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利用DEA分析方法构建了中国自1978年以来30年的整体失业率模型。利用该模型测算了中国1978-2007年包含城乡剩余劳动力在内的整体失业率（如下表）。即使将中国经济中的剩余劳动力（隐性失业）计算在内，中国整体失业率最高的年份的失业率也没有超过30%。我们的结论与其他学者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这些学者在考察隐性失业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到这部分隐性失业人群，即剩余劳动力已经成为流动劳动力；而我们的研究则从劳动力流动出发，充分考虑了不同劳动群体的失业率。

表面看来，整个80年代中国的整体失业率都在13%以上，但实际上此期间失业率最严重的年份是1989和1990年。其他年份虽然失业率相当高，但那里相当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还是以半失业的形式存在于中国广大的农村之中，就连农民自己也没有感觉到失业，只是觉得一年到头除了“双抢”期间忙不过来，其它大部分时间都是空闲。特别是到了冬季，成天就是在村里打牌消遣。如果不考虑隐性失业，除1989和1990年外，中国的总失业率实际只有6%左右。

1997年的经济危机，中国失业率达到改革以来的最高点。虽然随后中央政府采取了相当多的措施，这一失业高潮一直延续到2003年。有趣的是，2003年是国内经济界认为中国失业到了最严重的年份，而这一年事实上是失业率由高峰向低谷的转折点。造成这一转折的根本原因：一是中央政府持续的宏观调控政策和措施，二是由于中国在此期间顺利成为WTO成员而吸引了大量的内外投资。由此中国的整体失业得到根本的控制和好转。

而2008年的经济危机，有可能让中国经济面临又一个漫长的寒冬。与1998年所不同的是：首先，中央政府很难依靠大规模的投资来减少失业，因为经过30年的建设，中国城市建设规模基本上能够容纳已经转移出来的3亿多的农村劳动力。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既无必要也没有可能。其次，中国已经不可能象2001年前后大规模吸引外部资本注入来减少失业。

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陈志武（2008）在接受新京报记者访问时认为：目前中国所面临的经济困境没有98年金融危机严重。而我们认为由于上述两个原因的存在，即使2008年中国面临的经济困境没有98年那样严重，但其恢复的难度也远远大于1998年。虽然中央政府目前调控的手段、力度和技巧较1998年会更加熟练，但外部投资性资本流入的预期远较1998年为弱，经济恢复面临诸多困境。

我们担忧的是：1997年的金融风暴中，广东外来劳动力就业比上年只减少了600万。而2008年有可能减少1000万左右。据香港贸发局统计，港企在广东省出口加工贸易企业雇用的劳动力约960万人，而这些企业普遍面临倒闭的危机。我们在珠三角小范围的调查表明情况比香港贸发局估计的更坏。虽然此次危机直接影响的从业人员只有1000万左右，但整个产业链条仅广东省就有可能造成3000万人失业，全国有可能因此造成的失业劳动力高达5000万人。由此中国的整体失业率在未来几年有可能重上17%的高位危险水平，经济总产出有可能下降20%！由此会给中国在奥运会后产生严重的经济和政治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在高失业率的年份，中国城市的恶性治安案件频发，在城镇管理问题上，我们决不要期望通过将农民赶回农村就可以万事大吉，因为我们已经不可能再这样做了。

今天包括珠三角不少城市在内的中国大多数沿海省区城市，都把产业升级挂在口头上，以硬性指标的形式企图将低端产业转移到落后地区或者中西部地区。这样做的结果一是让这些沿海城市白白损失发展的机会，其次是产业接收地区落后和低效率的能源利用率和管理手段造成中国资源无端损失。以行政干预为主要手段的产业升级是非常弱智的行为。发展高新产业、依靠技术、管理等创新提升城市的整体竞争力这一新形势下的区域发展战略本身没错。但主流经济学家的研究告诉我们：高新产业是建立在无数低端产业的基础上的，没有这些低端产业为高新产业提供中间产品，高新产业的成长和壮大只不过是一句空话。因为产业升级更多的是一个由市场而非政策干预的自然过程。

应对此次经济危机和可能的政治危机最有效的手段和方法就是：一切以就业为中心，高度重视进城农民的就业，这才是社会稳定的根本。帮助企业渡过难关，也是对党执政的又一次严峻的考验，其难度远大于2008年初的冰雪灾害和2008年5月的汶川大地震，需要引起中国党和政府领导人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