华人回国的具体日期，逾期未归者再不许回国。这种政策同西方国家形成了何等鲜明而又惊人的对照。西方国家不久就积极开辟海外殖民地，创立贸易公司，甚至随时都在准备用武力保卫这些事业，反对任何威胁。”（引文来源：《全球通史》第7版，【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第一版，P.295-296。）

　　

　　1603年西班牙人对华人的屠杀发生在明朝，当今国内的爱国贼们显然无法以国力不逮来为当时的朝廷辩护。世界各国、各民族中，持此种态度对待本国国民被外人屠杀的，恐怕也独此一家了。

　　

　　此种不对自己海外子民负责的态度，一直到21世纪初，未有多大变化。西化之后，由于政府要靠选民的选票，南洋侨民华裔的命运才不可避免地成为政府的责任。因为其时的议员官员，如果对海外同胞之危难再坐视不管，不仅选票受影响，自己作为同胞的良心也难获安宁。

　　

　　20XX年，印尼又爆发大规模的反华暴乱，华裔华侨的生命财产危在旦夕。中央政府闻讯，一方面通知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并通过相关决议，一方面以最快速度派出一支核动力航母战斗群。我国军的海军陆战队登陆印尼的多个岛屿，并多次粉碎了印尼军队的阻挡，建立了多个保护区。在与印尼政府合作平息暴乱并惩戒了违法犯罪分子后，国军队伍于进驻三年后全部撤离回国。

　　

　　国军此次印尼惩暴、拯救华人，在整个东南亚与印支各国华人社会引起巨大反响。马来西亚一位老华侨在当地华文报纸言：“昔日国共分裂，海外华人无所依凭。为苟且偷生，免遭歧视，全家老小只能改用马来姓名，实在有愧列祖列宗。然尽管如此，仍只能在当地社会为二等公民，处处受政府刁难打压。今日中华一统，印尼惩暴，扬我汉家声威，长我华人志气。从此我南洋华人，不再孤悬海外。当地政府自此之后，对华人态度有所改善。老夫现已命家族成员恢复汉人姓名，从今往后，在异国他乡，也可作堂堂正正的汉家儿女了。”

　　

　　印尼惩暴后，新加坡最快作出反应，要求加入中华大家庭，建立中华联邦，以绝马来西亚之觊觎。当然，最大的受益者是东南亚与印支各国的华人，他们的生存状况与社会地位大有改善，各国华人纷纷申请加入中国国籍，大量华人子女来华求学，以求掌握汉语与中华文化。

　　

　　此次印尼惩暴之所以能震慑东南亚各国反华势力，在于强大的中国市场已成为东盟各国的经济发动机。两岸统一后，大陆民主改革展开，民生民权成为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工作内容。其结果是中下阶层民众收入大增，内需市场全面启动。中国政府向东盟各国开放市场，带动各国就业税收增长。东盟各国由此严重依赖中国市场，不敢得罪中国政府。此次印尼惩暴，凡抗议者，皆受到经济上的报复，沉默与支持者则得到程度不等的奖励。

　　

　　中国国会议员中，北方地区议员多反对出兵印尼，南方议员则多支持。此后议员改选，凡反对出兵者皆落选，支持者皆或连任。这使政治家明白，即使对海外华人，国家亦要承担责任。

　　

　　反过来，南洋一带各国政坛，亲华政治家由于得到当地华人的经济支持，能量大增，政府的亲华政策也给国家带来实惠。因此，印尼惩暴之后，中国与东盟的关系更为紧密。美日等国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然而却无计可施。毕竟，中国与南洋各国几百年的交往，是无法改变的。因此，他们不得不尊重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

　　

　　三、核武政策

　　

　　我天朝的核武政策是，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民选政府成立后，此一政策的合理性自然受到议员与媒体的质疑。

　　

　　——不首先使用即意味着，只有在遭到别人的核武攻击后，才使用核武进行反击。但是这可能已经造成国民几万甚至几十万、上百万人的伤亡。此后再反击，至少对于已经伤亡的国民毫无意义。换一个思路，如果我们放弃此政策，相反声明，有首先使用核武的权利，后果如何？意义如何？

　　

　　国会通过激烈辩论，会内会外充分互动，最后废除了前政府的不首先使用核武的政策，并明确昭告世界，对于侵犯中华民国利益的行为，有首先使用核武进行反击的权利。

　　

　　其时，中国在南海正与周边国家为南沙群岛的归属发生纠纷。美国三个航母战斗群驶入临近公海，大有弹压中国之势。彼时，中国刚刚建立第一个航母战斗群，如果美军介入，中国肯定吃亏。于是国军宣布，如美海军介入、并对中国海军发动攻击或资助与我交战之敌国，我必以中子弹还击。公告宣布后不到24小时，美海军全部撤走。

　　

　　我们不否认，当初制定不首先使用核武的政策有良好的动机。试想，如果当时所有有核国家都同中国一样，实行不首先用核的政策，全球岂不抹去了核武威胁的阴云？然而世事难遂人愿，你热面孔贴的是人家的冷屁股。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衡量，究竟是首先还是不首先，更能保卫国民。

　　

　　为何要从保卫国民而非彻底销毁核武这个更崇高的目标出发？这是因为，共和国与帝国的目标不同。

　　

　　共和国与帝国的最大区别是，前者因受选票制约，一定是“自私自利”的，而后者因无选票制约，故既可能自私自利，也可能大公无私，以天下为己任。从另一方面来说，共和国的统治者都是鼠目寸光，他们以人为目标，而这个人不是抽象的而是有血有肉的当下国民、那些握有选票的人；帝国的目标绝对不会如此庸俗，帝国的目标也可以是人，但不仅是当下的人，而且还包括全球以及未来的人，或说帝国的目标是天命、宇宙意志或某种主义，当下的人仅仅是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

　　

　　所以，鼠目寸光的民选政府必然对彻底销毁核弹不感兴趣，因为其可行性基本为零。在这些庸俗的政客看来，与其遥遥无期的“天下无核”的大善，莫如核恐怖/核均衡之下保境安民的小善来得实在。而帝国由于无选票的牵制，易弃绝小善，追求不切实际的大善。

　　

　　提出不首先用核的我朝太祖，豪气干云，认为自己负有扫六合、平天下的使命，故认为，中国人多，当时有六亿，死三亿也无关，然后就能以核武加人民战争的方法彻底埋葬美帝苏修与各国反动派，建立超过马克思列宁的伟业。这种不把人命当回事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已为当下对民负责的政府抛弃。但从保境安民的政府责任角度而言，“先核”比“后核”效果更好。

　　

　　网友提出，核威慑不等于核战争，此乃千真万确。因为，核弹造出来是不能爆炸、只能用来吓人的。既然如此，就应充分发挥核弹的威慑作用。那么“先核”的威慑效果好还是“后核”好呢？当然是“先核”效果好。这是因为，我国常规武器不如美俄，甚至不如日本。而美俄及日本，都是理性较强的国家，不像朝鲜、伊朗这样的无赖国家。核威慑只能针对常规武器强于我国的民主国家，而非那些既弱又蠢的无赖国家，一是杀鸡不用牛刀，二是这些国家老百姓缺乏理性、不怕死，汝奈何以死惧之？

　　

　　“后核”政策当然也有威慑的作用，但在我常规武器不如人的情况下，有核弹岂不如瞎子点灯？核弹乃纳税人血汗钱所造，既然核弹不能用来爆炸，只能用来吓人，我们何不充分发挥其吓人的作用？这样也不枉费了纳税人的那些血汗钱。如果使用“先核”能避免常规战争，那么核弹的边际效用就更高了。

　　

　　当然，这一切都只有在西化之后才会发生。在此之前，我们的“后核”政策不知是何人授权所形成，是否经过充分的论证与听证程序？因此，其合法性与合理性堪疑。如果有公民就此向最高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不知是否会被受理？

　　

　　四、解读西方的意图

　　                                                            

　　西化即卖国，这是许多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者心中根深蒂固的观念。本人连发三篇短文（指《外蒙古》/《东南亚》/《核武政策》），就是为纠正这一偏见。有些网友浏览时粗心大意，以为笔者在鼓吹扩张主义和殖民主义；有些网友则认为收复外蒙既无必要也无可能，一时陷入到了对所涉具体问题的争论之中。

　　我朝对意识形态的控制经历了两个阶段，前30年基本以阶级论为理论基础。改革开放后，阶级论已经破产，当局如果再以此来宣传，不仅全无实效，而且还会破坏改革开放。于是改弦易辙，用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作为理论基础，以达到三个目的：

　　1） 作为统治合法性的基石；

　　2） 作为凝聚、动员民众的工具；

　　3） 作为反击、镇压异端的武器。

　　因此，之前剥削阶级、革命阶级的划分被代以爱国、不爱国或东方、西方的划分。凡爱国的、东方的都是好的，不爱国、西方的都是坏的，而且爱国与东方文化之间存有必然联系——不爱东方文化就是不爱国，爱西方文化也是不爱国。所谓西方文化，就是自由民主。因此其实际的逻辑就是爱国与爱民主不能两立。

　　网上那些负有“导引舆论”的职业网民的任务，就是拼命证明中国如何好、美国如何坏或中华文化如何优异、西方文化（自由民主）如何邪恶等。任何一个国家、民族或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好和坏的两面，因此这些网评员也确实有工作可做、有材料可挖。他们的那些文章，也不需要全靠捏造、歪曲来完成。

　　但是如此的逻辑太简单，经不起分析与演绎。西化是否会导致中国成为西方的附庸？民选政府就一定会卖国？笔者这三篇被人指为扩张主义或殖民主义的文章，不过是依据选票政治与民族利益的逻辑所做的推演。这个推演不是没有经验基础的，而是实行民主的世界中等发达程度以上国家的普遍现实。

　　之所以笔者三篇文章中的设想有可能会成为现实诉求，实乃人性使然。中国人实现小康之后还想要大康，这是人之常情。要大康，则不免要向外扩张。不管是民选还是专制政府，都会面临国民的这一压力。但如何对外扩张，大有讲究。东西方不少国家在这方面都走过弯路。

　　由于中国的特殊政体与传统文化，我国政府在对外扩张方面是相当谨慎、保守的（小平遗训——韬光养晦），也在极力压制着来自民间与各利益集团的对外扩张冲动。西方势力不理解中国政府的苦衷，一味批评中国政府违反人权。殊不知，一旦中国出现民选政府，笔者三篇文章中预言的诉求就很可能成为现实。届时，西方政府面对的有可能是更难对付的对手。

　　难道西方不知道这种可能？当然不是。那既然知道中国的民选政府更难对付，为何西方还要对中国现政府持严厉批评的态势？这与西方的价值文化以及民众压力有关。西方的价值就是自由民主人权。如果西方某政府为了经济利益而与践踏普世价值的政府密切合作（譬如原南非白人政权），国内舆论肯定会抨击，反对党则会趁机丑化执政党。因此，出于价值观的制约，这种对压制国内民权的批评是一定要做的，而眼前的经济利益也不能不顾及，这是西方各国政府的苦衷。

　　西方政府中，以美国在这方面最强烈。与英法德意这些老牌帝国不同，美国实际上是一政教合一的国家。在19世纪，理性主义利益最大化哲学成为欧洲老牌帝国的外交基石，为了本国的利益最大化，仁义道德可以弃之不顾，世界就是弱肉强食的丛林。而美国却以基督教正义为外交基石，并不如欧洲那些虎狼政府般凶残。满清政府的庚子赔款，欧洲日本都是作为战争红利悉数照收。唯有美国认为，此乃不义之财，应返还中国。于是将此笔赔款用作对华文化教育基金，全部用来在华兴办学校与资助华人来美留学。

　　问题是美国对于正义的理解有偏差，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美国即使打赢也无利可图。但其出兵却是为了与邪恶的共产主义势力做斗争，捍卫自由世界。如果美国自私自利，何必要挑这个头？完全可以把抵抗共产主义的任务甩给欧洲，毕竟美国离苏联远，欧洲离苏联近。后来出兵伊拉克，也是如此，非如我国愤青猜测的是为了石油。美国政府对外政策，基本上就在价值与实利这两极之间摇摆。尼克松、基辛格偏向实用主义，因而只能抛弃台湾，与中国建交，以换取中国共同抵抗苏联。

　　面对西方的批评，我朝的理论专家不会正确解读，相反，依据一种古老原始的意图伦理，认为，西方政府的批评是对我统治合法性的挑战，是妄图颠覆，是为了扶植一个亲西方的傀儡政权。因此形成了西化即卖国的观念。

　　实际上西化与卖国还是爱国根本无关。西化既可以卖国，但更可能是爱国、甚至是对外扩张。因此西化与否的问题，如果悬置价值，应该是一个效率问题——究竟是一帮政治精英能有效带领中国实现复兴，还是让一帮票选的庸人来领路更好？如果中国真的走西化之路，说不定票选政府会走上一条对外扩张侵略的害国之路。而现今政府温和内敛的外交政策，倒更能稳步实现民族的复兴。

　　2009-1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