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俞宪忠教授(博士)
农业社会是以土地资源和农产品为本的生存型社会，工业社会是以资本资源和工业品为本的增长型社会，现代社会是以人力资源和知识为本的创新型社会。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都奉行以物为本的社会发展观，因为物的异化而忽视了人的发展。现代社会奉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使人的发展居于社会发展序列的优先位置，人力资源跃居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理念的重大变迁和质量提升，从而有利于保障和支撑人类社会健康协调的可持续发展。如果说农业社会以物为本的发展观是人类适应和服从自然，工业社会以物为本的发展观是人类改造和开发自然，那么，现代可持续性和谐发展社会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则是通过人类保护和善待自然，以求得人类本身更加自由充分的全面发展。发展观从以物为本到以人为本的历史重大变迁的实质内核，在于由人类的单纯生物性发展飞跃至社会性主导的人类全面发展。现代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和核心要义主要在于：
1、在实体对象上是多数国民观。现代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义和终极目的在于发展，而且首先是人的发展，只有人发展才是最硬的道理。但在发展对象上决不仅局限于少数人的发展，而是涵括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发展，只有绝大多数国民能够获得发展，才能在质与量有机统一的社会层面上，实现和确保真正意义上的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才能真正开启现代化进程取之不尽和用之不竭的动力源(4.50,0.08,1.81%,吧)泉。科学发展观拒绝以物为本的发展，排斥以官为本的发展，否定以少数人为本的发展，奉行以多数国民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以民为本既是对物本位、官本位和市民本位的根本否定，又是现代发展进程中以人为本的核心诉求。从以物为本到以人为本再到以民为本的发展理念升华，是人性化社会发展模式在外延上的规模扩张和内涵上的质变飞跃。如果说利用自己制造的工具进行创造性社会劳动是人猿相揖别的起点，那么，否定物本位和官本位的民本位发展则是人脱离动物界的支点，而绝大多数国民获得自由充分的全面发展则是人脱离动物界的终点。只有绝大多数国民获得了自由充分的全面发展，才能从最本质最关键最重要的意义上表明人类最终脱离了的动物界，才能堪称为人之为人的社会发展时代的真正全面到来。
2、在性质内核上是民众利益观。人民群众的利益至高无上，绝大多数国民的需要高于一切，群众利益无小事。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发展理念，不断提高满足人民群众物质文化需要的能力，奉行执政为民的根本原则，切实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固然人的天赋才能、勤奋程度、敬业精神、社会机遇和贡献绩效有差别，在效率原则下决不能实行平均主义。但必须在少数社会精英获得优先富裕和率先发展的同时，也使绝大多数国民能够获得有差别的共同富裕和协同发展。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利益并不仅仅指向经济性的物质文明需求，还更指向民主性的政治文明需求和文化性的精神文明需求。一切对绝大多数民众有“利”和有“益”的发展要素，都为人民群众的利益范畴所内涵和外延。从横向和谐协调发展和纵向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出发，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现代化的动力是绝大多数人受益。道理很简单“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相关”，[10] 没有人会为一个与他或她无关的目标去努力。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现代化进程主要表现为只有少数人获益的过程，那么，这种现代化进程就不会得到来自国民大众的普遍社会支撑，就会日益累积着不断增长的动荡、冲突、摩擦、骚乱和不安，必定会走进一个“发展的陷阱”，不可能具有持久性的内在发展潜力。
3、在发展序列上是第一资源观。人是社会活动的主体，是最具有积极性、主动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的发展变量，是一切社会发展活力的根本源泉。相对于其它资源而言，人力资源的优先发展既具有纵向度持续性的长久发展价值，更具有横向度协调性的和谐运行意义。社会发展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运行系统，首先需要的是具有可持续创新能力的智力支撑，这种关键支撑只有人力资源才能有效地提供。只有人力资源获得优先发展，才能开启其它一切科学发展和财富增长的终极源泉，人的发展是其它一切发展的根本解释变量，是提升核心竞争能力和获取创新竞争优势的根本路径，是社会发展所需资源序列中的第一资源。任何资源都具有稀缺性，稀缺规律是一切资源的第一规律，人力资源的稀缺性就更显突出。资源稀缺规律客观内在地要求首先要有效率地配置第一资源，首先要求充分就业是第一资源观的应有之义。因为只有人力资源首先实现了充分就业状态，宝贵而稀缺的第一资源才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得到了有效率的充分利用，充分就业是现代市场经济中公平与效率的最佳结合。但符合现代市场经济效率要求的充分就业，决不同于计划经济中存在阴型失业的过度就业，并不是人人都有一份工作，而是存在着一定自然失业率的充分就业状态，一定规模的失业人口是市场经济要求的效率常态。
4、在变迁路径上是自由发展观。以民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内在地要求绝大多数国民获得优先发展，但绝大多数国民获得优先发展的根本创新路径何在，则是民本发展的关键所在。有路则通，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这是一切发展的奥妙之处。概括起来，人的发展有教育化、城市化、市场化、工业化、民主化、法制化、竞争化、流动化、开放化等众多发展路径，但最根本的发展路径只有一条，就是自由化发展路径，就是国民大众能够具有自主偏好、自愿选择、自由流动、自我发展的社会权利。高度集权的传统计划经济既剥夺了公众的生产要素个人所有权和自由就业权，也否定了公众的自由选择权和自由流动权，奉行的是以官为本的少数人优先发展观。只有现代市场经济才是自由平等和自由交易的民本经济，才有可能为绝大多数国民的自由发展提供社会平台。但首要的是在制度创新的基础上，通过民主与法制而真正保障国民个人的各种自由发展权利，建构统一开放和竞争有序的社会市场体系，其中的劳动力市场体系尤为重要。但决不能把国民大众获得自由发展视为自上而下的政府恩赐，更不是官僚阶层的怜悯施舍，而是国民大众原本就内生具有的自下而上的发展权利、天赋人权和核心诉求。茅于轼:教授曾精彩地就此论道：“不需要放弃言论自由、人身自由、信仰自由、学术自由、通讯自由、
婚姻自由和在市场上的选择自由，虽然这些自由有时候会导致不良的后果，但取消这些自由的后果更为悲惨”。[11]
5、在治理框架上是政治民主观。顾名思义，政治就是政府治理，政府拥有的是政治决策权力；民主就是人民当家做主，国民拥有的是自由发展权利。官员权力与民众权利之间两者孰轻孰重，从根本上表征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社会发展的文明程度。官员权力重于民众权利的社会是集权制社会，而民众权利重于官员权力的社会则是民主制社会，人类文明程度的提升过程在实
质上就是由官僚制权力本位向大众化权利本位的社会发展变迁。只有以绝大多数民众的发展权利为本的社会发展框架，才能保障、满足和体现以民为本的发展要求。与之相适应，管制型的集权制政府必须转换为服务型的民主制政府。就此而言，任何社会发展都是通过不断弱化政府官员权力的创新路径，持续地强化国民大众的自由民主权利的变迁过程。小政府大社会、小官员大公民和弱权力大权利是现代民主社会发展的基本模式和构架。现代民主制政府的职能仅限于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和公共服务四个基本领域。
6、在制度保障上是司法公正观。社会发展过程中必须正确处理好的少数重要关系之一，就是政府与公众的社会关系。政府处于强势地位，公众处于弱势地位，保障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公正平等的创新路径，就是按照以民为本的天赋人权原则，明确政府与公众之间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法权关系，确保处于强势的政府及其官员不会侵民、害民、坑民、欺民、压民和扰民。因为在现代法制社会中，必须确立政府不仅可以立法、执法和司法，而且政府也完全可以违法和犯罪的防范理念和保护屏障。经验实证、历史案例和逻辑分析一再表明，由少数官员控制的政府，既有完全必要(私利)也有充分可能(权力)违背国民大众的普遍利益要求，并打着公众利益的旗号，去做违法犯罪的事情。民主与法制是现代社会发展之车的两个轮子，只有如此，坐于其车之上的国民大众，才有可能不遭受违背民意的拉车者——政府不尽心的颠簸之苦。司法公正要求立法要健全，法体要公正，司法要严明，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特别需要防范权大于法的现象，因为权大于法是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现象，同时也因为司法腐败和吏治腐败是一切腐败的根源。
7、在纵向纬度上是持续发展观。任何以物为本和以少数人为本的社会发展框架，都会导致急功近利的发展导向，都会从根本上威胁绝大多数国民的长远利益，都会阻抗社会发展的连续性和可持续性，都无法确保代际之间的社会公平。可持续发展要求不仅要满足我们这代绝大多数人的发展需求，而且还要满足后若干代多数人的发展需求，在满足我们这代人发展需求的同时，不能对后代发展需求的满足构成威胁。只有如此，才能从纵向代际的长期视角满足若干代绝大多数人的需求，从而保证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以物为本的发展观片面追求我们这代人所需要的GDP增长，无视人本身的社会性发展需求，更不顾后代子孙的发展需求，并必定导致大量的外部负面效应溢出，其结果必然是有增长无发展的“恶增长现象”。“恶增长现象”没有发展，既没有人的发展更没有绝大多数人的可持续发展。以少数人为本的发展缺乏绝大多数国民支撑的可持续创新能力，社会发展也无法可持续。我们人类应当普遍确立“我们只有一个地球”、“人类是自然之子”、“地球不属于我们，但我们属于地球”等科学发展理念，控制人口增长，节省自然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善待我们的子孙后代，使社会进步在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的基础上健康运行。很多动植物都可以通过生态链做到这一点，何况我们人类。我们人类之所以能够产生和演化到今天，其本身就是动植物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长期结果。
8、在横向纬度上是和谐协调观。纵向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支撑就是横向发展的和谐协调，或者说，纵向可持续发展与横向和谐协调发展之间，相互依赖，互为条件，互为因果。横向和谐协调发展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因为横向和谐协调对纵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意义，而且还更在于只有通过横向和谐协调发展，才有可能满足每代绝大多数国民的发展需求。因为，绝大多数国民的发展需求随着社会不断进步而持续升级，在生存需求满足的基础上又不断生长出发展需求和享受需求，在物质文明需求满足的平台上又必定持续地派生出政治文明需求和精神文明需求。人们日益多元化的发展需求只有通过各区域各产业之间的协调发展、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和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协谐发展，才有可能在彼此间的良性互动中获得充分满足，从而使绝大多数国民获得自由充分的全面发展。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之所以欠发达，就是因为社会发展过程中既没有我们这代人之间的城乡协调和官民和谐，也没有在发展过程中公平地顾及到我们这代人与后代人之间和谐协调发展。事实上是仅仅为了顾及少数人物本性的经济发展而开展的掠夺性活动，走进了一个贫困恶性循环的发展陷阱。结论是：“一国穷是因为它穷(The reason of Poverty is Poverty)”，[12]是贫困导致了贫困，贫困的原因是贫困,贫困与贫困之间互为因果关系。
9、在文化理念上是科学系统观。现代科学发展观的关键支撑和创新路径在于科学的发展。但科学发展观中的“科学”二字，并不仅仅单向度地指向自然科学，而是同时还多向度地涵括社会科学，科学发展观中的“科学”理应是同时涵括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大科学，决不是仅仅
指向自然科学的小科学。“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13]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4]中的“科学技术”就是自然科学技术和社会科学技术统称的大科学。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院士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里科学技术包括社会科学，而且在我国目前，社会科学比自然科学更有关键性。”[15]现代科学发展观在本质上要求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和谐协调发展。自然科学技术仅仅提供物质文明，而社会科学技术在帮助自然科学技术提供物质文明的同时，还提供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社会科学技术是专门提供政治产品和精神产品的科学技术。社会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之母，自然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之父，第一生产力是自然科学技术和
社会科学技术的函数。[16]自然科学技术通过大量物质产品的产出将贫穷变为富有，社会科学技术通过大量政治产品和精神产品产出而将愚昧变为文明。科学发展观要求大科学系统内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良性互动，以切实保障绝大多数国民和谐协调性的可持续发展。
10、在关键抉择上是生命第一观。科学发展的根本前提是安全，安全是一切科学发展的根本保障，没有安全任何发展都无从谈起。但安全有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之分，在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只能取其一而无法同时兼得的时候，就发生了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之间的选择冲突。以物为本的发展观在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之间发生冲突时，必定要求和激励人们不惜生命代价而保护公共财产安全，鼓励人们舍生忘死地抢救公有财产，公共财产安全优先，兼顾人的生命安全。这种发展观的核心要义是作为物的公共财产比人的生命更为重要，这是视人的生命为草芥的见物不见人的发展观。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在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之间发生冲突时，则要求和激励人们以放弃财产安全为代价而保障生命安全，生命安全优先，兼顾财产安全。这种发展观的核心要义是人的生命比作为物的公共财产更为重要，因为财产是人创造出来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以官为本的发展观要求官员生命优先，兼顾百姓生命安全，为官不为民，在必要时可以为保障公共财产安全而牺牲百姓生命，但不能牺牲官员生命。因为官员的生命既比公共财产重要，也比百姓的生命重要(官员长期生病住院不任职就职也不停职免职的现象也是为官不为民)。而以民为本的发展观在任何环境条件下都奉行生命第一的原则，要求生命安全优先，兼顾财产安全。这种发展观认为任何人的生命都是无价的，不存在一部分人的生命比另一部分人的生命更重要的生命比较。
正处在重大社会转型期的现代中国，既面临着由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历史过渡，又经历着由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发展转型，还孕育着由传统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创新变迁，更包含着由封闭性社会往开放性社会的转轨变型，中国社会在21世纪初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表现为一个显著动态的复杂变迁系统。因此，现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既有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性质的以物为本(GDP等经济产出)的发展冲动，也有计划经济遗留的以少数人(官僚阶层和城市人口)为本的历史惯性，更有现代社会(民主化、法制化、城市化、市场化、开放化、民本化、大众化、知识化、信息化等)以民为本的创新需求、变迁要求和发展诉求。当务之急是通过制度创新而弱化和摆脱对传统发展模式的路径依赖性，真正奉行社会科学是生产力之母和自然科学是生产力之父的“大科学”和“大生产力”发展理念，全面落实以民为本的现代科学发展观。
农业社会是以土地资源和农产品为本的生存型社会，工业社会是以资本资源和工业品为本的增长型社会，现代社会是以人力资源和知识为本的创新型社会。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都奉行以物为本的社会发展观，因为物的异化而忽视了人的发展。现代社会奉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使人的发展居于社会发展序列的优先位置，人力资源跃居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理念的重大变迁和质量提升，从而有利于保障和支撑人类社会健康协调的可持续发展。如果说农业社会以物为本的发展观是人类适应和服从自然，工业社会以物为本的发展观是人类改造和开发自然，那么，现代可持续性和谐发展社会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则是通过人类保护和善待自然，以求得人类本身更加自由充分的全面发展。发展观从以物为本到以人为本的历史重大变迁的实质内核，在于由人类的单纯生物性发展飞跃至社会性主导的人类全面发展。现代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和核心要义主要在于：
1、在实体对象上是多数国民观。现代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义和终极目的在于发展，而且首先是人的发展，只有人发展才是最硬的道理。但在发展对象上决不仅局限于少数人的发展，而是涵括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发展，只有绝大多数国民能够获得发展，才能在质与量有机统一的社会层面上，实现和确保真正意义上的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才能真正开启现代化进程取之不尽和用之不竭的动力源(4.50,0.08,1.81%,吧)泉。科学发展观拒绝以物为本的发展，排斥以官为本的发展，否定以少数人为本的发展，奉行以多数国民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以民为本既是对物本位、官本位和市民本位的根本否定，又是现代发展进程中以人为本的核心诉求。从以物为本到以人为本再到以民为本的发展理念升华，是人性化社会发展模式在外延上的规模扩张和内涵上的质变飞跃。如果说利用自己制造的工具进行创造性社会劳动是人猿相揖别的起点，那么，否定物本位和官本位的民本位发展则是人脱离动物界的支点，而绝大多数国民获得自由充分的全面发展则是人脱离动物界的终点。只有绝大多数国民获得了自由充分的全面发展，才能从最本质最关键最重要的意义上表明人类最终脱离了的动物界，才能堪称为人之为人的社会发展时代的真正全面到来。
2、在性质内核上是民众利益观。人民群众的利益至高无上，绝大多数国民的需要高于一切，群众利益无小事。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发展理念，不断提高满足人民群众物质文化需要的能力，奉行执政为民的根本原则，切实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固然人的天赋才能、勤奋程度、敬业精神、社会机遇和贡献绩效有差别，在效率原则下决不能实行平均主义。但必须在少数社会精英获得优先富裕和率先发展的同时，也使绝大多数国民能够获得有差别的共同富裕和协同发展。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利益并不仅仅指向经济性的物质文明需求，还更指向民主性的政治文明需求和文化性的精神文明需求。一切对绝大多数民众有“利”和有“益”的发展要素，都为人民群众的利益范畴所内涵和外延。从横向和谐协调发展和纵向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出发，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现代化的动力是绝大多数人受益。道理很简单“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相关”，[10] 没有人会为一个与他或她无关的目标去努力。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现代化进程主要表现为只有少数人获益的过程，那么，这种现代化进程就不会得到来自国民大众的普遍社会支撑，就会日益累积着不断增长的动荡、冲突、摩擦、骚乱和不安，必定会走进一个“发展的陷阱”，不可能具有持久性的内在发展潜力。
3、在发展序列上是第一资源观。人是社会活动的主体，是最具有积极性、主动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的发展变量，是一切社会发展活力的根本源泉。相对于其它资源而言，人力资源的优先发展既具有纵向度持续性的长久发展价值，更具有横向度协调性的和谐运行意义。社会发展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运行系统，首先需要的是具有可持续创新能力的智力支撑，这种关键支撑只有人力资源才能有效地提供。只有人力资源获得优先发展，才能开启其它一切科学发展和财富增长的终极源泉，人的发展是其它一切发展的根本解释变量，是提升核心竞争能力和获取创新竞争优势的根本路径，是社会发展所需资源序列中的第一资源。任何资源都具有稀缺性，稀缺规律是一切资源的第一规律，人力资源的稀缺性就更显突出。资源稀缺规律客观内在地要求首先要有效率地配置第一资源，首先要求充分就业是第一资源观的应有之义。因为只有人力资源首先实现了充分就业状态，宝贵而稀缺的第一资源才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得到了有效率的充分利用，充分就业是现代市场经济中公平与效率的最佳结合。但符合现代市场经济效率要求的充分就业，决不同于计划经济中存在阴型失业的过度就业，并不是人人都有一份工作，而是存在着一定自然失业率的充分就业状态，一定规模的失业人口是市场经济要求的效率常态。
4、在变迁路径上是自由发展观。以民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内在地要求绝大多数国民获得优先发展，但绝大多数国民获得优先发展的根本创新路径何在，则是民本发展的关键所在。有路则通，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这是一切发展的奥妙之处。概括起来，人的发展有教育化、城市化、市场化、工业化、民主化、法制化、竞争化、流动化、开放化等众多发展路径，但最根本的发展路径只有一条，就是自由化发展路径，就是国民大众能够具有自主偏好、自愿选择、自由流动、自我发展的社会权利。高度集权的传统计划经济既剥夺了公众的生产要素个人所有权和自由就业权，也否定了公众的自由选择权和自由流动权，奉行的是以官为本的少数人优先发展观。只有现代市场经济才是自由平等和自由交易的民本经济，才有可能为绝大多数国民的自由发展提供社会平台。但首要的是在制度创新的基础上，通过民主与法制而真正保障国民个人的各种自由发展权利，建构统一开放和竞争有序的社会市场体系，其中的劳动力市场体系尤为重要。但决不能把国民大众获得自由发展视为自上而下的政府恩赐，更不是官僚阶层的怜悯施舍，而是国民大众原本就内生具有的自下而上的发展权利、天赋人权和核心诉求。茅于轼:教授曾精彩地就此论道：“不需要放弃言论自由、人身自由、信仰自由、学术自由、通讯自由、
婚姻自由和在市场上的选择自由，虽然这些自由有时候会导致不良的后果，但取消这些自由的后果更为悲惨”。[11]
5、在治理框架上是政治民主观。顾名思义，政治就是政府治理，政府拥有的是政治决策权力；民主就是人民当家做主，国民拥有的是自由发展权利。官员权力与民众权利之间两者孰轻孰重，从根本上表征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社会发展的文明程度。官员权力重于民众权利的社会是集权制社会，而民众权利重于官员权力的社会则是民主制社会，人类文明程度的提升过程在实
质上就是由官僚制权力本位向大众化权利本位的社会发展变迁。只有以绝大多数民众的发展权利为本的社会发展框架，才能保障、满足和体现以民为本的发展要求。与之相适应，管制型的集权制政府必须转换为服务型的民主制政府。就此而言，任何社会发展都是通过不断弱化政府官员权力的创新路径，持续地强化国民大众的自由民主权利的变迁过程。小政府大社会、小官员大公民和弱权力大权利是现代民主社会发展的基本模式和构架。现代民主制政府的职能仅限于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和公共服务四个基本领域。
6、在制度保障上是司法公正观。社会发展过程中必须正确处理好的少数重要关系之一，就是政府与公众的社会关系。政府处于强势地位，公众处于弱势地位，保障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公正平等的创新路径，就是按照以民为本的天赋人权原则，明确政府与公众之间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法权关系，确保处于强势的政府及其官员不会侵民、害民、坑民、欺民、压民和扰民。因为在现代法制社会中，必须确立政府不仅可以立法、执法和司法，而且政府也完全可以违法和犯罪的防范理念和保护屏障。经验实证、历史案例和逻辑分析一再表明，由少数官员控制的政府，既有完全必要(私利)也有充分可能(权力)违背国民大众的普遍利益要求，并打着公众利益的旗号，去做违法犯罪的事情。民主与法制是现代社会发展之车的两个轮子，只有如此，坐于其车之上的国民大众，才有可能不遭受违背民意的拉车者——政府不尽心的颠簸之苦。司法公正要求立法要健全，法体要公正，司法要严明，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特别需要防范权大于法的现象，因为权大于法是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现象，同时也因为司法腐败和吏治腐败是一切腐败的根源。
7、在纵向纬度上是持续发展观。任何以物为本和以少数人为本的社会发展框架，都会导致急功近利的发展导向，都会从根本上威胁绝大多数国民的长远利益，都会阻抗社会发展的连续性和可持续性，都无法确保代际之间的社会公平。可持续发展要求不仅要满足我们这代绝大多数人的发展需求，而且还要满足后若干代多数人的发展需求，在满足我们这代人发展需求的同时，不能对后代发展需求的满足构成威胁。只有如此，才能从纵向代际的长期视角满足若干代绝大多数人的需求，从而保证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以物为本的发展观片面追求我们这代人所需要的GDP增长，无视人本身的社会性发展需求，更不顾后代子孙的发展需求，并必定导致大量的外部负面效应溢出，其结果必然是有增长无发展的“恶增长现象”。“恶增长现象”没有发展，既没有人的发展更没有绝大多数人的可持续发展。以少数人为本的发展缺乏绝大多数国民支撑的可持续创新能力，社会发展也无法可持续。我们人类应当普遍确立“我们只有一个地球”、“人类是自然之子”、“地球不属于我们，但我们属于地球”等科学发展理念，控制人口增长，节省自然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善待我们的子孙后代，使社会进步在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的基础上健康运行。很多动植物都可以通过生态链做到这一点，何况我们人类。我们人类之所以能够产生和演化到今天，其本身就是动植物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长期结果。
8、在横向纬度上是和谐协调观。纵向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支撑就是横向发展的和谐协调，或者说，纵向可持续发展与横向和谐协调发展之间，相互依赖，互为条件，互为因果。横向和谐协调发展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因为横向和谐协调对纵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意义，而且还更在于只有通过横向和谐协调发展，才有可能满足每代绝大多数国民的发展需求。因为，绝大多数国民的发展需求随着社会不断进步而持续升级，在生存需求满足的基础上又不断生长出发展需求和享受需求，在物质文明需求满足的平台上又必定持续地派生出政治文明需求和精神文明需求。人们日益多元化的发展需求只有通过各区域各产业之间的协调发展、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和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协谐发展，才有可能在彼此间的良性互动中获得充分满足，从而使绝大多数国民获得自由充分的全面发展。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之所以欠发达，就是因为社会发展过程中既没有我们这代人之间的城乡协调和官民和谐，也没有在发展过程中公平地顾及到我们这代人与后代人之间和谐协调发展。事实上是仅仅为了顾及少数人物本性的经济发展而开展的掠夺性活动，走进了一个贫困恶性循环的发展陷阱。结论是：“一国穷是因为它穷(The reason of Poverty is Poverty)”，[12]是贫困导致了贫困，贫困的原因是贫困,贫困与贫困之间互为因果关系。
9、在文化理念上是科学系统观。现代科学发展观的关键支撑和创新路径在于科学的发展。但科学发展观中的“科学”二字，并不仅仅单向度地指向自然科学，而是同时还多向度地涵括社会科学，科学发展观中的“科学”理应是同时涵括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大科学，决不是仅仅
指向自然科学的小科学。“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13]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4]中的“科学技术”就是自然科学技术和社会科学技术统称的大科学。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院士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里科学技术包括社会科学，而且在我国目前，社会科学比自然科学更有关键性。”[15]现代科学发展观在本质上要求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和谐协调发展。自然科学技术仅仅提供物质文明，而社会科学技术在帮助自然科学技术提供物质文明的同时，还提供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社会科学技术是专门提供政治产品和精神产品的科学技术。社会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之母，自然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之父，第一生产力是自然科学技术和
社会科学技术的函数。[16]自然科学技术通过大量物质产品的产出将贫穷变为富有，社会科学技术通过大量政治产品和精神产品产出而将愚昧变为文明。科学发展观要求大科学系统内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良性互动，以切实保障绝大多数国民和谐协调性的可持续发展。
10、在关键抉择上是生命第一观。科学发展的根本前提是安全，安全是一切科学发展的根本保障，没有安全任何发展都无从谈起。但安全有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之分，在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只能取其一而无法同时兼得的时候，就发生了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之间的选择冲突。以物为本的发展观在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之间发生冲突时，必定要求和激励人们不惜生命代价而保护公共财产安全，鼓励人们舍生忘死地抢救公有财产，公共财产安全优先，兼顾人的生命安全。这种发展观的核心要义是作为物的公共财产比人的生命更为重要，这是视人的生命为草芥的见物不见人的发展观。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在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之间发生冲突时，则要求和激励人们以放弃财产安全为代价而保障生命安全，生命安全优先，兼顾财产安全。这种发展观的核心要义是人的生命比作为物的公共财产更为重要，因为财产是人创造出来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以官为本的发展观要求官员生命优先，兼顾百姓生命安全，为官不为民，在必要时可以为保障公共财产安全而牺牲百姓生命，但不能牺牲官员生命。因为官员的生命既比公共财产重要，也比百姓的生命重要(官员长期生病住院不任职就职也不停职免职的现象也是为官不为民)。而以民为本的发展观在任何环境条件下都奉行生命第一的原则，要求生命安全优先，兼顾财产安全。这种发展观认为任何人的生命都是无价的，不存在一部分人的生命比另一部分人的生命更重要的生命比较。
正处在重大社会转型期的现代中国，既面临着由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历史过渡，又经历着由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发展转型，还孕育着由传统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创新变迁，更包含着由封闭性社会往开放性社会的转轨变型，中国社会在21世纪初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表现为一个显著动态的复杂变迁系统。因此，现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既有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性质的以物为本(GDP等经济产出)的发展冲动，也有计划经济遗留的以少数人(官僚阶层和城市人口)为本的历史惯性，更有现代社会(民主化、法制化、城市化、市场化、开放化、民本化、大众化、知识化、信息化等)以民为本的创新需求、变迁要求和发展诉求。当务之急是通过制度创新而弱化和摆脱对传统发展模式的路径依赖性，真正奉行社会科学是生产力之母和自然科学是生产力之父的“大科学”和“大生产力”发展理念，全面落实以民为本的现代科学发展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