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作：哲学三悟之三
哲学的回归
关键词：辩证法 分久必和 陶行知
中国及至整个东方世界是以客观唯心主义作为统治地位的。在他们看来，人在这个世界上的福祸都是源于前生，希望总是在来世，在短暂的人生之中，只有无为才可与世无争，才可在世间游刃有余；人在天堂听神的指派，在地狱受鬼的折磨，在人间又是下级服从上级，臣民服从权柄与威慑，子女服从长者。
而西方世界以主观唯心主义为指导思想，影响人民最大的莫过于人本主义。他们认为人是上帝创造的尤物，在前生犯下的罪孽要在今生弥补，前生与来世都是虚无缥缈的；人是社会的主人，人是无所不能的，只要对上帝和自己负责，人可以无所畏惧。而上帝也已经不存在了。
根据“分久必和”的辩证法思想，这两种截然相反的世界观是终究要合二而一的。在这种历史趋势目前，我们既要有试图改变别人的努力，又要做好被改变的准备。
唯物论是解释世界的科学理论。存在总是客观的东西，既成事实无法改变，这是不以人的不同解释方法为转移的。因而，无论他自诩自己是以何种方式去解释的，也不管别人把他这种解释方式划归哪一种派别，他实际上都是唯物者。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解释世界是认识论，而改变世界则是方法论了。二者往往不是相同的，以认识论去通方法论和以方法论去合认识论，无疑是同等的谬误。
用唯心论去解释世界自然是荒谬的，用唯物论去改造世界同样是可笑的。假如前者的解释不能自圆其说，后者则只能停留在对既成事实的解释与认知上，而不敢前行。
中国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曾有一则改名的轶闻：他的原名为“知行”，因其背于唯物论而有归于唯心论之嫌，因为人应先行而后知，无行则无知，故改为“行知”，但有趣的是，这同样易于得出下面结论：不知亦不行，前人未行，书上没有，我独行又有何益？唯物则视物而行，无物则无行，无行则无经验，无经验则无理论，无理论则愈发不敢前行。这是何等消极保守的思维模式！
可悲的事实是：正是这种思维模式从根本上造成了和继续造成着中国的落后；正是适当地运用主观唯心论去改变世界，西方人才在近代以后突起，以迅猛的速度发展起来了。
文艺复兴以后，随着弗●培根首倡实证归纳方法用于自然科学，孔德建立实证的动态社会学，考察西方思潮，我们可以得出：不论是费尔巴哈、马克思的唯我主义；孔德、杜威的实证主义；文德尔班的新康德主义；还是尼采的“超人”哲学，实际上都是关于人的本体论的哲学，并早已不仅仅局限于这个基点而有所发展了。
“只有人性的东西才是有理性的东西，人乃是理性的尺度”（德费尔巴哈）（§2）
“由于文化的迅速发展和传播，远在启蒙时代已经出现的文化变动，正在开创一个以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为口号的运动”“哲学正在由关于认知问题的学术，变为关于文化和价值问题的学术”（法文德尔班）（§3）
孔德（应该说是弗●培根）的继承者，美国的约翰杜威则把实证主义用到了解决问题时的思想方法上。在他的早期逻辑著作《我们怎样思想》中，他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思想五步说”，即“感觉困难；寻出疑难所在；暗示的涌现；评判各种暗示的解决，假定一个最适用的解决；证实（就是困难的解决）。”
何新曾总结道：“英美实证文化学将文化研究放在对事实或要素的观察分析上。它注重揭示的不是流变中的文化生成状态，而是文化的既成状态。换句话说，它所注重的不是文化的生成性、创造性特征，而是文化的物质化、形态化特征。”（§注）
“从法国的卢梭开始，经过德国的哲学家叔本华、尼采，直到狄尔泰、柏格森，形成了一条更引人注目的线索：价值关系源于生命的创造，而生命的创造体现着一种强烈的意志要求。因此，生命哲学家提出了另一种文化观。这种文化观是一生命为本位的；物质进化是积累的，生命创化则是不规则的。”（§4）
这里必须说明一点：不管是德国的生命哲学还是英美的实证哲学，都是从人的主体论出发创造性地改变世界。很明显，从多种角度看，它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即先有改变后的世界的模式，然后才视己所需去行动。
假如真如马克思所说：“哲学家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那么能否说哲学家们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呢？恐怕不能。因为纷繁复杂的世界的变化越来越快，假如哲学仍试图逐一解释的话，它必须摆脱那种传统的思辨方法，否则就必然会越来越晦涩难懂，而被人束于象牙塔的高阁之中，让绝大部分人敬而远之，偶或有爬上高阁嚼那些文字的人，也如尼采所描绘的“学者”那样了。那么，哲学的“爱智慧”的本义就已经被改变，而哲学便成为一门死的学科了。
对改变后世界的状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模式。
尼采认为，那将是“不知所谓安命……自我主宰的超人所组成的社会，在那个社会有自己的善恶观”“什么是善？凡是增强我们人类力量感的东西，力量意志，力量本身都是善。什么是恶，凡是来自柔弱的东西都是恶。”（§5）而社会是扬善除恶的。
而马克思的观点则是“使社会的每一个成员能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才能和力量，并且不会因此而危及这个社会的基本条件。”（§6）
黑格尔没有从正面勾勒这个社会的轮廓，而仅否定了另一种社会模式：“假如这样的一批人要组成一个国家的话，那么他们的羔羊式的善良，他们那种只知关切自己的优点的虚荣心就必须扫除干净。因为那在公众中的生活和为了公众的生活并不需要那种软弱和怯弱的善良，而正需要一种强毅的善良──不要求只关心自己和自己的功罪，而要求关心公众和怎样为公众服务。”（§7）
试想，这种“羔羊式的”“软弱和怯懦的善良”与尼采之所谓“恶”；那种“强毅的善良”与尼采之所谓“善”不是相通的吗？尼采与黑格尔的理想社会不就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归复”吗？
而这种社会必定是富于个性主义与在此基础上的集体主义的，是这两者的有机结合。因为“西方人富于个性的人格意识，这是西方文化中自由、民主观念的基础”，而“在中国社会中，个人不能享有独立的公民地位。‘人民’在中国，始终只是一个体现被统治者群体的概念。在中国法制的传统中，既没有‘法人’的概念，也没有‘公民’和‘公民权利’的概念”，因此这种民主政治制度在中国的政治法律传统中是“从来没有过的”（§8）
根本原因何在呢？限于篇幅，在这里我只能简单地说：
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似西方的把人本主义从神本主义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具有“惊人魄力与深远影响的”启蒙运动。
因此，我在此呼唤这种“反对数千年来的一切权威势力”的启蒙运动的到来！
注：英美的实证文化学并非如何新所言，是揭示文化的既成状态，至少说它的本意并非如此。我认为，与生命哲学一样，实证主义是着眼于未来世界的展望，是一种创造性的科学。即它已不是仅限于对既成世界的解释的认识论问题和，而是面向改变世界的方法论问题上。
1990年8月21日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9页
§2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第181页
§3 何新《文化学的概念与理论》
§4 何新《文化学的概念与理论》
§5 尼采《反基督》2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373页
§7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二卷，第241页
§8 何新 《中国古代社会史的重新认识》
后记：
本系列是本人为数寥寥的引经据典较多的有论文感觉的文章之一。在1987年开始写些诗歌、1988年开始写些散文、1989年开始写些杂文之后，1990年夏天是本人相对学究气最浓厚的时期。那之前对政治、历史与哲学的东西颇为热衷，那之后写了经典的悲情小说后，就开始写企业策划类的文字。
在本人既往的文章中，那种引经据典的情况相当少，充其量是在引用古人的某些概念与表达方法罢了。因为，文章原本就是自己观点的陈述，别人的仅仅是一种点缀和概念性的支撑罢了。
那种引经据典更大的程度上是在证明自己的博学多闻，但不仅把自己的观点割裂开来，更容易让读者在被忽悠中迷失自己，而不是直接得到某些有价值的启发。引经据典的核心在于证明自己是在传承，并最终要被传承下去。不管是“六经注我”还是“我注六经”，那种传承的本身就是对文字的重复性使用。在信息量已经如此庞大的社会，这种重复性的使用结果只会有两个：或者是加大其晦涩的程度并让读者对那些东西束之高阁，成为连自己都很不情愿再去碰的东西；或者就是在浪费读者的时间了。
今天摆放在这里，仅仅是对本人某段时期的经历的尊重，那个时候相对严谨的“治学”态度以及可以静下心地去读别人的经典的精神还是需要继续保持的。
就如一位异性朋友在MSN签名上很长时间都在保持的一句签名所说的境界：
——世界很吵，我很安静！
作者：贾春宝
2008年7月29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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