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迁都报告之三  中国迁都的原由和设想

秦法展  胡星斗

 

 

第一节  北京迁都的由来

 

对于北京迁都，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早在清朝末年的“戊戌六君子”之首、主张变法的领头人康有为就已经提出了迁都的假想。当时，主张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举子们，为了摆脱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势力的阴影，想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计划，建议将都城由北京迁往上海，以此来推动变法，实现其变革的理想。康有为在给光绪皇帝上书的《密折》中说，北京暮气太重，新东西根本无法生存。而上海是一个新兴的、充满活力的城市，只有迁都上海，才能使变法得以推进。对于康有为这个大胆的建议，光绪皇帝思虑再三，作出批示：“上皆然之。”那么，如何实施迁都呢？康有为替光绪帝这样设想：由光绪皇帝率领主张变法的文人，以 “行性”的名义移驾到上海，到上海之后，突然对外宣布，清廷将国都由北京移都上海。他们天真地认为，皇帝是一国之君，只要皇帝到了上海，上海就是大清朝的首都，北京的首都地位就自动消失，他们就可以在新都上海推行变法，施行新政。尽管康有为迁都上海的设想显得天真浪漫，不切实际，并没有推行，但在近代中国历史上，首次提出北京迁都的，康有为应该是第一人。

时光荏苒，北京就这么伴随着中国大局的不断动荡，在帝国主义的入侵、国民党政府的软弱腐败中风雨飘摇了近半个世纪，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北京又成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经过数十年的建设与发展，北京已经发展成为世界大都市，成了中国的代名词。随着北京现代化建设的深入和城市规模的迅速扩大，资源、环境等问题日益显现，作为一个大国首都的地位受到了挑战。1980年初，学者汪平先生上书，再次提出北京迁都的问题。从此，有关首都迁出北京的序幕拉开，呼声不绝于耳。1986年就有人提出北京面临迁都的威胁，一度引起极大的震动。特别是2000年春罕见的特大沙尘暴后，更引发了新一轮迁都舆论潮。诸多专家学者纷纷建议迁都，中央电视台也推波助澜，一时间，有关迁都话题如火如荼，步步升级。与此同时，有关迁都的问题引起了中央高层的关注，面对北京日益恶化的环境，原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在河北考察时曾说，如果风沙问题无法彻底解决，就只能考虑迁都了。在开发西部的热潮中，也有人提出迁都西安，以实现国家发展战略的真正转型。

2004年1月，新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 )》出台以后，在全国上下再一次掀起了新一轮有关北京的未来和首都迁移或定位的大讨论。2006年3月16日上午，参加全国人大的会议的479名全国人大代表，联名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议案，要求将首都迁出北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胡世详说，北京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已经将近一个甲子，而目前北京周边环境恶化严重，沙尘暴频繁袭击已经向人们敲响了警钟。北京的社会经济发展已经达到极限，因而,将首都迁出北京，不仅可以极大的缓解北京的压力，而且可以带动新首都周边的经济快速发展，符合党中央所提倡的科学发展观。九届人大代表、湖北省副省长吴端木说，首都迁出北京后，将有郑州、西安、洛阳、开封等地可供选择。据专家分析，西安的自然条件也并不十分乐观，而洛阳、开封基础设施较差，因而将首都迁往郑州将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河南省省委书记徐光春说，目前河南的经济在全国比较落后，把首都迁往河南将极大的带动河南的经济发展，提供大批工作机会，从而解决很多社会问题。河南地处中原，郑州交通便利，作为首都将很方便对全国的管理。他说，如果首都迁往郑州，那么河南省省会将考虑重新迁往开封。

诸多专家学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都纷纷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尽管迁都的呼声时高时低，但是，有关迁都的观点占据着重要位置。两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吴良镛说：为了提高首都政治中心建筑环境的改善，应在一定时期、条件允许时，考虑建设新行政区的可能。

2006年4月19日，胡星斗先生在“胡星斗中国问题学”网站上发表文章，提出迁都的基本设想。2006年5月，胡星斗先生上书中共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建议迁都和修改宪法。他指出，迁都、分都有助于缓解北京水、土地、交通等的紧张状况，减轻北方的资源、环境压力；有助于应对台海危机，适应海权时代，减轻未来首都来自北方、东部及海上的军事威胁；有助于分散“国富”，防范财富过于集中带来的国家风险；有助于保护“老北京”及北京的文化古迹，促进北京的文化繁荣；有助于降低北京的房价和生活成本，减少工业项目，把北京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宜居城市；有助于推动中国经济社会的平衡发展，促进新首都所在地即中部的崛起，促进上海和长三角的经济发展，同时还天津、河北、山西等地正常发展的机会；有助于进行“国家再造”、“政府再造”，割断千年皇都的专制主义传统，推动中国的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胡星斗建议，尽快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百三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是北京”的条款，实行迁都与分都的战略。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金明志教授说，迁都不仅是一项经济、社会上的大事，而且涉及到修改宪法，有很多法律问题需要解决，因而虽然迁都是必然选择，但不会一蹴而就。他估计迁都事宜将最早在2009年得出结果。由此看来，中国迁都问题已经引起中央高层和社会各阶层的高度关注和重视，中国要迁都已经成为人们的广泛共识和势在必行，只是时间和时机问题。

2007年11月10日，各大网站和国内新闻媒体都纷纷刊登和转载国家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的文章。梅新育撰文说，元明清选择北京，主要基于大一统政权奉行“塞北本位”的利益需要。尤其是明成祖迁都北京，“天子守边”巩固江山。1949年新中国定都北京，有接近当时的友好邻国前苏联之意。时至今日，依靠现代通讯和交通工具，中国已无须“天子守边”。自鸦片战争以来，东方逐步取代北方成为对华最大军事威胁的方向。

　　梅新育指出，近年北京的发展，碰到水资源短缺、人口膨胀、空气污染等难题，还受到北方荒漠化的威胁。北京地处缺水地区，一座近2000万人口的巨型城市，水资源已“超负荷”。南水北调、搬迁首钢都难以根本解决问题，反而可能给南方及周边省份带来压力。另外，不断膨胀的人口和产业，对北京的生活品质带来挑战。环境污染、房价居高不下也随之而来。从长远来看，迁都有助于化解上述问题。就中短期而言，国内外对奥运之后仍然看好中国经济前景，迁都还有助于提供新的经济题材。

　　梅新育建议，在长江中下游之交处选择一个周边空地比较广阔的中小城市作为新首都。他说，新首都市中心能够提供其他现成大城市所无法提供的土地，用来建设中央政府各个部委。且还应满足一个条件：本地人口不宜太多，容易全部使用普通话交流。

20多年来，针对北京的发展和首都迁徙的争论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充分说明了国人对北京、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心和重视。新的世纪，北京面临诸多新的挑战，北京向何处去，首都是东迁，还是重新打造，许多有识之士都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和设想。

 

第二节  北京迁都的四种设想

 

上面我们简要地阐述了北京迁都的原由，应该说，迁都已成大局，众望所归，只是时间和时机问题。那么，目前社会上有关未来首都的地位问题，争论比较激烈，概括起来主要有四种设想：

一、维持北京的首都地位不变。他们认为，鉴于目前首都的特殊地位和工程建设的发展，首都应继续留在北京，但是应对北京的城市结构和职能稍作调整。这种设想基本符合新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认为北京的首都地位是历史形成的，是中国各民族的“心脏”城市，文化底蕴丰厚，城建基础好，人口素质高，又集中了大量中央级的机构、人才，是一个最能代表中国的城市。至于北京发展中遇到的障碍，要通过控制人口增长和城市面积，拉大城市框架，延长“两轴”、发展“两大产业带”，建立“多中心”的城市空间结构；鼓励发展适合旧城传统空间特色的文化事业和文化、旅游产业；协调落实铁路、高速公路、首都第二机场选址、港口等重大区域基础设施建设，建设围绕北京的卫星城、改变部份土地使用功能等办法加以解决。这种说法目前占主导地位，有一定的市场。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建筑学与城市规划专家、清华大学教授吴良镛是国内外著名的建筑和规划方面的专家，他长期从事城市发展的研究。他说，北京已经不适宜围绕六环再建传统意义上的七环，而是通过规划让七环外扩，连接起涿州、固安、廊坊、香河、大厂、三河、平谷，作为新城镇的发展点，连接起北京和外围之间的联系，共同走向“区域城市”，摆脱“发达的中心城市、落后的腹地”局面，形成一个多中心并联式的格局。中国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赵燕箐认为：中央行政中心搬迁不现实。他分析说，所谓不现实，并非技术上的原因，而是对上级意图的揣摩，就是中央政府可能不喜欢这个方案。现在谁都不愿意捅破中央行政功能需要空间分解这层纸等等。

原北京市市长王岐山在出席北京市政协举办的“城市建设与管理座谈会”上说，目前本届政府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北京的城市建设与管理。他说：“北京现在是越管问题越多，但是越多更越要管。”

总之，北京维持现状说，主要是现在居住在北京市的人提出的。

二、建设“副都”或首都东扩。他们认为，目前北京的城市功能过分集中在旧城区，人口密集，城市中心区过于庞杂，交通拥挤，有必要建立新的国家行政中心，实行“一都双城”。这个观点在亚太城市研究会秘书长卞洪登先生著作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卞先生的基本观点是：北京应尽早走出“面多加水，水多加面”治标不治本的怪圈，尽快实现北京东扩：即在北京老城区以东30公里、六环路与七环路之间的所谓飞地（北京和天津之间属于河北省管辖、经济相对落后、土地贫瘠廉价的香河、大厂、三河三县）建立国家新的行政中心，将国务院及28个部委迁入新区办公，构成“一都双城”的城市格局，彻底解决北京日益严重的交通拥堵，为构建京津塘环渤海都市经济圈，打造一个人口达到2000万、车辆700万辆的世界最大都市。同时，卞先生对整个新行政区（副都）的建设、规划、前景都作了具体的分析和展望，并提出了首都东扩、建立国家新的行政中心的“六大理由”、“五大条件”、“七大妙计”和“八大好处”。

“六大理由”：1、北京交通现状难以适应2008年奥运会；2、加入WTO之后，来北京的外国公司、机构使北京空间更加拥挤不堪；3、中国应该有个更加安全的现代化集中办公的国家行政中心；4、首都东扩可以解决市场疲软、失业增多等国计民生问题；5、首都东扩可以拉动京津唐环渤海经济；6、首都东扩可以走出一条“造城运动”拉动中国经济增长新路子。

“五大条件”：1、强大的国力支持。国家经济连续20多年的高速增长，国家地位大幅度上升，三峡等一大批重点工程相继兴建，上海浦东和深圳等5个特区的建设，使我们的国力更加强大；2、充足的资源供应。我国的水泥、钢材世界产量第一，塑钢门窗型材生产线达到3000条以上，全国积压物资充足，劳动力充沛过剩；3、雄厚的资金保障。全国13家商业银行人民币储蓄超过15万亿元，外汇储备世界第一，国家连续几年超10万亿的税收等；4、迎奥运人心所向；5、加入WTO后北京成为继深、沪之后外商投资热点。

“七大妙计”：1、围魏救赵，拉动车辆东移；2、金蝉脱壳，置换办公场所；3、草船借箭，吸引八方投资；4、假道伐虢，促进外商投资；5、顺手牵羊，增加国家税收；6、瞒天过海，拉动经济增长；7、声东击西，支援西部开发。

“八大好处”：1、北京拥挤交通得到彻底改观；2、有利于北京商业连片繁荣和环境保护；3、提高国家机关效率，降低运作成本；4、拉动内需，提供就业，刺激消费；5、节省奥运投资，提供更多接待空间；6、保护古城风貌，抢救文化遗产；7、能够更快更实际地推动大北京计划；8、推动以京、津、廊、唐为核心的环渤海大开发。

卞先生的“首都东扩”和开出的未来北京发展妙方，可谓匠心独运，费尽心思，博得了一些领导和专家学者的赞同，引起了国内外诸多媒体的关注。同时，还有一些人就“副都”的总规模以及人口都做出了规划，他们认为：人口控制在80～100万人口为宜；“副都”地点可在北京近郊的顺义、昌平一线，或河北的涿州、廊坊等地。总之，在北京周围、或依托北京建立“副都”或新的国家中心，使“副都”在周围地区与分中心区之间起桥梁作用，这样做，对缓解北京城压力，可能在短时间内见到成效。

三、实行“双都”或“陪都”制。所谓“双都”一般是指一个政治首都，一个经济首都。这种“双都”或“陪都”制度，在我国古代就实行过，而且还不是一个朝代实行过，在第一章中我们都有阐述。目前世界上仍有几个国家实行“双都制”，如西欧的荷兰，非洲的南非，都是“一国双都”的代表。国内主张实行“双都”制的人还提出了具体的方案即：保留北京为政治首都，中央决策机关仍留在中南海，全国人大、政协机关仍在现在地方办公，国务院经济管理部门、金融机构等部门迁到上海，把上海作为经济首都。同时，也有人提出可以在中西部选择一个中心城市，比如西安、郑州、武汉、成都、兰州、南京、洛阳等城市，选择一到两个作为“陪都”，以应付可能出现的复杂局面，解决中国实际存在的东西和南北巨大的不平衡问题。

四、选择佳地，创建新的政治首都。综上所述的三种观点可以看出，维持北京的首都地位不变的观点更多地注重了北京的资源，特别是政治、科技资源的现有优势，没有充分估计到北京在新世纪长时间内面临的人口、自然环境的危机。仅从人口控制上看，北京的户籍控制可谓极其严格，但从1980年以来每年净增加20万人(还不包括数目更大的流动人口)。长此下去，人口爆炸，就业、环境污染以及人们赖以生存的水危机就可能令北京无法承受，尽管已经启动了南水北调工程，究竟能否得到预期效果为时尚早。同时，在北京大都市的强大拉力作用下，在北京附近建“副都”，或按照卞先生的东扩理论，在如此大的都市圈里建设国家行政中心，成本高，投资大，风险大，难以达到预想效果。过去北京周围建的众多卫星城就是例子，至今未能充分发挥“卫星城”的作用。这个问题一方面是老北京市区房子价畸高，且十分抢手；另一方面周边的卫星城房子便宜却无人问津。人们都舍不下的老北京情节，都认为住在皇城附近既荣耀又方便。

实行“双都”制是一个较好的选择，可以解决或缓解北京单中心的压力，应对可能出现的复杂局面。但是，由于现在的区域中心城市都面临着诸多问题，比如西安面临着水资源短缺、沙漠化等问题；成都、兰州、重庆地域偏僻，交通不便；武汉水资源丰富，条件尚好，但夏天的潮热，实在不是一个好去处；郑州地处中原，交通便利，但城市包袱沉重，人口、城市建筑面积都已经过大。选择这些城市假如说战时作陪都，都十分理想。但是，作为长时间的陪都（不管是政治首都，还是经济首都），各个城市都有一本难念的经。这样做，一是对北京不公平，等于把在北京遇到的难题搁置下来，放到异地去解决。二是目光短浅，不能将视野扩展到整个中华民族发展的大方向上。

因此，以上三种观点弊端重重，极不现实，又不好操作，且成本高，浪费大。笔者建议，学习借鉴我国古代和世界其他国家迁都的经验，痛下决心，树立恒心，大胆创新，实行第四种选择---“迁都”即：实行“一国三都”，另选佳地，创建新的政治首都。

前面笔者已经介绍了自有史以来我国历史上迁都的情况，概括起来，在我国的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迁都约20多次，而且几个重要朝代都是经过施行迁都，迅速使国家强大、人民富足起来的。比如商迁都河南安阳小屯村，秦三次迁都到咸阳，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努尔哈赤迁都北京等，都是通过迁都实现了国家的强盛。目前，对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来说，东、中、西部和南北方等不同区域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日渐扩大，这已成为影响中国稳定和持续发展的“痼疾”之一。目前东部地带以占全国13.4%的面积、41.15%的人口，占有超过60%的GDP，而西部则以23.11%的人口、56.9%的面积占有14%的GDP。北方和南方在社会经济领域出现的差距近年也有拉大的趋势。尽管中央政府千方百计致力于缩小这种差异，并在2000年全力启动“西部大开发”和2004年的中原崛起战略，但从自然地理环境、区位、历史惯性、经济基础和体制上看，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在相当长时期内是难以赶上东部快速前进的步伐的。特别是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国家掌控能力将呈下降态势，中央政府掌握的财力和要素资源将继续减少，单纯依靠“战略西移”也越来越困难。这不能不让我们另辟蹊径，设想在中部与西部、南方和北方联接处的枢纽地区建设新都，培育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政策拉力”，以此来根本改变中国生产力分布严重失衡的状况，推动全国范围内人口、资源和社会经济大重组，以此来带动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安抚中西部地区广大民众心中的不平衡心态。

在我国历史上，通过重起炉灶建新都有许多可以借鉴的例子，如秦从雍城迁到栎阳、孝文帝迁都洛阳等，就是依托新都的“后发效应”，为从根本上改善行政效率提供契机。通过迁都有效避开既得利益者的多方阻挠，推行一系列旨在裁减冗员、提高效率等改革措施，逐步建立起高效、完善的新体制，当政者便不至于受多方牵制而无所作为。首都为国家中枢之地，一般不轻言迁离，但随着国家经济发展需要，随着中部崛起和西部大开发整体战略的转换，迁都已成为调整利益冲突、保持国家活力、寻求新的经济增长极的重要手段。

综上所述，我国只有实施迁都，打造一个全新的政治首都，才是从根本上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最佳选择，才能彻底改善困扰目前北京发展的现状，解决日益突出的环境、资源和人口等问题，真正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思想新解放、实现新跨越奠定新的基础。

 

 

（“胡星斗中国问题学、弱势群体经济学”网站：http://www.huxingdou.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