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明华
“中央最快年内将出台社保关系异地转续文件。”《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关系转续办法研究》课题组牵头人、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日前在接受媒体专访时这样表示。他说：“现在省级统筹还未正式迈步，这是实现各省之间社保转续的基础所在。目前各地收入差距太大，实现全国统筹有一定难度。中国可能需要30年～50年实现全国统筹的终极目标。（ 9月3日 《广州日报》）
实现省与省之间的社保关系转续，竟然要再耗掉公民半百年美丽人生，这不能不说是公共事业制度设置与技能革新领域里的一桩奇闻。再过数十年，小伙变老头，少女变太婆。不管是身居京都的杨所长，还是奔波在外省城市的脚手架上挥汗砌砖的民工，都是背已躬了、耳已背了、眼都花了。人的一生有几个数十年？谁来监督与鉴定你这个“终级目标”是否实现？谁来享受你这个社保统筹关系的全国跨省续转呢？
公众有理由置喙：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特别是科技信息充分发达与快捷的社会环境下，我国公民的社保真的很难实现像欧盟国家那样实现无区域限制的“钱随人牵”吗？答案是否定的。单从计算数学的角度讲，对不同地区按不同基数再按缴存社保年限的长短加权并归一化处理，这个“计算流转”算不上什么高科技。那么，为何会出现这种公共民生政策的“计算瓶颈”呢？我认为主因并非技术障碍，而是社保政策在思维认识上存在长期负面积淀的原因。
“思维积淀”形成之根源是社保不公思想一直牢固地发挥着作用。我国2006年有“1.8亿人”参加社保，五项社会保险基金年底累计积累8239亿元。此数字较之于13亿国人来说，可谓杯水车薪。其中不仅不含公务员，而且数千万出省务工的农民工兄弟姐妹，也无法进入“社保视线”中。公务员未缴社保却享有比企业退休职工更丰厚的退休金；而在外省打工的农民工，却始终得不到社保基金的关怀，有少部分企业为民工办了社保，但人一旦辞工返乡，他们缴存的社保便成了一笔“无主游资”。
公民的这种社保待遇的不平等，实际上不是杨所长所称的社保管理中的“划疆而治”问题，因为这只是表面因素。无论是社会养老保险近几年来的“旧政”还是“新政”，有一点不知是决策者们有意疏忽还是无意掠过，那就是彻底打破公务员与城镇企业雇员的“分水岭”问题。试想，一名在企业工作几十年的高级工程师的退休金还赶不上一名在机关打扫清洁的职员一半的退休金，那么，我们拿什么去疏导几千人争考一名公务员的拥挤现场呢？
实际上，只有国家全员职工的社保公平接轨，实行全国一盘旗统筹，并在技术上实行一卡缴费与一卡领金，才是远离私心抵达公平之举。如果包括国家发改委的杨所长、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及下属的各级行政官员，一直不用着急自己的养老金转续问题，那么，就不会对几亿公民的这一民生难题深怀忧患与紧迫感。反过来说，假如政策制定者牵挂苍生、转变思维，社保跨省转续实现全国统筹其实只大旦夕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