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瓮安、增城看思想解放

 

花季少女李树芬死了，身后却带来了谁意想不到的风暴。

2008年6月28日，贵州的瓮安县城，人群的激愤演变成了骚乱，县公安局、县委县政府的建筑、办公设备、车辆均不同程度遭到损毁、烧毁。转眼间，瓮安，这个在中国和世界本不知名的南方小城，迅速成了中国人和世界广为关注的对象，知名度几乎是光速地窜升和扩张。

普通的人命案件演变成大规模的治安案件，根本的原因，也许正如贵州省委副书记、瓮安“6·28”事件处置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王富玉所分析的那样，是长期以来群众的一些合法利益诉求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王富玉分析认为，近年来，瓮安县经济社会得到较快发展，但在移民搬迁后期扶持、违章建筑拆除、矿权纠纷处理、国企改革改制中，出现了各种矛盾，沉积的有影响的重点信访案件就有二十多起，各种矛盾纠纷没有得到及时化解。大量积案和积怨的存在，是导致党群干群警民关系紧张，甚至出现了仇官、仇警、仇富心理的重要原因，使部分群众对党委政府的信心不足、信任不够，家属包括一部分当地民众对警方公布的李树芬死亡原因表示怀疑，以至于事态恶化，发展到不可收拾。

王富玉的这个分析，应该说还是客观和真实的。

分析客观真实，解决问题的方法应该就不会出大滑，当地的民众情绪平复和社会稳定就是可以期待的。

这对于当地够了吗？也许够，也许不够，这要看解决问题的彻底程度。

这对于贵州够了吗？可能是远远不够，有隐患的未必只有瓮安一处。

因为这种现象的发生，根本的就在于群众对政府失去了信任，不信任是根本，李树芬事件种种只是极其偶然的导火线而已。

对于贵州来讲，谁又敢说只有瓮安这一处存在群众对政府的不信任，群众和政府的情绪对立呢？

贵州要做的事情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瓮安事件只是打开了个门缝而已，在处理群众和政府的情绪对立上，这只是个爆发点而已，只是捅开了这类问题的盖子，使这类问题的解决跃上了一个新阶段而已。

关键，要看贵州今后怎么做了。根本的讲，这比单纯的处理瓮安事件，意义要大和深远的多。

问题也许并不止于贵州，有哪个省市区敢说自己内部不存在类似的隐患呢？

何况，瓮安事件是发生在广东汕尾事件、山西“黑砖窑”等事件之后的，谁又敢说没有吸取他省教训的省市区只有贵州一个呢？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

杜牧在千年前说过的话，直到今天读起来依然感到深刻和触目惊心。

之所以想到这里，也不仅仅是上述原因，也是因为龙永图。

贵为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的龙永图，在广东增城主持城市发展论坛的时候说，“对待刁民政府要硬气,不要被刁民挟持”。

要知道，龙永图说这话的时候，与瓮安事件的爆发就是同一天！

这个偶然的巧合说明了什么？

类似龙永图的大大小小的政府官员的政治追求和普通民众的利益追求是脱节的，他们的治理倾向和民众的愿望要求很大程度上是对立的！

只要看看网络上铺天盖地的对龙永图言论的批判就可以明白，人民群众对这种“刁民”言论是何等的深恶痛绝；就可以明白，这个社会上弥漫着怎样大的对龙永图这样的官员和官员“群体”的对立情绪。瓮安事件能引发全社会的网民情绪骚动，“俯卧撑”极速成为大红大热的网络名词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这不是龙永图第一次放言高论了，至少3年前就有一次，那是2005年8月在广州举办的汽车论坛上，龙永图的放言高论“不一定要独资搞出一个中国自己的品牌才是我们中国汽车工业的胜利”当场引发了中国汽车业老领导何光远的激烈反对，也引发了中国网民对龙永图的第一次大规模的、长时间的激烈挞伐。

然而，龙永图就是龙永图，网民的反对何关仕途，反正有喜欢这言论的阶层和高层人士在，笑骂且由他人，高论我自放之。3年之后，又在广东，又是论坛，而且荣膺主持，又是高论，再次挨骂。

不思悔改，甚至变本加厉，显然是其来有自的：以什么样的政绩决定升迁，就决定了官员对待民众是什么态度。

显然，在很多地方,干部政绩选拔升迁中，政绩是不重视民众态度的，更看中的是经济总量的增长，私有企业的扩张，区域表面的繁荣。

这样的提拔方式，就决定了，干部在创造政绩的时候，是不注重群众切身利益和群众具体态度的，甚至是压制的，因为群众的切身利益和具体态度，未必是和具体的政绩操作相符合的，不符合的时候，只能让群众的切身利益和具体态度给具体的政绩操作让路，这就已经非常容易激发群众的怨气了，如果官员或他的手下人再私心泛滥，那么，爆发就是时间问题了。

当“三个代表”的出发点和立脚点----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具体不到具体的人和事儿的时候，这句话也就成为不切实的泛泛而谈了。而这些官员和党员的作为，恰恰是有意无意的在不断强化这种泛化。

当“科学发展观”成为中国共产党主导的治国理念之后，“和谐社会”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的理想之后，这种有意无意的泛化，同样是在无声的削侵着“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的基础，因为“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同“三个代表”的出发点和立脚点是一脉相承的。

有良知的人不能不警惕,同时这也涉及到另一个极为重大的问题，也就是当前正在中国共产党内广泛进行的解放思想大讨论，共产党人应该怎样解放思想？

从1978年，到现在，整整30年了！

解放思想的今天，我们应解放到哪里去？

发展的道路上，我们是否应该继续先上车后买票，先同居后颁证那样的路子，或者像有些人士总结的那样“改革从来都是由下至上，尝试出来的新路子，突破了，成功了，也就承认了”，走这样的道路？

思想认识上，我们是否应该如汪洋、仇和两位领导讲的那样，应该按照“法律不禁止就是许可”的思路走？法不禁止是否就是许可？

“法不禁止即许可”是对全社会各个阶层而言的，还是对部分阶层而言的；是对仅仅对经济而言的，还是对整个社会层面而言的？宪法法律没有禁止又未明确赋予我们的权利，是否应该认为是已经许可？这样的认识如果从方方面面付诸行动，会不会成为某些游走于法律禁止和许可之间的灰色经济行为再次猖獗和泛滥的发端，民间组建某种具有政治性的全国组织的开始，法律未明确赋予权利的群体性政治行为方式会不会就此诱发，会不会导致社会现实和思想产生新的激烈冲击和震荡？

思想解放，永远不可以成为潘朵拉的魔盒，放出的是混乱，而关进去的是希望，否则会事与愿违的，这在中外是有大量的前车之鉴的。

改革无定式，但是有根本。思想解放无极限，但是有基础。无论如何改革，如果解放，都不能违背他的根本和基础。思想解放的根本，就在于它是否是以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出发点和立脚点的，而能否以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出发点和立脚点是以具体的人和事儿为前提的，这也是检验它能否成功的唯一的试金石。最大多数永远只是个统计学概念，是对具体的人和事儿的共性的提炼总结，是具体的宏观反映；具体的人和事儿是最大多数产生的基础，没有他们也就没有最大多数的形成。

这是很普通的现代人认识，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体现。任何思想解放都不可以把自己解放到云端，而应该是更加深刻的俯身亲吻脚下的土地。共产党解放劳工为根本使命的宗旨决定了，只有做一个活在大地母亲怀抱中的安泰他才永远是无敌的，离开了人民他则什么也不是，甚至不如一只蝼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