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位采访名人最多的盲人记者张骥良


北京是中国新闻媒体最集中的城市,也是记者最多的地方。在北京的记者圈中,有一个人十分特殊:他以仅有0.01的视力,走遍北京城,先后采访了七八百位社会名流和演艺明星。他就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位采访名人最多的

盲人记者张骥良

张骥良近照(摄影:付丁)

 

初识张骥良,不是读他的文章,而是看了2006年记者节期间北京电视台《第七日》记者杨微斯对他的采访报道。张骥良的事迹令我感动。记者通过杨微斯,走访了这位媒体同行,了解了他传奇人生中的点点滴滴。

张骥良是我所采访过的最特殊的一个人物:一米五的小个儿,甚至更矮;丑陋不堪,不但五官长得不是地方,而且还一个眼珠正,一个眼珠歪,看人时总是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几乎全盲,两只眼睛视力加起来只有0.01,看书写字要把脸贴在纸上,然而他的脸上却始终洋溢着孩子般真诚的微笑。就是这么一个不起眼的人,却顶住了下岗的不幸,利用自己的一只秃笔,克服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困难,采访了李德生、连战、董建华、王光美、杨成武、邓朴方、巩俐、施瓦辛格……七八百位社会名流和演艺界明星,在全国600多家报刊杂志上,发表了300余万字的报告文学、名人传记和社会纪实性文章,现在他正在专心撰写一个长篇……

不幸降临

“我有种山穷水尽的感觉……”

张骥良今年52岁,一个月大的时候因高烧不退,损坏了视神经,成了一个几乎没有视力的残疾人。为了长大后能像一个正常人那样的活着,他从小就非常认真、刻苦、要强,愣是咬着牙、贴着本、“闻”着字,学完了初中的课程。

苍天总算对他不薄,初中毕业后的他被分在北京制药八厂工作,1980年他结婚又生了个可爱的女儿,过了几年安生的日子。

1994年秋,张骥良从北京第八制药厂下岗了。每月的300元生活费,全家吃饭都成了问题。。老母亲沉默,妻子落泪,女儿失去笑声……张骥良的眉毛拧成了疙瘩,怎么办?为了找个工作养家糊口,他不得不奔波于北京的各个角落寻找工作,然而,他跑了几十个单位,除了冷冰冰的面孔、硬梆梆的拒绝,他一无所获。回首往事,张骥良不无感慨地说:“人家都不愿意接收我,因为我是盲人,人家单位说现在健全人都不好找工作,盲人就更不好找了,那个时候,确实是有种山穷水尽的感觉。当时就是一种走投无路的局面,一切都得重新开始。唯一的办法只有自己拯救自己!我要用自己健全的大脑和0.01的视力创造属于自己的人生!”

初获成功

“我更喜欢写诗歌散文,那才是文学。”

    张骥良自幼酷爱文学,上小学时曾发表过儿童诗,有“小诗人”之称。工作后,不管多忙、多累、多苦,他都没放弃过码字,因为写作使他感到尊严和价值。但这距用写作维持生活该有多远?全家人都为他捏着一把汗,因为这支笔对张骥良来说太沉重了!他靠0.01的视力在黑暗中劈开有限的一丝微光开始了自己的写作生涯。每天写作,他都把脸贴在稿纸上,整个上半身趴在桌面上,写完一篇文章常常累得腰酸背疼,大汗淋漓,经常弄成黑鼻头儿,就像一个熊猫。妻子说他不是码字儿的,是“闻”字儿的。就是这样,他也不敢让汗水流到稿纸上,因为这是他的希望、追求和寄托呀!

这样没日没夜地干了几个月,算下来他一个月只能挣到一百多元的稿费,减去稿纸、邮票、电费、信封的开销,所剩寥寥无几,根本就不能维持生活。这时,有朋友跟他说写名人可以挣钱。张骥良为之一动,他决定破釜沉舟,大干一场。

他第一个采访的名人是中央电视台的杨澜,是通过朋友介绍去的。杨澜问他:“你是哪个报社的?”张骥良答不出;杨澜又问他:“你有记者证吗?”张骥良拿不出;杨澜说:“你一不在报社工作,二没有记者证,怎么采访呀?采访了又在哪发?你能行吗?”张骥良说:“我虽然一不在报社,二不是记者,但我相信我能把你写好。希望您能给我个机会。如果您连一次机会都不给我,又怎么能知道我行与不行呢?”杨澜被张骥良的真诚感动了,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接受了他的采访……

张骥良写得很认真,很投入,几天就把稿子誊抄好了,还送给杨澜去审阅。杨澜看后,很惊奇地说:“在写我的文章里,这篇是很不错的一篇。”没多久,这篇3000字左右的《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杨澜》的文章发表在《青年月刊》上,稿酬不薄。第一次的成功,张骥良激动得一夜没睡,从这里他看到了生活的希望。

接着他又采访了冰心、艾青、沈醉、吴祖光、新凤霞等社会名人,并通过他们,又采访了吕丽萍、马俊仁等文体明星……

记者问张骥良:“你为什么能成功?”

他说:“因为我只能成功,不然就没饭吃,为了生存,我只能认认真真地做,仔仔细细地访,写一篇必须成功一篇。其实,我更喜欢的是写诗歌和散文,因为那才是真正的文学……”

1997年底,张骥良被《民政之声报》(现更名为《北京社会报》)聘为编辑、记者,开始了他盲人记者的生涯。

不畏险恶

“其实我就是一个盲人记者的边缘人生和边缘采访。”

张骥良除了在《北京社会报》担任专职记者,还是《三月风》杂志社和《中国妇女报》子报--《家庭周末报》的特约记者。他深感自己责任重大。

社会新闻中有关边缘人的报道不好作,危险时刻相伴。在北京生活着为数不少的边缘人,他们生活在都市文明的身边却远离都市文明。为了采写《都市的乞丐群落》这篇文章,张骥良找了一件老娘的旧衣服穿上,又往脸上抹了点锅黑和泥巴,跑到北京站、北京南站蹲了四天三夜,兜里没有一分钱,吃剩饭喝脏水,和乞丐一同乞讨,终于写出了扎实的报道。文章见报后,公安、市容、城管等部门通力合作,对丐帮群落进行了一次大的清理。丐帮的一个头目扬言要重金缉拿张骥良,并扬言挖下他的双眼,看他以后还能不能胡写乱写。其实丐帮头目哪里知道,张骥良的视力与失明的距离仅仅相差0.01

一次,他和某报记者一同到佑安医院采访艾滋病人。走到门口,那位记者打了退堂鼓,说:“老张,你去吧,我在外面等你,到时候,你把稿子给我一份,我改改就行了。”当时对艾滋病的宣传还不多,直接采访病人,至少在心理上还是有相当“危险”的。

西直门地铁口有一群猖獗一时的假发票贩子,张骥良兜里装着采访机前去暗访,因为问得过细,引起假发票贩子的怀疑,一帮人围着他,问他是不是“雷子”,张骥良早已按下了采访机的开关,生怕他们搜身,把素材毁掉,就指着自己的眼睛说:“就我这样,能当‘雷子’吗?我是真要买发票。”这次有惊无险之后,张骥良再次暗访时,被发现身份,挨了一顿暴打……几年过去了,发票交易黑幕的那篇纪实文学《黑洞》经数家媒体转载,至今仍在网站上飘来飘去……

2002年一个炎热的夏天,他从一个朋友处听说京郊周边有一伙“血头血霸”,专门找人来代替一些单位职工献血,从中吃这些单位付给的回扣。“当时一些单位有献血指标,但员工不肯献,只能找人来代替。” 张骥良回忆,代替献血的人多为外地人,由一些“血头”掌控,需要献血的单位只能找“血头”和血站协商,付给双方报酬。“血头”吃一部份回扣,再把所剩不多的回扣分给代替献血的人,而血站在献血的时候则不核实单位职工证件,从中得利。为了查清这些问题,他以自己眼睛看不见没工作需要卖血为由,经过多方打听只身一人找到了那些卖血者的住处。和他们同吃同住了七天七夜,终于摸清了整个“交易”背后的“黑幕”。“当时那些卖血者为了稀释血液,经常吃烟灰,我也跟着他们吃,烟灰卡在喉咙里,甭提多难受了……”回想起这些,张骥良感慨不已,却不后悔自己的经历。后来他写的《京城流浪的造血机器》一文引起强烈反响,多家媒体转载,那些弄虚作假的血站和找人代替献血的单位都受到了审查。

除了危险,张骥良还要承受一些意想不到的委屈。一对捡破烂的夫妇在垃圾堆里捡了五个女婴,夫妻俩省吃俭用,把五个孩子养得白白胖胖。张骥良据此采写的报道发表后,被十多家媒体转载,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北京电视台《大宝真情互动》栏目也做了专题报道。可没想到,那对捡破烂的夫妇所在乡的一位主管计划生育工作的副乡长认为张骥良的报道为他们乡的“计生”工作摸了黑,还说:如果别人读了这篇报道,把孩子都往我们乡扔,我们怎么办?张骥良不得不写出书面检查……

“我端一天记者的这个饭碗,就要说一天实话,我要把我采访到的,不管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我都要原汁原味地告诉我的读者,作为一个记者,我觉得社会责任感应该是放在首位的东西。”张骥良说。

有人说他是非常人,有人说他是另类人,也有人说他为了图名图利,把死都忘了,张骥良说:“其实我就是一个盲人记者的边缘人生和边缘采访。”

执着采访

“施瓦辛格先生是为中国的残疾人事业而来,我作为一名盲人记者最有资格采访他。”

说他执着,不如说能软“磨”硬“耗”,张骥良却说:我看不见别人的脸色.

手上有了记者证,可张骥良的许多采访并没有因此变得顺利,最典型的一次是好莱坞动作明星阿诺•施瓦辛格来华访问。张骥良被记者的人墙远远地挡住,无论他怎么努力,也凑不上前。他找到发布会的组织者,要求单独采访施瓦辛格,对方不屑地说:“别说你一张小报了,就是其他媒体,也只能群访。”张骥良说:“我是一个盲人记者,希望您能提供便利。”对方大笑起来:“盲人记者还能采访,这不是笑话吗?”张骥良毫不气馁,他说:“施瓦辛格先生是为中国的残疾人事业而来,我作为一名盲人记者、残疾人,最有资格采访他。”原先哄笑的人群这时发出赞许的声音。事后,张骥良自豪地说,他那次对施瓦辛格的采访内容比其他记者都丰富,好几个报纸都发了一整版。

一次,从朋友那里得知马俊仁教练下榻在某宾馆,张骥良马上赶过去,可马俊仁不是不宾馆,就是说没时间。于是,张骥良每天在马教练的房门口“蹲守”,最长一次等了6个小时,连宾馆的服务员都感动了,直帮他说好话……

还有一回,张骥良要采访吕丽萍,几次传呼,吕丽萍都回了电话,可对他的能力颇为怀疑,最后吕丽萍终于答应了他,文章发表后,吕丽萍很满意。张骥良靠朋友帮忙,靠以前的采访对象介绍熟人、提供线索,不断扩大采写对象。有时,他也用自己的文章“推销”自己,有些名人就是看了他随身携带的作品剪贴本后才接受采访的。

不过,张骥良也遇到过一次打击,某著名导演就曾在电话里对着他的耳朵喊道:“我不会接受一个盲人的采访,我不能丢这个脸!”

特殊身世

“母亲给我一颗健全的心”

被家人称作“闻字儿”记者的张骥良,嗅觉还真是不一般,十年来,张骥良采访的许多名人,就是大报记者、资深记者也是很难采访到。张骥良把发表的文章和名人照片粘贴了几十大本,街坊邻里、亲戚朋友经常到家里翻看。有一天,母亲把儿子的这些宝贝藏了起来,张骥良还以为母亲是怕看得人多了,把照片、文章弄脏弄坏,可母亲却说:“骥良,你沾的是名人的光,你不能把这些东西太当回事,逢人就拿出来展览……”

提起母亲对自己的教育和几十年含辛茹苦的照料,采访中一直眉飞色舞的张骥良,突然痛哭失声,他说:“我其实并不是我娘亲生的孩子,要是没有我娘,我这辈子就活不成一个人……”

    五十二年前的一个雨夜,张骥良的父母下班后,在某医院附近发现一个小纸箱,里面传出无力的婴儿啼哭声。当时已是深秋,天气非常冷,又下着雨,他们毫不犹豫地把婴儿抱回了家……为了在有限的经济条件下抚养好这个无辜的孩子,正在怀孕的母亲做掉了肚子里的亲骨肉,可不久,仅一个月的张骥良就被病魔永久地夺去了清澈健康的眼睛。就这样,母亲和张骥良一起忍受着黑暗的折磨,一起期待着光明的前途……

张骥良说:“我能有现在的成绩,能够自食其力,都是母亲所赐,她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对我说:娘不能跟你一辈子,无论什么事,你都要学会自己做。我觉得我是一个健康的人,除了眼睛不好外跟常人没有什么区别,母亲给了我一颗健全的心。”

走向成功

“我希望把自己的痕迹留在这世间。”

在那段充当业余记者的日子里,张骥良得到过很多人的帮助,其中包括一些德高望重的文艺界老前辈,艾青曾鼓励他“下定决心,永不回头,就没有办不成的事”。吴祖光老先生为他书写了“天生我才必有用”的勉励条幅……

张骥良的朴实与真诚,为他带来了辉煌与成功,张骥良现在担任着北京市残疾人联合会主席团委员,朝阳区残联副主席、盲人协会主席,但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为残疾人服务的信念和宗旨。周德利先生是北京市残疾人书画协会的秘书长,与张骥良是多年的老搭档了,谈起这位老朋友,周德利先生这样对记者说:“给我的感觉他是一个非常坚毅的人,而且非常执着,他对事物的那种认真和执着精神是非常令人敬佩的。而且他是一个非常热心的人,他带领许多个盲人做出了许多对社会有益的事。我们住得不远,家里有什么事他经常过来帮忙,不管怎么样,他都会尽他的最大努力为自己的朋友着想。”

张骥良的文章遍布各大报刊杂志,他的名字越来越被更多的人所熟识,数十家媒体中央地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北京电视台、湖南卫视、凤凰卫视“鲁豫有约”等数十家媒体对他进行了采访。

2004年春,张骥良带着他的绘画和书法作品,应日本友人之邀,东渡扶桑来到日本首都东京,举行了个人书画展览,并当场挥毫泼墨作画,给日本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感动了许多外国友人……

面对得来不易的每一份荣誉,张骥良都很珍惜。同时,他也从没有忘记自己过去的那一段段艰辛的经历。

“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人既然降临到这个世界上,就不应该白走这一遭,我希望把自己的痕迹留在这世间。”说这话时,他的声音如此坦诚。

 

 

20075月《凤凰娱乐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