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性论，在中国历史上虽然众说纷纭。但是，有必要指出，孟子首先提出“性善说”，李翱发展了它，并奠定了较巩固的理论基础，宋明理学进一步发展、完善起来，使之成为封建社会人性论的正统。而“性恶论”、“性善恶混论”、“性三品说”等形形色色的人性论，由于没有从理论上很好地解决人之成圣成贤的根由，所以，经过历史的长期选择，最终将“性善说”定位主流社会的正统。
李翱说：“性者，天之命也，圣人得之而不惑者也；情者，性之动也，百姓溺之而不能知其本者也”。事实上，李翱将性与情分割开，认为圣人得性百姓溺情，而情属恶如任期泛滥，社会将得以不治。没有秩序的社会是无法想象的，世界上可以没有皇帝、总统、主席，但是不能没有秩序。
王剑东继承并发扬孟子以来“人性本善”的主流学说，认为人人在心性上都有善的萌芽，即每个人都有善根。但是，他认为，单纯就性本善这一哲学范畴而言，是非常不完善的。因为，人是有血有肉的人，绝对摒弃人之七情六欲是非常不现实的。中国古代主张“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流派，表达了人类对美好人性的向往，当然，其中也不乏欺世盗名之徒，有其它不纯的动机。
“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宣称这“四端”与生俱来，人人都是相同的，而有人不能成为善人，并不是由于人性本质有差别，只是由于他不去努力培养、扩充这些“善端”，君子定能够保持发展它，庶民不能保持并丧失了它。王剑东认为这是“先天定”的人性论，以配合孟子倡导所谓“圣王”统治大众的政治理想。
佛教宣称在宗教精神世界（天堂）里人人平等，用它来巩固掩饰现实世界中事实上的不平等。李翱不承认有脱离现实封建伦理关系的宗教世界里的人人平等，但他却赞同人性善的观点，提出了人人在道德世界里平等的思想。
李翱认为人的情感欲望是败坏人性的主要原因，“桀、纣之性犹尧、舜之性也，其所以不睹其性者，嗜欲好恶之所昏也，非性之罪也”，所以他主张“复性”。关于如何复性(使恶变为善)的问题，李翱认为，治国平天下、制礼作乐、格物致知，是复性的主要途径，这也是他的人性论区别于老、庄、列、释的根本所在。
释道二教同儒家主流派思想在人性论上的主张如出一辙，均认为人性本善，他们在发展性本善说走上了另一极端。释教主张涅槃清静，超脱轮回，欲求“无生”；道教主张修炼养生，“无死入圣”，超脱尘世，但是，他们都一致认定无情去欲是得道成佛的必然途径，类似于儒家学说“存天理，灭人欲”的哲学主张。
儒、释、道在人性本善通往做圣、成佛、得道的旅程上，主张生活刻苦、坚贞卓绝，忍人所不能忍的人身休养法则，都在客观上有效地净化了人间的风气，极大地阻碍了人欲横流、物欲横流不良习性的蔓延。孔子许多言论“学而时习之”“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得志泽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见於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至今都被奉为至理名言。
以他为开山始祖的儒家思想，虽然是摇摆于理性派哲学与宗教神学的一类学说，但是总体而言，它仍然可以归结为理性派哲学的范畴。并且，在人类历史的长河里，中国的儒家思想对人性论的研究，迄今为止贡献巨大。先秦
董仲舒从三纲又演绎出神权、皇权、父权、父权四权，把仁、义、礼、智、信，作为调整、维护“三纲”、“四权”的“五常”。战国末期，邹衍创立“五德终始”说，认为黄帝尚土德，夏尚木德，周尚火德，殷尚金德，继周而兴的朝代应尚水德，历史就是这样循环往复，以至于无穷。董仲舒直接继承邹衍的学说，提出“天人感应”的“三统”、“三正”学说。
“三统”即黑统、白统和赤统，夏姬朝是黑统，商姬朝是白统，周姬朝是赤统。在改朝换代时，必须在礼仪上作相应的改变，“三正”就是“改正朔，易服色”以“顺天志”。“天令之谓命，命非圣人不行；质朴之谓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谓情，情非制度不节”，三纲、四权【本文版权属于王剑东】、五常、三统和三正赖以存在的基础，就是董仲舒的“性三品说”。
“天生民性，有善质而未能善，于是为之立姬一善之，此天意也”， 董仲舒主张的“圣人之性”、“中民之性”与“斗筲之性”，是后世韩愈“性三品说”的理论源泉。王剑东不同意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性三品说，也不同意先秦赵人荀子所倡导的性恶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更不同意告子提出的“性无善无不善也”和庄子提出的性超善恶论。
正如李翱所说的“情有善有不善，而性无不善焉”，但有别于李翱人为割裂性情的“性善情恶说”，王剑东创立了“性善情真”说。王剑东认为，人生来性本善，喜、怒、哀、惧、恶、欲皆情之所为也，无所谓善恶之分。但是，人之所以成圣并非李翱认为的先天而定，其实“尧、舜”与“桀、纣”只“一念之差”矣，如果历史重新演绎一次，“尧、舜”有可能成为“桀、纣”，“桀、纣”亦有可能成为“尧、舜”。
王剑东认为，人之性本善，因为人类存在的真理，就是对光明、自由、正义、平等和幸福有着永远的追求和不懈的渴盼。无论人类的生存环境是多么艰难恶劣，他们对未来抱有美妙淳朴的希望。即使历来被作为反面典型的秦桧与希特勒，他们的本性是善的，之所以走上为人标立为反面的道路，源于各种“情”的困扰。
因为时间是一去不复返的，社会是朝向一维方向演进的，所以“尧、舜” 与“桀、纣”因“一念之差”造成的人格差别，就会永远定格在历史的方寸之间。而“一念之差”与后天接受的教育和自我道德修养与礼仪约束，是密不可分的。这里，王剑东的“性善情真”说从立场上，坚持了“人生来平等”及“将来发展有同样机会”的原则。
“人啦！为什么当他得到了的时候，却就什么也能得到？人啦！为什么当他得不到的时候，却就什么也得不到？人啦！在他没得到的时候，就会自暴自弃，随时随地都存在着堕落的危险。人啦！在他得到了的时候，诱惑也随之而来，随时随地都存在着堕落的危险。”
王剑东认为，以上这些都是“真”“情”的流露，但其特质是短暂的、易逝的，需要毅力、勇气和意志去掌控。如那些自制能力差的人，在某些景境下，真“情”会突破善“性”的束缚，甚至做出后悔终生的傻事。这时候，就连他们也都不知道自己究竟干了什么。
“情”涵盖了人类真实的七情六欲，与单纯就论的“感情”大不同。针对真“情”泛滥，务实的培训与教育是有效的。有的人因其“情”符合主流社会舆论的需要，就成其为“正人君子”或“好人”的美誉；可有的人却因反社会主流舆论，便定格在“坏人”之列。不可否认，家庭背景与社会交往等一些非常难以选择的因素，会造成人“情”分化为“善”与“不善”的真实写照。
朱熹极力推崇二程、张载的人性论，“故张程之说立，则诸子之说泯矣。”程颢说：“吾学虽有所授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贴出来”。二程继承孟子、李翱等人的学说，肯定了性善说，他们在人性论上极力主张性善气禀说，“性即是理。理，则自尧、舜至于涂人一也。才禀于气。气有清浊，禀其清者为贤，禀其浊者为愚”。
二程认为，人性既然是天理的体现，应当是至善，何以有恶？这是由于气的缘故，“有自幼而善，自幼而恶，是气禀有然也”。他们同样主张情恶论，在节制情感上走向了极端。为此，公开提倡“窒欲”说，“甚矣，欲之害人也。人为不善，欲诱之也。诱之而不知，则至于灭天理而不知反。故目则欲声，鼻则欲香，口则欲味，体则欲安，此皆有以使也。然则何以窒其欲？曰，思而已矣。”人问程颐：有孤独的寡妇，家境贫穷，无依无托，可以再嫁否？他讲：“只是后世怕寒饿死，故有是说。然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
在张载气质之性与天地之性说的基础上，朱熹提出，只有严格区分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人性论的各种问题才可以得到圆满解决。他认为，孟子主张的性善说是指天命之性，但孟子不知道人还有气质之性，因而不能很好地解释人性既善，恶从何来的问题；荀子主张性恶，杨雄主张性混善恶，韩愈主张性三品，实际上都是指气质之性而言，他们不知极本穷源的天命之性是善的。
人性原本是清善如水，人之所以有后天之浊恶行径，那是因为个人认识的有限性，引致了理性的弱化与失位，从而导发出个人行为上的恶果。换而言之，人之所以为恶，并不是人生来气质中有恶的秉赋，而是由于个人有限的理性虽经后天的教化未能克服其自身的局限性，却因恶劣的社会环境所引发的意志和情感超出理性的支配，从而主宰了人的一切行为。
虽然人性本来是清善的，但是人所有的浊恶行为，却也是罄竹难书的。人类在人性上，为什么会出现这独有的悖谬行为【本文版权属于王剑东】呢？他们认为，人之所以有恶浊行为，那是因为“理性失位”的结果。造成“理性失位”的原因有很多，既有认识上的方方面面，也有实践上的形形色色，由于后天的原因，人“情”会演化有“君子”和“小人”之别。“
君子”和“小人”，就好像是西方世界理解中的“天使”和“魔鬼”。“君子”和“小人”原来也是社会和人民对于一个人后天形养成的品性，轮廓式地评判，因为，无论是谁，他绝对不能当众预知一位初生的婴儿，将来会成长为一个怎样的人。真的，没有哪一个人生来，就可以成为古人所阐述的“君子”和“小人”。
人的灵魂除理性之外，还有情感、意志和信仰，相对于这四个部分，有四种美德：智慧、节制、勇敢与忠贞。智慧是关于理念的知识，以理性为基础，理性的美德是智慧。节制是指对于情感欲望的克制，它以情感为基础。勇敢是指坚决服从和执行理性的教诲，坚持正当合理性的东西，不为情欲及享乐所动摇。勇敢以意志为基础，或者说意志的美德是勇敢。
灵魂的四部分和相应的四种美德，各有其不同的功能和地位。理性居于统率地位，其功能职责是发号施令，指挥灵魂的其他部分。意志则为理性而行动，协助理性控制情感。情感的快乐与秉性便是随心所欲，它最终能否服从于理性与以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信仰的力度。王剑东认为，灵魂的这四个部分和相应的四种美德，由于人类认识的差异，可以组合成无数观点截然不同的思想流派。
阿那克西美尼说：“我们的灵魂是气，这气使我们结成整体，整个世界也是一样，由气息和气色围着。”恩培多克勒因四根说和流射学而闻名，留其伯与德谟克里特的原子论声誉卓绝。阿那克西曼德认为万物之本原为“无限者”，泰勒斯主张万物生于水而归于水。爱利亚派宣称宇宙是永恒不变的学说，阿那克萨戈拉的种子说很有名，毕达哥拉开派有灵魂转世说。
普罗提诺主张，世界万物是从太一那里流溢出来的，人生的目的便是要回到太一，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灵魂【本文版权属于王剑东】须彻底净化，要清除一切肉体欲望，从肉体中超脱出来，清修静观，苦思默想达成断思绝虑。在神秘的状态中，忘形“出神”，与“太一”融为一体。据波菲利后来回忆说，他在普罗提诺门下六年期间，普罗提诺曾有过四次达到这种境界。
公开否认人类的理性能够认识世界，把人类社会中的一切危机和弊端，都归根于理性以及以理性为基础的科学，是唯意志主义和各类反理性学说的一贯主张。这类学说把人的情感意志及一切潜意识或下意识的本能冲动，看作是人的最本质的东西。他们由人的本质是生命、情感、意志，推导出其他生物以至于整个世界的基础都是情感、生命、意志。
斐洛认为，上帝是绝对的权能，绝对的完美【本文版权属于王剑东】，绝对的善。人应当依靠上帝的启示，通过理论上的沉思，从肉体中，从自身的邪恶拯救自己，就必须断情绝欲。只有这样，才使我们达到心醉神迷的状态。从而直接领悟上帝，达到神人合一的境界，方才是人生最高回的。
培尔认为，理性与信仰是对立的。而主张信仰处于绝对支配地位，只能导致宗教神学，历史上有名的基督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皆可归为宗教信仰。基督教产生于公元一世纪，到公元四世纪发展壮大为罗马帝国国教，促使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经院哲学就是论证基督教教义。
教父哲学是经院哲学的前身，它的典型代表奥古斯丁生活在连续征战的年代，那时甚至连奴隶主也遭受着不可预测灾难的袭击。这样，人们就逐渐产生了人生是悲惨的，人世间是眼泪的海洋，没有什么比人的处境更悲哀的想法。奥古斯丁认为，面对尘世间到处是瘟疫、饥饿、屠杀和流血等，“如果一个人不感到任何精神痛苦，而忍受这种处境，那么，这就是愈加悲惨的状况，因为他已经失去了人的感情，认为自己是幸福的”。
奥古斯丁提出，人们对于这种困境毫无解脱的办法，这是因为人的意志早就堕落了，这是从人类之父亚当那里遗留下来的“原罪”的结果。他说，正如肉体本身不是坏的，它的坏是因为受到罪恶意志的腐蚀。由于人意志上的堕落，使人人皆成罪人。同样，社会生活本身不是坏的，但由于亚当的堕落，它才变成烦恼的源泉，把我们卷进了巨大的苦海之中。这样，在亚当堕落之后的世界中，人们就需要法律和权威来进行严厉的约束。正象肉体必须服从意志的约束那样。
虽然基督教携教父哲学及经院哲学没有专门讨论人性的篇章，但是它们都主张人之性本善的学说。《圣经》主张上帝是仁爱的，是父亲的观点，奥古斯丁混合了这些观点，宣称上帝是不变的、创造的、永恒的、全善的。他还坚持说，由于原罪，人人都是天生的罪人，人唯有得到上帝的恩惠才能得到拯救。并且由于人类理性的局限性，人类不可能因它使自身得到救赎。为了使人类的救赎来得更合适、更准确，必须依靠上帝的启示，人唯有得到上帝的恩惠才能得到拯救。因此，人恢复至善的本性在于认识全能的上帝，这也是人终生最大的幸福。
柏拉图认为，理性应该在信仰【本文版权属于王剑东】、意志、情感的关系中居于统率地位，也就是说，信仰也必须要屈从于理性的权威。对理性的忠贞可以为定格信仰的美德，在信仰的推动下，意志也不得不为理性而行动，以协作节制情感的盲目冲动。但是，柏拉图和新柏拉图主义认为，上帝是不变的、永恒的和善良的。
亚里士多德一生所从事的学术研究活动涉及逻辑学、修辞学、物理学、生物学、心理学、政治学、伦理学、历史学、美学及哲学等各方面的问题，并且写下了大量的著作。根据亚里士多德一系列的伦理观念，从而判定他在人性论上主张性本善的学说。亚里士多德说:“我爱吾师，但我更爱真理”，他对柏拉图的神秘理论进行了激烈的批评。
亚里士多德说:“对于人，符合理性的生活就是最好的和最愉快的，因为理性比任何其它的东西更加是人”，人们不论做什么事情都是为了追求一个目的，这目的就是善和至善，善就是美德。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既是理性的动物，也是政治的动物。作为政治动物的人的美德就是行德；作为理性动物的人的美德就是知德。因此，德包括知德和行德两种。如果说行德使人成为“良好的公民”，那么知德则使人成为一个极“完善的人”。
主张理性居于统率地位、情感受制于理性、意志为理性而行动、信仰忠贞于理性的学说，集中地融会贯通在各派理性哲学与无神论的哲学思维之中，历来都代表着人类要求进步、渇盼光明的美好呼声，代表着历史前进的潮流。笛卡儿认为，为要促进科学和认识的发展，必须建立追求真理为目的的哲学，即实践哲学体系。实践哲学是一种无所不包的知识体系，它有利于人类征服自然界。
但是，对理性的认识须考察人的思维本质，这就要牵涉到思维究竟是至上性、还是非至上性的认识论本原问题。实际上，人的思维不是个人的思维，而是作为无数亿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人的个人思维而存在的。一方面，人的思维的性质必然被看作是绝对的。人的思维既是至上的，同样又是非至上的；并且，人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同样又是有限的。这些矛盾只有在无限前进的过程中，才能得到解决。按照人类思维的本性、使命、历史的终极目的来讲，是至上的、无限的；但按它的个别实现和每次现实来说，却又是不至上的、有限的。
大卫•休谟说：“一个人只要明白【本文版权属于王剑东】人类理性的脆弱，以及它的作用所能及的狭窄的范围，那他就难以相信这种学说”。姑且不论休谟过度怀疑的荒谬性，但是另一方面，人的思维确实又是在完全有限的思想着的个人中具体地实现着的，就个人的思想而言，无论它是多么的广博无度，也终归是非至上性的。一代辩证法学人黑格尔在理性的王国里，攀登上了哲学史的巅峰状态，然而就连他也没有逃出个人思维非至上性的窠臼。
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在《神学政治论》中写道：“为正义而死不是惩罚，而是一种光荣，为自由而死是一种荣耀”。他宣称，“我志在使一切科学都集中于一个目的或一个理想，就是达到最高的人生充满境界。因此，各门科学中，凡是不能促进实现我们的目的的东西，我们就将一概斥为无用。”要实现“人生圆满境界”的“至善”，“必须尽力寻求一种医治理智并且纯化理智的方法，是理智可以正确圆满地认识事物，不致错误”。
当然，斯宾诺莎是不可能寻求到他想望到的那种理智的方法，他更不可能看到，思维的至上性，是在一系列非常不至上的思维着的人们心中实现的。拥有无条件的真理权的那种认识，是在一系列相对谬误中实现的。并且，二者都只有通过人类生活的无限延续，才能得以完全实现。从思维的至上性出发，人类理性具有无上的光荣性，必须坚持理性在信仰、意志、情感诸种关系中的统治地位。
但是，还要看到人类思维非至上性的一面，人类理性也与此相适应，具有自身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因此，就必须以对理性权威以忠贞的信仰、勇猛的意志、完美的情感，去填补“理性失位”暂时的空白。人之性本善，犹如理性的本质一样，本身就是不完善的，它还需要人在自身有限生命的现实中去实践、论证。这一现实论证的过程，即人的“完性”之路。
这样一来，人的“完性”之途径的选择，刚好才能与人性本善的哲学论题，完整地架构起王剑东“性善情真”的“完性”学说。还要看到，人在“真情”“完性”的过程中，必然会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现实结果。这一认识支承了“矛盾普遍性”的哲学命题，当然，有血有肉的人群世界，也被涵括在这一命题的范畴之内。
王剑东曾深刻抨击过马基雅弗利“人性向恶而不向善”论，他认为“人的理性必然屈服于人的情感，人的情感流自于人形形色色地欲念”，人自私自利，胆小怕死，贪得无厌，却又忘恩负义、朝三暮四、相互嫉妒，所以人的本性决定了人易染恶习，即使是为了一己之私欲而身败名裂，也在所不惜！
但是，马基雅弗利提出，要“采用法律”、“兼用暴力”（不得已而为之），来阻止劣币驱除良币现象过度泛滥。西方民族创新的原动力，在于他们的激情，得到了尽性地宣泄。当这种奔放的激情泛滥成灾时，就会腐蚀文明世界的传统基轴。更有甚者，还会形成具有严重破坏性的直接后果。两次世界大战都发生在西方世界，特别是集中地座落于欧洲区域，就是最好的明证。
中国人注重理性的节制，要感谢长期植根于民族文化深处的儒家思想。儒家传统的思维方式尽管有许多糟粕，长期禁锢人们的视域，但是，它更有相当数量的闪烁点，即使历经万世也不曾为后人所遗忘。倘若要问：“中国的伦理道德观，果真沦丧了吗？”
中国大中城市【本文版权属于王剑东】作为物质文明的先驱独领风骚，然而她们的精神文明已然部分西化，这在意识形态和思维形式都有着较为深刻在反映。此种反映，自一八四八年鸦片战争以来，一直延续至今天我们生活的现实。特别就生活方式与享乐法则而言，称其为正处于沦陷的边缘，丝毫并不觉得过份。广大农村集镇虽然在物质上处于贫乏的地位，但是，她们却牢牢地坚守住中国传统的思想的文化阵地，捍卫着中国原汁原味的伦理道德基轴。
只有这些原汁原味的伦理道德基轴，才是人类沧桑艰辛的根本体现，才是人类永恒存在的真正外化。原汁原味的道德基轴，不是尘世间的过眼云烟，也不是繁华世界的风景线。正因为这样，中国才会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首，自强不屈、生生不息，长久地屹立在地球的东方。也正因为有了原汁原味的伦理道德基轴，才坚实地支撑起光明和正义必然驱逐黑暗与邪恶的果敢信念。
卢梭说：“每个人都生而自由，平等”。思想家的伟大卓越之所在，不是他们有过什么惊世妙语，而是他们忘我地践行了自己曾经作出的哲学承诺。程朱能够千古流芳，是因为他们在修身养性上，达至“存天理，灭人欲”的最高境界。“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汉青”，是文天祥用鲜血凝作而成的千古绝唱。
历史发展严格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广博现实之中，它既不是线性的，也不是非线性。蒙台涅出生在波尔多市一个豪富的商人家庭，他爷爷在富裕后担任波尔多市长。蒙台涅曾经任职法院，但在目击法院的黑暗与腐败之后，决心退隐写作，可是又因写作而出名，与教皇和法姬攀上了关系，结果被任命为波尔多市市长。最后，蒙台涅感慨万分，他说：“人类长期以来所进行的探索的全部结果，无非是学会了认识自己的低能。”
任何试图预测历史精确进程的做法，犹如算卦问卜者，试图命定某些极不可测的未来，只会给后人留下无穷的笑柄。范缜说，人生好象树上的花，有些花瓣被风吹落到厅堂上，飘落在席上，坐垫上。也有些花瓣，被风吹落到厕所里，这完全是自然的现象，偶然的机会，没有什么因果报应。象你，生在皇族，享受富贵，就像花飘落在席上、坐垫上一样。象我，一生不幸，就像花飘落在厕所里一样。
在人类历史渊源流传的岁月长河里，黑暗掩蔽光明、邪恶侵蚀正义，层出不穷。但人类追求未来美好的坚定信念和执著追求一如既往，它永远都是构筑成人类坚贞不屈的永恒精神食粮，吸引着无数热血儿女，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直至美好的希望，化作芬芳的现实。历史随时随地，都会把今天的现实，变为昨夜的黄花。无论是对还是错，不变的是我们无愧于择选命运的良心。所有的一切，都必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