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盘西化思潮的兴衰（1979~2007）
内容提要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发现，80年代出现了西学热，全盘西化思潮盛行，而到了90年代则出现了国学热，传统似乎又回归到我们的生活，全盘西化思潮衰落了。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本文尝试对此作出回答。
历史证明，在非西方国家现代化的早期大都会出现西化思潮。80年代的西化思潮也是在改革开放后我国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的工业化城市化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出现的。它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向何处去的命题的继续，是在西方示范效应下，知识界对改革停顿的反应。它的兴起也和当时官方舆论引导的倾向有关。
90年代以后，随着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全盘西化论也面临着种种困境。知识界部分人通过对“八九”风波的反思，否定了全盘西化论，重新肯定了社会主义的价值。在理论方面，国内外部分学者通过对西方的深入研究，通过中西对比，发现了全盘西化的陷阱。在实践方面，发展中国家全盘西化的教训，苏联解体和俄罗斯私有化改革的教训都给了我国深刻的启示。而随着民族主义思潮的出现，学界对中国与西方的关系有了更深刻更冷静的认识，全盘西化论遭到了质疑。
随着中国与欧美发达国家差距的逐渐缩小，西方文化的缺陷逐渐暴露出来。与此同时，我国经济建设取得巨大的成就，民族自信心大大提升，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重新被发现并得到肯定。部分学者实现了从“回到五四”到“回到晚清民国”的转变。传统似乎又回到我们的生活中。这也标志着全盘西化思潮的衰落。
关键词：全盘西化思潮西化困境传统回归现代化
TheRiseandFalloftheThoughtofWesternization
inaFullScale（1979~2007）
LiuYangbo(ComparativePolitics)
DirectedbyProfessorPanWei
[Abstract]
Theyear2008marks30thanniversaryofChina’sreformandopeningup.30yearsago，China’sintellectualcircleexperiencedaturningfromthebeliefofWesternizationtotheChinesetradition.Lookingbackintothehistory，wefoundthatduringthe1980sisfeaturedwiththesocalled“Westernfever”，meaningthethoughtsandbelieffromthewesternworldwerehighlyvaluedandwelcomed;however，inthe1990s，thestudiesonChinesetraditionbecameincreasinglypopular，andthetraditionalphilosophy，literatureandviewsabouttheworldandlifeseemedtohavereturnedtoourlife.Thereasonforthatphenomenoniswhatthisarticleattemptstoexplore.
ThethoughtofWesternizationinafullscale，ingeneralterm，usuallytookplaceinthenon-Westerncountrieswhentheywereintheearlystageofmodernization.TheriseofthoughtofWesternizationinChina，inthe1980s，tookplaceasthedevelopmentofthereformandopeningupcontinued，inwhichChina'ssocietyshiftedfromthetraditionalagriculturalpatterntothemodernindustrializedpattern，withtheproceedingofindustrializationandurbanization.ThediscussionoverwesternizationatthattimecanbeseenastherenewalofthetopicthathavebeendiscussedsincetheOpiumWar，thetopicofinwhichdirectionChinashouldgo.InspiredbytheattractiveWesternmodel，theChineseintellectualstriedtoresponsetothesetbacksinChina’sreformwiththeguidanceofthewesternexperiencesandbelief.Theofficialpropagandaandthepublicopinionatthetimealsohelppromotedthattendency.
TheprocessoftheChina'sreformandopeningupisalsoaprocessofthereflectionofthethoughtofwesternization，andthereturnandrediscoveryofthetraditionalvalues.Accordingtothepaper，theChineseintellectualsdecidedtobebackfromthewesternthoughtstotheChinesetradition，andthatturningcanbeexplainedwiththosefactorsfollowed:theirreflectiononthereformandopeningup，thedeepeningoftheirunderstandingoftheWest，thelearningofexperiencesintheindustrializationofsomeothercountries，andtherisingoftheideologyofnationalism.
AlongwiththeexpositionoftheflawsandweaknessesofthewesterncultureandtheemergenceoftheeconomicmiracleofEasternAsiancountries，theconfidenceandself-esteemoftheChinesepeoplegotstrongerandstronger.Inthatcontext，theChineseintellectualschosetothereturntothetraditionoftheirownhistoryastheirhomelandofthinking，showingmoreintimacyandagreement，andseeingthewesternthoughtsandtheChinesetraditioninamorerealistic，objectiveway.
Keywords:thethoughtofWesternization，dilemmaintheWesternization，returntothetradition，modernization
目录
一导论....1
1问题的提出...1
2文献综述...2
3本文的章节安排...4
二全盘西化思潮的兴起....6
1全盘西化思潮兴起的历史背景...6
2崇洋心理与全盘西化思潮的兴起...9
3改革停顿与全盘西化思潮的兴起...10
4西方示范效应与全盘西化思潮的兴起...11
5舆论引导倾向与西化思潮的高涨...12
6小结...13
三全盘西化的困境....15
1时代背景与全盘西化的困境...15
2对“八九”风波的反思与全盘西化的困境...15
3对西方认识的深入与全盘西化的困境...18
4发展中国家的教训与全盘西化的困境...20
5俄国的启示与全盘西化的困境...22
6民族主义的兴起与全盘西化的困境...23
7小结...25
四全盘西化思潮的衰落....26
1传统正回归我们的生活...26
2西方文化的两面性与传统回归...28
3东亚经济的成功与传统回归...30
4民族自信心的提升与传统回归...31
5知识分子的转型与传统回归...32
6小结...34
五结语....35
参考文献....38
附录....42
附录1：研究传统文化的图书的出版情况（1980-1998）（以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为准）...42
后记....59
一导论
1问题的提出
20年前，刘晓波在接受金钟的采访时声称：“中国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会变成今天香港这样，三百年够不够，我还有怀疑。”而不久前，国务院公布新的《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增加清明、端午、中秋三个传统节日为法定假日，并得到八成网民的支持[1]。把这两个孤立的事件联系起来，就是中国当代社会思潮变迁史的一个缩影：从全盘西化到传统回归。本文主要解答西化思潮兴衰的过程及其原因。
关于西化的定义，学界有两种说法。张世保认为，“西化是指近代非西方社会或国家的西方化。”[2]徐奉臻认为“西化主义”，是指非西方社会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无论从形式上，还是从内容上，无论从精神层面，还是从器物层而和制度层面，都无条件地和全盘地仿效、摹拟或移植欧美发达国家的做法，并以西方国家的发展水平和增长速度作为衡量现代化的唯一标准的一种社会思潮[3]。本文基本采用徐奉臻对西化主义的定义，认为西化思潮是指那些把中国的一切问题归结于中国的文化、经济制度、政治制度落后于西方，要求全盘照搬欧美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来解决中国问题的思潮。随着非西方国家现代化程度的提高和对西方认识的深入，西方的魅力逐渐减退，全盘西化论也遇到了种种困境。随着人们对自己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的认同。传统也逐渐回归人们的生活，这也标志着全盘西化论的衰落。传统回归并不等于回到传统，而是纠正过去对传统的偏见，从而在传统和现代之间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
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我国西化思潮逐渐高涨，并于1989年达到顶峰。全盘西化论者采用传统/现代的两分法，对传统进行反思和批判，甚至出现了全盘否定传统的倾向。随着知识界对西方认识的加深和全盘西化问题的暴露，全盘西化论遭遇困境。随着中国国力的上升和民族自信心的恢复，部分知识分子逐渐摆脱了对西方的崇拜心理，重新发掘传统的价值，传统又回归人们的生活，西化思潮衰落了。
我国西化思潮的涨落既是改革开放不同阶段国内外社会现实的反映，也是知识界思想状况和认识水平的反映。在现代化过程中，随着我国与欧美发达国家差距的缩小，随着我国知识界对西方欧美发达国家认识的不断深入，就会出现反西化的倾向，西化思潮因此而逐渐退潮。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越来越深地卷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的文化、经济、政治发展也越来越来受到西方经验尤其是美国模式的影响。但是现代化道路本身是多元的，西方经验，不管是美国模式、欧洲模式，还是日本模式都不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全盘照搬某国经验的现代化之路，也许是一条布满着鲜花和陷阱的道路。我们在利用国际资源的同时一定要防范其潜在的危险。在这个意义上，反对全盘西化，重估本土文化的价值，正确处理好东西方文明的关系，是有深远意义的。当前，我国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出了社会主义荣辱观，传统的价值逐渐融入到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在处理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时，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兼容并蓄，批判继承，这不失为一条正确的道路。
2文献综述
关于西化思潮产生的原因
郑丽平认为“全盘西化”思潮在中国的产生、发展和演变有三个原因，包括全球范围内现代化浪潮、西方中心主义思潮和西方的文化扩张[4]。
徐奉臻分析了西化主义的心理假设[5]。认为，把‘西方化’与‘现代化’等而视之的‘西化主义’，是‘西方中心论’思想的折射或变种。他认为“‘西化主义’是思维绝对化的误区。从方法论上讲，宣传‘西化主义’意味着过分强调了客观事物的共同性和普遍性，忽略了客观事物的差异性和多样性；意味着过分强调了现代社会的同质性和欧美文化的影响，忽略了现代社会的非同质性和广大非西方社会现代化的独特性。”[6]
郑文解释了西化思潮的外部因素，而徐文则更强调西化思潮的认识论方面的根源。本文认为西化思潮是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既是西方文化霸权在国内的反映，也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从封闭走向开放时不可避免的思想波动。
关于传统回归的原因
张世保主要以“现代性的反思性”与“反思现代性”为概念构架来对西化思潮及其相关思潮作出分析和评价。他认为在现代性文化产生之后，人们对之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态度就是对现代性文化的前景充满无限的信心，认为现代性文化会给人类带来无穷的福祉；另一种态度认为现代性文化是一种物理主义、客观主义的文化，因而具有不可避免的掠夺性，这导致现代性文化不会给人类带来多大的福祉，反而会使人类丧失自我，给人类带来悲剧性的结果。前者是现代性的反思性，后者被称为反思的现代性。他分析了西化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关系，如果说西化主义是注重现代性的反思性，而文化保守主义是反思现代性，那么，它们的共同点就是在中国建立理性的现代性。”[7]
亨廷顿通过对非西方社会现代化过程的研究得出的结论：在非西方社会现代化早期阶段，西方化促进了现代化；在后期阶段，现代化以两种方式促进了非西方化和本土文化的复兴。现代化提高了社会的总体经济、军事和政治实力，鼓励这个社会的人民具有对自己文化的信心，从而成为文化的伸张者。在个人层面上，当传统纽带和社会关系断裂时，现代化就造成了异化感和反常感，并导致了需要从宗教中寻求答案的认同危机[8]。而在中国，由于缺少统一的宗教信仰，儒家思想部分地代替宗教信仰的作用。
本文则通过分析全盘西化思潮的兴起及其原因，全盘西化的困境，传统回归及全盘西化思潮的衰落来理解全盘西化思潮涨落的过程及其原因。
本文的贡献
笔者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思潮变迁的研究，注意到我国的社会思潮从西化到传统回归的演变趋势并分析了导致这一变化的原因。本文指出了非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社会思潮变迁的规律，即在现代化的早期，他们会把现代化等同于西化，知识界对传统采取激烈的批判态度，对西方则缺乏批判精神。随着现代化的推进，由于知识界对西方了解的增多，他们会逐渐发现西方文明的缺陷，西方的魅力也会逐渐减退。西方文明所带来的困惑使他们重新审视传统的价值，从而实现传统的回归。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突破了以往那种简单地把全盘西化归结于西方的文化霸权主义和知识界认识水平的解释模式。指出西化思潮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从封闭走向开放时不可避免的思想波动。理解它的兴衰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语境。
3本文的章节安排
本文紧扣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以我国全盘西化思潮涨落的历史过程为线索，解答了发生这一转变的原因。
本文分为三部分，第一章是第一部分，是本文的导论，阐明全盘西化思潮的定义、影响、演变及其原因。回顾了以往的研究成果，说明了本文所采用的分析框架及本文对知识的贡献。
第二章到第四章是本文的第二部分，是本文的主干部分。它回顾了全盘西化思潮兴衰的历史过程，通过分析全盘西化思潮的兴衰分解为兴起、遭遇困境、衰落三个阶段，解答了从西化到传统回归的过程及动因。
第二章说明了改革开放以后，我国西化思潮的兴起及其原因。与文革时期相比，80年代中国的知识界对通过思想启蒙改变中国现状有了较乐观心态。他们热切地希望通过向欧美发达国家学习，摆脱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但是有些人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失去了自己民族和历史的方位，他们脑海中的西方意象逐渐被神化，理想化。他们开始反思、批判传统，甚至全盘否定传统，学习西方变成了全盘照搬西方。这种思潮的产生是有深刻的历史现实根源的。历史上全盘西化的崇洋心理夹杂着现实改革停顿的挫折心理在西方效应的光环下无限膨胀，终于酿成一股彻底否定传统的西化思潮。当然这股思潮的勃兴和当时舆论引导方面的分歧也是密切相关的。而随着东西方平等对话的实现和西方魅力的减退，西化思潮有所回落。
第三章分析了全盘西化的困境及其原因。随着知识界部分人通过对西化思潮的反思，重新肯定了中国建国以来的历史，质疑全盘西化论。1992年以后，改革开放进入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东西方交往的增多，知识界对西方的了解也不断深化、细化。中国知识界对西方的态度由过去的简单的模仿、崇拜逐渐向平等对话、批判的方向转变。与此同时，学界通过吸取苏联解体和俄罗斯私有化改革的教训，借鉴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得失，对西方有了更理性的认识。随着中国国力的增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加紧对我国的遏制，民族主义思潮兴起并成为抵制西化的重要力量。
第四章介绍了传统的回归和全盘西化思潮的衰落。全盘西化思潮是以全盘否定传统的价值为宗旨的。而传统的回归则标志着全盘西化思潮的衰落。90年代以后，随着我国与欧美发达国家差距的缩小，随着西方文化自身缺陷的暴露，我国民族自信心大大提升。传统文化的价值作为彰显民族自信心的载体得到重新肯定。而中国、东南亚国家经济的成功使得那些认为儒家思想不利于现代化的理论不攻自破。东南亚国家把它们的成功归结于尊重传统价值的“亚洲价值观”，而西方一些学者则把中国的成功总结为坚持走自己的路的“北京共识”。与此同时，在知识界学术研究的总体倾向也出现了向传统回归的趋势。
最后一章是本文的结语，回顾了我国全盘西化思潮兴衰的过程及其原因，并对此进行总结。在此基础上，谈谈本文的启示。在对待现代化与西方化的态度上，我们较类似于亨廷顿所说的改良型的国家。中国并不排斥现代化，她要完成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但是在转型之初，知识界有些人往往会把现代化简单的等同于西方化。随着现代化的进行和知识界认识的深入，他们逐渐发现了全盘西化的陷阱并力图克服这种危险。于是要求回归传统的声音就能够被听见。最后，笔者对正确处理好传统和现代的关系提出自己的建议。
二全盘西化思潮的兴起
1全盘西化思潮兴起的历史背景
西化思潮是80年代中后期知识界的部分人面对西方的先进和中国落后的现实，要求全盘照搬西方文化，彻底否定传统文化的一种思潮。这个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方励之，刘晓波等人。他们认为西方文明是一个整体，要学就得全盘照搬。“要珠就要椟，不愿要椟也休想得珠”。“西方现代文化，就好像一个美人，你若想占有她，她的缺点优点就得一块儿占有。”[9]而电视政论片《河殇》则把这一思潮推到了高潮。
方励之公开表明：“我自己个人的意见，是欣赏全盘西化的观点。所谓全盘西化的含义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认识到从整体讲我们的文化已经比世界的先进文化落后：不是在一个方面落后，而是全面的落后。面临这种状态，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当然要全方位地开放，不必要在开放之前就说有哪些地方需要坚持，哪些地方‘为体’，是动不得的东西。我觉得在冲击之前说这种话是没有什么根据的。”[10]
刘晓波反传统的姿态表现得更彻底。他说，“中国人的悲剧就在于——缺乏‘危机感’和‘幻灭感’。”“中国传统文化中反感性反悟性，造成了中国人精神上的阳萎。”“不打破传统，不像五四时期那样彻底否定传统的古典文化，不摆脱理性化教条化的束缚，便摆脱不了危机。”[11]对殖民化问题，刘晓波作了如下论述:“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西方近代对落后民族的殖民化是一种进步，殖民化在世界范围推动了现代化的进程。……殖民化把原来只属于西方人的人权、平等、自由、民主、竞争带给了世界，形成了国际性的自由竞争。没有殖民化就没有世界化、国际化”。[12]
1988年6月，电视政论片《河殇》被认为是全盘西化论的典型。《河殇》最核心的观点是传统的黄色文明衰落了，我们要走向蔚蓝色文明：“黄河能给予我们的，早就给了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祖先已经创造了文明，黄河无疑不能再孕育一次。我们需要创造的，是崭新的文明。它不可能再从黄河里流淌出来。旧文明的沉渣已经像淤积在黄河河糟里的泥沙一样，积淀在我们民族的血管里。它需要一场大洪峰的冲刷，而这场大洪峰已经来到。它就是工业文明。它在召唤我们。”[13]《河殇》这个电视政论片写作的逻辑基点就是对民族历史、文明、命运的总体反思[14]。它的这种反思是以西方文明为标尺来衡量中国的历史文明，决定未来中国的命运。实际上就是不加批判地赞美西方文明，全盘否定中华文明。
应该说西化思潮是在鸦片战争以后产生的，并且在20世纪30年代达到了顶点。建国以后，西化思潮曾经一度销声匿迹，“西化”一词甚至长期不用。但是改革开放以后，西化思潮又重新出现了，它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原因呢？我们首先要了解它再次出现的历史背景。
1979年，文革“十年浩劫”的伤口还未被抚平，中国已经开始了改革开放的新的历程。“旧的革命时代刚刚过去，新的改革开放的时代扑面而来，过去被推倒了，未来无人知晓。”[15]国人的心态是惆怅和彷徨的。十年文革的集体记忆使中国人学会了反思。反思人生的意义，反思个人、社会与国家的关系，表达个性、个体感受、个人意识。“伤痕文学”[16]，“人生路为何越走越窄”[17]就是这种情绪的宣泄。而紧锁的国门一旦打开，西方文化便长驱直入。“美国的电影和可口可乐、法国的时装和香水、日本的家用电器等在短短几年间就进入了中国人的生活；西方的文史哲名著也很快就涌入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西方的现代化诱惑着成千上万的中国学生不辞劳苦、远涉重洋，忍气吞声的打工挣钱，千方百计地挤入‘绿卡族’的行列……”[18]因此，人们开始思考国家和民族的历史道路和现实选择。
同时，随着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意识形态控制松动，原有的一些学术禁区也逐渐被突破，知识界开始涉足关于国民性，现代化，人性和人道主义等问题的讨论和研究。一些学者借助西方的哲学、政治学、历史学的理论工具，探讨“反封建”、重新认识唯心主义[19]，重估“外国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20]、“人性与人道主义”等话题，社会上读书热、文化热、理论热等现象蔚然成风。东西方比较研究成为时尚。社会上兴起了思想启蒙的热潮，原来思想领域相对较为单一的局面逐渐被打破，思想趋于多元化。西化思潮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兴起的。以出版的图书为例，四川人民出版社率先在80年代初期出版了百余本“走向未来丛书”，其中大部分是翻译介绍西方最新的科技、人文、社会科学和政治法律等方面的著作。接着，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现代西方哲学译丛”，其后，北京三联书店全力推出《文化：中国与世界》、“学术文库”、“新知文库”，翻译出版了近百部西方近现代典籍，更是前所未有地推动了80年代整个中国思想界“西化”的进程[21]。
客观的说，这些书籍，对于当时的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价值观，学术取向的形成都具有重要影响。这批不可小看的思想资源，使得知识分子在中国与西方、传统西方与现代西方、决裂与选择的双重痛苦中，重新锻造自己的批判意识、学术品格和彻底的怀疑精神[22]。
当然，80年代的西化思潮的兴起有非常复杂的原因。西化始于鸦片战争中国的失败，它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百年命题。80年代的西化思潮可以视为这一百年命题的继续。它既是鸦片战争以来形成的崇洋心理的反映，也是80年代中期改革停顿的挫折心理的反映。它的兴起，既有西方示范效应的作用，也有国内舆论引导的影响。
2崇洋心理与全盘西化思潮的兴起
中国人很早就形成了“华夷之辨”的观念。传统中国的社会心理，在对外关系上，表现为顽强的“天朝上国”观念。中华文明始终自信地处于一种“高势能”的状态，居于文化中心地位，视其它民族为化外，一律斥为“蛮”、“夷”。“‘天朝上国’的心理派生出种种的制度和具体的行动，形成了中国人对西方的基本态度。”[23]鸦片战争后，中国出现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西洋人用坚船利炮催生了“中国向何处去”这一近代中国变革的难题。解决这一难题的基本思路是西学东渐，其过程表现为由“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以林则徐、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洋务派提出“师夷长技以自强”，他们都是主张在器物层面上学习西方。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则是从制度层面学习西方。20世纪30年代，胡适、陈序经等人则提出从文化上全盘西化，他相信，“百分之百的全盘西化，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一个较为完善较少危险的文化的出路。”[24]
因此，在西方的枪炮和文化的共同作用下，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心理防线终于逐渐崩溃，崇洋心理渐次取代了“天朝上国”观念。“西方列强对中华民族进行了残酷的心理征服，导致了传统的优势心理彻底瓦解。这种结果，不仅反映于封建统治者在战后对帝国主义的奴颜与谀态，反映于作为社会中坚的士大夫阶层的精神支柱的分崩离析，而且更广泛地反映在普通民众阶层从排外到崇洋的风气的急剧转化。随之而来的，便是欧风美雨驰而东的文化变迁趋势和以西洋为文明的社会心理认同。”[25]
这种崇洋心理有两种表现形式。“在文化比较观上，表现为以西洋文化为新，以中国文化为旧；以西洋为文明，以中国为野蛮。中国文化从‘天朝上国’的中心地位降到了自认野蛮的边缘地带。”[26]崇洋心理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视西方文明为解救中国危亡的最佳选择。“欧美文明，可以改良中国社会之风尚者，固所当学者也”[27]
这种历史记忆深深地烙印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心中，每当社会处于变革的关键时期，这种记忆就会重现。20世纪80年代的西化思潮可以看出是这一历史记忆的重现。由于改革的停顿，国内问题丛生，知识界的一些人产生了过度的忧患意识，从而引发了全盘西化论。五四时期，钱玄同曾经大声疾呼，“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28]20世纪80年代的全盘西化论或多或少有相同的心理背景，它与80年代中期的改革困境是分不开的。
3改革停顿与全盘西化思潮的兴起
改革必竟是一场前无古人的运动，其艰巨程度可想而知。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入并触及思想观念和利益格局方面，中国社会也产生了阶层分化。不同的阶层站在改革的不同立场上，新旧势力之间开展了持久而艰苦的斗争和妥协。而中国社会固有的弊端也随着改革的改改停停、停停改改而尖锐起来：贪污腐败，物价上涨等正消磨人们对改革的热情。信仰危机、文化危机随之出现。
对于改革的挫折的理解，知识界产生了分歧。一些人把改革的挫折归结为传统文化的束缚。这与西方的现代化理论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这种理论有一种强烈的反传统倾向，认为“一个社会或民族的传统是由历史和心理文化的发展积淀而成的，这一积淀与社会发展似乎存在一种力学关系：积淀越深厚，传统所形成的惯性就越大，改变它就越不容易。因而现代化的革命性的本质是反传统的。”[29]正是受现代化理论的影响，知识界部分人把改革的挫折归结于传统惯性的束缚，因此要求彻底打破传统的束缚。
以《河殇》为例，《河殇》的总体构想是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对立，是工业文明要取代农业文明蓝色文明要取代黄色文明。苏晓康说：“农业文明的古老而沉重的负担耽误了中国的近代化事业，也影响着现实行进中的现代化大计。现实的中国，面临着双重的改革和重建”。[30]《河殇》的主体思路与现代化理论的一些基本精神是相吻合的。这种理论有两个基本观点：第一，认为现代化的道路是唯一的，各国都将遵循同一道路，即沿袭西方走过的道路循序发展；第二，各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将出现“趋同”现象，形成同样的经济基础、政治制度、家庭结构乃至价值体系，而第三世界各国本地的文明和文化则是现代化的障碍[31]。这种理论以社会的结构形式来划分社会发展的类型的。具体地说，这种理论是把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社会作为标准模式，视为现代工业社会，而所有不同于这种社会的社会结构形式就是传统社会，传统社会必然要过渡到现代社会，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是冲突的、矛盾的、互不相容的。要过渡到现代社会，必须打破传统社会的束缚。这就是全盘西化论的理论基础。当然，现代化理论之所以具有如此大的魅力，西方社会的示范效应的作用是不容置疑的。
4西方示范效应与全盘西化思潮的兴起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这与它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消化是分不开的。鸦片战争以前，中华民族从来不拒绝吸收外来的优秀文明成果。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都曾经在中国传播，并逐渐与中国本土文化相融合。然而近代以来，中国备受西方列强欺凌。中国真心实意地向西方学习，并没有改变西方对我们的态度。因此，毛泽东最早提出这个悖论：“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32]中国人选择了不同于西方的俄国道路，从此与西方世界相隔绝。40多年来，中国人对西方文化接触不多，再加上冷战时代双方相互间的妖魔化宣传，我们对西方的认识还停留在意识形态宣传的水平，西方对我们来说，就是“万恶的资本主义”的同义语。
改革开放后，随着国门的打开，东西方文明碰撞，人们自然而然会在两者之间作比较。人们惊讶的发现，西方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坏，其高度发达的物质生活和丰富多彩的思想文化很快为国人所熟知，对他们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与此同时，国内的改革进展不顺乃至停顿引发了人们的失落感、挫折感和急躁情绪，而百年的屈辱历史则刺激着人们充满忧患意识和民族失败感的神经。在这种情绪的支配下，东西方的差距被无限夸大，就好像突然从暗箱里转移到聚光灯下。这种落差对人们的心灵产生的震撼是可想而知的。他们忽略了西方文明是经历几百年的发展才达到现有的水平的，它的背后是血与火的征服史。西方社会繁荣的背后隐藏着很多社会问题，例如环境污染、道德滑坡、价值缺失等等。他们开始迷信西方理论，甚至用西方过时的或错误的理论来解释现实问题。
以《河殇》为例，何新指出《河殇》无非是借用西方的几种过时的理论拼凑起来的肤浅的作品，其中包括汤因比的文化兴衰理论，19世纪曾一度流行，后来连西方人自己都认为已过时的单线进化论和欧洲文明中心论，地理决定论，现代化等于西化以及欧式工业化的理论，金观涛的控制论史观等等[33]。《河殇》的作者只看到西方的某些方面比我们先进，就认为外国的月亮一定比中国圆。其实《河殇》所引用的理论就是在西方也是广受批评的，饱受非议的。例如在二战以后，地理决定论由于有可能让人联想到纳粹的种族优越论而被置之不用。而我国的改革开放也不是完全走西方式的工业化道路。例如90年代蓬勃发展的乡镇企业就是结合原有的集体合作制发展起来的，而且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而到了90年代后期，我国则把工业化和信息化结合起来，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有人说发达国家的成功本身就是发展中国家的失败，在西方文明耀眼的光环下，知识界部分人确实产生了西方什么都好的错觉。这就是西方示范效应的影响。
5舆论引导倾向与西化思潮的高涨
80年代的西方示范效应，不仅在知识界存在，在党的领导层里也存在。当时官方的舆论导向也有利于全盘西化思潮。例如，按照官方的解释，“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兴起，与当时“中央和地方的一些领导同志”忽视了“精神文明建设”是密切相关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再次泛起，而且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气焰能几度嚣张，直至发生动乱，除了国际大气候以外，与这一个时期我们对自由化反击不利直接有关。反击不利的主要表现是，1981年以来思想战线领导上的软弱涣散状态不仅没有解决，而且继后还有发展；中央和地方的一些领导同志把新时期的两个文明建设对立起来，在抓紧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建设时，忽视了精神文明建设。对于这些错误，两任总书记负有主要责任。”[34]
以《河殇》为例，《河殇》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影响力，与官方的支持是分不开的。中央电视台在短短的两个月内连续播映了两次《河殇》。紧接着《文艺报》、《中国文化报》等分别召开座谈会，专门发表了评论文章。《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经济日报》、《中国青年报》、《国际商报》、《北京青年报》、《新华文摘》等海内外十几家报刊，不厌重复，纷纷刊登它的解说词。至少有四、五家出版社，以最快的速度出版了解说词的单行本，或包括解说词在内的讨论集。甚至连有些城市的暑期夏令营，也以它为主题举行演讲和征文比赛[35]。评论界不吝美辞，极力颂扬，称《河殇》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好的一部教科书”，“划时代的史诗”，“站在当今思想界的最前沿”，“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还没有人这么深刻具体地去分析、观察过我们民族通盘的历史。”，“《河殇》使人们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之光。”，“《河殇》达到了电视艺术迄今为止的最高点。[36]”甚至连当时党和国家的某些领导同志也把《河殇》的录影带作为礼物，送给来访的外国总理。对易家言写的批评文章《〈河殇〉宣扬了什么？》不予发表[37]。由此可见，当时官方舆论引导的倾向是很明显的。
6小结
总之，全盘西化思潮的兴起是有复杂的历史现实原因的。改革开放以后，知识分子的心境是复杂的。“从70年代政治梦魇中挣扎出来的知识分子，在80年代禀有一种重新夺回失去的理想和争取失去的时间、再度获得失去的学术和知识权力、打破僵化的生存环境和文化专制主义的喜悦心情。知识分子在人文主义、思想启蒙和自我认同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乐观心态。”[38]这种心态最重要的表征就是强调精神与信仰的拯救的精英主义文化。它的目的就是寻找中国落后的根源，并给中国开出摆脱落后状态的药方。应该说，中国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是个不争的事实，欧美发达国家也有许多宝贵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但是，知识界部分人把中国落后的原因完全归结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一概否定，对西方的文化不分良莠，一概照搬，就演变成了全盘西化思潮。这股思潮既是历史记忆的重现，也是现实困惑的反映。历史上全盘西化的崇洋心理夹杂着现实改革停顿的挫折心理在西方效应的光环下无限膨胀，终于酿成一股彻底否定传统的西化思潮。当然这股思潮的勃兴和当时官方舆论引导方面的倾向也是密切相关的。然而，90年代以后，随着东西方平等对话的实现和西方意象的祛魅化，西化思潮有所回落。
三全盘西化的困境
1时代背景与全盘西化的困境
80年代是中国社会的转型期，中国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改革开放给中国的知识分子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一方面，就社会需求而言，对旧体制的批判，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省，对未来新秩序的憧憬，对改革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的认识，都需要思想解放和知识创新；另一方面，旧体制造成的长期文化断裂，又导致社会中现存的、可以用来对现实进行理性认识的学理资源极度贫乏，造成文化上的“供求不平衡”。这种供求不平衡，用萧功秦先生的话说，是一种“思想饥渴症”，它“使一些才智稍优的新秀们，只要比别人先读过一、二本外文学术原著，甚至只读过一点‘二手货’的西方学术译作，他就会捷足先登地成为社会公认的‘某某权威’或‘专家学者’，甚至有一些人根本从未认真研读过任何有关自由民主的学术理论专著，只要他能简单直截地把西学变成口号，他便会由于迎合大众心理而成为‘话语权威’。”[39]《河殇》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
80年代知识界相当数量的人对西方持一种浪漫主义的乐观态度。然而89年的政治风波使中国的知识分子从焦虑、浮躁与亢奋性中走出来。西方对我国的制裁，遏制，在知识界引起很大的反响，过去那种对西方崇拜，欣羡的声音逐渐被淹没，而对西方疏离，防范的声音逐渐被听到。在西方的压力下，他们（指对西方采取疏离，防范态度的知识分子）对国家利益有了更明确的概念。随着东西方交往的增加和对西方了解的增多，他们也发现了西方文化固有的缺陷。同时他们通过借鉴苏联亡党亡国的前车之鉴，借鉴其它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认识到全盘西化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道路上的陷阱。与此同时，民族主义，作为对西方压迫的反应，也加入了反西化的阵营。全盘西化论遭遇很大的困境，并逐渐退潮了。
2对“八九”风波的反思与全盘西化的困境
1989年夏天的这场政治风波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是复杂的、深刻而且长远的。西方国家以此为由，纷纷对中国实施制裁。美国总统布什于6月5日发表声明，对中国的局势进行指责，宣布“中止一切中美政府间的军售和商业性武器出口，中断中美两国军事领导人之间的互访活动”[40]并对中国留美学生延长逗留时间的要求给予同情的考虑，美国政府“停止参加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官员的所有高层接触。”[41]在美国之后，欧洲的一些国家也纷纷对中国采取制裁措施，中国改革开放的外部环境一下子紧张起来。[42]西方国家的制裁虽然给中国造成很大的压力，但同时也促使中国的一部分知识分子重新定位中国与西方的关系，重新思考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最有代表性的观点来自于闻迪的文章。
1990年1月1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名为《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43]的文章，便是出自一名留美博士生闻迪之手。作者开篇就提出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作者接着提出对于仍处在社会变动时期的中国难以避免的四个问题并给出自己的解答，从而解除人们心中的疑惑。这些问题是：
一、中国正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历史时刻？
作者认为，“过去的40年是中国获得真正的独立、统一和开始步入强国之林的40年，是中国人逐步为自己赢得尊严的40年，也是中国人民的生活得到较大改善的40年。”[44]接着作者对中国所处的形势进行分析，中国与西方的差距是逐渐拉大的，是历史积累的结果，因此也无法在短期内消除，今后的三四十年对于中国至关重要。中国必须保持政治上的稳定，才能实现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一切政治和经济的改革都有必要在保持政治基本稳定的前提下来进行。“如果中国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能把他们的智慧集中到这样一个政治共识上——竭尽全力去改善而不是去推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从而避免一场代价巨大的动乱发生，那么，中国将来的发展无疑是大有希望的。”[45]
二、社会主义在中国已经失败了吗？
针对弗朗西斯·福山所宣称的社会主义已经失败了，历史终结了。闻迪用大量的数字对比雄辩地说明了社会主义使美苏两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差距从1914年的8:1缩小到2:1；中国的工业生产在1965-1984年的20年间平均增长速度高于印度8个百分点。[46]因此，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既不比印度的资本主义差，也不比大多数发展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差。中国的落后不是因为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恰恰相反，中国在1952年的工业发展水平实际上低于英国的1880年，德国的1890年，接近俄国的1910年。也就是处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初期的水平。如果中国选择资本主义道路，必然重现恩格斯所描述过的那种悲惨景象。那些政治精英之所以否定社会主义，欣羡资本主义，就在于他们没有搞清楚共和国的起点在哪，没有搞清楚西方的繁荣背后隐藏着200多年血与火的掠夺的战争史。
三、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
作者通过历史的回顾，肯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民族解放和国家建设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肯定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不可替代的核心作用。同时作者也不讳言，改革开放也暴露出中国共产党目前存在缺点和问题，比如说贫富差别扩大，腐败现象，物价飞涨，理论盲目、思想混乱、信仰危机等等。但是，中国共产党已经在过去的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经受过历史的考验，他坚信中共一定能肩负起历史的使命，领导全国人民克服眼前的困难，实现中华民族的富国强兵的世纪之梦。他肯定了马克思作为一种科学的理论体系和批判的武器的指导作用，指出，“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才产生了中国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新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对于新中国的重要性是无与伦比的。”[47]
四、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也是一个过程。
闻迪指出，中国关于民主的真正分歧不在于“要民主”还是“要独裁”，分歧在于要什么样的民主和怎样去建设民主。接着他分析了民主的实质及其类型。民主的发展离不开特定的经济文化条件的制约。“西方现代的各种代议制，无论是君主立宪制，总统制或内阁制，其责任在于维护宪法，而宪法的核心首先在于保护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然后才是它所许诺的各种自由。”而“中国现时的政治制度及其宪法所要维护的核心，乃是以全民所有制为主体的公有制经济。……社会主义之所以不同于资本主义，正是因为它朝着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方向发展。”[48]不仅如此，对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来说，民主的发展都是一个过程。资本主义民主直到现代，其资产阶级民主的实质才隐藏起来。作者最后自信的说，“如果我们不把现时西方的民主制度，例如多党制，三权分立，议会政治等当成衡量有无民主的唯一标准，而把有无一个剥削阶级的存在，有没有极少数人利用其财富所赋予的特权进而控制政治权力等等也考虑进来，那么，我们完全有权说:社会主义民主在中国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中国人民已经有了实行民主政治的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政治协商会议。”[49]
闻迪的一篇长文，在国内学界引起比较大的回应。例如来自社科院年轻的学者何新，就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他们不再是单纯从西方视角出发自我批判的内敛式反思，而是转换视野，转向了从全球经济、政治格局中审视当代中国、中华民族的国家、民族利益的新的视野。”[50]他们对西方的认识也逐渐完整而深入。
3对西方认识的深入与全盘西化的困境
对于80年代的中国知识界来说，西方这个概念是模糊的，统一的，浪漫的。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东西方交往的增多和人们对西方认识的加深，中国知识界关于西方的意象正变得清晰、具体、现实。原有的对西方的崇拜被一种理性的、细致的分析取代了。其一、中国知识界转向对西方各种理论的研究和分析，而不是仅仅停留于空洞的、幼稚的口号上。例如1993年“重估中国现代化”主题讨论会对“现代化”的探讨就超出了原有的认识水平。其二、部分学者从不同的角度重新解构了西方迷信，从而掀起一波反西化思潮。
1993年，《战略与管理》杂志社邀请首都社会科学界不同学科的20多位学者召开了“重估中国现代化”主题研讨会，对中国社会结构性矛盾和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现代化道路进行探讨。通过探讨，学者们认为现代化作为中国现代语境中的一种普遍意识，其概念、来源及社会价值并不是不可置疑的。他们提醒中国学术界注意，“现代化是一个具体的、有特定来源、路径和指向的社会进程，而并非仅仅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价值。从而把现代化从悬浮的价值形态还原为一种可供经济、政治分析的形态上。”[51]
对于现代化的重估标志着中国学者对西方文化扩张的警觉，他们逐渐认识到“文化扩张的原动力原自现代工业文明推行的经济实践，因而，跨国化的文化互渗就不会是一个平等对话的局面。那些在经济上处于领先地位的发达国家，在文化很可能处于优越位置。发展中国家（或第三世界国家）在自觉认同发达资本主义经济霸权的同时，也不知不觉认同它的文化霸权。”[52]从而，西方社会的工业化经济、政治、文化被命名为“现代化”，并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目标，使“现代性”成为“支配了全球性的社会与文化发展”的“目标和终极理想”[53]。
与此遥相呼应，身居海外的甘阳在《〈江村经济〉再认识》一文中，通过从“乡土中国变迁”的角度来重新思考“文化中国”的问题和对现有社会科学即西方社会科学一般理论的重新检讨，提出“社会科学中国化或本土化”的问题。他认为，“一方面，中国社会的深刻历史变迁无疑已经为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最深厚的现实土壤，另一方面，西方社会科学界对西方社会科学的反省和检讨也有助于我们能更以一种批判的眼光去审视西方社会科学的阙失，从而型塑中国社会科学自己的品格。这两方面的有机结合我以为也就是所谓‘社会科学中国化或本土化’的基本内涵，亦即一方面要对本土‘社会变迁’的进程和机制形成本土立场的理解，另一方面要对‘社会科学’的品格形成中国人自己的批判意识。”[54]
崔之元通过中俄对比，总结了俄国失败的教训，他认为“制度拜物教”使人们错误地认同“市场经济和代议民主”等抽象的制度概念，从而把富裕工业国家所建立的形式当作“一种自然和必然的形式”。接着，他指出“精英利益和精英迷信的结合”阻碍了“人民参与政治经济民主和追求国家独立”是造成这种错误的原因。最后他认为“俄国现实经验”的价值在于“表明这些国家不可能通过简单模仿富裕工业民主国家的经济政治制度而获得民主国家的财富、力量和自由。他们必须创造不同的制度。”他提醒中国，“对俄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目前实际发生的事情作出判断，有助于指导这种制度创新的实践。中国和俄国一样，也存在着对西方观点的误解。西方有一场激烈的辩论，辩论中有两种观点，但是只有一种观点在中国为人所知，因为这种观点符合西方大国的狭隘利益。”[55]由此可见，90年代知识界对西方的认识已经远远超过80年代的水平。当然他们对西方认识的进步不仅仅是理论推演的结果，更多的是实践启示产物。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实践就是很好的研究资源。
4发展中国家的教训与全盘西化的困境
传统现代化理论为发展中国家描绘了一副美好的全盘西化的现代化图景，它告诉发展中国家，只要按照西方的现代化模式走，它们也能变得像发达国家一样繁荣强盛。正是带着现代化的希望和现代化理论的“承诺”与“诱惑”，从50年代开始，许多发展中国家纷纷接受了“现代化=西方化”的发展模式，以经济的增长为目的，全面对外开放，开始了推动本国现代化的大规模探索。然而事与愿违，现代化道路并没有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福音，美国的橘子搬到发展中国家就变成枳子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增长的同时，社会问题与矛盾也日益变得尖锐，整个社会状况甚而变得愈来愈糟，一些国家甚至出现了军人独裁专制的现象，出现了所谓的有增长，无发展的状况。“1994年末墨西哥金融危机使墨西哥踏上‘去地狱度蜜月’之途，至今这个国家还在那场灾难的阴影中徘徊。亚洲‘四小龙’之一韩国，经济虽然获得了长足发展，但韩国人民却长期生活在社会性腐败制造的痛苦之中，韩国也因此获得‘腐败、舞弊的罪恶王国’这一‘美称’。”[56]因此，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传统的现代化理论，有些激进的学者，面对全盘西化所造成的恶果，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依附理论，主张发展中国家摆脱对业已形成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依附，割断与西方的联系，寻求新的发展。这引发了人们对现代化与现代化理论的进一步反思。
发展中国家现代化道路的陷阱来源于传统现代化理论的误区。首先，它把发展中国家的今天类比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昨天。然而它无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发达国家所处的现代化的外部环境已经全然改变了，世界体系变了，资源环境变了，发展中国家不敢奢望也没有能力像发达国家那样，用战争和掠夺去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也不可能像发达国家那样建立新的世界体系和制定新的游戏规则。因此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复制西方的工业化道路。例如它们不能重复西方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道路，不能复制美国高耗能的现代化农业道路。但是有些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发展模式盲目攀比，在发展目标上急于求成。它们在制定发展计划时常过于乐观，脱离本国的实际，结果产生了种种“洋冒进”式的超前效应。如“舍弃农业的稳定发展而过度扩大工业，在工农业还没到适度发展时便片面加速第三产业仿效发达国家的高额消费模式，进而使得这类国家出现产业发展、区域发展、经济与社会发展间的严重失调。”[57]中国近年来出现的经济过热，资源能源紧张也有过度追求经济增长，忽略了环境资源条件的因素，其背后也有美国式高能耗的发展模式的影子。
其次，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起步晚，基础差，问题多。“其内部缺少现代性因素的基础和现代化起步的必要积累，却要在外力的强迫下，在短时期内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历程，它必然导致一系列断裂与失衡现象，造成诸如解决贫穷与增强国力，稳定的秩序与政治民主、传统与现代化等一系列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两难选择。”[58]因此发展中国家也要选择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顺序。70年代以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开始了“第三波”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但是，有些国家的民主化并没有带来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比如说巴基斯坦就频繁出现军人独裁的现象。而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依靠保留具有自己特色的政治体制而获得了经济的成功。
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和教训给了我们深刻的启示，由于各国历史、国情、发展阶段、发展环境各不相同，因此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之路，必须从本国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灵活地利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才有胜算。而那些全盘西化的发展模式，几乎没有成功的例子。“全盘西化和失败几乎成了同义词。”[59]如果说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教训印证了全盘西化的悖论，那么苏联的解体和俄罗斯私有化改革的教训则加深了我们对这个悖论的认识。
5俄国的启示与全盘西化的困境
1991年8月24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共总书记职务并建议苏共解散，12月25日，莫斯科时间19点32分，飘扬在克里姆林宫上空的苏联国旗悄然降落。一个有着93年建党历史、有着1500多万党员的政党，一个走过74年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在戈尔巴乔夫执政6年之后，黯然落幕，成为20世纪末最大的悲剧。俄罗斯的悲剧给了中国人深刻的启示，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要警惕西方的西化、分化战略。
事实上，从苏联成立的那一天起，西方国家就没有停止过对苏联的和平演变。1931年8月13日，美国总统赫伯特·胡佛在接见《旧金山新闻》记者时，发表了有名的吐露真情的言论，他说，我毕生的目的就是“消灭苏俄”[60]。从杜鲁门到乔治.布什，西方战略家逐渐形成对苏联实施西化、分化战略策略的思想体系。美国先后出台了凯南的“政治遏制”战略、杜勒斯的“解放”战略、肯尼迪的“灵活反应”战略、尼克松的“不战而胜”战略、里根的“革命”和布什的“超越遏制”战略等。重点是对苏联进行和平演变，使共产主义“从内部解体”。1985年，戈尔巴乔夫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和“外交新思维”，造成国内政局的混乱和东欧国家局势的震荡，美国总统布什适时地推出“以西方的援助来促进和奖赏中国和苏联集团内政治多元化和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惩罚那些在改革进程中走回头路的国家”的战略。但是当苏联改革陷入困境的时候，西方国家却隔岸观火，坐收渔利。
苏联解体后，他们又向叶利钦等人推销“休克疗法”的改革方案，致使俄罗斯国家元气大伤。从90年代初到现在，（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累计下降55%以上，固定资产投资累计下降72%，实际人均收入下降80%，政府的年收入还不到美国财政部一周的收入，通货膨胀恶性发展，仅在1992年就达到2600%，把人们的大部分积蓄一扫而光，有4000万人生活在官方规定的贫困线以下，成年人的预期寿命已从1990年的64岁下降到1998年的59岁，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交织发展……[61]苏联的解体固然有其内部的体制因素，但是西方国家的分化、西化战略的外部作用也是不可低估。
俄罗斯的悲剧提醒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他们对西方的真实战略意图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对西方的西化战略增强了防范意识，避免这种悲剧在中国上演。例如，1991年，面对巨变后的苏东局势，当时由以潘岳为首的一批中国年轻官员和学者共同起草了一份战略性文件，名为《苏联解体之后中国的现实应对与战略选择》，这份研究报告“批判了‘浪漫主义改革观’所带来的种种恶果，强调‘循序渐进的现实主义理性主张’的经济改革观和‘中国是中国人唯一家园’的民族主义世界观，学术成果直接上报中央，并在海外引起了巨大反响。”[62]这一切，都是对全盘西化思潮的有力挑战。
6民族主义的兴起与全盘西化的困境
90年代以后，民族主义思潮在中国兴起，它正吹响我国在全球化过程抵御西方压力，抵制西化的时代新号角，并以不同的方式在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表现出来。早在80年代，由一场足球比赛的失败导致球迷骚乱的“5.19”事件和北京大学学生纪念九.一八事件的新“9.18”运动已经引发了人们对涉及国家荣誉观的民族主义的关注。1996年，一本由普通劳动者写的非学术的政治评论书《中国可以说不》却创造了300万本的销售记录。它成了民族主义情绪最集中的表达。
该书的作者之一张藏藏认为：“深刻的意识形态歧见，西方文明对东方的倾覆姿态，霸道的国家主义和领袖欲是美国人之所以‘遏制’（中国）的基本出发点”。美国在“中美关系正常化后的二十年的每一步”，“都有它的有时是秘而不宣的底蕴。这个底蕴我们完全有理由称之为帝国主义的阴谋：第一、千方百计使中国变得为己所用；第二，为了使中国变得能为己所用，先让她的国家统一变成一个遥远的梦想，把自己的‘天经地义’的价值观强加于中国，进而使中国如同东欧及苏联那样一夜间改朝换代——这就是美国人的如意算盘”。因此，“我们就应该尽其所能对它进行有效的遏制”，“这不但是我们的权力所在，也是我们的义务使然。”[63]
《中国可以说不》绝不仅仅是几个作者在摇旗呐喊，它代表着一种民族情绪，代表着中华民族的年轻一代在外来压力下的愤怒和抵抗。“中国可以说不”的声音引起了一些美国学者的激烈反应。美国企业学院的迈克尔.莱丁在发表于《旗帜周刊》的一篇文章中叫嚣，讨伐中国暴政是“美国外交政策的试金石”。反对中国是“西方意志和智慧”的最终道德检验，他说，中国“是这个邪恶独裁者世纪的最后一个大独裁国家，如果我们在这场最后的挑战中失败了，我们以前的胜利成果都将成为疑问。”[64]
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是一种反思性自卫型的民族主义[65]。其兴起既是历史记忆的重现，又是现实利益划分的反映；既是对西方压迫的回应，又是重新凝聚人心，团结国民的黏合剂。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中，5000年领先于世界的文明史和150多年受外族侵略的屈辱史是挥之不去的。新中国的成立使人们找回了民族自信、自尊、重新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可是“文革”的幻灭和改革开放带来的外部冲击，使人们从革命浪漫理想的天堂重新回到理性现实的人间。面对着不期而遇而且被无限夸大的东西方差距，一些人感到失落、痛苦。不能正确认识自我和他者，他们在无限吹捧西方的同时迷失了自我。然而中华民族毕竟有5000多年的历史传统和文化底蕴，这就决定她不可能一直沉沦到底。在感性的宣泄之后，一些知识分子开始了关于反思的反思，这就是寻找一个新的视野，重新发现自我的意义和价值，于是民族主义就是作为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史的自信和150多年成功抵御西方侵略的自强的民族精神的回归。
从现实利益分化的角度来看，改革开放把十几亿中国人推向充满着机遇与挑战的全球市场中。人们的利益在市场这个最大的竞技场上得到重新划分。人们传统的以计划体制为基础的对国家的效忠体系被新的复杂多变的以市场网络的利益划分为基础的效忠体系所取代。这就导致了利益划分的多元化。市场竞争的结果必然是有输家也有赢家。全球竞争的结果是产生了所谓的成功国家和失败国家。在这种背景下，个人的利益与国家的兴衰密切相关。西方发达国家对我们来说，不仅仅是学习对象，而且是竞争对手。我们向西方学习，是为了在全球竞争中取得更有利的地位。
因此民族主义思潮的产生，恰恰体现了全盘西化的困境。从情感上来说，我们确实有近150多年来落后挨打的屈辱历史，我们回避不了向西方学习的问题，但是我们也有5000多年的文明史和许多值得自豪的地方，我们又不能接受完全照搬西方模式。从现实利益的角度来说，西方发达国家不仅是我们的学习对象，它也是我们的竞争对手。在现行的国际政治体系中，全球无政府状态和以民族国家为利益划分单位的国际政治的现实没有改变。追求国家利益还是各个国家行为的基本出发点。我们愿意向西方学习，但是全盘西化往往会使我国对西方过于依赖，然而中国和西方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也存在着根本性的分歧，例如在国家利益，意识形态方面。因此，对西方过于依赖往往会伤害中国的国家利益。民族主义，作为中国国家利益的诉求者和伸张者，它对国家利益特别敏感，当国家利益遭到损害时它就会出现反弹。因此民族主义的出现也说明了全盘西化的困境所在。
7小结
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是持崇拜，欣羡的态度，因此全盘西化的思潮很有市场。到了90年代，它却遭遇了种种困境。由于国内外环境的变化，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关系的变化，知识界开始以一个观察者的身份看待西方。随着他们对西方认识的加深，对发展中国家经验的汲取，对苏联解体和俄罗斯私有化改革的思考，他们逐渐发现了通往西方路上的铺满鲜花的“现代化陷阱”。中国知识界的部分人开始寻找共识，小心地绕开这些陷阱。而民族主义作为西方压迫的反应，重新在中国社会获得话语空间。
总之80年代到90年代是知识界西化思潮由高涨到遭遇困境的过程，这一过程既是对西方的重新认识，也是对自己的重新定位。在东西方文明的直接对话中，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遗产被重新发现，传统回归正成为当下社会的一种潮流。它也标志着西化思潮的回落。
四全盘西化思潮的衰落
全盘西化思潮是以彻底否定传统文化的价值，要求全盘照搬西方文化为宗旨的。然而知识界对西方模式缺陷越来越深刻的认识使它遭遇了困境。而传统回归则标志着全盘西化思潮的回落。因此传统回归的原因也可以视为全盘西化思潮衰落的原因。
1传统正回归我们的生活
2007年12月16日，国务院公布新的《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新《办法》增加清明、端午、中秋三个传统节日为法定假日，并将春节放假时间提前到除夕。之前，人民网曾经做过一个调查，近185万网民参加国家法定节假日调整草案民意调查。从最新投票结果看，增加三个传统节日为法定假日的支持率为67％，将春节放假时间提前到除夕的支持率为81％[66]
据新华网调查，现在，过传统节日已经成为时尚，都市青年对七夕这一传统节日的认同度正在上升。“2月14日，无非是巧克力、鲜花，千篇一律，没有什么新意。而过我们自己的情人节有一种亲切感，同时也弘扬了民族文化。”王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说[67]。
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每年都要举办的“中国电视剧上海排行榜颁奖典礼”并公布获奖电视剧名单。表一是2004-2006年的获奖电视剧名单[68]。 
在这个排行榜中，2004年和2006年的第一名都是古装剧，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古装剧越来越受到观众的喜爱。
从以上三则新闻，我们可以了解到，人们越来越愿意了解传统、亲近传统，这也说明了传统文化正逐渐走进人们的生活。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传统的回归。实际上，传统的回归始于90年代，笔者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书刊目录检索栏里输入“传统文化”进行检索，并根据检索的结果绘制了一张图表，它显示了自1980年到1998年每年出版的关于传统文化研究的学术著作的增长情况。
这个表虽然只能反映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的有关传统文化研究的著作的增长情况，并不能囊括同一时期全国这一类著作的增长全貌，但仍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从表中我们可以发现，从1987年开始，研究传统文化的书籍逐渐增多，到了90年代以后，增长速度就更加快了，1998年达到了107本。而且，我们可以从下面的这个图当中看出90年代出版的书要比80年代多得多。
通过对北大图书馆馆藏图书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90年代研究传统文化的书籍要比80年代大大增多，80年代与90年代藏书数量比是14：86。这表明了90年代传统文化的回归。那么它的原因何在呢？这既是我们对西方认识不断加深的结果，也是传统的价值不断被发现的过程。
2西方文化的两面性与传统回归
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指出西方文化的原始象征是“纯粹而无穷的空间”。斯宾格勒借用歌德的《浮士德》，又称西方文化是一种浮士德文化，是一种浮士德式的心灵和精神的表现，这种心灵或精神最典型的特征就是对无限的渴望，对深度经验的执着，其象征体现在政治中就是以贵族为主导的王朝政治，体现在科学中，就是数学中的微积分和物理学的动力学，体现在建筑中，就是贵族的城堡和僧侣的哥特式教堂，体现在绘画中，就是透视法的发现和肖像画的盛行……[69]。
西方文明这种对无限的渴望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具有很强的进取性，因此近代科学最早在西方产生，美洲大陆也是有西方人首先发现的。另一方面，它又具有极强的扩张性，在西方文明的主导下，西方的炮舰横行世界，掠夺欺凌其他弱小民族，甚至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西方的发展模式意味着对自然的征服、环境污染、物种灭绝、全球变暖，不一而足。
由于西方文明具有一种普世主义的文化帝国主义的冲动，它不可避免地因为对无限的渴望而产生了很强的扩张性。就连西方人自己也认为，由于大量主要来自美国华而不实的商业及媒介产品之倾销肆虐无忌惮，致使许多国家的正宗的、传统的以及地方色彩的文化为之沦丧[70]。萨义德也揭露了美国的文化霸权对弱小国家的控制，他说：“没有任何人否认过，掌握这一结构中的力量最强大者是美国，不论是因为一小撮美国跨国公司掌握着世界上多数国家所依赖的新闻的制作、传播，尤其是选择（甚至萨达姆.侯赛因也似乎依靠有线电视新闻CNN供给消息）还是因为来自美国的各种形式的文化控制有效无阻的扩张，造成一种合并与依赖的新机制。这个机制不仅可以用来臣服与胁迫美国自己的人民，还有较弱的较小的文化。”[71]马来西亚副总理巴达维就说过:“全球化通过全球媒体、娱乐业、旅游和贸易使人们接触到各种不同的文化，但它也导致西方文化中最肮脏、最无价值、最颓废的东西在非西方社会泛滥成灾，使本土文化岌岌可危。一些国家的本土文化很有可能消亡，或被西方文化取而代之。”[72]
中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美国《纽约时报》2002年2月25日的一篇题为《别克、星巴克、肯德基，这还是中国吗？》的文章说:“在过去的儿年里，中国的大城市以惊人的速度冒出了美国商店和餐厅”，“美国人在这儿销售的不仅是产品，还有文化。”[73]而美国的这种文化已经在中国造成了很大的问题。由于美国式的文化是一种消费主义文化，它通过刺激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它的繁荣是以对资源和能源的大量消耗为代价的。而中国现在正在模仿这种发展模式，看看中国领导人前两年的能源外交和北京大街拥塞的交通状况，看看中国矿难发生的频率就知道问题有多么严峻。问题就摆在我们面前，迫使人们去反思。中国传统文化优秀的遗产又被重新发掘出来。它寻求天人合一、寻求亲近自然、寻求和谐，而这恰恰是今天中国所缺少的，也是今天中国所需要的。因此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着力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其中就蕴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厚内涵。
正如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把他们的成功归结于“亚洲价值观”，而西方的一些学者则把中国的成功归结为坚持走自己的路的“北京共识”。东亚的成功也促成了传统的回归。
3东亚经济的成功与传统回归
从60年代开始，东亚经济连续30多年保持高速增长的势头，创造了4个世界第一：经济增长率全球最高，贸易增长速度全球最快，吸收外资居发展中国家首位，人均收人增长速度全球最快[74]。因此，东亚的经济的高速发展被誉为东亚奇迹。经济上的成功促使了亚洲人的觉醒，唤起了他们自己传统文化的自信，同时也增强了面对未来挑战的勇气。亚洲一些国家的政治活动家纷纷登上国际论坛，强调亚洲人有自己的价值观或价值标准，最有影响力的是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所阐述的亚洲价值观。1994年，李光耀在接受《外交》杂志采访时，他就美国社会的失败给美国人上了一堂课。他说：“我们利用家庭来推动经济成长。我们是幸运的，我们有这样的文化背景：信奉节俭、勤劳、孝顺和忠诚，几代同堂的大家庭，尤其是对学问和知识的尊重。”[75]
亚洲价值观是东亚国家依据本国传统和现实国情而做出的选择，它引导人民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有利于社会稳定和调和社会矛盾。它增强了民族自信心和归属感，有利于清除“泛西方化”消极影响。它用传统的价值、信念来凝聚人心，有利于消解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精神危机和文化危机。亚洲价值观的提出标志着着亚洲国家对“脱亚入欧”发展模式的疏离和自我意识的觉醒。
虽然亚洲价值观因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而备受诟病，西方评论界的某些人甚至把金融危机的根源归结于亚洲价值观，但是他们不能无视中国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现实。一些学者更是把中国成功的经验总结为“北京共识”。2004年5月，在伦敦举办的一个经济论坛上，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提出一个疑问：“两个最无视‘华盛顿共识’的国家——印度和中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诸如阿根廷和印度尼西亚等‘华盛顿共识’的忠实追随者却付出了社会和经济的代价！[76]”他认为“北京共识”包括三个定理，第一，使创新的价值重新定位。第二、建立一种将可持续性和平等性作为首要考虑因素的发展模式。第三、采取灵活的外交政策。总之，“北京共识”的核心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最佳途径是‘摸着石头过河’，而不是试图采取‘休克疗法’，实现大跃进。”[77]
“北京共识”是由外国学者首先提出来的，它体现了中国的发展模式得到了部分西方学者的肯定。它也体现了中国软实力的上升和中国文化的魅力。
从“亚洲价值观”到“北京共识”，我们可以看到亚洲自我意识的觉醒和中国以我为主的发展模式的成功。他们的共同思想基础是对西方迷信的破除和对传统价值的珍视。正如著名的经济学家盛洪所言：“对现有不同的制度逐个分析，我们会明白，没有包医百病的制度安排。我们一向认为很‘现代’的市场制度、民主制度和法律制度仍然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制度结构；而被认为很‘传统’的家族制度、宗教制度和伦理道德规范恰是上述‘现代’制度的必不可少的补充。市场、民主和法治的一个主要特点，是依靠人与人之间的利益抗衡、即‘他律’来实现对人的行为规范的；而家庭、宗教和道德主要是依靠‘自律’来实现其功能的。没有‘自律’的制度安排，‘他律’的制度安排也不可能有效运转。”[78]
4民族自信心的提升与传统回归
“亚洲价值观”和“北京共识”的提出都有一个共同的背景：亚洲的经济的成功并得到世界的承认。而经济的腾飞必然带来民族自信心的提升和民族文化的复兴。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发展到总量跃至世界第四、进出口总额位居世界第三，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农村贫困人口从两亿五千多万减少到两千多万，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79]在这种背景下，我国人民生活水平逐渐提高，文化消费的需求逐年上升，人民的受教育水平逐年上升。据统计，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643亿元增长到2006年的210871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343元增长到2006年的11759元，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消费占消费总额的比重由1990年的11.12%增长到2006年的13.83%。平均每万人拥有的大学生从1978年的85.6人增长到2006年的1738.8人。仅2006年一年就新录取大学生546.1万人，新毕业大学生377.5万人。每年出版的图书从1978年的37.7亿册增长到2006年的64.1亿册[80]。显而易见，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民受教育水平的提高，民众对文化生活的需求也越来越高，文化产业日益繁荣，而传统文化作为文化生活的一部分，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
随着我国国力的增强，人们越来越渴望表达自己的民族自信心和尊严感，而弘扬传统文化，扩大对外交流就是这种国民心理的表现。近年来我国与世界其他友好国家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活动，中法文化节，中俄文化节，孔子学院都使中国的传统文化走出国门，并深受外国朋友的喜爱。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更是融入了很多中国传统文化的因素。奥运会的会标就是一个舞动“京”字形象，既像一方中国之印，又像一个练太极拳的人，具有很浓厚的传统意味。而奥运会的吉祥物福娃也蕴含了传统的意味。其实，哈维尔在《全球化之祸福》一文中就表达了每个民族对自己传统文化的皈依和坚守。他说，“在我们的时代，每一个山谷都在呼唤它自身的独立，甚至不惜为此而战。很多国家，或至少它们的一些部分，都在与现代文明或其主要维护者作斗争，要求取得崇拜它们古老神抵和遵循古老神圣禁令的权利。”[81]民族国家民族意识的觉醒或许是全球化时代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而传统文化作为最能体现民族特色的精神载体也逐渐被发扬光大，正如毛主席曾经说过的，“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5知识分子的转型与传统回归
关于80年代到90年代中国知识界思想的变化有三种说法。有人持“连续说”，强调80年代和90年代都是新时期的一种延续性发展，还有人持“断裂说”，强调80年代与90年代文化氛围有了根本性的不同。王岳川坚持“转型说”即认为80年代和90年代在某些基本问题和基本思路上，确实具有延续推进性和日益深入的广泛性，同时在一些关键性范畴和话语上却又有着相当程度的“转型”[82]。
80年代和90年代之交，中国的内外部环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内部是政治经济文化的转型，外部则是两极格局的瓦解和冷战的结束。这就使得中国90年代的文化氛围与80年代相比，有了巨大的变化。知识分子在困惑与反思中完成自己的转型。王岳川生动地描述了这一转型，“90年代初期，自由思想龟缩并处于一种低调退守的状态，学者们大多由思想启蒙退回书斋，在书本世界寻找精神宣泄的平衡点。这时，古书热和文化反省热，在书斋中传递着信息。而民间的‘气场’逐渐为气功师所左右，于是，传统资源支持下的‘气功热’成为华夏罕见的全民奇观。真正的思想者却开始审理自己和时代：在经历了‘文革’的疯狂时代之后，进入了80年代的‘思想启蒙’时代，哪些偏执且蛊惑人心的宣谕，在经历了重大历史事变之后开始贬值？哪些为了绝对乌托邦而炒作的理论中的西方和东方的精神导师开始萧然退去？在人们真诚地相信一切时，哪些真实的谎言和虚假的希望在愚弄着焦灼的当代人？”[83]
90年代以后，市场经济蓬勃发展，以互联网为标志的信息革命方兴未艾，大众传媒随之崛起，知识文化商品化。当知识和文化的生产和消费同一般的商品没有太大的区别时，知识分子也就转变成了文化商品的生产者。在市场的支配下，知识分子的创作更多地迎合市场的需求，他们的生存压力陡然增大，知识分子被边缘化了。他们已经不可能像80年代那样充满理想化的启蒙色彩了。与此同时，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受教育年限的增加，他们对文化消费的需求也随之增加。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生哲学，伦理道德能解决人们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一些困惑，传统文化中的琴棋书画能陶冶人们的情操，传统的衣食住行，例如穿旗袍，吃各地的美味佳肴，住四合院等等，能增加人们的生活乐趣，因此人们对传统文化的需求也日益增加。一部分知识分子转变观念，迎合大众的口味，从而成为新时期的文化精英。余秋雨的《文化苦旅》，易中天的《品三国》，于丹《说论语》都因为触及了大众的文化神经而倍受追捧。
知识分子的转型也引起了其学术取向和观察视角的转变。就学术取向而言，许多学者开始了学术调整，“研究国学变成了学术研究的正途。80年代学者大多谈论‘回到五四’，而90年代学者则大多谈论‘回到晚清民国’。”[84]就观察视角而言，90年代的知识分子更多地关注自身的国家、民族、个体文化身份。因此，关于回归传统的文化想象和文化情结油然而生，“于是80年代的‘西学热’被90年代的‘国学热’所排斥并取代。”[85]从90年代学术著作的出版情况也可以看出这种变化。远东出版社出版《民国学术丛书》，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现代学术经典丛书》，大量古籍的译解注疏——从先秦的诸子百家到明清的小说笔记，可谓数量繁多，种类庞杂。而不少学刊办刊宗旨也与80年代大异其趣，如《学术史丛刊》、《学人》、《东方》、《原道》、《原学》等，都表现出向传统回归的鲜明意向[86]。
6小结
从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90年代以来，就我国而言，无论是国际环境还是国内环境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国际层面而言，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中国则成为拉动亚洲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东南亚国家把他们的成功归结于“亚洲价值观”的胜利，西方学者也把中国的崛起的经验总结为“北京共识”，两者都肯定了传统的价值对于创造东亚经济奇迹的作用。与此同时，西方文化的负面性也越来越明显的暴露出来。这些都可以视为传统回归的契机。就国内环境而言，中国国力的增长，文化的繁荣提升了整个民族的自信心。传统文化已然作为中华民族的骄傲而走出国门，走向世界。部分知识分子，不管是因为国内文化氛围的变化，还是为了迎合大众的文化取向，都自觉不自觉地完成学术转型。他们亲近传统文化，研究传统文化，从而促成传统的回归。而传统文化的回归则标志着那种否定传统价值的全盘西化论的衰落。
五结语
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笔者在查阅反映过去三十年我国社会价值观变迁的资料的时候，注意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80年代西学热在社会巍然成风，甚至出现了激烈地批判传统，要求全盘西化的思潮；而到了90年代，知识界对西学有了更全面的认识，“国学热”取代了“西学热”，传统逐渐回归人们的生活。全盘西化的思潮衰落了。
笔者以此问题出发，层层推进，探究全盘西化思潮兴衰的过程及原因。笔者注意到西化思潮的高涨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加快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的工业化城市化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出现的。西化思潮的高涨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它是一百多年来中国向何处去命题的继续，是西方示范效应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反映。人们会自觉不自觉地用西方的标准来衡量传统文化、衡量改革的成败。而当时的改革挫折和官方舆论引导的倾向则助长了西化思潮。接着，笔者分析了西方魅力减退的原因。它既得益于对外国经验教训的汲取，也得益于知识界对西方了解的加深。而我国改革成功推进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也使它遭遇了困境。最后，笔者通过传统回归的事实及分析其原因说明了全盘西化思潮的衰退。
亨廷顿的研究也给了本文很大的启示。亨廷顿在对非西方社会现代化过程进行比较研究之后，把非西方国家对待西方化和现代化影响的态度分为三类，即拒绝主义、基马尔主义和改良主义[87]。他用图解法表示了三种行动路线（如图3所示）。拒绝主义可能停留在A点上；基马尔主义可能沿着对角线移向B点，改良主义可能水平地移向C点。然而社会实际上沿着哪条路线前进呢？显然，每一个非西方社会都循着自己的路线，它们可能相当不同于这三条原型路线。他得出的结论是，在非西方社会对西方社会的回应中存在着现代化和西方化的任何一般模式，在其程度上，它可能显示出沿着A到E的曲线[88]。即，在变化的早期阶段，西方化促进了现代化。在后期阶段，现代化又促进了非西方化和本土文化的复兴。
本文认为中国社会从西化到传统回归的过程基本遵循A-E的变化曲线，即在改革开放初期，西化思潮随着现代化的进程而高涨。而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西方魅力的减退，西化思潮衰落，传统又回归人们的生活。
当然这仅仅是一个趋势。传统真的回来了吗？或者它只是我们这个越来越西化的社会的一点点缀品？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传统[89]？是时下里各地充斥的各种各样的传统文化节的喧嚣？还是把过去的长袍和马褂重新穿在身上？还是用过去的三纲六纪来重新规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要回归的是这样的传统吗？
这也是全球化时代传统与现代的悖论。正如西方著名的自由民主斗士哈维尔二零零二年在纽约市立大学演讲时所感慨的，“诗人的警告之声应当更仔细地被听到和被认真地对待，甚至比银行家和证券经纪人的声音更要严肃地对待”，“我周围的人和这个世界——更可怕的是——包括我本人的良心在内都越来越不再问我什么是我的理想和目标、我希望达到什么、我希望如何改变世界……[90]”当前，在一个宣称历史已经终结的世界上，我们能改变什么，坚守什么？我们能否毫无偏见地对待传统与现代，并在它们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作为我们观察这个世界的立足点？这也是本文所关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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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西化主义”是建立在如下心理假设基础上的:（1）现代文明具有势不可挡的无限扩张倾向，它一旦在欧美定型之后，接踵而至的必定是以一种不可遏制的势头向外辐射和扩散，对所有处于传统社会状态的非西方社会构成前所未有的冲击，使传统社会在现代性的挑战面前难以为继。（2）在欧美文明不断浸透和影响下，非西方社会旧有的千年不变的传统权威、文化基础、风俗习惯、政治制度和经济秩序都被削弱、湮没或打破。马克思曾形象地把这种情况比喻为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旦接触新鲜的空气，便必然要经历解体的过程。解体后的传统社会，相继被纳入到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成为欧美列强的政治附属国和经济上的原料产地及商品销售市场，国家和民族没有独立与完整而言，民族工业没有再生的机会，国势衰弱不堪，在西方各大国的政治控制和经济剥削中苟延残喘。（3）为了摆脱备受欺凌和任人宰割的境地，也为了有效地抗拒欧美列强的强大贸易攻势，生活在夹缝中的传统社会的人们，在社会发展的十宇路口中，经过痛苦的犹豫和徘徊，最后做出了明智的抉择：学习西方的近代文明，变消极防御外来侵略为主动回敬欧美的冲击和挑战，以实现富国强兵、自强自立的目的。换言之，仅仅出于生存的需要和考虑，传统社会也必须启动现代化的步伐，以告别古色苍茫的农业社会，步入近代文明社会。这是大势所趋，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4）现代社会具有同质性。西方的现代化模式虽然相对单一，但却绝对权威，是现代社会的终极归宿；“西方文化”等于“世界文化”，“西方文明”是“现代文明”的同义词。因此，西方的现代化模式“适合全世界”，“并将成为全世界的未来结局”。与之相适应，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学习和借鉴的过程，就是欧美文明向世界各地移植、传统社会向欧美国家照搬的过程，就是从形式到内容全盘“西方化”的过程。冯•劳厄将这种情况表述为人类被“套上了共同的挽具”，所以，“人类日前及将来的状况只有在西化世界的框架中才能得到理解”。详见徐奉臻：《“西化主义”:现代化的误区》，载于《北方论丛》1998年第6期，第70-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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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刘晓波：《危机！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载于《深圳青年报》1986年10月3日。转引自樊星：《世纪末文化思潮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35页。
[12]谭洛非、蔡方鹿、陶亚舒：《“五四”的胜利与“全盘西化”论的失败——评刘晓波〈启蒙的悲剧〉》，载于《社会科学研究》，1990年第3期。
[13]苏晓康、王鲁湘：《河殇》，现代出版社1988年，第22页。
[14]所谓“总体反思”，意指对中国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哲学、军事、外交，包括近现代史上整个革命实践活动的多方面的综合的考察。详见钟华民等著：《重评〈河殇〉》，杭州大学出版社1989年11月第1版，第11页。
[15]房宁、王炳权、马利军等著：《成长的中国——当代中国青年的国家民族意识研究》，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8页。
[16]1977年，当时还是中学老师的刘心武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短篇小说《班主任》，小说塑造的那个心地善良而思想僵化的形象——谢惠敏，仿佛成了那些饱受文革伤害的青年的化身。一时间，伤痕文学风靡全国，从王蒙《最高贵的》、卢新华的《伤痕》到宗璞《弦上的梦》纷纷发表。伤痕文学撞开了思想解放的闸门，与其说它是艺术创作，不如说它是悲愤的呐喊，恣意的宣泄。
[17]1980年5月《中国青年》刊登的一封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这位署名“潘晓”的读者叙述了自己“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亲身经历，表达了自己在寻求人生意义道路上的迷茫，提出了“人是自私的吗？”的问题，阐述了“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人生态度。从而引发了一场有关人生意义的大讨论。
[18]樊星：《世纪末文化思潮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20-121页。
[19]详见金春峰：《唯心主义在一定条件下起进步作用——正确评价唯心主义，之一》，载于《读书》，1980年第1期；金春峰：《对唯心主义要具体分析——正确评价唯心主义，之二》，《读书》，1980年第2期；金春峰：《作为哲学思想发展前进的一个环节的唯心主义——正确评价唯心主义,之三》，《读书》，1980/03；朱贵平：《唯心主义将不存在吗?》，《读书》，1984年第9期。
[20]详见《读书》杂志1980年第12期推出《座谈外国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的纪要。
[21]详见王岳川：《中国镜像——90年代文化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28页。
[22]同上，29页。
[23]赵立彬：《崇洋心理与全盘西化思潮》，载于《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第35页。
[24]杨深：《走出东方——陈序经文化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第224页。
[25]详见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第11章、第12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
[26]赵立彬：《崇洋心理与全盘西化思潮》，载于《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第36页。
[27]《劝同乡父老遣子弟航洋游学书》，《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1卷(上)，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381、389页。转引自赵立彬：《崇洋心理与全盘西化思潮》，载于《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第36页。
[28]钱玄同：《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新青年》第4卷，第4号。转引自赵立彬：《崇洋心理与全盘西化思潮》，载于《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第36页。
[29]钱乘旦、陈意新：《走向现代国家之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9页。
[30]蔡乐芬：《〈河殇〉与西方现代化理论——民族虚无主义思想来源的一个实例分析》，详见龚书铎、刘桂生、王俊义编：《民族文化虚无主义评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9月第1版，第163页。
[31]黄一乂：《迈向完整的现代化——评英克尔斯等著〈走向现代化〉》，载于《读书》，1984年第5期。
[32]《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470页。
[33]何新：《论中国历史与国民意识》，时事出版社2002年，第34页。
[34]梅荣政、张晓红：《论新自由主义思潮》，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2005年，第94页。
[35]钟华民等著：《重评〈河殇〉》，杭州大学出版社1989年11月第1版，第1页。
[36]同上，第2页。
[37]详见《〈河殇〉宣扬了什么？》，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年版，第9-10页。
[38]王岳川：《中国镜像——90年代文化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28页。
[39]萧功秦：《转型期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变化》，载于《探素与争鸣》1995年第3期，第9-10页。
[40]《外交部发言人的谈话》，《人民日报》1989年6月8日。转引自方连庆、刘金质、王炳元主编：《战后国际关系史（1945-1995）》（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29页。
[41]方连庆、刘金质、王炳元主编：《战后国际关系史（1945-1995）》（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29页。
[42]房宁、王炳权、马利军著：《成长的中国——当代中国青年的国家民族意识研究》，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3页。
[43]闻迪：《社会主义能救中国》，《人民日报》，1990年1月15日。
[44]同上。
[45]同上。
[46]闻迪：《社会主义能救中国》，《人民日报》，1990年1月15日。
[47]同上。
[48]闻迪：《社会主义能救中国》，《人民日报》，1990年1月15日。
[49]同上。
[50]房宁、王炳权、马利军等著：《成长的中国——当代中国青年的国家民族意识研究》，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7页。
[51]房宁、王炳权：《论民族主义思潮》，高等教育出版社，第111页。
[52]陈晓明、戴锦华、张颐武、朱伟：《东方主义与后殖民主义》，载于《钟山》，1994年第1期，第134、126页。转引自房宁、王炳权：《论民族主义思潮》，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12页。
[53]张颐武：《“现代性”的终结一个无法回避的课题》，载于《战略与管理》，1994年第3期，第104页。转引自房宁、王炳权：《论民族主义思潮》，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12页。
[54]甘阳：《〈江村经济〉再认识》，载于《读书》1994年第10期，第51页。
[55]罗伯特·M·安格、崔之元：《以俄国为镜看中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4年第4期，第54页。
[56]何清涟：《什么样的“发展”？——对发展中国家现代化道路的反思》，《天涯》1998年第1期，第38页。
[57]叶南客、李芸：《综论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道路》，载于《社会科学研究》，1997年第2期。
[58]赵利生：《现代化、西化及其它——现代化问题的方法论思考》，载于《社科纵横》1997年第2期，第21页。
[59]叶南客、李芸：《综论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道路》，载于《社会科学研究》，1997年第2期。
[60]李保忠、吕红波：《“西化”、“分化”与苏东剧变》，陕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第38-39页。
[61]徐贵相：《“西化”论》，载于《湖北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第8页。
[62]吴志菲：《共建绿色“和谐”》，载于《财经界》2007年第8期，第90页。
[63]房宁、王炳权：《论民族主义思潮》，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15页。
[64][美]丹尼尔·伯恩斯阿恩·德凯基泽著，孙英春、丁力、徐蓝、韩莉、俞文虹译：《巨龙——商业、经济和全球秩序中的中国未来》，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84页。
[65]房宁、王炳权：《论民族主义思潮》，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96页。
[66]《民意调查：八成网民支持假日调整》，来源：人民网－《京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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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七夕，中国情人节？》，来源：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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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资料来源：上海文广2004年电视剧收视率排行榜颁奖举行，来源：新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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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中国电视剧上海排行榜揭晓，来源：新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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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中国电视剧上海排行榜揭晓，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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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著：《西方的没落》，吴琼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第26页。
[70]J•Tunstall，1977，TheMediaAreAmerican，London:Constable.P57.转引自[英]汤林森著：《文化帝国主义》，冯建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页。
[71][美]爱德华·萨义德著：《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1版，第416-417页。
[72][马来西亚]巴达维：《全球化:风险与前景——在吉隆坡第14届亚太圆桌会议上的演说》，《新海峡时报》2000年6月7日，第50页。
[73]龚书铎：《警惕美国以文化“软实力”西化、分化中国》，载于《高校理论战线》2005年第7期，第50页。
[74]王泉：《东亚奇迹与东亚危机》，载于《国际商务研究》1998年增刊，第63页。
[75]吕元礼：《亚洲价值观：新加坡政治的诠释》，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引言第2页。
[76]详见黄平：《“北京共识”还是“中国经验”？》（前言），载于黄平、崔之元主编：《中国与全球化——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77]乔舒亚·库珀·雷默：《北京共识》，载于黄平、崔之元主编：《中国与全球化——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
[78]盛洪：《经济学精神•自序》，载于《中国书评》1995年第8期。
[79]《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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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以上数据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主编：《中国统计年鉴2007》，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年版。
[81]祝勇：《文化主权与文化自信》，载于《书屋》，2004年11期，第68页。
[82]王岳川：《中国镜像——90年代文化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25页。
[83]同上，第32-33页。
[84]王岳川：《中国镜像——90年代文化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33页。
[85]同上。
[86]同上，第34页。
[87]对于拒绝主义来说，，现代化和西方化是不可取的，有可能同时拒绝两者。对于基马尔主义来说，现代化和西方化都是可取的，由于后者对于获得前者是必不可少的，所以两者都是可能的。对于改良主义来说，现代化在没有实质上的西方化的情况下是可取的也是可能的，而西方化则是不可取的。详见[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刘绯、张立平、王圆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66-67页。
[88][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刘绯、张立平、王圆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67-68页。
[89]许振洲教授在《中国传统文化将“风靡欧美”？》一文中指出：“在谈21世纪是东方文化的世纪，要弄清我们说的是中国传统中趣味盎然的人生观、认识论、书法、京剧、八大菜系、四合院，还是满清之前的儒家政治、典章制度？如果是后者，我们是不是还能那样理直气壮地说‘风靡欧美’？我们是否还有底气向世界推销这些‘三纲六纪’？”详见许振洲：《中国传统文化将“风靡欧美”？》，《南风窗》半月刊2005.11下。本文认为这种区分是非常必要的，笔者也注意到了近年来把传统文化等同于“三纲六纪”的现象。
[90]祝勇：《文化主权与文化自信》，载于《书屋》2004年第11期，第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