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感”------社会发展的一种精神动力
人是社会生产力诸要素中最活跃的因素。个人对社会所负利益要求的理性认识——即社会责任感，作为人的一种属性，是人类良心的具体而又主要表现形式之一。一个人的良心在不同的情况中具体地表现为自尊心、是非心、同情心和社会责任心。而这“四心”中，社会责任心的强弱，又最终决定着一个人的精神境界和人格的高低。社会责任心（社会责任感）历来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起着推动作用。当代著名哲学家、捷克共和国总统哈维尔1996年接受美国哈佛大学荣誉学位发表演讲时，在分析了当今世界的种种危机之后指出：“除非唤起人们的责任感，其他别无二途”。
社会责任感主要表现为个人思维角度的社会化。
一，“责任感”是人类劳动积极性的持久源泉
劳动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行为。个人所具有的生理、生物特征使他具有从事劳动的潜在能力。但是潜在的能力不等于现实能力。人们在劳动过程中有无积极性，有多大的积极性，既可能取决于他的个人利益，也可能取决于他的社会责任感。
俄国大文学家托尔斯泰说过：“一个若没有热情，他将一事无成，而热情的基点正是责任感。”李时珍为了他人的健康，踏遍万水千山，多次在采集尝试草药时险遭不幸；为了研制炸药诺贝尔多次几乎被炸死；以王进喜为代表的石油工人，在建设新中国这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激励下，苦干如巧干，宁愿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以高昂的劳动热情投入大庆油田的开发建设，使新中国早日摆脱了依赖“洋油”的局面。焦裕录忍受病痛带领兰考县人民防沙治沙，孔繁森离乡背井，奔波在雪域高原，为藏族人民的现代化而鞠躬尽瘁。富裕的社会靠劳动来创造。作为战败国，二战后的日本，在战争的废墟上，仅仅经过二、三十年，不但重建了家园，而且使经济腾飞，跨入世界现代化国家的首列。西方人把日本人称之为“工作狂”，不少日本人“过劳死”，日本国民战后高昂的劳动热情来自何方？无论东方学者还是西方政客，都一致公认来自国民的社会责任感。个人如果对社会发展、国家的繁荣和进步，从内心感到自己有责任，能充分意识到自己是社会的一部分，社会兴衰与个人息息相关；社会发展了，个人才能得到发展；社会萧条了，个人生活也就不景气，缺少发展机会。一事当前，这个人就会更多地想到社会和公众的需要。日常劳动中，就会努力创造出更多的成果来满足社会和个人的需要。我国目前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还很大，而把我们这么一个占全人类1/5人口的大国，建成现代化的国家，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在建设过程中，生产和分配之间，消费和积累之间，不可避免地要产生一些矛盾。社会责任感强的公民会正确地摆正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乐于顾全大局，理解这些矛盾，不斤斤计较个人的得失。正确地对待一些暂时的困难，把自己的全部热情、精力和智慧毫无保留地投入到劳动创造和建设中去。
我国宪法虽然明确规定“劳动是一切有劳动能力的公民的光荣职责”。但是，一个人的劳动成果，既取决于他的身体素质、智力素质，又取决于他的社会责任感。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责任感已成了劳动者素质的核心因素。一个劳动者身体再强健，技术业务能力再强，如果不愿为社会服务，为他人服务，即他的社会责任感淡薄，那么此人的素质既不会令人羡慕，也不可能为社会创造出多少劳动成果。高水平的业务能力与高度的社会责任感的统一，是人们积极、主动地从事现代化生产必不可少的主观条件。业务技术上的不求甚解，往往同缺乏社会责任感有着必然的联系。随着责任感的增强，劳动者的在劳动中的创新精神、一丝不苟的精神、排除困难的自主精神也必然会提高。
总之，较强的社会责任感能给不同职务、岗位上的劳动者、建设者提供一个积极奋进的心态，促使劳动者、建设者战胜自身的懈怠、懒散，敷衍了事．．．．．．等不良习惯及心理，自学地去克服劳动中的各种困难，主动地去排除劳动中的各种障碍，创造性地去劳动、去工作，兢兢业业的创造物质或精神财富。
二，“责任感”是形成高尚品质，产生高尚行为的心理基础
社会责任感作为个人的情感，一方面受生活环境和生存条件的影响，同时它又影响着个人的思想和行为。它在个人的心理活动中既具有张力，也具有斥力。对于符合社会利益的事情，它会持支持、参与、促成的积极态度；对于损害社会利益的事情，便会产生一种消极的排斥态度。社会责任感形成或激发后，就会成为其人生价值观的重心，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左右着个人行为的取舍；并通过经常的行为取舍表现着个人的道德品质。
古今中外，无数仁人志士为了正义的事业，为了民族或人民的利益，不畏艰难险阻，进行坚韧不拨的斗争和探索。宁愿被烈火烧死也不改变“日心说”的布鲁诺；忍受贫困、矢志为无产阶级解放指明方向的马克思；在放逐中一心报国，坚决不与奸佞小人 同流合污的屈原；被囚困在冰天雪地中十九年顽强不屈、不辱使命的苏武；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青照汗青”千古绝唱的文天祥；在国民党特务的枪口威胁下大义凛然的李公朴、闻一多。戴镣长街行，高呼“砍关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我一个，自有后来人”的夏明翰；视死如归的瞿秋白、吉鸿昌、刘胡兰、还有董存瑞、黄继光、罗盛教；上一世纪60年代的雷锋、王杰，90年代的张鸣岐、孔繁森、李润五、郑培民……他们高尚品质和行为不是生来俱有的，也不是他们一时的心血来潮，而全是基于他们内心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因为社会责任感作为人的心理意识，能够调节和控制人的情绪、兴趣、意志和态度。有了它，人的感情和理智才会统一。社会责任感能使诗人在诗歌中倾注忧国忧民的激情，使杜甫“穷年忧黎元”，陆游“位卑未敢忘忧国”，使鲁迅“俯首甘为儒子牛”。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身患重病的朱自清，在物价飞涨的解放前夕，仅靠能买三袋面粉的薪金来维持全家12口人的生活；“宁可贫病而死”，也不准家人领取美军救济面粉。
富有社会责任感的人，会爱人民之所爱，忧国家之所忧，会先天下之所忧，而后天下之所乐；如屈原“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衰”。富有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无论穷达荣辱，穷会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也不会从事危害社会、民族、集体利益的事。社会责任感强者，如苏武、夏完淳、谭嗣同、瞿秋白、张志新等能做到“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即使面对刀山火海，也不改变自己为国为民的初衷。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几乎都是在青少年时代就培养起自己的社会责任感。他们的青少年时期，祖国正处在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危急关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挽救民族危亡的社会责任感，使他们接受并信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同志在1915年听到袁世凯同日本签订“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的消息后无比愤慨，在揭露袁世凯的《明耻篇》上题字明志：“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国仇，在我学子”。周恩来在学生时代写到：“吾辈生于二十世纪竞争之时代，生于积弱不振之中国，又生于外族日逼目顾不暇之危急时间，吾人既生于是时也，生于是国也，安忍坐视不一救耶”？立志要“为中华之崛起”而学习。许多开国元勋都是在这种社会责任感的激励下四处寻找救国真理，经过多方对比、实践和总结，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道路才是屈辱的“东亚病夫”摆脱欺凌、走上繁荣富强的唯一正确道路。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如果一个人对社会的存亡、盛衰，从内心感到有强烈的责任，就会思考和探索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并思考和探索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并调整自己的追求、行动与社会发展趋势相一致。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许多青年虽然希望读书，希望在科学上、教育上、文学艺术上对人类有所贡献；但是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千里迢迢毅然奔赴延安，投身到抗日救国的洪流中去，担负起抗日救亡的重担；与阶级和民族的敌人展开殊死的决斗，用自己的血肉组成捍卫中华民族的长城。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消灭三大差别，早日改变祖国贫穷的面貌，大批青年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艰苦创业。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以海尔集团的张瑞敏为代表的一批企业家有胆有识，积极参与国内国外两个市场的竞争，在世界上树立起中国名牌产品的形象。这些行动都表现了他们对祖国命运和社会前途高度的责任感。
无数事例表明，社会责任感有助于建立一种能够对社会作出更大服务的人格，它会使一个人经常考虑社会公众的利益，并从为大家的幸福而进行的努力中找到自己的乐趣。任何时代、任何情况下，一个人只要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就不会做危害社会，损害集体利益的事；就易成为一个高尚的人——关心他人、关心集体、关心社会，比关心自己为重的人。
没有社会责任感，一切高尚品质和情操就都失去了心理基础。
三，”责任感“是社会和谐、稳定的融合剂
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离不开人们之间的相互协作，相互支援。社会要想稳定、要想发展，也离不开社会成员担负起社会责任。社会责任感是社会和谐发展的融合剂。失落了它，就必然会造成社会普遍的分散状态，必然会使社会成员只顾自己，彼此隔绝。使人们变成一堆相互排斥的原子。
社会责任感能 够缓解个人与社会的矛盾。
在任何社会中，都有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矛盾。如果人人都只考虑个人或家庭利益，不考虑社会利益，那么人就都成了英国学者霍布斯笔下自然状态的人；人们彼此的“利益”就不能不冲突，人与人就是处在战争状态中；人对人的关系只能是“狼与狼”的关系。社会不仅得不到发展，还会失去秩序。连主张“自私是人的本性”的十八世纪资产阶级思想家爱尔维修，也强调维护社会利益的重要性。个人的利益不仅要同社会利益相结合，而且要服从社会利益；为了社会利益，既使牺牲个人利益也是符合正义的。
爱困斯坦说：“人只有献身社会，才能找出那实际上是短暂而有风险的生命的意义”。马克思则认为“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说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的自由”。（《马恩选集》第１第８２页）可见，无论是伟大的自然科学家、还是伟大的无产阶级导师的心目中，个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统一体。二者有矛盾，却又互相依存。二者和谐地发展，个人就要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个人的全面发展，既取决于个人对如何施展自己的才能有正确的认识，而且也取决于个人对如何更好地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有正确的认识。对此英国科学家托·亨·赫胥黎在《进化论与伦理学》中指出：“如果没有从宇宙过程操纵我们祖先那里遗传下的天性，我们将束手无策；一个否定这种天性的社会，必然要从外部遭到毁灭。如果这种天性过多，我们将更是束手无策；一个被这种天性统治的社会，必然从内部遭到毁灭。每一个降生到世界上的人都有天赋的需要，就是去发现一种“自行其是”和“自我约束”之间的适合于他气质和环境条件的中庸之道”。赫胥黎在此所说的中庸之道，就是人的社会责任意识。赫胥黎这段话就是说：除非人们一致承担起社会责任，否则人类社会是不能形成和发展到今天的。社会的稳定也有赖于人们对自己的社会责任始终如一的履行。只要人们的社会责任感淡薄了，作为社会纽带的相互信任就会被削弱和破坏。所以，任何社会都不忘用各种方式“提醒每一个人对社会所应有的责任”，（赫胥黎语），使之“注意自己的行为不致削弱允许他生活于其中的那种组织”（赫胥黎语）。
步入迅速变化着的２１世纪，一个人的倾向性和积极性是多面的。为了不被生活琐事缠身，不被川流不息的矛盾的信息所迷惑，一个人必须保持坚定不移的内心宗旨，以承担繁杂的信息、适应迅速变化的客观环境而又不致丧失主观的生存认定性；同时又必须具有高度的心理灵活性和应变性。社会责任感强烈，无论遇到何种风浪，心里就有了内在的自动的调节机制，以激励或约束自己的行为，自觉规范自己的行为，调整各种关系。凡事都会考虑后果，从而积极主动地消除人际间的矛盾和隔阂，积极调整个人与社会、与自然的关系。社会责任感强烈，能使社会各个阶层所有成员各自的力量形成合力，涓滴成流，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最大合力；并且能约束极端行为，减少破坏力，减少社会的内耗。
一个人丧失了社会责任感，也就等于丧失了部分良心，也丧失了对人类纯动物行为的约束，就只有自私自利、唯利是图的打算。一事当前，他就很难再为社会、他人、集体考虑，只会想方设法满足一己或家庭的需要，而再不顾忌、损害别人。他的头脑里除了渺小而卑鄙的自我以外，没有任何社会和他人和观念，再神圣、再纯洁的事物也都变成了虚幻，不存在了。
人的社会责任感一旦普遍淡薄，理应和谐的社会秩序就会紊乱，社会动荡、不稳定就是难以避免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