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社交游台湾考
李诠林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州，350007）
［摘要］以台湾作为寄托幽深、发抒忧时爱国怀抱的对象或媒介的南社诗人数量颇丰。南社的台湾交游，说明台湾已成为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辨别忠奸善恶的情感载体，也说明了南社作为海峡两岸交流桥梁的重要价值及其现实关怀传统。
［关键词］南社诗人；台湾；中国近现代文学；海峡两岸交流
南社诗人大多以忧时爱国著称，他们或以实际行动投身于救国救民的革命洪流，或以诗文发抒爱国情志。台湾作为中国近代以来人民屈辱、激愤情绪的凝结地、聚焦点之一，也不可避免地进入了南社诗人们的关注视野。
一、南社与台湾诗人的交谊
（一）南社与连横
《台湾通史》的作者、著名台湾近代爱国作家、学者连横（连雅堂）曾多次到大陆游历。许多南社诗人与他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连横曾经在《国民日日报》社担任编辑，在此期间，他与同为该报社编辑的大陆南社同仁苏曼殊、陈去病以及常为该报撰稿的柳亚子等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国民日日报》（China National Gazette）由章士钊、卢和生、陈去病等人于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8月7日在上海创办，是辛亥革命前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报纸，由原苏报馆和爱国学社的部分革命志士，为接续《苏报》的宣传使命而出版，撰稿人有苏曼殊、陈由己（独秀）、金松岑、柳弃疾（即柳亚子）等。该报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鼓吹反清革命,提倡科学，反对迷信，发刊后，颇受民众欢迎，有“苏报第二”的盛誉，曾遭清政府通令严禁售阅，发行数月后,因报社内部产生矛盾而停刊。目前所能见到的最后一号为1903年12月3日出版的第117号。1904年10月，上海东大陆图书译印局按内容分类编辑出版了《国民日日报汇编》,共4册。连横在该报社编辑副刊《黑暗世界》，据《上海新闻志》[1]载，连横在《国民日日报》社工作时常用的笔名为文徵。《上海出版志·大事记》[2]云，《国民日日报》“聘英人高茂尔(A. Camall)任发行人。主编章士钊，助编有陈仲甫(陈独秀)、张继、苏曼殊等。副刊《黑暗世界》，由连横主编。12月停刊。”
《中国新闻事业史新编》[3]第四章“辛亥革命时期的新闻事业”《国民日日报》条下云：“报社设在上海英租界二马路中市街。章士钊担任主编，主要编辑和撰稿人有陈由己（独秀）、张继、何靡施、陈去病、谢晓石、苏曼殊、金天翮等，在官方登记的发行人为外国人高茂尔（A·Gomoll）。……该报的文学副刊《黑暗世界》，由连横（慕秦）编辑，专门揭露清政府统治下中国社会的腐败黑暗，连载《南渡录演义》一类借历史进行反满宣传的小说。” 由此也可进一步确认，该报的文学副刊《黑暗世界》由连横编辑，而且连横另有笔名慕秦。
另据连横《台湾诗荟杂文钞》所载：南社耆宿高吹万在1925年6月从上海寄书连横，说彼此相契在十年前，对所寄《台湾诗荟》已畅读，“日前邮寄《丛选》，计此信到时，该书亦可收到……兹附去商兑会空白入会书一纸，乞照填！”“高氏此信认为《台湾诗荟》‘甚好，爱不忍释’，希望惠赠十二集以前各册，而南社后期主任姚石子也曾驰书连横，说一获读《台湾诗荟》，愿购取全份及《台湾通史》，并请代为搜集某种资料。”[4]（p84）此信即姚石子1925年6月21日给连横的信[5]（p313—314）。姚石子，即姚光，高吹万为其娘舅。信中云，近期刚校刻乡先哲徐孚远的《钓璜堂存稿》，并拟撰辑梡公（徐孚远）年谱。并知梡公（徐孚远）在台有海外几社之结，且有社集刊行，乃亦求之不得。祈连横力为搜访，凡关于梡公（徐孚远）及其交游之事迹、著述，尽以见示。并且认为，梡公孙名怀瀚。今《诗荟》中所载徐怀祖之《台湾随笔》一卷，怀祖当亦公后裔。姚石子在信中还向连横索购全份《台湾诗荟》及《台湾通史》一书。
由连横在大陆《国民日日报》任职时与南社众社友共事的经历，以及他与南社成员的频繁书信往来，可以看出他与大陆南社的深厚友谊。
（二）南社与丘逢甲
南社成员丘复曾为台湾诗人丘逢甲撰写墓志。据柳亚子《南社纪略》，丘复，字荷公，福建上杭人。另据丘琼华、丘其宪编译之《丘荷公先生传略》，丘复（1874－1950），名馥，谱名柰芳，字果园，又字瘦樵。以荷花诞辰出生，别号荷生，或署荷仙。人们敬称其为荷公先生。民国肇元，更馥名为复。中岁筑居“念庐”梓里，学界咸尊“念庐先生”；自称“念庐居士”。丘复禀赋聪明，6岁破蒙，19岁列名郡庠，24岁中式六十三名举人。25岁进京；31岁往河南，两次会试未第后，游历祖国各地，广交名流志士。“一八九八年戊戌前后，与同宗逢甲先生交谊最契，诗文唱和至多。”[6]（p3）1906年1月，丘复曾与丘逢甲在上杭城厢“丘氏总祠”设立“师范传习所”，丘复任监督[7]（p6）。丘复于1916年被选举为全国参议院候补议员，1924年补正为参议员，后因耻于与“贿选总统”曹锟为伍，南返广州，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参秘。
丘复年幼丘逢甲十岁，两人志趣相投，且相从多年，情谊弥深，丘复曾为丘逢甲作墓志铭一篇，题为《仓海先生墓志铭》 [8]｛p471－472）。丘复、丘逢甲两人既为同宗，亦为挚友，由丘复为丘逢甲作生平总结，是最适合不过的了，因此全文情真意切，叙事真实可信，“情词简赅平实，彰显仓海先生诚毅公义。”[9]（p93）
丘逢甲亦曾到祖籍上杭县龙文乡黄坑村居住、拜祖，并吟诗七绝一首：
黄坑黄筍旧知名，惜我来时筍未生。
我是主人兼看竹，绿濛濛地一兜行。[9]（p93）
丘逢甲与丘复书信来往频繁，试举一例说明之：
丘逢甲先生致丘果园先生信（一）[10]（p281）
前月寄上《横滨报》二十九册，想早收到。昨奉惠书，如亲色笑，喜慰无量。惟过承藻饰，读之未免惭汗耳。比惟侍奉康娱，兴居曼福，为颂！
所属幡然先生寿序，容当报命。仲迟、菽园处诗，均即为代寄。
此间同文学堂事已有成，《章程》一本附上。《横滨报》续来二本（三十册、三十一册），《澳门报》则已来五本（壹佰壹至壹百六册，内欠壹百二），兹并附寄察收。
旅外洋各埠绅商纷纷电请圣安、请还政，海外人心如此，亦属难得。日人厦门租界事已定，法人在广州湾占地九十里，土人尚与之抗衡也。
综上，说丘复与丘逢甲情笃意厚、互通声气、彼此提携，当不为虚谈。
二、南社社友的台湾游历与台湾想象
（一）汪洋与台湾
南社成员汪洋曾于1917年由大陆赴台游览，并作有《台游日记》（1917年）。据柳亚子《南社纪略》，汪洋，字子实，号影庐，安徽旌德人。
《台游日记》收于汪洋《台湾观察报告书》(上海中华书局1917年6月版)，作者于书中自序云:“民国五年四月，奉福建巡按使委任，赴台湾参观劝业共进会开会。先后得当地官民之引导，周历全岛各地，因以考察其政治风俗，及拓殖之程序，复搜罗其最近之统计，归而作台湾视察报告书。”[11]（p78）根据《台游日记》记载行程，汪洋于1916年4月4日从福州马尾登舟赴台湾基隆，4月20日返抵福州。在台游历了台北、台中、嘉义、台南等地。
汪洋《台游日记》记日本殖民当局实行语言同化教育的情形云:
时正授国语，黑板上所书者为大日本帝国五字，问诸生有知之者否。诸生依次答之，次及尊国体等语。予谓日人治台，其他政策不足畏，此则其根本政策，再二十年以后，无人知历史所从来矣。
《台游日记》另收有“首棚”照3帧，照片说明为:“番人有以多得异族人头颅为勇士标帜之习惯，故屡出番地，猎取首级。或以盘石为棚而架之，或贯于索而悬于包前，或以竹木为架而陈列之。有多至数十百具者。此风以他衣耶尔族为最盛，有一举而馘取三十余级者。凯旋后大张祝宴高唱番歌”。这里所谓他衣耶尔族，从取音角度看，似指泰雅族(Arayal)。照片3帧，分别反映“盘石为拥而架之”、“贯于索而悬于包前”和“以竹木为架而陈列之”三种“首棚”。
《台游日记》又收有“芝阿族及吴凤像”和“阿里山族”照片各一帧。照片说明为“芝阿族住于山林间，为集团部落。房屋为钝圆形，屋外有兽骨楼，排列其所猎获之兽头骨。其族中住于阿里山附近者，清嘉庆初有通事吴凤者，变其馘首之风，其民颂其德，建庙而祀焉。阿里山族，其土目世袭，有文身之习，衣服不分男女，好馘人首，以蛇为祖先而尊敬之”。这里所谓“芝阿族”即曹族(又称邵族，Tsao，主要分布于阿里山地区)，所谓“阿里山族”即居住在阿里山地区的曹族。照片说明里关于吴凤变其馘首之风、屋外改排列兽头骨的说法和祟蛇习俗的记载，都很有学术价值。日据时期，“大陆关于台湾的考察报告涉及崇蛇习俗者，这是较早的一种。”[12]（p81）
（二）江亢虎与台湾
《台湾追记》(上海中华书局1935年9月版)的作者江亢虎(1883－1954)，原名绍铨，江西上饶人。据柳亚子《南社纪略》，江绍铨，字亢虎，江西弋阳人。1934年8月21日至9月12日，江亢虎以“在野学者”身份到台湾参访，“游罢归休，然后回溯舟车所经，见闻所得，参以一时感想所及，信笔直书，连篇累犊，全稿既竟，略加诠比，命曰追记”[13]（p78）。《台湾追记》出版前曾在上海《晨报》连载。江亢虎虽然在抗战期间堕落为汉奸，品行低劣，但其《台湾追记》因为在客观上记载了当时台湾的社会现实状况，仍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如《台湾追记》记日本殖民当局扼制扼杀汉语、汉文教学的情形云:
三年前会馆（按：台中中华会馆）创议建立华侨学校，当地官厅不许，因易名汉文讲习会，开夜班二小时，已办一年，屡遭干涉，去年竟勒令停止。因奉总督府命令，全岛除公学校外，不得有私立学校，至讲习会则以日语为限。于是华侨子女学习国文国语之机会断绝。余在会馆见幼童甚多，皆游戏无度，问何以不入公校，则以额满见屏。虽台人不允录收，侨生更无论矣。
这里所谓“华侨”，系指日人据台以后持中国护照居留台湾而不入日本国籍者。又记日本殖民当局实行差别教育的情形云:
(台湾帝国大学)台湾唯一之大学，而实际上仅收台湾学生三、四十人，此可异也。
又云:
(台湾高等学校)学生七年合计六百余人，日本人占五分之四，台湾人不过百余耳，华侨入学者仅二十余人。
江亢虎还在《台湾追记》中记载了台湾“诗社盛况”[11]（p81），并记录了他被邀请参加台湾台北瀛社的一次活动的情况:“有瀛社者，假座其间，开特别会，以欢迎余，并请为是届大宗师。拈题大屯斜照，得东字七言长律，社员与试者约四十人，主席某君，前清之秀才、而当地之绅士也，席间大唱亲善论。”[14]（p82）由此反映了日据时期台湾诗人结社联吟活动的复杂情况：“一方面，众多的台湾诗人共同倾心于汉诗的写作，这对日本殖民当局的‘严重监视’即文化上的管制和限制是一个集体的抗议，具有文化上的反抗意义;另一方面，由于日人的干预和影响，台湾诗人的结社联吟活动又渐滋长了游戏之风和媚日倾向。” [12]（p82）
上述两种台湾游记共收录143帧照片(其中汪著收录128帧，江著收录15帧)。这些照片“同游记之正文相印证，记录了各个方面、各个层面之台湾社会旧影。”[12]（p78）汪著和江著还记载了他们在台湾与某些台湾历史人物的交游情况：
关于连横，汪著记:1916年4月14日午后“三时五十分返回春园，区长许延光、《台南新报》记者连雅堂来访”。
关于辜显荣，汪著记:1916年4月7日午后“五时三十分访辜显荣氏于港边街”。江著则记:
台北今有新大成殿，则割让后大绅辜显荣氏捐赀所成。辜氏以响导日军入台有功，今任总督府评议员，兼充日本贵族院议员。位高多金，不甚施舍。垂老，乃倡此义举，庶几晚盖之意。全殿规模，庄严盛大，仿佛北京之国子监，南京之朝天宫。
（三）南社社友有关台湾的诗歌
柳亚子曾作《满江红》词[15]（p363）：
满江红
题延平王海师大举规复留都图，
用岳忠武韵，四月一日作
三百年来，溯遗恨，到今未歇。真国土、延平赐姓，鏖兵战烈。组练晨翻南澳水，艨艟夜酹秦淮月。奈棋差、一子局全输，攻心切。
甘辉耻，未湔雪。苍水计，成灰灭。愤丑夷狡狯，长围溃缺。龙驭难归滇缅辔，鲸波还喋台澎血。看白虹、贯日画图中，排云阙。
陈去病有《自厦门泛海登鼓浪屿有感》[15]（p121－122）诗云：
西风落日晚天晴，列岛遥看战一枰。
番舶正连鹅鹳阵，怒涛如振鼓颦声。
凭高独揽沧溟远，斫地谁为楚汉争？
海水自深山自壮，不堪重忆郑延平。
台湾光复之初，台胞欢迎回归祖国，大陆有志人士，亦陆续来台服务。丘复族侄丘琼华（时年二十三岁）欲到台湾工作，丘复在其行前，做诗为其饯别，勖勉之。此诗写于一九四六年三月下旬：
送琼华侄之台湾[9]（p72）
幼闻台岛海中悬，一苇思航弱冠前。
阻我遊踪羞割地，有人隻手欲擎天。
终还旧主迟今日，老减雄心望少年。
玉润冰清棠棣茂[1]，前途大好勉加鞭。
国庆日喜赋次一初韵
还我河山复旧疆，高歌莫笑老犹狂。
根除蔓草平倭寇，手植梅花拜郑王。
武汉一声惊拔帜，中华万岁快称觞。
中邦建设需才智，留取丹青姓字香。
诗中的收复旧山河的欣喜之情溢于字里行间。当他听说友人丘逢甲的长子丘念台即将到台湾去工作时，为其赋诗饯行：
闻念台渡台，书此却寄
（一）
誓师雷雨穷荒外，开国河山落照边[2]。
民主熙春收效果，种因五十一年前。
（二）
家祭无忘告乃翁，念台何日敢忘胸。
汉家旧物今光复，第一完成继志功。
旧雨新知，殷殷期盼，体现了诗人的爱国报国之志。
（四）南社社友有关台湾的学术研究
徐珂（1869--1928），近代著名学者。据柳亚子《南社纪略》，徐珂，字仲可，浙江杭县人。徐珂1925年曾为连横著《台湾通史》作序，曰：“司马迁作《史记》，叙三千年事，仅五十万言。班固作《汉书》，叙二百四十年事，至八十万言，其烦省之异若是……今珂读连君雅堂《台湾通史》，见其烦省适合而三复叹美之者以此。” 徐珂所辑《清稗类钞》一书，汇存有清一代稗官家言。内有《清稗类钞·婚姻·台湾番人婚嫁》篇，记载了台湾原住民的婚姻状况。徐珂1895年赴京参加会试时，曾参加过梁启超发起的反对割让台湾给日本的“公车上书”活动。
1945年4月30日，福建永安《龙凤》创刊号[16]（p9）发表了朱剑芒的《台湾诗词丛话》。朱剑芒，南社诗人，知名学者，1941年流浪到福建，曾供职于省政府，1945年6月15日端阳节在福建永安组织南社闽集并任社长，“当时社员多数在省政府各部门工作”[17]（p211—213）。《台湾诗词丛话》论述了郑成功、梁启超、许南英、谭嗣同、章太炎等人的诗词作品，并在文中三次提及在福建从事台湾文学研究、计划选辑《台湾诗歌》的周召南。
胡先骕（1894-1968），诗人，植物学家，早年中秀才，1912年赴美留学，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曾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教授和中正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评议员和院士。据柳亚子《南社纪略》，胡先骕，字步曾，号忏庵，江西新建人。胡适等推行白话文运动时，胡先骕和梅光迪、吴宓等学者于1922年1月创办了《学衡》杂志，宗旨是“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主张保存古文，提醒人们不能随意丢弃民族文化传统，是为“学衡派”。胡先骕曾加入南社，与庞树柏、朱鸳雏等同为南社中宋诗派的代表。
台湾作家张我军在1930年8月写于北平的《〈人类学泛论〉译者赘言》[3]中曾提及他与胡先骕的合作。文中说：“……第一，胡先骕博士之校阅本书，不是‘挂名’的。他不但与我以许多有益的注意和指导，使我自己修改了一遍；并且费了两三个月的工夫，把我的译稿细阅一遍，改了不少的专门用语；而不妥的字句，也经他修改过。他这种负责的校阅，自是学者的纯正态度。惟挂名校阅盛行的今日，这种忠于职责的学者，实在不可多得，所以不独译者，便是读者也应该感激的。第二，本书第五章第三节《人体化石》之系列中之七的北京人、之十的半猿人，为原书所没有，经胡博士所补的。而本书最末一段补语，也是胡博士所补的，为的不消说是要使本书成为更其完全的人类学的入门书。”张我军是台湾新文学运动的代表人物，而胡先骕则是大陆当时被新文学者们视为反对派的“学衡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两者在翻译活动中的默契配合，特别是胡先骕的认真严肃的治学精神，得到台湾新文学者张我军的由衷敬佩，实为一段文学佳话。
三、大陆南社与台湾南社
大陆南社1909年11月13日成立于苏州，取“操南音不忘其旧”之意而命名，活动中心在上海，1923年解体，此后有新南社和南社湘集﹑闽集等继起。前后延续30余年。成员共有1180余人，
台湾南社1906年3月在台南成立，由当地文人连雅堂、赵云石、谢籁轩等人为重振台南地区的传统汉文化而创设。源于台南文人组织的“浪吟社”(1891年创设)。连横有记云：“始丙午（按：1906年）冬，余以社友零落，复谋振起，乃与瘦痕邀赵云石、谢籁轩、邹小奇、杨宜绿等改创南社，凡十余人。迨己酉（按：1909年，清宣统元年）间，入社者多至数十，奉蔡玉屏先生为长。嗣玉屏逝，改奉云石。辛亥春，开大会于两广会馆，全台之士至者百人。鲲身、鹿耳间，闻风而起者以百数。斐亭钟声，今继响矣。”[18]（p100）台湾南社创设之初，本无严谨的组织。1909年社员渐增，才开始推举蔡国琳为第一任社长，赵钟麒为副社长，杨鹏抟、谢石秋为干事，主要社员有连雅堂、胡南溟、陈逢源、杨宜绿、谢星楼、罗秀惠等数十人。继蔡国琳之后，先后由赵云石、黄欣（黄南鸣）、吴子宏担任二、三、四任社长。该社第一代诗人如蔡国琳、赵钟麒、胡南溟等多为前清遗儒，具有相当深厚的汉学素养，但思想比较保守；该社年轻一代的诗人如陈逢源、林秋梧、许丙丁等则思想较为新锐，虽然诗学功力可能不如老一辈，但是对时局的反映与批判有相当的深度。该社活动以击钵吟为主，一年固定有春秋两次佳会，随兴所至，亦偶有课题或应酬之作。台南当地的开元寺、固园、吴园等地是该社最常聚会的场所。除社内活动外，社员亦常参与社外联吟，尤其与嘉义、高雄、屏东等地的诗社互动性颇高。1921年至1924年为该社活动力最强的阶段，1930年代，由该社年轻一辈所组织的春莺吟社及桐侣吟社兴起之后，该社逐渐式微，1937年以后，在报刊上就极少能看到关于该社活动的报导了。台湾南社的主要贡献在于，日本统治下，通过文艺结社，达到延续汉文化命脉的目标。一直到战后1951年并入延平诗社，该社才结束其阶段性的文化传承任务。台湾南社社友击钵联吟或课题之作，多刊载于《台湾日日新报》、《台南新报》等报纸。南社主要成员连横的《剑花室诗集》、谢星楼的《省庐遗稿》、陈逢源的《南都诗存》、谢籁轩的《谢籁轩诗集》等作品，都颇富文学价值。
就目前的资料所见，“连横非南社社员，台湾南社也不是南社的一个支社。即便有些南社成员（如高吹万、姚石子等）与连横等人有过联系，也只能说是个人之间的联系，而不能说是台湾南社与南社存在着隶属关系，仅仅是同一时代两个同名的社团组织而已。”[19]（p95）但是，必须指出，两个南社虽不存在隶属关系，但在当时仍有着互相通气、互相支持、同声相应的关系，并且两者都有着维系中华传统文化于不坠的高尚追求，这一个共同点应该是不容置疑的。
四、由大陆迁台的南社社友
据柳亚子《南社纪略》，于右任，原名伯循，字骚心，陕西三原人。这位辛亥革命参加者、国民党元老，曾在台湾写下传遍海内外的名作《望大陆》，表达思乡之情。此诗原为于右任（1879-1964）在1962年1月24日写的无题诗，《望大陆》之名为后人所加。全诗云：“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透露了诗人浓浓的思乡之情。1959年，亦即他随国民党迁台第十个年头的时候，他还曾写了一首题为《基隆道中》的诗，其中有“鸡鸣故国”一句并自注云：“谚云：福州鸡鸣，基隆可听。” 全诗反映了诗人渴望两岸统一的良好心愿。此后，于右任的“乡愁”诗作不断赋诸笔端，如：
望 雨
独立精神未有伤，天风吹动太平洋。更来太武上头望，雨湿神州望故乡。
47年重九北投桥园
年年置酒迎重九，今日黄花映白头。海上无风又无雨，高吟容易见神州。
鸡 鸣 曲
福州鸡鸣，基隆可听；伊人隔岸，如何不应；
沧海月明风雨过，子欲歌之我当和。遮莫千重与万重，一叶渔艇冲烟波。
于右任的晚年诗作，深情蕴藉，愁苦沉重，一改他早年在南社期间的粗犷豪放的诗歌风格。可惜他重返故乡的夙愿因当时恶劣的政治形势未能实现。
成舍我（1898—1991），原名成勋，后名成平，舍我为其笔名。湖南湘乡人，出生于南京。著名报人与新闻教育家。众所周知，发生于1917年的“朱柳论诗”，是南社解体的重要导因。“朱柳论诗”实际上就是当时南社诗人宗唐尊宋之争的流脉。这次争论的阵地正是成舍我担任副刊编辑的《民国日报》。朱鸳雏、闻野鹤等人经常在《民国日报》发表宋体诗，柳亚子著文予以批评。后柳亚子在《民国日报》上发表声明，宣布开除朱鸳雏的南社社籍。年不满十九、血气方刚的成舍我，也于同日在《申报》发表了一份文告，号召南社社员“一起驱逐柳亚子出社”。接着，柳亚子在《南社丛刻》第二十集中又宣布开除成舍我的南社社籍。这次内讧使南社元气大伤并最终解体。当然，在事隔多年之后，两位当事人在各自的回忆中，不谋而合地达成了谅解：柳亚子后悔“那时自己是少年气盛，狂放到不可一世”，成舍我则后悔自己当时“才十八九岁”，“还年轻”[20]（p93）。但已是很久以后的事了。正因为此次“朱柳论诗”公案，柳亚子《南社纪略》的南社名单中没有记录成舍我和朱鸳雏、闻野鹤的名字。
成舍我1952年迁台，在台湾政治大学、台湾师范大学、东海大学任教，1955年在台北创办世界新闻职业学校（现世新大学），1955年，为“改进中国新闻事业及训练手脑交用之新闻人才”，创办了世界新闻职业学校（后升格为世界新闻专科学校）。1967年起任世界书局董事长。1991年在台湾逝世。在台期间成舍我主要创作时评短论、札记、随笔等散文文体，代表作品有回忆散文《我所接触的季鸾先生》、杂文集《卑论集》等。
自1895年清政府一纸《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给日本以来，“台湾”这个名词便成为中国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心头之痛。南社诗人们也把台湾的光复、回归和两岸的统一视作中华复兴、民族觉醒的头等大事，并由此而不约而同地将目光集中于台湾，自觉或不自觉地结识台湾朋友、游赏台湾风景、描绘台湾风物、投身台湾建设，由此将自身的爱国之情付诸表现。南社诗人们不约而同地交游台湾、书写台湾、想象台湾、呼唤台湾，或者置身台湾而怀念大陆，种种不同经验的台湾交游，除说明台湾已成为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用以辨别忠奸善恶的情感载体之外，也有力地说明了南社作为大陆与台湾沟通、交流的桥梁、管道的另一面重要价值，以及南社诗人的现实关怀传统。
参考文献：
[1] 贾树枚主编：《上海新闻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新闻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
[2] 宋原放，孙顒主编：《上海出版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出版志·大事记》，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0年12月第1版。
[3] 丁淦林主编：《中国新闻事业史新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2月第1版。.
[4] 李家骧：《连横与台湾南社——兼谈台湾南社与南社总社的关系》，《求索》杂志（湖南省社科院和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主办），1988年第3期。
[5] 全信内容参见姚昆群、昆田、昆遗编；《姚光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6] 见丘琼华：《丘荷公先生传略》，丘琼华、丘其宪编译，1999年3月自印《丘荷公诗文选》。
[7] 丘复与丘逢甲设立“师范传习所”事见丘琼华《丘荷公先生传略》，丘琼华、丘其宪编译，1999年3月自印《丘荷公诗文选》。
[8]参见丘逢甲著：《岭云海日楼诗抄》，安徽人民出版社，1984年5月第1版。
[9] 丘琼华、丘其宪编译，1999年3月自印《丘荷公诗文选》。
[10] 此信写于1899年冬，见《丘逢甲文集》，花城出版社，1994年6月第1版。
[11] 转引自汪毅夫《台湾游记里的台湾社会旧影————读日据时期的三种台湾游记》，《台湾研究集刊》2000年第2期。
[12] 汪毅夫：《台湾游记里的台湾社会旧影————读日据时期的三种台湾游记》，《台湾研究集刊》2000年第2期。
[13] 江亢虎：《台湾追记·自序》。转引自汪毅夫《台湾游记里的台湾社会旧影————读日据时期的三种台湾游记》，《台湾研究集刊》2000年第2期。
[14] 转引自汪毅夫《台湾游记里的台湾社会旧影————读日据时期的三种台湾游记》，《台湾研究集刊》2000年第2期。
[15] 戴光华编选：《厦门诗荟》，厦门：鹭江出版社，1999年8月第2版。
[16] 汪毅夫：《1945-1948:福建文人与台湾文学》,《福建论坛（人文社科版）》,2001年第6期。
[17] 顾国华编：《文坛忆旧初编》，上海书店1999年版。
[18]连横著，沈云龙主编：《雅堂先生文集·余集一》近代中国史料从刊续编第十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1973年版。
[19] 金建陵、张末梅：《台湾南社不是“南社”的支社》，《南京理工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20] 陈远：《逝者如斯未尝往：领略大师的风采》，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玉润冰清棠棣茂：丘复诗原注：“李勃英为侄外舅，师彦於侄为族兄，均先往台。”
[2]丘复自注：两句用《岭云海日楼集》“自题三十登坛像”诗句。
[3]西村真次《人类学泛论》译本1931年3月由神州国光社出版，译者张我军。
（本文原发表于《南京理工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