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内涵及缺陷调整
东亚以及中国近几十年相继出现的接续性经济高速发展表明，这一地区具有比较和谐的基本经济结构。不过，1997年爆发的东亚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东亚经济也存在较严重的结构性缺陷，当时东盟正处于最不利的结构位置，危机严重打击并迟滞了东盟社会经济的发展。当前，中国经过较长时期的高速发展，经济实力迅速增长，并已充分融人地区经济结构中，但也处于这一结构的关键而不利的位置，因而中国既有可能也有需要对地区结构进行初步的调整。中国的调整不仅有助于克服地区经济结构缺陷对自己的负面影响，而且有可能逐步纠正这一缺陷，使东亚经济结构成为地区和谐发展的稳定基础。
东亚现有经济关系结构的形成与基本特征
(一)东亚现有经济关系结构的基本特征
东亚地区经济自20世纪60年代日本开始进入经济高速增长阶段以来，50余年中不断有亚洲“四小龙”、东盟和中国等经济体加人地区经济高增长行列，使整个地区不仅保持了较长时期的高速增长，而且也逐步形成了东亚特有的地区经济关系结构。
1．大多数东亚经济体都曾出现较长时期的经济持续高增长
率先实现经济持续高增长的东亚经济体是日本，它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曾保持了年均lO％左右的高增长率；其后是亚洲“四小龙”，它们以中国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韩国为序，在70年代到80年代先后实现了经济的持续高增长；东盟部分成员国从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也实现了经济的高增长；与此同时，中国从80年代开始通过改革开放实现了经济的持续高增长，而且其时间延续之长、整体经济运行状况之稳定都超过了其他东亚经济体。
各经济体在上述增长过程中都获得了自己的利益。这一方面是指它们大部分都取得了相对于同期世界其他地区的较高增长，并且先后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较长时期的持续高增长，以此作为经济起飞的基础。另一方面是指它们各自在相应的起飞阶段加入、构建并在互动中形成了逐步紧密的区域经济关系结构，并保持自身在结构中的恰当位置。
2.东亚经济在持续增长过程中形成了特殊的区域经济关系结构
东亚地区经济在增长过程中形成了比较特殊的区域经济关系结构，即以日本为先导渐次展开的所谓雁型模式。从发展水平看，在这一模式中，日本发展水平最高，发展时期也最早；其后是亚洲“四小龙”；东盟与中国再次之。由于日本发展最早，它在特定阶段将其部分失去竞争力的产业部门向“四小龙”转移、扩散，由此带动了后者的经济快速发展。这一进程而后在“四小龙”和东盟、中国间再次发生，同样带动了东盟、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区域内梯次推进的发展进程不仅带动了地区经济的持续增长，而且也构成了与世界其他地区迥异的区域经济结构。
上述区域经济结构是从东亚区域内观察所得出的结论，尽管比较客观地描述了区域内各经济体间的相互关系，但从经济循环的角度看，它突出的是地区内商品的主要生产过程，而没有完全显现出这些商品最终目标的实现过程。实际上，它们非常重要的目标市场是美国。也就是说，通过分析东亚商品生产与市场实现的整体循环过程，可以发现东亚的经济结构关系实际上是与美国市场及其产业结构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一关系结构可以称为美亚产业贸易链。因此，所谓雁型模式并不能完整地概括东亚地区的经济循环模式。
从地区经济关系结构的角度看，美亚产业贸易链上的各经济体之间具有以下重要特征：一是各成员均属于该链条上的某一环节。在生产环节中，根据发展水平的差异，以日本、“四小龙”、东盟和中国为序排列；而包括市场实现环节时，则以美国市场作为东亚生产链的重要最终市场。二是它们各自都有相应的作用。美国一直是东亚的技术和市场的提供者，日本则是东亚重要的技术和资本品的提供者，“四小龙”则是居于日本和东盟、中国之间的技术和中间产品的传递者，东盟和中国是东亚生产过程的最终完成者。
3.各经济体在区域经济中具有相对独立的地位与利益
美亚产业贸易链中各经济体的地位与作用表明，参与其中的各经济体具有相对独立的地位，它突出地表现在东亚区域经济的包容性中。在东亚地区，不仅参与区域经济活动的各经济体之间的发展水平存在巨大差异，而且它们的政治体制、文化传统、历史进程等其他方面也存有同样巨大的差异，但是这些差异并没有阻碍东亚经济体之间形成上述紧密联系的区域经济关系。在这一关系结构中，各经济体之间的经济联系逐步加深，其含义是尽管它们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但是在经济体关系上是互相认同的，或者说是具有较高程度的相互信任。因而可以认为，各经济体实质上是相互承认各自在区域经济体系中的基本地位、作用及各自利益。
(二)东亚现有结构的形成
1.美亚产业贸易链的形成
美亚产业贸易链的形成是一个延续数十年的过程。这是由美国与东亚地区的制造业产品的生产过程及流通消费过程所共同构成的，其产生的初始条件是美国国内制造业的持续下降。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北美和西欧主要工业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充分发展，该产业成为这一时期推动国民经济高速发展的主导力量，占GDP的比重最高达到30％左右。不过，这些国家的制造业在经济中的地位在达到各自的高峰后，即开始逐步地相对下降，并一直持续至今。美国是工业化国家中最早出现制造业相对下降的国家之一，其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在50年代中期达到29％的峰值后即转而下降，到2005年制造业比重降到l2％。制造业相对下降的原因主要是经济增长使收入上升，部分生产部门的工资成本相应上升而失去竞争力，逐步被淘汰或被迫以各种形式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进行生产，再以产品进口的形式进人工业发达国家的市场以满足需求。
美国以进口产品替代外移制造业产品的过程导致美国的贸易收支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从二战后长期的顺差转向逆差。从东亚的角度看，首先与美国市场深度衔接的是日本以及中国香港，这也是美亚产业贸易链的最早环节。当时产业链上的主要产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60年代后期美国进口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中，30％左右是从日本进口，从中国香港进口的约占lO％。
在这一初步形成的产业贸易链上，美亚经济关系的突出特征开始显现。美国作为东亚重要的最终市场，对东亚贸易开始呈现逆差，1970年美国对东亚贸易赤字相当于美国贸易赤字总额的58％。
2．美亚产业贸易链的延伸
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四小龙”继日本之后接人美亚产业贸易链，致使东亚在美国市场的份额逐步上升，并一直持续到80年代中期。不过，从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日本和“四小龙”也先后进入制造业的相对下降期，它们的部分产业逐步向外转移，东盟和中国则相应接受这些转移产业，不仅带动了经济增长，而且也与地区经济进一步融合，逐步接人美亚产业贸易链。在这一过程中，东盟与中国的地位有所变化，在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逐步更紧密地接人美亚产业贸易链，而东盟在这一区域结构中的地位则相对下降。这一差别的突出表现是中国对美贸易形成巨额顺差，并在2000年以后持续扩大，贸易严重失衡已成为影响中美关系进一步发展的重大问题。
3．东亚结构形成的机制
美亚产业贸易链的形成与延伸过程表明，收入增长是引起制造业相对下降的重要原因，而制造业的相对下降又导致其向外转移，由此引发了东亚地区内的产业转移进程。制造业相对下降的过程不仅发生在美国，而且在欧洲工业发达国家也相继出现，直至在东亚地区的日本和“四小龙”已都先后进入这一过程。显然，制造业的相对下降本身是受经济规律作用而产生、发展的，它是东亚地区因产业转移与链接而逐步形成东亚特有经济关系结构的内在主导因素。也就是说，东亚各经济体之间经济关系的发展是受相同的经济规律的影响，因而具有建立相似类型经济制度关系的基础。
东亚经济关系结构已具有“和谐”的基本性质
东亚经济结构的形成过程及其发展延伸机制表明，这一结构已成为东亚地区经济增长及各经济体之间调整相互关系的基础平台，而东亚各经济体在这一平台上的持续发展也体现出地区经济结构已具备“和谐”的基本性质。
(一)和谐的基本内涵
关于和谐的概念已有许多论述，本文仅从建立和谐地区关系的角度出发，认为和谐是描述具有异质元素共存的系统状态，它至少应有三层含义：
第一，“和”是指具有相对独立性质的多种元素非冲突性地共存。
这一层含义包括以下要点：一是有多种元素并存，而非单一元素；二是各元素间相互独立；三是这些元素可以相互包容。
在一个和谐的系统中，应当承认各元素具有相对独立的地位和相对独立的利益。因此，它强调的是对系统内多样性的认同，因而也是各元素之间和平共处的基础。这实际上可以看作是“和”的最基本含义。
第二，“谐”是指各元素间具有相对稳定和规范的关系。
这一层含义包括以下要点：一是各元素间的关系应有一定的规范、规律，在其约束下，各元素间的关系保持协调、有序；二是当各元素之间关系需要调整时，调整的过程是非冲突性的；三是各元素在上述规范关系的建立与调整中各自起着相应作用。
这实际上是“谐”的最基本含义，它强调的是各元素间协调的关系及规范。
第三，“和谐”是指具有共同目标、利益和责任的系统整体运行状态。
这一层含义包括以下要点：一是多元素共同构成整体；二是整体的目标利益与个体利益相同或不冲突；三是各元素共同努力达到整体目标，分享其利益，同时也要共同承受整体调整时所遇到的风险或冲击。
这实际上是“和谐”的基本含义，可以视为由上述“和”与“谐”的基本含义共同构成，强调的是整个系统的存在与运行状态。和谐与和平的重要区别在于，和平共处着重各元素间的无冲突共存，但并不要求整个系统的共同发展；和谐则要有各相关元素的共同努力、承担责任以寻求并达成整体的共同目标以及共同繁荣与发展。
(二)东亚现有经济关系结构基本符合和谐的内涵
从上述对和谐地区的基本含义出发观察东亚区域经济结构的基本关系，可以认为东亚经济结构关系从形成机制到发展演变的过程大致符合和谐地区关系的内涵。
首先，东亚基本实现群体性的持续增长。参与东亚经济循环的各经济体在近40多年的时间里，大部分都取得了经济起飞阶段的持续高增长，并在其后逐步转为中速增长。因而，从实现整体繁荣发展的角度看，东亚的经济关系结构，基本符合“和谐”的含义。
其次，东亚各经济体之间相互独立，各自从区域经济增长进程中获得了利益；而且地区经济结构的包容性也表明，各经济体之间尽管有包括政治体制在内的多重差异，但它们还是相互认同的，承认各自的地位与利益；这两点显然是建立地区内“和”关系的基础。
再次，地区的经济关系结构基本上是受相同经济规律的影响而逐步形成的，并且各经济体之间也有较为明确的经济联系，因而这一关系结构具有相同的经济基础并受其规范影响或约束。不过，东亚的经济关系结构也有其不足，突出的是缺乏明确而完整的制度建设，不仅缺少整个区域性的多边经济制度关系，而且也缺少相互之间的双边经济制度关系。也就是说，区域关系中“谐”的内容有明显欠缺。
东亚经济结构的缺陷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东亚经济结构关系以及美亚产业贸易链虽然对东亚地区经济的增长起到相当大的正面作用，但它也存在着内在的结构性缺陷。这些缺陷在一定时期会对部分经济体产生负面影响，从而可能对整个地区的稳定发展构成严重的冲击。目前中国正处于易受此缺陷影响的时期。
(一)东亚缺乏自有的稳定市场，不得不严重依赖区外市场
在东亚地区，除日本和中国之外的经济体大都属于中小规模的经济体，在它们的发展进程中大都出现了小宏观与大微观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即由技术经济决定的微观经济规模与实际地理疆域决定的宏观经济规模之间的矛盾。
东亚多数经济体资源结构倾斜，人力资源充沛而自然资源缺乏，由此影响到东亚产业部门的发展向能够充分开发并消费其人力资源的产业倾斜。由于倾斜的产业结构与本地市场需求不吻合，因而其经济必须保持较高的开放程度，借助外部市场和产品供应来保持平衡。高度的开放性使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企业面临巨大的竞争压力，不得不依赖扩大微观经济规模以提高竞争力。东亚经济以中小型居多，其经济规模无法完全吸收倾斜发展的企业的产品，因而形成小宏观经济规模与大微观经济规模的结构性矛盾。
矛盾的解决不得不依赖外部市场。虽然这一外部市场包括东亚区内和区外的市场，但是由于东亚区内的市场主要是加工产品(或称中间产品)市场，没有形成较大规模的最终产品市场，因而上述东亚地区的结构性矛盾的解决更加依赖区外市场，具体说就是美国市场。
(二)东亚内部制造业比例、能力下降和外部约束导致地区结构性振荡
在美国市场没有对东亚产品进行限制时，东亚虽然也发生了制造业相对下降引起的产业转移，但地区内并没有出现较大的结构性经济震荡。而当美国市场限制东亚产品扩张时，不仅东亚经济会出现较大幅度的波动，其内部结构也相应地有较大的调整，其突出表现是出现区域高增长经济体的替代，部分被替代经济体在调整中经济受到较大冲击。
东亚地区较早完成工业化的经济体是日本和“四小龙”，在它们实现工业化后，即相继进入制造业的相对下降阶段。日本大致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进入制造业相对下降阶段，“四小龙”在其后接受日本的转移产业并进行自己的产业升级，大致保持了较高而持续的增长。但是到80年代前期和中期，“四小龙”渐次进入制造业相对下降的阶段时，却出现了较大的结构性调整变化。其主要表现是东亚在美国市场的份额停止增长，日本和“四小龙”在美国市场上的份额出现下降。这样的调整结果是，90年代初日本开始进入停滞的l0年，而“四小龙”在东亚地区的群体性高增长地位被东盟取代。
导致上述变化的重要原因是美国开始限制东亚在其市场的份额。东亚在美国市场的份额在20世纪70年代持续上升，到80年代中期开始停滞。因而在这一阶段中，尽管日本进入制造业相对下降期，但其下降幅度不大，这与美国市场对东亚保持较高程度的开放有关。这一时期“四小龙”接受日本的转移产业，同时也在扩大在美国市场上的份额。也就是说，这一时期主要发生在日本的制造业进入相对下降阶段并没有导致其经济的衰退或较大幅度的结构调整。这一宽松局面在8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变化，东亚在美国市场上的份额开始受到抑制，其结果是东亚各经济体在美国市场的份额分布上出现了以替代
为特征的结构性变化。
美国市场的抑制是其经济结构的调整所致。80年代中期，美国经济对进口依赖的扩大过程逐步停止，此后虽然美国的净进口仍有很大幅度的增长，但这与其经济规模的扩张幅度和世界整体进口的增长幅度基本相对应，因此它的进口相对规模并没有很大的增长。在这一总的背景下，美国对东亚地区进口的抑制就是比较自然的了。
由于美国市场对东亚的限制，80年代中期以后，东亚各经济体之间因制造业相对下降而引起的产业转移对整个地区的结构影响就与美国限制前明显不同了。首先，整个东亚在美国市场上的份额自80年代中期以后停止上升，而在东亚各经济体之间出现了明显的替代过程。即日本与“四小龙”在美国市场上的份额持续下降，而东盟与中国则逐步上升。到90年代中期，只有中国的份额在上升，东盟也出现了下降。其次，东亚地区主要面对美国市场的经济体从日本、“四小龙”而转为中国，也就是东亚针对美国市场的产业链的末环转移到中国，其结果是东亚与美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大部分由作为末环经济体的中国来承担。在中国之前，直接面对美国市场、也就是东亚产业链末环的经济体都曾受到美国的直接压力而逐步降低在美国的市场份额，而其市场地位亦被后期的东亚经济体所替代，它们的经济也相应地受到较大冲击。
上述情况表明，在东亚缺乏自身较完整的区域市场条件下，美亚产业链的正常运行要受到美国市场的严重制约，当美国市场进入相对停滞状态从而抑制东亚份额的增长后，东亚部分经济体在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受到相应的外部条件的制约而进行调整，首当其冲的就是直接与美国市场相连的、处于东亚产业链末环的经济体，这是美亚产业贸易链的结构所决定的。调整过程中各经济体所受的损失不同，受损最大的常常也是与美国市场直接对接的末环经济体。
(三).中国已成为区域结构的矛盾焦点
1．中国已成为美亚产业贸易链的末环
中国在美国市场上的份额已超过其他东亚经济体。在东亚从日本、“四小龙”到东盟等经济体在美国市场上的份额先后下降后，中国的市场份额持续上升，在2002年超过日本而成为美国进口中所占份额最大的东亚经济体。2005年的美国进口中，东亚占34％，而中国份额就达l5％。
另一方面，中美贸易失衡，美国对中国贸易存在巨额逆差。在美亚产业贸易链上，作为与美国市场衔接的最后的经济体的重要特征是对美贸易存在巨大顺差，这一顺差实际上是产业链上各环节所产生的顺差逐级积累、扩大。2005年美国对华逆差2178亿美元，占其对东亚逆差的比重达58.1％。
这样，美国与东亚之间的产业衔接有很大部分要通过中国完成，美国与东亚之间的产业贸易链所具有的结构性矛盾所产生的经济摩擦或结构失衡都会在中美双边经贸中有所反应，美亚之间结构失衡所产生的冲突隐患也会集中体现到美中双边经贸关系中来。
2．中国已面临美亚产业贸易链的调整压力
东亚地区制造业相对下降的拐点界限在人均GDP 2000美元左右(1971年的标准)。考虑到价格变动因素影响，目前大致在l万美元，而中国人均GDP仅刚刚超过2000美元。尽管中国人均GDP的水平距拐点尚远，还没有进入制造业相对下降阶段，在整体上离被后起经济体替代的阶段尚远，但实际上中国的局部地区已开始受到周边诸如中南半岛或南亚地区低收入国家越来越大的竞争压力。因为在中国出口加工业的主产地区人均收入已大幅度提高。例如在占中国加工贸易出口1／3的广东省，其东莞、中山地区2005年人均GDP已超过4000美元，佛山、珠海已超过5000美元，广州和深圳更是分别超过了6000美元和7000美元。
如果中国继续发挥低成本优势，出口加工业向国内其他低收入地区扩散，则生产能力的进一步扩大可能超过美亚产业贸易链的容纳能力，也就是超过终端市场美国的进口容量。中国近年在美国市场份额的上升是以其他东亚经济体的份额下降为代价的，虽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它们的份额经过加工贸易形式转移到中国来，但东亚在美国市场的总体份额没有相应上升却是明显的限制条件。因此，尽管中国在美国市场份额的扩大有东亚加工贸易转移的背景，但美国已越来越强烈地要抑制中国在美国市场上份额的扩大。中国也在逐步控制对美国贸易出口的增长，显然双方对中国在美国市场份额的迅速扩张都已开始着手进行抑制。
中国对地区结构调整的目标选择与进展
从上述中国在美亚产业贸易链中的位置和地区经济的发展状况看，中国可能面临在美亚产业贸易链上的新一轮调整过程，调整目标之一是控制在美国市场的份额增长，甚至逐步降低这一份额。中国如果按产业贸易链的原有方式进行被动调整，向外大规模转移竞争力下降的产业，就将承受调整的大部分成本，可能经历以前东亚其他经济体所遇到过的冲击并承受经济停滞甚至衰退的损失。因此，中国必须选择新的调整方向，尽力避免或降低调整对自己及东亚周边地区带来的损失。
(一)中国的主动调整与基本方向
中国在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仍将以工业制造业的高速增长作为带动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因此调整的基本方向应是在对制造业进行改造升级的同时继续保持较高比重的工业制造业，这样就必须为持续扩大的生产能力寻求市场保障。
从长期发展看，国内市场是首要的选择方向。2005年中国国内消费只占GDP的52％，因而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结构调整，国内市场还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同时，国内市场不仅是中国保持稳定发展的根本基础，而且也是中国寻求重新安排组合与外部市场、特别是周边市场关系的基础。
由于中国经济目前对出口的依赖程度较高，短期难以从根本上改变这一倾向，因而继续扩展外部市场仍是近期解决市场保障的重要选择方向。从近年的发展趋势看，中国扩大在世界市场份额的进展较快，但遇到的摩擦、阻力也在增加。从中国对外部市场开拓的选择手段看，对外投资与技术输出的能力还比较差，较好的选择是利用自己迅速扩大的国内市场作为交换，相应地打开对方的市场，即以市场换市场。也就是说，对外部市场的开拓应利用自有经济规模与发展潜力，将扩大国际市场份额与扩大国内市场需求联系在一起。因此，以扩大内需作为今后发展的主导市场方向，是中国主动调整与东亚经济关系结构的战略基础。
(二)中国调整与东亚经济关系的限制
中国经济已与东亚地区经济紧密结合在一起，并成为东亚产业链上的末环。虽然中国从这种密切的地区经济关系中获益匪浅，但也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地区经济风险。中国要调整与地区的经济关系以规避风险，就应逐步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扩大与东亚其他经济体之间的双向经济联系，逐步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东亚地区终端市场。因此，东亚地区是中国进一步开拓外部市场的首选地区。
但是，东亚地区各经济体己在美亚产业贸易链中定位运行，它们在产业链上的位置大都居于中国之前，不仅可以从中获益，而且产业链中的风险主要由最后实现与美国市场对接的中国承担，因而它们对调整地区经济结构的积极程度要低于中国，不愿主动调整而影响自己的既得利益．但是，如果中国经济作为产业贸易链的末环出现问题而停滞或衰退，就有可能沿此链状关系对地区经济发生逆向传导，将负面影响逐级回馈到整个东亚地区，导致地区衰退。因此，东亚各经济体也可能会根据自己的利益需要而响应中国的调整要求。
这样，中国若引导地区经济结构的调整，就不能破坏东亚地区与美国之间现有的产业贸易关系结构，特别是不能影响地区经济的增长，否则中国倡导的调整将受到东亚其他经济体的抵制或冷遇。因此，非对抗性和保留现有经济关系就成为中国寻求调整地区结构的重要约束条件。
(三)中国应以增量调整作为重构地区经济关系的战略选择
1．中国主动调整的基本原则
中国受地区约束条件的影响，为保持经济增长的稳定，特别是解决国内就业问题，应当充分注重自己仍有大量廉价劳动力储备的现实，迟滞劳动密集型产业外移的时期，以求在推迟美亚产业贸易链的替代进程、保持其现有基本结构的前提下，维持中国在其中的地位从而保持原有的获益水平。
同时，中国应充分利用自己市场的增量来构建新的地区关系结构．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景和业已确定的扩大内需的方针，将为中国带来迅速扩大的市场规模增量优势。中国应利用这一优势，与东亚其他经济体开展合作，逐步建立起新的区域市场，并将其与原有美亚产业贸易链结构平稳衔接。
2．目标结构的基本特征
新区域市场结构的最基本特征是在各经济体之间建立以要素双向流动为主的经济关系，共同吸收东亚产业链逐步释放出来的部分产能，从而弱化东亚区域经济关系中原有的资本、技术、商品等流动的单向性，使东亚区域经济的独立性有所增强，在减轻对美国等终端市场压力的同时也可降低美国等外部市场约束产生的负面影响。这一负面影响也就是前述分析表明的产业链延伸压力，即外部约束导致东亚产业链末环的替代过程及其产生的局部经济震荡、特别是由产业链逆向传导引发的区域性经济衰退。
3．调整进程的基本保障条件
建立明确规范的区域经济制度关系，这是发展双向性经济关系的基本保证。东亚区域经济在近数十年的发展中缺乏成熟稳定且容量巨大的终端市场，因而各经济体之间的关系虽然日益紧密，但也只是以生产环节间的联系为主，并未上升到制度层面。特别是贸易领域的制度建设就更为欠缺，使贸易流向受生产流程主导而呈明显的单向性。通过双边或多边的合作，在参与者之间拓宽发展相互联系的经济领域，逐步建立或完善制度性经济关系，可以为参与者提供进入对方市场的明确预期，从而建立区域内双向的充分开放的市场环境。
不断提升相对落后方的产业竞争能力，并作为区域市场合作与开放的生产力基础。已有的制度建设合作，大多将重点放在制度层面，发达经济体并不重视提升发展中合作伙伴技术能力。实际上，只有双方产业竞争能力提高到相近水平，才能使双方获得同等的市场地位，从而有可能真正实现双向的市场开放，否则弱者的开放是不会充分的。在东亚地区，多数经济体之间存在较大的生产技术差距，这是形成东亚单向经济关系结构的根本原因。改变这一状态既需要相对落后者努力提高技术水平，加快技术追赶步伐；也需要相对先进者对落后者提供必要的技术转移，从而提高后者的产品竞争力。
由此可见，双边制度关系的完善可以为技术的转移或输出提供较好的市场前景，不仅为转移产业提供目的地的本地市场，而且．也为它们提供了稳定的返销市场。当然，技术转移或输出也有利于提高接受者的技术水平，增强其竞争力，为其更广泛地进入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市场提供生产力基础。因此，完善制度建设与提高技术能力是相互联系、互为基础的。
(四)中国与东盟合作的战略意义与利益
由于有前述不能根本改变东亚现有产业链关系的约束条件，中国调整区域经济结构的选择方向首先确定为已被美亚产业贸易链边缘化的东盟。选择发展与东盟经济关系的原因。一是双方发展水平相近，没有发展水平上的巨大差异。东亚经济体之间的发展水平差距是合作的重大障碍，各方在不同领域的差距导致各有保护的要求，使合作中存在障碍的领域较多。而发展水平相近则所需保护领域相对集中，使整体合作存在的障碍相对减少。二是东盟作为东亚产业链的边缘地区，对产业链的主干影响不大。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美亚产业贸易链主要由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中国大陆和香港特区、美国为主干构成，其突出的特征是相互间以上述排列为序存在的逐步扩大的贸易顺差，东盟的这一特征在这一时期已迅速弱化，显示其逐步边缘化的倾向。三是合作意向强烈。东盟在金融危机期间没有得到发达国家的强力援助(东盟曾希望但没有得到美国和日本像美国援助墨西哥那样的强力支持)，因而开始重视发展与周边其他国家、特别是与中国的经济关系。
中国与东盟之间的经济合作以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区等制度框架为先导，与东亚地区原有经济关系的发展道路最明显的不同之处是各国政府直接参与和主导了合作的进程。其结果是迅速为企业间的合作提供了比较完善的制度环境，大大降低了它们的风险。由此推动了双边经济关系的迅速发展，双方都已成为对方最重要的经贸伙伴之一。
中国和东盟之间合作的迅速发展，没有对东亚其他经济体之间的关系产生实质上的负面影响，同时也对其他经济体与东盟之间的经济联系的发展起到了较强的促进作用。日本与韩国就是在中国与东盟建立自贸区的推动下，加快了与东盟的合作进程。从这一结果看，中国首选发展与东盟之间的经贸关系作为推动地区经济关系结构调整的切人点是正确而成功的。
尤其应当指出的是，从建立“和谐东亚”这一角度出发，中国与东盟之间合作建立制度框架的进展恰好弥补了东亚地区内多边及双边制度建设的缺失，它的成果及其对东亚地区其他经济体之间建立并完善制度关系的引导促进作用，有利于东亚地区整体“谐”关系的调整与建设。
因此，应当充分认识中国与东盟之间经济合作的战略意义。这一合作不仅对中国具有重大的政治安全利益，而且也成为中国为保护自己和调整地区整体经济利益的重要战略措施，同样对中国具有重大的经济利益。由于中国与东盟之间近几年快速发展的经贸联系并没有对美亚产业贸易链上其他经济体之间的关系产生重大负面影响，因而中国与东盟关系的发展实际上已成为调整地区经济结构的增量因素，并有可能对东亚其他经济体之间调整或发展双边及多边关系产生积极的引导作用。
结 论
第一，东亚已有的经济关系结构在性质上基本是和谐的。东亚与美国之间存在由东亚产业链和美国市场结合而形成的美亚产业贸易链，它为相关的东亚经济体提供了经济起飞的重要条件。但是东亚各经济体之间的经济联系缺乏规范而完整的制度保护，因而区域经济制度关系结构是不完善的，并且也是不稳定的。
第二，东亚的经济关系结构也存在缺陷，其表现：一是东亚产业链的运行受美国市场的严重制约；二是东亚产业链与美国市场对接的末环经济体地位有被后加入进来的经济体替代的可能，被替代经济体有可能被产业链边缘化，其替代过程对末环经济体将会产生负面影响；三是这一负面影响可能逆向传导至其他经济体，引起整体的周期性衰退。
第三，中国正处于当前阶段美亚产业贸易链的末环位置，东亚产业链对美国市场的顺差大部分集中在中美之间，由此引发的中美经济摩擦正日益增长。中国若以东亚原有的被其他经济体替代其末环位置的方式进行调整，有可能会使自身经济受到较大负面冲击，并对东亚其他经济体产生负面影响。因而中国在寻求其他调整方式。
第四，中国发展与东盟日益密切的经贸合作关系，并以此作为对区域经济关系结构进行增量调整的首选方向。这一增量调整过程已开始运行，双方经济关系迅速发展并已从中获益，而且已有的进展没有对东亚产业链产生负面影响。增量调整进程初步表明中国对合作方式与方向的选择是正确的，而且对中国具有重大战略利益和直接的经济利益。
第五，中国东盟经济合作既是对东亚地区经济结构的增量调整，也是克服东亚现有结构隐患、建立“和谐东亚”经济制度框架的先导。首先，中国东盟的合作具有共同的目的、共同的投入与共同的利益；其次，从东亚区域经济角度看，中国东盟的合作是增量调整，没有破坏东亚原有的结构和多方利益，因而是非对抗性的；再次，中国与东盟从双边制度合作人手，为完善区域制度关系、特别是各经济体之间的双边制度关系提供了基础的组成部分。事实上，中国与东盟的制度合作已明显地推动了东亚地区制度合作的进程。
第六，随着中国的经济增长、实力增强、市场扩大，中国也有可能以此方式为基础，逐步发展与其他经济体的制度合作关系，实现对整个东亚地区的结构调整。从而减轻东亚经济关系结构缺陷的影响，为建立和谐的东亚地区关系提供较好的基础经济框架。(周小兵 当代亚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