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史上曾经闹出现不少笑话。比如大跃进浮夸风时的亩产万斤的人民日报的报道;比如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一方面饿死了人，另一方面还将宝贵的粮食资源出口；比如大炼钢铁，大办铁路，大办万头猪场，大办万鸡山；比如文革时期，手持红宝书（《毛主席语录》）跳忠字舞。这些事用后来人的眼光看，其行为是很可笑的。但为什么当时的人不知道他们在出丑呢？所谓当局者迷，身处一个历史环境中的人，往往在当代做的是自己感觉很有意义的事，但如果时过境迁，你再回首时就会觉得曾经的我们是多么的荒唐。
有的时候如果你不从那个环境中走出来，你是不知道自己有多荒唐的。可想而知随着社会的进步，再过几十年，估计用不了60年吧。中国进入了民主政治，那时国人再回首看今天时，今天一样充满了荒唐可笑。若干年后如果中国实现了民主，那时候的人们一定会这样笑我们今天的：
那时候的人，只信仰金钱和权力，那时绝大多数人，把有一部汽车和一套房子做为自己的人生目标，那时的房价是比较高的。男人把包二奶视为很光荣的事情。
那时的人都知道明折保身，所以基本上是没有什么社会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绝大多数的人只考虑自己和亲人的福祉。
那时候的中国人比较含蓄和有人情味，他们喜欢走后门，拉关系。并且把搞好人际关系视为生存第一要务。
那时候的成年人对未成年人比较残酷，他们的教育制度就是从身心上摧残未成年人。让他们从小就戴眼睛，让他们童年不快乐，从小就树立不正确的人生观。
那时候的人们比较虚伪他们相信文凭，而不相信知识。大多数人上学的目的不是获得知识而是取得文凭。
那时候的人思想比较懒惰，不喜欢自由思考，他们把重要的事情都交给了“**代表”。他们宁可让权力禁锢思想，而不试图让思想制约权力。政府把搞好国家经济放在首位，而并不致力提高国民的思想水平。他们不知道一个没有思想没有思考力的民族是毫无希望的。
那时候的教育将爱国和爱执政党混淆在一起，爱国就是爱党，但爱党是和世界首善的比尔盖茨说的“希望以最能够产生正面影响的方法回馈社会”普世价值是不一样的。
那时候的人，是没有什么自由的，他们不但有居民身份证，每个人还有一个叫户口本的东西控制他们的人身自由。
那时候的中国把农民工收入很低，但精英们把中国拥有廉价的劳动力作为自己的优势。
那时候的企业(国企)一点忧患意识也没有，到银行存款，到医院交费，到火车站买票，你是上帝，你给他钱，但他们还要为难上帝让你还要排长队。
那时候的政府行政效率很低的，虽然那时互联网很发达，但要办个居民身份证，居然还要公民回到户籍所在地办理。由于行政效率低，公民伸张正义往往不是采取法律途径，而是要通过上访和借助媒体。那时候的农民工为了讨薪甚至要爬上高高的塔吊。
那时候的管理层虽然没有什么能力，但是很有魄力的。他们政策的善于紧急掉头。比如会把股市的大牛市变成大熊市；比如把宽容的货币政策变成从紧的货币政策。
那时候的人是崇洋媚外的，他们对外国人的政策是比较优惠的。比如他们会给外资企业优惠甚至免税；他们会把优质企业优先海外上市，先以低廉的价格卖给外国人，再以数倍的价格卖给中国人。那时候贱卖国有资产往往是很慷慨的，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等国有银行上市过程中通常都是成百上千亿的贱卖给外资。那时的中国积累了近两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那时候的主流媒体主要任务是歌功颂德，媒体给人的印象是那时的中国是盛世、是强国。但他们也有时候播出一些不和谐的声音，比如山西黑窑工事件，贵州翁安事件。
那时候的电台习惯在晚上19点的时候，一千个电视台同时播放一个电台的节目。但这个节目已经让人越来越不相信了，以至“做人不能太CCTV”成了那个时代流行的新词汇。
那时候的新闻首先是国家领导人都做了什么，到哪里视察，讲了什么话。而且那时候的领导人讲话都是有一定格式的。其格式往往是这样的：“……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那时候的人把获得奥运冠军和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比较感兴趣。以至于有了举国奥运的体制，从娃娃开始培养奥运冠军。有了世界世界上最大的纯银玺、世界最大的月饼、全球最长鞭炮、最大规模的古筝合奏等吉尼斯世界纪录。
那时候的人身份是不一样的.他分为城市人和农村人两种人；在把人分为市民和农民之外，他还把人分为体制内和体制外两种人群。由于城市居民的待遇要远高于农民，体制内的人要远远优于体制外的人。所以农村的人一直在往城里涌，而体制外的人做梦都想成为体制内的人。
那个时候是同命不同价的。肇事司机撞死人,被撞的是城镇户口还是农民其赔偿的价格是不一样的，往往相差四倍。
那时候体制内的人都以为自己是精英，但实际上这些精英是很愚蠢的。这些体制内的诗人、作家都很搞笑，其中山东作协副主席写了一首很著名诗,当时很轰动。
那时候的市场经济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很多方面是被行政垄断的，比如土地等资源国家垄断，国有企业行政垄断，证券市场新股发行行政垄断……
那时候的体制压抑了民生，由于体制原因，国家领导人的产生，往往要从体制内的一小搓精英中产生。这让普通民众无法拥有美国民主党候选人奥巴马的那样从平民到总统的梦想。由于体制的原因，政府对言论进行管制，网警是那个时代诞生的。这扼杀了当代鲁讯的产生。也由于体制的原因，这个社会上的真正成功者，往往都是体制内的官僚。因为官办经济比重占了国民经济大半江山。这使得体制外的人失去了很多机会。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买彩票中大奖。
那时候在中国人权”这词很敏感的，因为有一个国家（美国）经常在国际上无端指责中国人权状况。关于人权，精英们认为生存权是最大的人权。曾任外交部长的李肇星这样说过：“我挨饿过，我知道什么是人权，你挨饿过吗？”
那时候的人喜欢迁徙，每年的春运就是一道风景，春运时买张火车票通常要排好几天队的。
那时候的经济适用房是专门买给有钱人的。
那时候的中国人很勤劳，但很多勤劳的中国人一样不富有，因为一个公平的社会秩序才是财富之源。
那时候的人与人之间是不信任的，病人不相信医生，学生不相信老师，群众不相信干部。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最需要防范的就是人。防盗门、防盗窗在那个时候卖的很火；你要时刻担心自己的单车被别人顺走，卖东西你要防备是不是假货，接到手机短消息你要随时要防备是不是诈骗…………
那时候的宪法是规定了“公民有言论和出版自由”的权力的。但那时候的国家是不从这一侧面反映了国家的民主化程度的。虽然服务行业发达也能反映一个国家的民主程度，但中国不从这方面反映其民主程度的。
那时候的中国有三个基本解决不了的问题：一个是股市上如何保护投资者利益；一个是中国男足如何出线；还有一个就是贪污腐败的问题。
那时候的中国人只会单方面的思考，那个时候的人研究股市的的只研究股市，管理交通的仅仅想的是交通，管理医疗卫生的的也仅仅思考的是医疗卫生，他们根本不会从宏观上系统的进行思考，所制定的政策往往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因为那个时代是慎言政治的。
有的时候如果你不从那个环境中走出来，你是不知道自己有多荒唐的。可想而知随着社会的进步，再过几十年，估计用不了60年吧。中国进入了民主政治，那时国人再回首看今天时，今天一样充满了荒唐可笑。若干年后如果中国实现了民主，那时候的人们一定会这样笑我们今天的：
那时候的人，只信仰金钱和权力，那时绝大多数人，把有一部汽车和一套房子做为自己的人生目标，那时的房价是比较高的。男人把包二奶视为很光荣的事情。
那时的人都知道明折保身，所以基本上是没有什么社会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绝大多数的人只考虑自己和亲人的福祉。
那时候的中国人比较含蓄和有人情味，他们喜欢走后门，拉关系。并且把搞好人际关系视为生存第一要务。
那时候的成年人对未成年人比较残酷，他们的教育制度就是从身心上摧残未成年人。让他们从小就戴眼睛，让他们童年不快乐，从小就树立不正确的人生观。
那时候的人们比较虚伪他们相信文凭，而不相信知识。大多数人上学的目的不是获得知识而是取得文凭。
那时候的人思想比较懒惰，不喜欢自由思考，他们把重要的事情都交给了“**代表”。他们宁可让权力禁锢思想，而不试图让思想制约权力。政府把搞好国家经济放在首位，而并不致力提高国民的思想水平。他们不知道一个没有思想没有思考力的民族是毫无希望的。
那时候的教育将爱国和爱执政党混淆在一起，爱国就是爱党，但爱党是和世界首善的比尔盖茨说的“希望以最能够产生正面影响的方法回馈社会”普世价值是不一样的。
那时候的人，是没有什么自由的，他们不但有居民身份证，每个人还有一个叫户口本的东西控制他们的人身自由。
那时候的中国把农民工收入很低，但精英们把中国拥有廉价的劳动力作为自己的优势。
那时候的企业(国企)一点忧患意识也没有，到银行存款，到医院交费，到火车站买票，你是上帝，你给他钱，但他们还要为难上帝让你还要排长队。
那时候的政府行政效率很低的，虽然那时互联网很发达，但要办个居民身份证，居然还要公民回到户籍所在地办理。由于行政效率低，公民伸张正义往往不是采取法律途径，而是要通过上访和借助媒体。那时候的农民工为了讨薪甚至要爬上高高的塔吊。
那时候的管理层虽然没有什么能力，但是很有魄力的。他们政策的善于紧急掉头。比如会把股市的大牛市变成大熊市；比如把宽容的货币政策变成从紧的货币政策。
那时候的人是崇洋媚外的，他们对外国人的政策是比较优惠的。比如他们会给外资企业优惠甚至免税；他们会把优质企业优先海外上市，先以低廉的价格卖给外国人，再以数倍的价格卖给中国人。那时候贱卖国有资产往往是很慷慨的，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等国有银行上市过程中通常都是成百上千亿的贱卖给外资。那时的中国积累了近两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那时候的主流媒体主要任务是歌功颂德，媒体给人的印象是那时的中国是盛世、是强国。但他们也有时候播出一些不和谐的声音，比如山西黑窑工事件，贵州翁安事件。
那时候的电台习惯在晚上19点的时候，一千个电视台同时播放一个电台的节目。但这个节目已经让人越来越不相信了，以至“做人不能太CCTV”成了那个时代流行的新词汇。
那时候的新闻首先是国家领导人都做了什么，到哪里视察，讲了什么话。而且那时候的领导人讲话都是有一定格式的。其格式往往是这样的：“……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那时候的人把获得奥运冠军和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比较感兴趣。以至于有了举国奥运的体制，从娃娃开始培养奥运冠军。有了世界世界上最大的纯银玺、世界最大的月饼、全球最长鞭炮、最大规模的古筝合奏等吉尼斯世界纪录。
那时候的人身份是不一样的.他分为城市人和农村人两种人；在把人分为市民和农民之外，他还把人分为体制内和体制外两种人群。由于城市居民的待遇要远高于农民，体制内的人要远远优于体制外的人。所以农村的人一直在往城里涌，而体制外的人做梦都想成为体制内的人。
那个时候是同命不同价的。肇事司机撞死人,被撞的是城镇户口还是农民其赔偿的价格是不一样的，往往相差四倍。
那时候体制内的人都以为自己是精英，但实际上这些精英是很愚蠢的。这些体制内的诗人、作家都很搞笑，其中山东作协副主席写了一首很著名诗,当时很轰动。
那时候的市场经济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很多方面是被行政垄断的，比如土地等资源国家垄断，国有企业行政垄断，证券市场新股发行行政垄断……
那时候的体制压抑了民生，由于体制原因，国家领导人的产生，往往要从体制内的一小搓精英中产生。这让普通民众无法拥有美国民主党候选人奥巴马的那样从平民到总统的梦想。由于体制的原因，政府对言论进行管制，网警是那个时代诞生的。这扼杀了当代鲁讯的产生。也由于体制的原因，这个社会上的真正成功者，往往都是体制内的官僚。因为官办经济比重占了国民经济大半江山。这使得体制外的人失去了很多机会。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买彩票中大奖。
那时候在中国人权”这词很敏感的，因为有一个国家（美国）经常在国际上无端指责中国人权状况。关于人权，精英们认为生存权是最大的人权。曾任外交部长的李肇星这样说过：“我挨饿过，我知道什么是人权，你挨饿过吗？”
那时候的人喜欢迁徙，每年的春运就是一道风景，春运时买张火车票通常要排好几天队的。
那时候的经济适用房是专门买给有钱人的。
那时候的中国人很勤劳，但很多勤劳的中国人一样不富有，因为一个公平的社会秩序才是财富之源。
那时候的人与人之间是不信任的，病人不相信医生，学生不相信老师，群众不相信干部。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最需要防范的就是人。防盗门、防盗窗在那个时候卖的很火；你要时刻担心自己的单车被别人顺走，卖东西你要防备是不是假货，接到手机短消息你要随时要防备是不是诈骗…………
那时候的宪法是规定了“公民有言论和出版自由”的权力的。但那时候的国家是不从这一侧面反映了国家的民主化程度的。虽然服务行业发达也能反映一个国家的民主程度，但中国不从这方面反映其民主程度的。
那时候的中国有三个基本解决不了的问题：一个是股市上如何保护投资者利益；一个是中国男足如何出线；还有一个就是贪污腐败的问题。
那时候的中国人只会单方面的思考，那个时候的人研究股市的的只研究股市，管理交通的仅仅想的是交通，管理医疗卫生的的也仅仅思考的是医疗卫生，他们根本不会从宏观上系统的进行思考，所制定的政策往往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因为那个时代是慎言政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