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市改革不进则退

■苏培科来源：7月23日《中国经济时报》

　　股市暴跌、楼市萎靡、通货膨胀、热钱……正在考验着转型期的中国经济，东南沿海成千上万的中小企业关门倒闭，让宏观调控左右为难。

　　越南金融危机、巴基斯坦股市危机、美国次贷危机……让中国的金融业不寒而栗，向左走？向右走？让人们彷徨不已。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如果一味地实施绥靖政策，被掩盖起来的矛盾在日后会更加突出，会让后来者为历史埋单。中国股市就是最好的例子，在历次大灾大难面前，都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缓解之策来回避根本矛盾，为了表面的“稳定”，来诱导投资者前赴后继地涌入股市，结果新一轮牛市泡沫再次破灭之后，发现以前的“毒瘤”不但继续存在，而且比以前更大，这就是中国股市１８年来的真实写照。

　　这１８年来，中国股市“新把戏（造假）不断，老把戏（行政干预）照旧”。直到今天，仍试图用发“通信”、“社论”的“老把戏”来左右市场，结果与１０年前效果大相径庭，市场并不买账。于是，证监会亲自组织几大证券报引导“股市维稳”，交易所也随后公告会员要“维稳”，最后发现没有几家机构“讲政治”，股市继续萎靡不振。

　　这时，巴基斯坦传来了“佳音”。６月２４日，巴基斯坦政府宣布正式执行三大救市政策：一、涨停板幅度从５％调整为１０％；二、跌停板幅度从５％调整为１％；三、政府投入４．２９亿美元随时准备救市。这一“只许涨不许跌”的救市猛药，让卡拉奇的股市为之一振。于是，一些好事者也主张中国学习巴基斯坦式的 “救市”模式，呼吁中国政府设立平准基金，让国家来买股票托市。

　　结果，话音未落，巴基斯坦股市开始新一轮暴跌，卡拉奇的股民砸烂了当地的证券交易所，“只许涨不许跌”的巴基斯坦“救市”模式彻底宣告失败。但是，呼吁中国设立平准基金救市的呼声还没有偃旗息鼓，仍然想继续通过资金推动型的行情来改变颓势、营造繁荣。

　　对此，笔者坚决反对，因为这种救市模式恰恰是中国股市大起大落的根本，也是中国股市市场功能长期不健全、弊端丛生的根源。当前，从制度根源上着手解决股市问题，化解股市深层次矛盾，完善市场功能和制度规则已迫在眉睫。“强心针”在危机中只能起短暂的作用，依靠“只许涨不许跌”的畸形规则不但改变不了颓势，反而让市场规则更扭曲，让市场更脆弱，让人更加没有信心。

　　或许有人会说，“退一步海阔天空。”关键是退什么和进什么？如果是指数的理性回调，正常地休养生息是必要的，但如果像巴基斯坦一样将市场规则倒退，则是市场最大的不幸。

　　那么，中国股市究竟应该如何改革呢？

　　首先，应该让高层管理者解放思想，客观认识现代金融市场，充分了解市场的功能，彻底改变“股市就是为了融资”、“发行股票就是为了不还钱”的错误认识，改变现行的融资、上市“政绩观”。否则，一切修修补补的“维稳”措施都是围绕着融资功能展开，恢复市场信心的目的不是为了让市场拥有充分的资源配置能力和投资功能，而是为了“圈”更多的钱。

　　或许有人说，这种认识在高层早已改观了，但是从大量企业依靠股市来脱贫解困的现状来看，股市仍然是一块“韭菜地”，涨起来就来割，割完后再随便浇点水，随时等待割下一茬。如果这种逻辑不改变，中国股民的命运必然就是“鳄鱼进去，壁虎出来”。

　　其次，要改变当前的监管机制，提高监管者的能力，扩大监管视野，对中国的离岸金融和离岸上市企业也要负起监督职责，避免离岸金融风险由外至内渗透进来。

　　要改变监管机制，就应该让证监会的监督职能更加独立，让其脱离官本位，全心全意地执行监督职能，将审批职能分离出来，避免王益、王小石等事件接二连三。

　　另外，随着我国金融混业和金融控股的发展，分业监管越来越不能适应当前的金融现状。“五龙治水”的多头管理格局和不同的监管标准，使得我国金融风险不断滋生和风险割裂，一旦发生危机则后果不堪设想。

　　因此，实施协调、统一和分类的监管体制迫在眉睫。其实，早在上世纪８０年代，邓小平同志就已经主张：“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此，股市改革单从市场结构、游戏规则上下工夫是不够的，应该从体制根源上去着手改革，否则各大利益集团的约束和把持，会使得中国股市很难前进。

　　同时，还要避免行政监管力量的过度渗透和过度干涉，深交所近期的报告明确指出，市场造假成风、市场混乱与监管不力、权力过度渗透息息相关，所以减少权力寻租是净化股市空气和市场执行“三公”原则的关键之举。

　　显然，在当下提高监管水平，依法治市，严格查处造假、内幕交易、权力寻租等违规和腐败行为也刻不容缓。

　　第三，应该从完善市场功能的角度去治理股市，而非动用政府资金人为托市、人造牛市。应该及早推出融资融券和股指期货等做空机制，否则单边上扬的股市始终是一条腿走路，一个功能“不健全”的市场渴求“维稳”，无异于缘木求鱼。

　　自中国股市暴跌以来，监管者发布的实质性利好屈指可数，如“大小非减持管理新办法”、降低印花税，以及刚刚公布的“大小非减持情况按月披露”，都仅仅只是让有漏洞的制度来修补规则而已，而其他类似“通信”、“社论”等引导舆论的行为，都是拿不到台面上的信号暗示，作用有限。

　　对于推出融资融券、股指期货和发展创业板市场等完善市场功能的举措，却一直遥遥无期，管理层始终在寻找和博弈合适的时机，可是市场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时刻都在应付各种不确定性的因素，所以很难有尽善尽美的时机，管理层应该及早走出时机悖论的怪圈，应该拿出魄力和大智慧来完善市场功能，以利长远。

　　比如，在市场萎靡、信心不足之际推出这些举措，有人担心会分流股市资金，会给市场造成雪上加霜的效果；若在股市行情启动后、牛市半途中推出，或许又有人说这会断送来之不易的牛市，是给牛市添乱；若在股指处于高位之际推出这些功能，又有人担心此举会成为熊市的导火索和罪魁祸首；若在暴跌途中推，成功率几乎为零。这几种市场情形几乎囊括了牛熊周期，没有一个是合适的时机。

　　从美国的经验来看，他们的法令和制度改革大都是在危机事件爆发之后果断进行，及时进行亡羊补牢，通过“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办法来化解阻碍，避免制度漏洞造成的弊端周而复始地侵害大多数人的利益。

　　其实，在目前股市问题彻底暴露、市场做空的动能开始缓和之际，进行制度改革是最佳的时机。尤其是在做多空间远远大于做空空间之际，推出融资融券功能效果甚好（前提是监管到位），其融资做多的意愿和安全系数远远大于融券做空的可能，如果再错过这样的时机，等股市涨起来之后再推，抉择的困难度更大。

　　第四，及早推出创业板和债券市场，改变“抓大放小”的宏观管理策略，减少国有垄断型的大企业上市圈钱，鼓励技术创新类的小企业做强做大，以分散微观经济层面中的结构风险。

　　在目前货币政策紧缩和人民币升值的背景下，中国企业面临严重挑战，如果不能依靠资本市场给予资金支持和资源重新配置，那么中国企业的产业结构调整将会出现 “硬着陆”，会有一大批企业因资金匮乏而猝死在产业结构升级的半途中。就必然会出现成千上万的中小企业关闭和民间“高利贷”盛行，其实这就是市场缺乏中小企业融资和规避风险的场所所致。

　　第五，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加大信息披露力度，及早改革新股发行制度，积极协调一二级市场投资者的利益，避免一级市场过度投机炒作，防止二级市场“空壳化”。（苏培科）

提示：

笔者在前段时间不断呼吁“披露大小非减持情况”，终于在7月21日起按月定期披露，但是仍然不够，最好让大小非在减持前进行意向性公告，或许对二级市场中的投资者更有意义。

附笔者呼吁公开披露大小非减持情况的文章：

中国股市亟须“灾”后重建（6月11日发表）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5f4e3301009qv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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