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情文化的另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巨大且惊人的融合力。这种融合力总使中华民族历经刼难而重生——当然也随之留下某些惰性与恶习——这将在以后的文章中另论。
亲情文化通过与另一种文化（如佛教）的长期撞击，在一定时候可能实现融合,虽然这十分漫长，也十分艰难。
李慎之先生说过，就学术而言，历史上同中国真正谈得上交流的，古代只有印度（也就是佛教）。李先生说，经过一千年的冲突、融合，佛家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算是“同化”了，但是就哲理上说，儒学化于佛学者为多，不过又因为最后落在“事父事君，无非妙道”上，因此就政治礼俗框架上说，还得以儒家为主。至于印度本身，则压根儿没有受中国的什么影响。
研读中国宗教史可以发现，亲情文化盛行的中国，引进外来佛家文化，的确是一件很难的事。为了让中国人接受佛学，中国的佛学翻译家们，既要懂得深奥的梵语和佛理，还要在翻译佛学时，苦心孤诣地结合本国文化的口味、特点和立场，进行相对的“改造”（如大量糅入本土文化的语汇和哲理）。尽管这“改造”，肯定会使佛学的本义多少不等的流失，但舍末而求本，实属佛学文化进入中国的必由之道。
我国佛学研究专家指出，经过中国人翻译的包括著名的《金刚经》等在内的佛学经典，其实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佛学经典，而是明显带有中国本土文化特征（如儒家、道家等烙印）的“佛学”经典。
以牟子所译佛学《理惑论》的一段话为例：
“道有九十六种，至于尊大，莫尚佛道也。神仙之书，听之则洋洋盈耳，求其效，犹握风而捕影。是以大道之所不取，无为之所不贵，焉得同哉！”
试析：
●核心词“道”，是中国本土固有的“真理”代名词，如：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道德经》）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孔子《论语·公冶长》）
“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荀子《荀子·子道》）
……
●“大道”一词，亦早为诸子所用，如：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孔子《礼记·礼运》）
“大道以多岐亡羊，学者以多方丧生”；（列子《说符》）
“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老子《道德经》）
……
●“大道之所不取，无为之所不贵”句式，与《春秋穀梁传·僖公二十二年》之句“道之贵者时，其行势也”亦相近；
●“握风而捕影”更是中国人常用的比喻；
……
没有这些熟稔中国亲情文化，并知道如何翻译才能让中国人接受的佛学翻译家（如唐代玄奘大师），佛学要立足中国，几无可能。
贞观四年（629）唐玄奘取经印度十七年后回国，带回“正宗”的印度佛教大典《法相宗》。按理，这部大典应该在我国产生很大影响，而实际上它远远没有我国本土信徒根据佛教教义自创的天台宗、华严宗佛教理论影响大。
当然，中国也有一些拙陋的佛学翻译者和宣传者：
有人在释解佛学“罪”之定义时，将“罪”字拆为“四”、“非”二字，以此印证佛学与孔学“四非”思想相通——“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孔子《论语·颜渊》）……
亦有古人以道学思想，解释佛学重“出世”，孔学重“入世”的原因——释迦牟尼生于西方（古时的中国地理概念），西方乃属“阴”，“阴”即出世，孔子生于东方，东方乃属阳，“阳”即入世……
……
从文化的角度说，亲情文化是中国古代文明社会稳态结构的支柱，也是中国古人行事的准则。
司马迁通过描述“礼”，把亲情文化地位说得十分透彻：
礼是人际关系亲疏远近区分辨别的最高准则，是促使国家坚固的根本办法，是天子威行天下，让四海归心的唯一途径，也是功业声誉总集大成的重要因素。天子诸侯如能遵礼行治，就可以因以统一天下，使万国臣服；如不能遵礼行治，必然会因此而毁弃社稷。所以即使拥有坚守的甲胄装备、锋利的武器，也不足以保证必胜；即使具备有高耸的城墙、挖深的护城河，也不足以保证一定能够固守不破；严苛的法令，繁复的刑罚，也不足以证明这样就一定可以威慑百姓。最重要的还在于能遵用礼义之道者，才可以行于天下，不能遵用礼义之道，势必会招致失败。
（原文：“治辨之极也，强固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总也。王公由之，所以一天下，臣诸侯也。弗由之，所以捐社稷也。故坚革利兵不足以为胜，高城深池不足以为固，严令繁刑不足以为威。由其道则行，不由其道则废。”——《史记·礼书第一》）
司马迁还说：
透过人情的需要和人性的本然，来组织安排千头万绪的种种事务，当然需要有规矩原则的建立；而这些规矩原则，可说是没有哪个地方不能贯穿会通的。譬如我们以仁义道德的原则来诱导人的上进向善，用刑罚处置的规矩来约束人的偏邪行为，由此可以使道德修养深厚的人地位提高，普遍受人尊敬；可以使有事功表现的人蒙受恩宠，使爵禄厚重的人感到非常荣耀。仁义的诱导、刑罚的处置、自尊心的塑造、荣誉感的培养等，这些都是透过人的情形，用以来统一治理天下，使万民安居乐业而不乱的最好方法。
（原文：“人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诱进以仁义，束缚以刑罚，故德厚者位尊，禄重者宠荣，所以总一海内而整齐万民也。”——同上）
亲情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具有双重性：有时积极，带来福祉；有时消极，带来厄难。如果用“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成语来转换，那么“成也亲情，败也亲情”或许最能形容亲情文化的功过是非。
作为一种文化，亲情文化一向为中国历代统治者和历代百姓所重视。
统治者重视亲情文化，是为了借用亲情文化的特殊功能达到稳定统治的目的；百姓重视亲情文化，是为了借用亲情文化的特殊功能，满足自己的利益需求。
以经济与文化的集中体现——政治来看，秦统一以来，中国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亲情文化的宣传与恪守。他们每年定期举行的祭祖，就是重要例证之一。
司马迁曾这样道破亲情文化中的血缘与封建政治的关系：
所以王者受命于天，祭祀祖先时，可以太祖与天相配；诸侯受命于王，则不敢有以先祖配天的想法；大夫士又是诸侯的支裔，自然尊奉诸侯的别子为百世不迁的大宗，这种宗法及宗庙制度的建立，其目的在于辨析亲疏贵贱的等差。亲疏贵贱的等差如能辨析清楚，人们自能知道尊祖敬宗；能知尊祖敬宗，这就是一切伦理道德的本源啊！
（原文：“故王者天太祖，诸侯不敢怀，大夫士有常宗，所以辨贵贱。贵贱治，得之本也。”——《史记·礼书第一》）
历经劫难的古老中国，终于开始向现代化进军！
现代化中国无论是从社会科学基础理论需要还是从社会科学应用理论需要，无论是从经济运行理论需要还是从经济改革实际需要，无论是从文化建设理论需要还是从文化发展实际需要，都应当对亲情文化予以特别关注！做得好，亲情文化可能成为现代化中国的重要动力；做得不好，亲情文化可能成为现代化中国的沉重包袱。
美籍华裔学者何炳棣（历史学家）、杨振宁（物理学家）在论及中国现代化障碍时，曾一语中的地说：中国现代化的真正障碍并不是科学和经济，而是传统的“宗法基因”；当年“辛亥革命结束了两千年的帝制，袁家天下虽未实现，蒋家天下却在台湾传了第二代”，传统的东西对现代化的障碍还甚大。{转见上海《文汇报》１９９７、４、１５⑿}
笔者十分敬佩二位大师的观点！
二位大师所说的“宗法基因”，正与本课题研究相关！
笔者研究亲情文化至今，这样认识亲情文化与中国的关系：
世界文明古国，中国存在至今，不离亲情文化；
世界地理大国，中国占据一席，不离亲情文化；
世界人口大国，中国名列前茅，不离亲情文化；
世界物质文明，中国一度领先，不离亲情文化；
世界进入近代，中国开始衰败，不离亲情文化；
世界文明激荡，中国不甘落后，还是不离亲情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