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拥军
思想和舆论控制，或者以前被统称为的意识形态控制，究竟有没有现实的作用，有多大作用，似乎不言而喻。实际上，意识形态控制与开放对现实政治的影响十分有限，许多特定意识形态宣传控制，其作用曾经被我们看得如何如何巨大，其意义也被宣传部门阐释得如何如何深远，经验证明是一种幻觉。
意识形态的作用曾经很巨大
意识形态宣传控制的作用，在历史上确实显得十分重要。那是因为革命时期，党没有制度的与政治经济等物质手段，唯有依靠科学先进的革命理论，依靠富有感召力的理想主义信念，来聚集和动员广大民众。如果那个时期的意识形态观念和宣传舆论观念不是高度统一、坚定不移的，那么，就会在从事革命事业的同志们当中造成认识上的疑惑和行为上的彷徨，从而减弱革命意识形态在广大先进分子中的号召力与动员力。举个例子，假若那个时期一革命党宣传的思想理念是：武装革命系中国革命唯一正确的道路；而另一个政党的革命理论则称：非暴力不合作或议会道路是中国革命唯一正确的道路。这两种不同的理论观念，一旦同时呈现在革命者面前，就会形成重要的实践分歧，也会发生争夺群众、争夺革命运动领导权的问题。所以统一的意识形态观念，在当时，对凝聚革命力量、强化革命意志确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此外，民主集中制的党内权力体制也曾使统一思想的意识形态工作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因为只有在党的委员会成员乃至普通党员中，有关实际问题的价值观念和认识结论是统一的，有关具体工作的做法和评价标准是一致的，如此，才能保证人们在党内决策上采取步调一致的行动。依旧以上面的例子作比喻：只有武装斗争的观念渗透到每个党的委员会成员思想意识中，只有确立了统一的武装革命价值观和相应的工作评价标准，革命者们才会抛弃武装斗争能否取得胜利的疑虑，才会坚决抵制和平方式争取革命胜利的主张与幻想，在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大旗下团结起来。
重要的是，暴力革命时期，党处于非法状态，决策的一致性和坚定性要求超过了决策科学性的要求，也就是说在那个时期，只有大家采取统一的步调和一致的行动，才有可能保存革命力量，取得武装斗争的胜利。而容忍分歧，允许按不同的观点行事，将会给革命事业带来重大危害。因此，思想和意识形态观念控制，在暴力革命时期既是迫不得已的，也是客观需要的。
革命胜利后，党的决策性质和决策内容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单一的战争决策，变成了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方面的决策。决策面临的社会环境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非法环境变为合法环境），决策的复杂性和难度大大增加了。拥有国家政权的党，有了各种制度的经济政治的物质手段组织动员和领导群众，因而依靠统一思想、统一观点来统一人们行为的要求减弱了。虽然解放后我们还在经常运用思想和意识形态控制手段，但它的实际作用远没有人们想象得那么大，负面的影响作用却令人吃惊：由于不允许人们谈论大跃进的是是非非，不允许文革政策的反对意见公开发表，不允许人们持有与主流政策相反的经济政治主张，造成了一系列人们不愿看到的社会灾难。
今天，统一的意识形态观念作用有限
文革中的意识形态宣传控制，实际上变成了一种党内斗争的手段。拥有制定国家大法、改革各项制度权力的党，用不着严格控制人们的思想意识与社会舆论观念。不同的思想认识，甚至不同的意识形态观念，对人们行为的影响尤其是对人的体制性行为的实际影响，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相反它们对决策的合理性、合法性乃至科学性，对党和政府集思广益、做出正确的符合人民愿望的决定，却有着重要的价值。
无数经验表明，与既定体制规则相一致的思想观念，不用宣传人们也会照着行事，所谓“朝里有人好做官”，所谓“钱多多干、钱少少干、无钱不干”之类的观念就是如此。与既定体制追求不一致甚至相背离的观念，就是天天宣传、天天念叨，也无济于事，比如素质教育的观念，比如“助人为乐”的观念，就是如此。现实中的强势体制，实际上受到鼓励的体制，即使意识形态观念上不合法，宣传上非议和反对它，舆论上不支持它，照样不影响它的实践与普及。大包干体制的运行乃至普及是这样的例子，个别干部不遵守民主集中制原则，搞一言堂，是这样的例子；天天要求人们讲真话不讲假话，结果在一些地方一些人群中却始终做不到，也是这样的例子。
意识形态观念的多样化，舆论观念的多样化，并不影响党和政府既定政策方针的制定贯彻。邓小平同志领导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在议论纷纷、甚至颇多非议的意识形态背景下大步推进的；三峡大坝的建设施工没有因为相关主张观念的截然不同与尖锐对立，而不能决策或无法实施决策。相反，“民主是个好东西”乃至17大关于民主建设、政治改革的崭新观念，虽然在意识形态上具有突破性意义和划时代意义，但是，离开党中央实际的政治改革指令，离开现实的干部选拔制度、信息公开制度、听证会制度、信访制度、报刊管理制度的制订贯彻落实，那些好的观念及其相应的价值追求就不能变为强有力的现实。
与此相一致，资产阶级的所谓“普世价值”观念、多党政治观念、普选制的观念，只要没有具体的政策与实践去体现它们，只要没有强有力的制度去实践它们，这些东西就是喊得震天价响，印得铺天盖地，也不会有多少人理会它们，更不必担心它们对现实政治或社会稳定产生值得一提的影响。如果普世价值宣传这样的意识形态手段真有那么大的神功奇效，那么，我们只要天天宣传素质教育观念，大力批判应试教育理念，经常组织做得好的学校教师或学生进行素质教育先进事迹报告，岂不就能一举克服应试教育弊端，使素质教育的观念行为做法风行天下吗？
思想和舆论控制，或者以前被统称为的意识形态控制，究竟有没有现实的作用，有多大作用，似乎不言而喻。实际上，意识形态控制与开放对现实政治的影响十分有限，许多特定意识形态宣传控制，其作用曾经被我们看得如何如何巨大，其意义也被宣传部门阐释得如何如何深远，经验证明是一种幻觉。
意识形态的作用曾经很巨大
意识形态宣传控制的作用，在历史上确实显得十分重要。那是因为革命时期，党没有制度的与政治经济等物质手段，唯有依靠科学先进的革命理论，依靠富有感召力的理想主义信念，来聚集和动员广大民众。如果那个时期的意识形态观念和宣传舆论观念不是高度统一、坚定不移的，那么，就会在从事革命事业的同志们当中造成认识上的疑惑和行为上的彷徨，从而减弱革命意识形态在广大先进分子中的号召力与动员力。举个例子，假若那个时期一革命党宣传的思想理念是：武装革命系中国革命唯一正确的道路；而另一个政党的革命理论则称：非暴力不合作或议会道路是中国革命唯一正确的道路。这两种不同的理论观念，一旦同时呈现在革命者面前，就会形成重要的实践分歧，也会发生争夺群众、争夺革命运动领导权的问题。所以统一的意识形态观念，在当时，对凝聚革命力量、强化革命意志确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此外，民主集中制的党内权力体制也曾使统一思想的意识形态工作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因为只有在党的委员会成员乃至普通党员中，有关实际问题的价值观念和认识结论是统一的，有关具体工作的做法和评价标准是一致的，如此，才能保证人们在党内决策上采取步调一致的行动。依旧以上面的例子作比喻：只有武装斗争的观念渗透到每个党的委员会成员思想意识中，只有确立了统一的武装革命价值观和相应的工作评价标准，革命者们才会抛弃武装斗争能否取得胜利的疑虑，才会坚决抵制和平方式争取革命胜利的主张与幻想，在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大旗下团结起来。
重要的是，暴力革命时期，党处于非法状态，决策的一致性和坚定性要求超过了决策科学性的要求，也就是说在那个时期，只有大家采取统一的步调和一致的行动，才有可能保存革命力量，取得武装斗争的胜利。而容忍分歧，允许按不同的观点行事，将会给革命事业带来重大危害。因此，思想和意识形态观念控制，在暴力革命时期既是迫不得已的，也是客观需要的。
革命胜利后，党的决策性质和决策内容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单一的战争决策，变成了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方面的决策。决策面临的社会环境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非法环境变为合法环境），决策的复杂性和难度大大增加了。拥有国家政权的党，有了各种制度的经济政治的物质手段组织动员和领导群众，因而依靠统一思想、统一观点来统一人们行为的要求减弱了。虽然解放后我们还在经常运用思想和意识形态控制手段，但它的实际作用远没有人们想象得那么大，负面的影响作用却令人吃惊：由于不允许人们谈论大跃进的是是非非，不允许文革政策的反对意见公开发表，不允许人们持有与主流政策相反的经济政治主张，造成了一系列人们不愿看到的社会灾难。
今天，统一的意识形态观念作用有限
文革中的意识形态宣传控制，实际上变成了一种党内斗争的手段。拥有制定国家大法、改革各项制度权力的党，用不着严格控制人们的思想意识与社会舆论观念。不同的思想认识，甚至不同的意识形态观念，对人们行为的影响尤其是对人的体制性行为的实际影响，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相反它们对决策的合理性、合法性乃至科学性，对党和政府集思广益、做出正确的符合人民愿望的决定，却有着重要的价值。
无数经验表明，与既定体制规则相一致的思想观念，不用宣传人们也会照着行事，所谓“朝里有人好做官”，所谓“钱多多干、钱少少干、无钱不干”之类的观念就是如此。与既定体制追求不一致甚至相背离的观念，就是天天宣传、天天念叨，也无济于事，比如素质教育的观念，比如“助人为乐”的观念，就是如此。现实中的强势体制，实际上受到鼓励的体制，即使意识形态观念上不合法，宣传上非议和反对它，舆论上不支持它，照样不影响它的实践与普及。大包干体制的运行乃至普及是这样的例子，个别干部不遵守民主集中制原则，搞一言堂，是这样的例子；天天要求人们讲真话不讲假话，结果在一些地方一些人群中却始终做不到，也是这样的例子。
意识形态观念的多样化，舆论观念的多样化，并不影响党和政府既定政策方针的制定贯彻。邓小平同志领导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在议论纷纷、甚至颇多非议的意识形态背景下大步推进的；三峡大坝的建设施工没有因为相关主张观念的截然不同与尖锐对立，而不能决策或无法实施决策。相反，“民主是个好东西”乃至17大关于民主建设、政治改革的崭新观念，虽然在意识形态上具有突破性意义和划时代意义，但是，离开党中央实际的政治改革指令，离开现实的干部选拔制度、信息公开制度、听证会制度、信访制度、报刊管理制度的制订贯彻落实，那些好的观念及其相应的价值追求就不能变为强有力的现实。
与此相一致，资产阶级的所谓“普世价值”观念、多党政治观念、普选制的观念，只要没有具体的政策与实践去体现它们，只要没有强有力的制度去实践它们，这些东西就是喊得震天价响，印得铺天盖地，也不会有多少人理会它们，更不必担心它们对现实政治或社会稳定产生值得一提的影响。如果普世价值宣传这样的意识形态手段真有那么大的神功奇效，那么，我们只要天天宣传素质教育观念，大力批判应试教育理念，经常组织做得好的学校教师或学生进行素质教育先进事迹报告，岂不就能一举克服应试教育弊端，使素质教育的观念行为做法风行天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