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网》专稿/记者 张环宇】“扩大社会公众金融财产处置权的需求十分迫切。”在《财经》杂志9月18日举办的“中国金融：变局与对策论坛”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吴晓灵如此表示。
　　吴晓灵认为，应该尊重公众或企业通过合同方式确定融入资金的权利，不应该因为银行、保险、证券和信托这些金融中介机构需要监管，就将个体和企业的活动也严格地监管起来。
　 　“金融中介机构因为涉及广泛公众的利益，对其监管存在必要性，但不能将资金融通的功能定义为只有金融中介机构才能做。”吴晓灵说，由于对公众金融财产处 置权重视不够，民间信贷和金融业务长期处于灰色地带，而过度的监管也造成宏观调控效率低下，成本过高，不利于社会经济活动有效率地展开。
　　她认为，肇始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实际上反映了监管问题。金融衍生产品和信用衍生产品的推出违反了可偿还性原则，借款人没有稳定的还款来源，不具备按揭贷款资格，仅仅寄希望于低利率和房价上升。当这两个因素不再具备，融资的链条就如同“多米诺骨牌”一样连环发生问题。
　　“应该对衍生产品的创新做出限制，并禁止在衍生品基础上多次衍生。” 吴晓灵说，“在证券化过程中，应该将部分风险保留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而不能通过证券化将所有的金融风险全部转移出去。”
　　吴晓灵认为，货币当局放松银根，引发的直接后果是通胀。应该继续坚持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灵活的金融政策和宽松的财政政策这一政策路径。
　　“现在房地产价格下调，正是房地产‘泡沫’破灭的过程。”吴晓灵说，如果存在更多货币，缺乏必要的信贷管制，那日本消失的十年和美国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
　　她认为，虽然仍要继续坚持宽松的财政政策，但不应再重复1998年的历史，通过大规模的推动基础设施建设来推动经济发展。她认为，目前在国民经济增长模式中，投资所占的比例已经超过了一半。投资的增速过快不仅给环境带来巨大压力，同时也不利于经济平稳有效增长。
　　“当务之急在于，应该扩大有关民生的财政支出，扩大居民收入，提高消费能力。这也是中国财政改革的方向。”吴晓灵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