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算是什么个“文化大师”?


余秋雨算是什么个“文化大师”?


   转录:江上凭栏客


       谁说余秋雨是“文化大师”?余秋雨算是什么个“文化大师”?他自封的?还是学术界公认的?

 

       余杰要余秋雨“忏悔”的态度,是过于激烈了些,但余秋雨应该不应该诚实地对待自己的历史呢?应该不应该诚实地对待天下读者呢?

 

     “四人帮”是中国十年大灾难的重要根源,国人皆曰可杀,为什么你余秋雨上了贼船?写过那么些错误文章,难道不该反思一下吗?政治斗争是肮脏,但也还有正邪之分,不是什么人都可以为他服务的,一个文人的灵魂,像他这样缺少自省,难免要堕入黑暗。

       
余秋雨代表了中国文人中追名逐利、投靠权力、缺少良知的的一面。想搞一言堂,想用“法律”来封住批评者的口,结果又搞不成,弄巧成拙,反而把自己的老底给人揭穿了,不好面对读者,只得假装弱者,博取不明真相的人的同情,这就是今天余秋雨先生的尴尬可笑之处。

       其实余先生对于学术上的漏洞谬误,一样也是说谎、赖账,所以如今替他说话的只有不明底细的青少年读者,文化界他已经很少同情者了。

      其实何苦!光明磊落,承认自己历史上有过失误,学术上也有所不足,是丢脸的事么?不承认,丢的脸更大。

     很难说,余秋雨对“文化”的各个方面的论述,是多年悉心研究所得,而是他在确定题目后,临时找材料拼凑组装,任意发挥的结果。他说他的作品是“苦旅”考察所得,其实是模式化的批量生产。  

      题目是大众化的,却要冒充“发现”。请问余氏散文有哪个题目不是文学界、历史界尽人皆知的?有什么新发现?他的功夫全在戏剧性地讲故事,装腔作势地抒情、煽情,故作高深和无限上纲上。

       余秋雨在《山居笔记》中自命“君子”。其实从他的历史和近年来的做法看,用不着谦虚,不折不扣,是“君子”的反面,而且是此中的“大师”。    

      余秋雨的问题,不仅是大量知识性错误,更要紧的是他成天嚷嚷的自己的“文化人格”出了大问题。

     “四人帮”写手,又隐瞒、抵赖了这么些年;专业水平上呢?实在不怎么样,处于写写普及读物的档次,都不大过关,于是一味仗着所谓“文笔”来涂饰自己,吸引一般读者。做人上招摇得天下第一,不接受任何学术上的批评,动不动要告别人上法院,对这样一个人,又有谁能不反感呢?  

      余秋雨先生不是发表过《余秋雨教授告敬全国读者书》,一直以文坛“受害者”自居,甚至把一切他的批评者,对他的权威有所不同意的人都打成“文化杀手”的“文化大师”吗?

      怎么在他大多数的“研究成果”里,“用”起人家的学术成果来,从来很少注明出处,也很少说明这是来自谁的论述呢?这又是怎么回事?  

      有的读者问,文化方面,除余秋雨,“如今还有谁为文化做了这么多”,这可真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小孩子的看法。

       年轻人不知道,像余秋雨这种资料上不严谨,学术上存在漏洞,“义理”上随意乱发挥的文章,真正的学人是不会这样写的,即使是普及、入门的读物,也自有它们的规范。

        余先生的书,有些特别顶真的学者,恐怕“不能卒读”。因为谬误不少,内容一般,语气夸张,真义无多,谁知道竟有许多人把它们当成宝贝呢!

         阳春白雪,和者数十人,下里巴人,属和者千万人,说的就是这种“文化”现象。

        当然对余秋雨来说,既得了名,又得了利,也是他一笔很值得做的大买卖。

       尽管如此,真正的学人也还是不羡慕,因为这些文章名不副实,并无学术上的真正价值。

      “文化大师”的高帽子,首先来自媒体的吹捧,但是材料确是来自余秋雨先生本人。早在《文化苦旅》出版之初,媒体记者采访,就根据余秋雨的自我吹嘘,说他的一篇散文顶得上人家几十万字的专著。当时我就不信。

       事实上,余先生介绍的只是常识,加了许多他的无病呻吟,夹带着许多幼稚的错误,怎么就可能那么伟大呢?那么伟大,全国的文史工作者,都可以停笔了,也用不着中国社会科学院和许多大学里的学者长年累月孜孜以求,艰苦探索了,就让余秋雨一个人研究,包办就得了。这不是“文化大革命”中姚文元之流“唯我独革”在改革时期、商业大潮下的现代翻版么?    

       有网友问:余秋雨不过写了一些受读者欢迎的书而已,他和谁有仇?仔细想来,余秋雨虽然没有正面说起过,但他的实践和作为已经回答了这个疑问。  

       余秋雨先生首先跟对中国文化做出了大贡献的胡适先生有仇,

      跟建立了俄罗斯戏剧学派的卓越理论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有仇,

      跟一切反对文革、抵制文革的知识分子、文人学者有仇。

       他在四人帮直接控制下的“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文艺组”,写过批判胡适、批判斯坦尼的文章,写过歪曲鲁迅的文章,写过评《水浒》,批判“投降派”的文章,写过为“文革”长期迫害知识分子、剥夺他们正常工作的权利,全体干下乡制造理论依据,实质是批判大学里、研究所里所有正派的文化人学者群体的文章。

       他写那些文章的时候,快三十岁了,不全是幼稚。谁知道过了三十年,他不但一点反思没有,反而在写文章时引用胡适,在《借我一生》里造假,并且到处招摇,把自己打扮成了中国文化的唯一继承者、捍卫者、代言人。

        文章错得一塌糊涂,却又强词夺理,文过饰非,动不动要与批评者上法院,这怎么不叫人作三日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