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病的事情

　　生病其实是从医病开始的。在没有求医问药之前，身体有些不适，或者莫名其妙地瘦了，但从不在意，也就不觉得怎样。可是，一旦被着重地告知，或有力地强调，其结果就完全不同了。一次例行的体检，我成了单位里血压最高的人，比常年离不得降压药的人还要高许多。我梦里也不曾想到自己的血压有什么问题的。于是去不同的医院，找不同的大夫，可不查不要紧，越查病越多。先是惊疑，后是着急，再后来倒有了面对死亡的平静了。在平静的心情里体味生病，感觉是进入了一片丛林，那些曾经漠然地技节都一下子关键了起来，变得难以置信的艰巨，仿佛每一步都摆脱无穷的羁绊与纠缠。于是，这几年里为什么瘦，为什么失眠，为什么气短，为什么馋吃，就都有了答案。于是怀疑这些表征下面有一个更大的病在孕育着了。心里装了生病的事情，便总是沉甸甸地，不想说话，不想看电视，不想与人往来，只想一个人。如果真是一个人的时候，却要一阵阵地发急。有时候，想跟家人谈些生兴死灭的事，又怕招来一顿蛮训；向别人提起了，又怕听到烦闷地开导和不知深浅的神医故事。渐渐地，就仿佛明白了人生的根本似的，对于教书、买房，或者写一点什么都一下子年利淡了。想，那些东西真就是人活着的理由么？人活着，理由就在于活。生命存在着，是健康兴旺的，才可以做一些事情的。于是主动和妻子谈吃喝，要买肉。下班迟了，就带了妻儿下饭馆，并且也不觉得这样有多么不节俭。

　　生病就得吃药，而吃上药的人，就有一种对药的亲切与信任。长时间地吃那几种药，便有了不适应。先是头晕、恶心，后来全身起了皮痘，奇痒难忍。有时就疑惑，这病是我的吗?这药能认识我的病吗?于是每次买药，总希望被问一问，摸一摸，听诊一下，就像父亲总要问我“检查了吗”一样。因为被病纠缠着，所以即使反应不良，也难以割舍对药的牵挂。仿佛服一次药，就有一次的慰籍。那怕这药不是与我的病奋勇作战的猛士，是一个呐喊者，抑或围观者也行。

　　对于病人，手术只不过是一个不尽了然的仪式而已。等待手术倒有可能改变一个人。

　　服药不成了，就得走手术这条路。可手术也不能马上就做，还需进行一个漫长的准备过程，就好像专门留下足够的时间，让你与疾病作一场殊死的辩论。其实病久了，人与病也就是一种特殊的关系。这病就仿佛自己喂养的孩子，早晚地折腾着，心里反而踏实。若是发了狠心，不惜蒙受宰割之苦铲除它，心里就有些发虚了。就不由得怀了疑虑之心同自己的病反复地商谈：行了吧，你不再恶化，我也不下这狠心，咱们相安无事的去吧，我能养你到老，也就不枉了与你的交情呀！于是明白，与病打交道，人永远是一个卑微者、求告者。

　　当然，病还是要医，可用了手术的方式就不一般。病要在人为的作用下改变走向了，是好是坏谁能说得准呢？因此对手术的忧虑一下就压倒了病。默默地等待手术的到来，就像在等待一个单独的判决、一次隐秘地洗礼，那里的仪程却无法参与或改变，甚至哪怕拥有一点点的主动。就这样，无助的心不由地在病与非病之间，在可做与可不做之间，在做得好与不好之间来回地奔突，向每一种可能的方向去求助。有时甚至于听到医生哪怕随心所欲的一句肯定的话，也是莫大的安慰。在这样的心境里，我感觉了生命的弱小和建立信心的艰难。

　　其实，当手术真正到来的时候，一切都简单了。即使结局难料，命系一线，一经扒光了身子，搁在手术台上，也就有了直面上帝之剑、命定之数的坦然与无畏。

　　大病初愈，理应高高兴兴，可我却反而窝里佬了。

　　以往，走别人家，那怕不是有求于人，稍有一点距离的，就先怯了。因此，常常把该亲近的都弄疏远了，把该礼行的都丢三落四地疏忽了。临了自己都觉得没了人情门户。其实，很多情况下，我是羡慕别人的舒展的，也常常为自己做不来而羞愧。如今大年节下，许多在我病中帮过忙、办过事的，都该走走。可是，好不容易打起精神，拎了礼品来到人家的门口，就要伸手敲门时，我的心跳往往会突然加快，头脑一下子乱了方寸。常常在主人打开了门惊讶的一刹那，我这有备而来的人却比主人还要惊讶。有时竟有一种可笑的想法，希望主人不在家，给自己一个偷偷溜回去的理由。可那时，主人反而正好在家，且一拉开门便惊道：“噢!年过得好?快进来。”同时，伸手过来，要接我手里的东西。还说：“你来就来了，还拿这干啥。”那时，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小丑，羞耻得站也不是，走也不是。于是，平日里相见的机灵都化为乌有了，笨嘴拙舌，胡乱应答，一时间连刀口是否长好，妻子是否上班，孩子是否乖着，老人是否健康都答不上来了。坐下无话，要找话说，也总是想不起来该问候的，总是伧促地回答别人的问话。人家起身要收拾饭菜喝酒，自己就慌忙起身告辞，又一番别扭的寒喧之后，逃出门去。可是一进家门，就后悔得要死。人言病魔、病魔，我这是祛了病，却把魔留下了。

　　病已养好，又搬新家，自然免不了迎来送往的热闹。可有一件事，犹如一粒异变的种子，落在了我的心里，生出了一块心病。

　　其时，家里正值难关，几至吃不起一顿象样的饭来。朋友打电话，要看我的病，且是全家要来。之前有好多人要来贺房子，说的时候，似乎并不感到怯惧。而今天的电话却使我如大难临头一般。我的心底的第一反应是：坏了，到哪儿去弄这待客的酒菜去呢?妻则更是不屑，且坚决地以为他们必定饭后来。所以我们可以从容地热吃前日的剩馍，待客人来了，再弄一点唱酒的菜去。

　　巧的是馍馍还未取下来，朋友的车子已经停靠在门口了。于是妻也慌了，我也乱了，迎进了故人，便偷了空出去。欠下别人的钱，去拿人家的东西，临走再放下几句大话，是许多人能办事，会过日子的标志。我却常常做不来。然而形势所迫，不得不做，所以，做一回是脸上被剥一层皮的。还好，拎了酒菜馒头回来，心里终究也踏实坦然一些了。杯盘里有了表达的依据，脸上也升起了光彩，一时间情意融融，话语活泼，倒弄得朋友有些不自在，其妻有些不好意思起来。临结束，妻觉得人家似乎没有吃好，就将仅剩的十元钱又拿出来，强塞给朋友只几个月的儿子，做了一个圆满大方的结尾。

　　有趣的是，送走了朋友，我和妻都有些无聊了。领孩子上楼睡下，妻静坐无言，我也无言。迅翁有言：希望之为虚妄，正于失望相同。把那份尴尬的心情放下，让生活回到真实与严肃吧，尽管很难。

　　[1990年代后期，一段真实的生活记录——窘迫、零碎、病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