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迟到的春天，也是一个生机勃发、后劲无穷的春天。我指的是上海贵州总商会的成立。这些年来，我在中国担任了很多商会的顾问，从十年前广东商会，到八年前浙江商会。走到今天，我终于担任了故乡贵州的商会顾问。
我记得，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到现在，先是第一声春雷，在昆明，云南贵州商会成立。有点像当年辛亥革命的时候，蔡锷在云南起兵。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往往一件历史事件的发生，一般不会出现在发达的地方，比如北京或者上海，而是在人们不注意的地区。而云南这次就扮演了这么一个角色，就在那次商会成立大会上，我们这个尊敬的乡贤——龙永图先生，亲自到现场去捧场。事后我到了云南，听到云南各界人士讲起云南贵州商会成立的事情的时候，都非常羡慕地谈起了这么一件事。贵州的商会，尽管成立很晚，因为贵州的经济在中国尽管不是最强劲的，但是，贵州人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凝聚力，这种蛮子精神，却是令人感到震撼的。
我想，龙永图先生对于家乡的不少事情，不辞辛苦，多次去推动的这种精神，对于我们也是一个很大的激励。所以说，以后但凡是贵州商会成立的这些事情，我一般来说，都会以龙先生为榜样，能参加尽量参加。
此后，广东（贵州）商会成立了。广东贵州商会的成立，是我见到的中国的几乎所有省市所成立的商会中，阵容最强大，气氛最热烈的一次活动。在这次会上，贵州省政协主席黄瑶先生亲自出席，就在这次活动上，我遇到了不少少小离家现在已经长成了中树、大树的企业家。在现场，他们非常激动地与我交流。有这么一句话印象较深，“贵州没有商业的传统，贵州的历史上没有商帮” 。在贵州人的记忆里，沿着江河湖泊看到的都是湖广会馆、福建会馆，还有江西会馆。但是今天，伴随中国的改革开放，伴随贵州人走出山外，终于有了自己的商人队伍，也有了自己的商帮，并且获得了如此高度的重视。因此，他们激动得热泪盈眶，他们感到自己终于有了一个家，一个可以互相交流的家，因此他们非常的珍惜这个机会。
今天，当我们来到了上海这个大平台上参加上海商会的成立大会的时候，我更是另有一番感触。咱们这个商会的会长，刚才讲话的李建忠先生，操着一口比我还纯正的贵州话。但是，他从血脉上讲，他是货真价实的上海人。这个现象一直在触动我，一个上海人，不远千里来到贵州，就像毛主席说的那样，“去年春上到延安，后来到五台山工作”。一个上海人，他为什么有如此浓厚的贵州情结？我们现场的还有叶辛先生，大家知道，叶辛先生是中国的著名作家，也是上海人，他在贵州度过了知青时代，把青春留给了贵州那片相对封闭而古老的土地。在贵州的生活，变成了他跟贵州剪不断，理还乱的情缘。这是我这次到上海来感受最深的。
李建忠先生，在此之前，我并不认识他。我们怎么相识的呢？五年前，我受上海市政府有关部门的委托，来上海做“新江湾城”项目。当时，上海有关同志就问我“王先生，你喜欢吃什么饭” ？我告诉他们说，我在南中国广东是非常有名的美食家，不仅吃遍了广东各种美味佳肴，而且我评点的一个新菜肴在广东的媒体上是能产生新闻的。为此，我还专门写过吃的书。我吃遍全中国，还是贵州的饭菜最好，不知道上海有没有贵州的饭菜。没想到，就有一个朋友说，有一个黔香阁就在浦东。于是，咱们就去“检查检查”，去瞧一瞧。后来到了黔香阁，有三点情况出乎我的意料：第一，我没有想到门前会如此车水马龙，很多吃饭的人在排队；第二，我没有看到过如此高档的贵州菜馆。在人们的心目中，贵州菜馆就是农民菜，却在这个地方登上了大雅之堂。前来光顾的有各种各样的人，其中包括外国人；第三，我没有尝过如此有文化的贵州菜。
吃完这顿菜肴，我有一个深刻的感受，那就是“贵州菜不在贵州，在上海”。我问“老板是谁，是不是贵州人？”他们说，“为什么？”我说，黔香阁已经把贵州菜的精义，演绎得淋漓尽致。他们说，“贵州菜的精义是啥？”我说四个字，稀——奇——古——怪。稀，就是稀罕；奇，就是奇特；古，就是古远；怪，就是怪异。我说，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人能把它的魂找出来，但在上海的黔香阁，我们看到了。比如说，这个汤圆可用油炸来吃，比如说，酸汤鱼，酸汤可以煮出鱼，风靡世界。比如说，贵州的豆豉，闻起来发臭，吃起来挺香，有一种神秘的穿透力，不仅成全了贵州菜，而且使贵州“老干妈辣椒”风行世界，成为巨人产业。但是，多少年来，没有人知道去挖掘它内在的价值。今天在上海，我终于看到了一个老板，他把贵州菜的神韵找到了，而且在也获得了上海滩高端人士的认同。我问“这老板是谁？”他们对我说，是一个上海人。我很诧异，一个上海人为什么能够搞得清楚贵州的这种东西？
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有五年时间我们没有见面。只是有一次演讲的时候，我把这个案例摆出来提了一下，就讲到它文化的意义和文化的价值。没有料到，我对黔香阁的这一番感触，让黔香阁的老板李建忠先生知道了，听到了，由此就有了他费尽了千辛万苦希望跟我见一见的邀请。终于在一个月前我们见面了。
见面以后，我第一句话就问他，“你是贵州人还是上海人？”他说，“我是贵州人。我三岁跟我的父母去了贵阳，然后当兵，当兵以后去了上海，在上海创业。”我说，“那你百分之八十的时间在上海，现在很多贵州人况且还不承认自己是贵州人，像你这样的上海人为什么还认为自己是贵州人呢？”他说，“贵州这一方神奇的土地改造了我，影响了我的一生，所以说，我是贵州人。”
所以从这点来讲，我非常感动。我当时就表态，上海如果成立贵州总商会，我只要有时间，只要有能力，我会全力支持，全力推进。因此就有了今天我们这个聚会。讲完这些故事，我只想说明一个问题，世界上很多事情，先发有先发者的优势，后发也有后发者的优势，关键是怎么把握，正如我一开始所讲的那样，这是一个迟到的春天，但也是一个生机勃发，后劲无穷的春天。
为什么这样讲？
再谈谈最近的一个感受。我刚刚又去了一趟云南，去了神秘的湄公河流域，金三角地区。在那里，我遇到很多云南人和贵州人，他们经常给我问这么一个古怪的问题，有这么一个说法，是五百年前刘伯温说的。大家都知道，刘伯温是朱元璋的开国元勋，有功之臣，被称为能神机妙算者。他留下这么一首诗：“江南千条水，云贵万重山，五百年后看，云贵赛江南”。我不知道刘伯温究竟是否说过这番话，但是，云贵人民把这个话一直念了五百年。也就是说，他们一直把刘伯温的这番话当得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还要重要的话。他们可能认为，五百年已经到了，云贵赛江南了吗？！
这个时候，我就告诉它们，这个时候可能已经到了。上半场，是云南的兄弟们开始打的，现在已经被全中国，全世界开始接受。云南从一个闭塞落后的省份，现在已经变成中国数一数二的旅游经济大省、强省，伴随人们对云南的认同，在这块土地上成长起来的任何一颗小树，都可以成为参天的大树，都可以成为一个产业。比如说，世博会完成以后，云南的旅游迅猛发展；比如说，伴随经济的发展，云南的普洱茶声名鹊起；再比如说，一个行将退休的杨丽萍，就是凭借云南这么一块土地，就可以成为中国文化产业的第一支方面军，打造出了一个云南印象，全球定演一千场，十年也演不完。这就是一个神奇的故事。而这个故事并不是我们在工业时代能够看到的GDP、工业、污染，然后产品生产，而是原生态的传统的东西，
今天，云南的兄弟们已经开始尝到了五百年后“云贵赛江南”的甜头。我说，下半场应该到贵州了。他们说，为什么是贵州呢？我说，你们看看贵州，八个字，两句话：稀奇古怪，咫尺神秘。为什么叫“咫尺神秘”呢？你看，贵州是空间上距离中国发达地区长三角，珠三角、港澳最近的地方，从广州到贵州，飞机只要一个多小时。一小时就改天换地，当七、八月份港澳的富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时候，一个小时到了贵州，就来到了全球最凉爽的天然大空调；第二，长三角、珠三角的富人们，在享受着富裕生活的同时，也在承受着生态危机侵扰，就像广州的一个叫钟南山的科学家讲过的那样，打开广东人的肺，每个人的肺都是黑心的。污染是如此的严重。我想长三角可能也差不了多少。在这种时候，贵州秀美的山川、清澈的溪流，这些原生态的产品，可能都是价值无穷的。
贵州神奇的文化往下还有很多，刚才我讲了一下，一个黔香阁稍微把饮食上的东西挖掘了一下，就可以在上海滩上结出正果。那么，还有其它方面呢？茅台酒，一个酒形成了一个产业，老干妈辣椒，也成了行销全球的产业，后面还有诸多能够形成产业的东西。那么好了，在这种背景下面，伴随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到来，当贵州能够把“世界请进来，把自己送出去”，让全中国发达的地区来消费它的时候，它的稀缺性，它的在这些工业时代过度发达的地方所欠缺的东西就全部展现出来了。所以，我现在非常担心的是，贵州赖不住寂寞，最后步长三角、珠三角的后尘。东施效颦，学别人学不像，最后把自己良好的东西给糟蹋了。因此，当今天我们站在上海滩讨论贵州商会成立的时候，我呼吁一下，我们贵州籍的企业家一定要向黔香阁的老板学习，把贵州的神秘、神奇、原始、传统、生态的东西，在保护好的基础上，充分地挖掘出来，打造成一种神秘的遗传因子，打造成一种未来社会最受欢迎的东西。这样“五百年后看，云贵赛江南”就可能变成现实了。
好，我就讲这些，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