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能够确切的知道，到底是凤凰资讯台哪期的时事辩论会了，我所能够记得的是当时辩论的主题是台湾的陈水扁的贪腐与民主之间的关系。参与节目的有漂亮的草
在这里我们姑且不论，邱吉尔说这话的那种吃不到葡萄的酸劲，因为正如
怀疑民主是不是好制度，事实上早在邱吉尔前首相说这番话的30年前，大作家Herbert Gconge Wells就说过同样的话，一天当时还是留学生的
但可惜，我遍翻Herbert Gconge Wells的书，也终于没有找到他如何利用那一分钟的功夫来把民主打的落花流水，在西滢先生的书里也是如此。
对于Herbert Gconge Wells和前首相邱吉尔的民主不是个好制度，我是万表赞同的。我们只要在民主政体的国家里仔细观察，我们就可见到，民主国家里一切的政策，都来源于党派博弈和妥协，而这种博弈和妥协的必然结果是，让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政策，不得不牺牲长期战略而来迎合所谓的民意，与专制国家相比较，从而使得民主国家在国家战略上显得更急功近利、显得更注重短期利益，在国家走向上显得更摇摆不定。印度的很多政策是久决不下，拖拖拉拉，各党各派为了各自的利益而众说纷云，莫衷一是；在台湾，其核四是上上下下，劳民伤财，在民主国家某项政策和动议，对于国家的长期战略，是完全必要的，但可能因为伤害到某些利益集团的利益，这项政策和动议也就不得不为之搁浅了。而这都是民主是个坏制度的典型案例。
希克曼在《创造卓越》一书里写道：
“创造卓越要靠个别的领导者，比靠组织更为重要。组织及团体的卓越成就，经常是个人在效能及效率上所做的领导性努力，伟大的企业或者政府，常都是因为少数人而变得伟大。”
对于希克曼的观点我完全赞同。
我们知道民主的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但问题却也就在这里，历史上血淋淋的教训也告诉我们，多数并不代表就是正确的，纳粹的成功执政本身就是民主的产物，也就是说是多数对少数的胜利，中国大跃进时期，彭德怀是失败也是多数对少数的胜利，因此可见多数并不见的是总是正确的。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的确值得怀疑，至少表明，民主的确不是什么最好的东西。有时候真理或许就真的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但现在的问题就出来了，少数人又经的起检验吗？
这需要从这个世界的特质说起：首先我们必须谈到的一点是，从绝对意义上来讲，世界是不可能被我们认识的，如果把我们比喻成为画家，而世界是我们认识的对象，那么我们可见到的事实是：我们承认模特儿的客观存在是无条件的，但模特儿在适应环境的变化（这自然也包括对他画图---即认识者对他而产生的影响而做的变化）中做的适应性变化也是客观存在的，也是无条件的。当然将被认识对象静态化的认识法对于自然界中的无机物如煤焦油中的茜素、原子中的电子的确是有效的，但这个自然界并不只是无机物构成的，还有大量的有机物甚至生物，特别是想人这样的有意识能力的生物---虽然这种意识也仅仅只是物质的产物，但他也确实客观存在------在这里静态的认识方法也就失效了---他忽视了被认识物的运动性---关于这一点我们不得不借助齐美儿的认识来补充马克思的静态观的不足------个体与世界的关系，世界是无数个个体（它包括了我们及我们之外的一切自在之物）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而形成的，世界可以成为一个整体来影响个体，个体同样可以从自我出发，对世界作出反应，而这种反应又将会汇入世界这个整体，再去影响其他的个体，令他作出对世界相应的反应，而这种反应又将反过来影响世界这个整体，而这个整体又去影响每个个体。这种相互的关系也就决定了世界是动态的是一种化的性状。
也正是这种动态，决定了虽然在相对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世界是可以被认识的，但在在绝对范围下，世界却是不可能被认识的。正是基于世界是不可以被认知的事实，从而导致世界有着这样几个显著的特征：
1、不确实性：
世界本来就是不确定的，人类行为中所依据的情况有75%是隐藏在不确实的雾霾里的，这就给偶然性这个不速之客留有如此广阔的田地。
也正是如此，人类的活动之一就是处理这些意外的事件，而这些事件本身不是由人预先制定的，并不能够预先知道事件的发展方向和趋势，它更象是在某一事件发展过程中对之实施的一些措施，通过观察这些措施的相应效果，再从中选出那些确有效果的措施继续执行。（人为选择的概念出来了）
2、不可控性：
这里有两个方面：
A：外部：因不确实性的先决条件的影响，民族和国家的外部环境的急剧变动过程中的各种不确实性因素，使得人民对外部资源不可能发挥有效的控制。
B：内部：由国家和民族外部环境变动的影响，国家和民族内部环境亦随之急剧变动，而各种不确实性因素，也使得国家和民族对内部资源也不可能发挥应该有的控制作用。
3、低效率性：
事实上我们人类社会在这个世界的存在状态本身就是一种适应性变异过程，变异过程本身是对环境适应性反复地尝试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失败和错误不断出现，直到找到正确的发展方向和方案。从短期而言，这显然是低效率的，有时甚至会将国家和民族带入一个错误的领域，至少是得不到合适的结果。（这存在变异本身因素，也存在于人们对变异本身的认识的有限性上。）
4、前瞻性：
生存斗争的压力，要求国家和民族尽可能早的感触到变异，并抓住时机领导和促进这种变异带来的变革。在竞争对手采取行动之前抢险行动，因而人类的国家和民族活动不是“守株待兔”式的消极行为，而应该是一种具有前瞻性和主动攻击性的竞争行为。
5、国家和民族活动具有连续性和整体性：
国家和民族活动本身就是一些反复进行的坚持不懈的以阶级中的变异带动国家和民族变革的行动。这些行动是连续的。而达尔文学说已经告诉我们某一构造的变异会使得整体为之联动，这也决定了国家和民族活动本身具有整体性。
6、多向性：
这由适应具有多向性定理决定的。这也决定了同地区的国家和民族个体的核心竞争力具有多样性成为可能。也正是如此，更证明了，在国家和民族活动中，内在要素的重要性。以及价值观念的非唯一性。
也正是基于这种种的特征，决定了构成国家和民族经营的气氛的四个要素：危险、劳累、不确实性和偶然性。
也正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它决定了，我们这个社会太需要具备有创造性洞察力、敏感力、远视力、应变力、集中力及忍耐力的精英和天才。
但历史的事实却告诉了我们，真正的天才和精英，是何其的少，寻找这种天才和精英难度，绝对大过我们作为投资者，去发现一只具有投资前景的股票。我们承认历史上有过亚历山大、有过商鞅、有过明治天皇，但问题却也恰好在这里，我们回过头去检视整个人类历史，我们却不难发现，这些真正的天才和精英在整个人类历史，仅仅只是些并不具备拷贝和复制的个案，王安石拷贝了商鞅的戏码，但他却失败了，张居正复制了商鞅的戏码，他也失败了。因此这些个案还不足以为我们提供具有普遍真理的条件，毕竟真正的天才和精英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同样历史已经用血淋淋的教训告诉了我们，如果没有遇到真正的天才和精英，而任由那些平庸的家伙在专制制度下，来治理国家和民族，这对于国家和民族的伤害是巨大的。
还有一个我们也不应该忽视的事实是，人性本身的弱点也需要我们这个社会，需要民主而不是专制，当一个天才和精英在不断的从胜利走向胜利时，如果没有一套民主机制，那么这个天才和精英的必然结局是在胜利中，被自大、自以为是、狂妄而毁灭，从这点来看前首相邱吉尔是应该感谢这套制度的。
的确，民主不是最好的制度，但从目前来看，他却是最适合这个社会现实的制度。所以我完全赞同俞可平的说话：“民主是个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