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理念是一切政治方式的根源。
如果大致考察清楚了中国亲情文化对于中国传统政治理念的影响，中国历史上的许多重要政治人物与事件，都可能明白它所以产生的原因。
笔者认为，亲情文化对传统中国政治理念的最大影响，莫过于“家天下”。
所谓“家天下”，即大小不等的国家统治者都习惯于将自己管辖的下级和百姓看作自己的孩子——“子民”一词便是明例；“百姓”也习惯于把管理自己的统治者，看作“家长”——“父君”、“父母官”等词亦是明例。因此谁做了“家长”，谁就在“家里”有了绝对权威——凡事说一不二，凡事为所欲为。若有人不承认他是“家长”，不遵守他的“家法”、“家规”，便是“目无国法”，便是“犯上作乱”，便是“大逆不道”，便是“异端祸种”……
尤其在国家最高统治者的眼里，国法即家法，家法即国法。最高统治者的嘴，乃最高法律之源泉；最高统治者的腿，乃最高法律之轴心；最高统治者的喜怒哀乐，乃最高法律之准绳。最高统治者既可以亲自主持“廷审”，也可以恣意审批、会审复杂的案件。对于涉及特殊身份的贵族、高官的案件，办案人必须事先奏闻、亲取圣旨，方得问津。如违背“应上奏而不上奏”的法定程序，主审官要处刑。
上述行为，套用封建时代流行语，即：“朕即法，法即朕”，转换成文绉绉的话，则可以《左传》话语观照——“蛇化为龙，不变其文；家化为国，不变其姓”。
反过来，谁做了“百姓”，谁就成了“家长”的儿子，谁就得以服从“家长”为己任，谁就得仰“家长”鼻息而行事，谁就得在“家法”的方圆中惶惶度日。谁若自由行事，打破“家法”乱来，谁就得吃脸色、挨板子！是故，《左传》总结统治之术道：“国之兴也，视民如赤子；其亡也，以民为草芥。”这就是说，一个贤明的统治者，你要让国家兴盛，就应该把百姓当做自己的小孩子来看待；一个愚蠢的统治者，如果你只把百姓当做草芥，那就要亡国了！《文韬·国务第三》也替“皇上大人”总结道：“驭民如父母之爱其子，如兄之爱其弟，见其饥寒则为之忧；见其劳苦则为之悲；赏罚如加于身；赋敛如取于己……。”
按一：秦时中国就设立了司法机构，但这个司法机构一直受行政干预，最终审判权仍在皇帝。至明清，“ 提 刑按 察使 ”貌 似为 地 方官 的最高司法机关 ，其实也受地方行政长官的控制 ，成为行政机关的附庸。汉武帝廷尉杜周曾这样感慨中国“法”的本质：“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
按二：中国古代意义上的“法”，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法”，中国古代意义上的“法”只是治人的“刑法”。刑法条款上没有的东西，都由“礼”来包办——所以《孝经》有“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礼记·祭统》有“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记·礼运》有“治国不以礼，犹无耜而耕也”，《礼记·中庸》有“为政先礼，礼者政之本欤”，《荀子·礼记》有“礼者，政之挽也；为政不以礼，政不行矣”，《大戴礼记·体察篇》有“礼者，禁于将然之前；法者，禁于已然之后”……
“家天下”里的“家长”，虽自在，亦快活，就是有个心病——“家天下”如何“万岁”！
“家天下”的首要危胁来自权臣。
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前，诸侯各国权臣挟政的事就频频发生。汉，并州牧董卓废少帝、立献帝，“挟天子以令诸侯”，更是家喻户晓。
当年秦始皇为了自己主政，第一件事便是废了集“恩师”、“义父”和“相国”三衔于一身的吕不韦大权。当然，这还不够，还得有血缘上的保证——让儿子“接班”。“父死子继，兄终弟及”（叔牙语，《史记·鲁周公世家第三》）的嫡长子传位制，代代沿袭，成为历代封建“家长”牢牢捍卫“家天下”的千古不弃的妙招。
“嫡”，血脉相连，血缘纯正；
“长”，长幼有序，威严有加。
如果这嫡长子出了岔呢？还有其他兄弟；其他兄弟也出了岔呢？还有叔子、大爷、堂兄、堂弟……
——全出了岔呢？抱也得抱一个，偷也得偷一个，反正不能膝下无子，坐失江山！
不过，全出岔的可能性很小，因为“三宫六院七十二妃”足可以保证“批量生产”准皇帝。
皇帝只有一个，“批量生产”的准皇帝，将来无机会坐江山怎么办？
另有去处：设藩（分封疆域）。
此，一可壮“家天下”声威，二可保“家天下”利益（一旦京畿有事，蜂拥而上，恢复天下）。
明朱元璋就把二十四个儿子和一个从孙分封全国各地，其中一部分还掌有兵权，驻守边防，势力大得吓人。宁王号称“带甲八万，革车六万”，燕、晋二王更是长期在北方筑城设屯，训练军队。他们都不受督府及兵部节制，形同割据。
可是，“嫡长子传位制”和“设藩”，会带来家族内讧的新难题：
你嫡子能传，我庶子就不能传？
你老大能当“家长”，我老某怎么又不行？
甚至，父子辈、叔侄辈、爷孙辈也在暗暗较劲：
你老爷子行，我这当儿子、当孙子的怎的又不行？
谁不想去当那只管人、无人管、作天威、享天福的“家长”呢？当“家长”就是气派和威风嘛！
“家长”的如此威风，连小民百姓也会眼馋，遑论天天守在“家长”身边，几乎也能做“家长”的皇室成员？
……
亲情的情感，向来熬不过对“家长”权力的觊觎，由是，中国历史上皇族内部父子相残、母子相残、夫妻相残、兄弟相残、叔侄相残和祖孙相残的事等，层出不穷，屡见不鲜！这就如南北朝时期的一首民谣（《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二十七）所唱的：
遥望建康城，小江逆流。前见子杀父，后见弟杀兄。
歌谣唱的是刘宋朝廷里父子兄弟为争夺帝位，相互残杀的事。
刘宋元嘉三十年（公元４５３年），宋文帝被他的长子刘劭所杀，刘劭自立为帝。不久，刘劭又为其三弟刘骏所杀，刘骏即帝位。从此，刘宋宗室诸王间，内战不断，大权落至中领军将军萧道成手中。萧道成废宋，自立为帝，国号齐，史称南齐或萧齐。
亲人的相互残杀，当然是人间最惨烈的事。最惨烈的事，最能生发回肠荡气的诗歌：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按：此诗有多种版本流传，似以上诗民间流传更广。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文学》则作“煮豆持作羹，漉豉以为汁。萁在釜下然，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这首中国家喻户晓的《七步诗》，是三国魏时曹操子曹植在其兄曹丕（魏文帝）意欲逼杀自己时所作。它刻骨铭心地揭示了中国皇族内部相互厮杀的血淋淋的情状。幸亏曹植多才，终于按照哥哥的苛刻要求，在七步之内作出这么一首保命诗，可他怎么也不会明白，自己的亲哥哥为何要逼杀他；同时他也不可能会想，如果当初他的太子位不因谗言被剥夺，自己做了皇帝，会不会也像他的亲哥哥一样，刀斧逼迫骨肉同胞走七步作一首诗？
皇权需要亲情支持，也需要向亲情开刀——这就是皇权与亲情的“二律背反”现象！这种“二律背反”现象来自于亲情文化的多面性：既可能是皇权的支柱，也可能是皇权的藜棘。无论是支柱或是藜棘，一旦皇权有危险时，王者首先想到的都是亲情——至于是借用这种亲情，还是剿灭这种亲情，那得根据王者的感觉和相应的环境了。
对此，《尚书》早作过“合理”解释：“威克厥爱，允济；爱克厥威，允罔功。”
用现代话来说就是：以威胜爱，必定成功；以爱胜威，必定失败！
这种一会儿讲“亲情”，一会儿不讲“亲情”的统治术，并没有给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把握亲情的“正确”方法，他们酿就的亲情悲剧，依旧一个接一个出现。
《七步诗》诞生四百年前，就有一首与《七步诗》相类的《尺布谣》（《史记》卷一一八）。这首反映兄弟厮杀的歌谣，同样很出名——汉文帝六年（前174），淮南王刘长以谋反罪流放，途中绝食而死。不久，淮南国一带流传的民谣唱道：
一斗粟，尚可舂；一尺布，尚可缝；兄弟二人不相容。
民谣传出，朝廷震动很大。文帝闻此歌谣，心知暗寓讽刺，长叹道：“古时尧舜放逐骨肉，周公诛殛管蔡，天下称为圣人。无非因为人大义灭亲，公而忘私！今民间作歌寓讥，莫非疑我贪得淮南王土地么？”乃改变决定，谥刘长为厉王，又将淮南王故地划为三国，分别赐给刘长的三个儿子……
如果说，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善的封建朝代初立时，中
不只杀人的君王，即便那些被杀者、旁观者也见怪不怪起来——中国正史至此似乎同样没有了著名的哀痛骨肉相残的诗歌或民谣！
——大伙儿都习以为常了！
唐武则天时代一首动人的《黄台瓜辞》（《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十）道：
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
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
三摘犹为可，四摘抱蔓归。
当时，武则天为了自己当政，杀了太子李弘，又立李贤为太子，李贤心怀忧惧，惟恐亦被杀，故作此辞。他希望此辞能让天后明白,骨肉不能接着杀的道理。但，亲情文化的规律，还是使武则天无情地要了李贤的命！
为了争夺皇权，即使唐太宗那样一位历史上称为贤
李世民为了争得皇权，借手中兵权，置老皇上李渊心愿于不顾，发动“玄武门之变”，亲手射杀了哥哥（太子）李建成，又借手下大将尉迟敬德之手，射杀了弟弟（齐王）李元吉。从此，李世民没有了同等的竞争对手。杀了兄长和弟弟还不算完事，再坐诛兄弟二人留下的所有儿子十人，以免除政权“后患”。未几，李世民心安理得地从老子李渊那里要来了“太子”之位，又未几，理所当然地做了皇帝。作了皇帝后，李世民为防太子李承乾早日夺权，又以罪名废了他的太子名位。
《旧唐书·太宗本记》的史官，对此含含糊糊、弯弯曲曲、羞羞答答地辩解道，“那时，变故的发生，迫在眉睫，太宗害怕‘毁巢’的灾祸，哪里考虑到汉文帝时的‘兄弟二人不相容’的歌谣？那太子李承乾的愚昧，是圣明的父亲不能改变的”……
杀骨肉既习以为常，中国皇权内部争斗也就愈演愈烈。
前面所引南北朝刘宋时期民谣：“遥望建康城，小江逆流。前见子杀父，后见弟杀兄”，唱的就是这样史实：
孝武帝刘骏的儿子废帝荒无人道，为人所杀。刘氏家族内部发生了一场争权内乱，废帝叔父刘彧（即后来的明帝）与废帝的兄弟刘子勋颉颃，刘子勋兵败，乱人所杀，他的二十七个兄弟（刘子顼、刘子元、刘子房、刘子仁、刘子真、刘子孟、刘子产、刘子舆、刘子趋、刘子期、刘子嗣和刘子悦等）也受株连，全被他们的叔父刘彧赐死。
在此之前的西晋司马氏家族内部争权，更是惨烈——
据笔者读晋史时粗略统计，仅西晋的五十年间，司马氏家族为争皇权，就有如下二十一次重要争斗：
晋武帝太康四年（２８３），武帝之弟齐献王司马攸因为深孚众望，被武帝妒忌，遣出京都。司马攸忧愤成疾，吐血死于途中。
晋惠帝元康元年（２９１），武帝曾孙司马澹憎恨弟司马繇，在太宰司马亮（武帝叔父）面前谗言弟要独揽朝政，由是司马繇被免去尚书左仆射官职，又以忤逆言论罪，废黜迁徙。
晋惠帝元康元年（２９１），楚王司马玮（武帝子）假借诏令，以叛逆罪逮捕太宰司马亮及其长子司马矩，并处死。不日，事发，司马玮又以诈称诏命罪，被惠帝处死。
晋惠帝永康元年（３００），太子司马 （武帝孙）以大逆不道罪废黜，不久被贾皇后派人毒死。
晋惠帝永康元年（３００），右将军司马伦（武帝叔父）升任相国，淮南王司马允（武帝子）起兵讨伐。交战中，司马允被刺身亡。子司马郁、司马迪、及几千族人同被处死。司马允胞弟司马晏为兄辩护，被贬为宾徒县王。
晋惠帝永宁元年（３０１），相国司马伦即帝位，立长子司马 为皇太子，儿子司马馥为京兆王，司马虔为广平王，司马翊为霸城王不久，杀濮阳哀王司马臧（武帝曾孙）。
同年三月，齐王司马（武帝侄）、成都王司马颖（武帝子）、河间王司马颙（武帝堂兄）、常山王司马ㄨ（武帝子）、南中郎将司马歆（武帝堂兄）等，联合讨伐司马伦，逮捕司马伦父子，将其处死。惠帝复位。
同年五月，司马颖派人帮助司马攻打司马伦同党，杀死义阳王司马威（武帝曾孙）。
同年七月，大司马司马秘密处死司马蕤。东武公司马澹也因不孝罪发配辽东。
晋惠帝太安元年（３０２），河间王司马颙、新野王司马歆、范阳王司马（武帝族弟）、长沙王司马ㄨ等，起兵征伐专权朝政的大司马司马。司马被处死，同党被夷灭三族，死亡两千多。其三个儿子囚禁在金墉城，其弟司马寔被废黜。
晋惠帝永兴元年（３０４），正月，长沙厉王ㄨ与大将军司马颖争权，被乱军火烤后杀死。
同年，八月，皇后太弟司马颖因怨恨司马繇（武弟曾孙）劝其交权于帝，将其杀死。
十二月，太宰司马颙废皇太弟司马颖，立司马炽为皇太弟。
（至此，武帝二十五个儿子，只剩下惠帝及其兄弟司马颖、司马炽和司马晏四人。）
晋惠帝永兴二年（３０５），司空司马越与太宰司马颙争权交战。
晋惠帝永兴三年（３０６）十月，叛离朝廷的旧臣司马颖被获，长史刘舆假诏赐死。
同年十一月，惠帝吃麦饼中毒身亡。太弟司马炽即位为怀帝。太傅司马越征召河间王司马颙为司徒，司马颙前去就职，被司马越兄弟南阳王司马模派人将其半途拦住，掐死在车上。司马颙的三个儿子也被杀死。
晋怀帝永嘉元年（３０７）二月，司马颖旧部起兵为司马颖报仇，杀死司马越兄弟新蔡武哀王司马腾。
十二月，太傅司马越假称诏令囚禁前太子清河王司马覃。司马越自任丞相。
晋怀帝永嘉二年（３０８）二月，太傅司越杀死前太子清河王司马覃。
晋怀帝永嘉四年（３１０），竟陵王司马（武帝孙）为逃避怀帝归罪，出逃。
晋怀帝永嘉五年（３１１）二月，怀帝厌恶司马越专权，密令大臣苟晞起兵征讨司马越。司马越兵败，忧愤而死。
……
有意味的是，同年（３１１）四月，北方汉国部将石勒轻骑打败十多万晋军，从此司马氏家族厄运连连：
襄阳王司马范（武帝孙）、任城王司马济（武帝堂兄）、武陵庄王司马澹（武帝曾孙）、西河王司马喜、梁怀王司马禧（武帝玄孙）、齐王司马超等被俘，是夜被石勒派人推倒屋墙砸死；
同年六月，汉国部将刘曜等率兵攻进都城洛阳俘获怀帝，杀太子司马诠（武帝孙）、吴孝王司马晏（武帝子）、竟陵王司马（武帝孙）以及官员、百姓三万多人。皇陵、宫庙、官府等，同时焚光。
……
更有意味的是，汉国帝刘聪见到俘虏晋怀帝时，问其司马氏家族为何相互残杀，怀帝这样答：“大汉将要承接天意，所以自相驱赶杀戮，替陛下扫清道路。这是天意，不是人能决定的！再说，我家如果能奉武帝的大业，九族和睦相处，陛下从哪里得到天下呢？”
当然，怀帝说的是谎话。西晋的自相残杀，与天意没有任何关系。
与什么有关系呢？
人们往往把皇族内部权力之争，归结在嫡庶之争上，并竭力主张皇族家庭内部对嫡庶问题的注意。
汉元帝有一个时候十分宠爱傅婕妤及其儿子济阳王刘康，程度甚至超过皇后与太子刘骜。太子少傅匡衡上书谏劝道：
家庭如果安详和睦，天下自然治理得好。所以《诗经》开头就是《国风》，《礼记》开头就讲冠礼、婚礼。用《国风》开头，追溯性情的根本，表明人伦之间的关系。用冠礼、婚礼开头，为安详的家庭奠立基础，以防患于乱起之前。所以圣明的君王，必须慎重处理妃嫔与皇后之间的关系，注意区分“嫡子”与“庶子”的不同地位，把礼仪纳入自己家内。卑贱的不能超过尊贵的，新来的不能排在旧有的之前。必如此，才合乎人情，理顺乎阴气。嫡子尊贵，庶子卑贱；嫡子成年，举行加冠礼时，在高台上隆重举行，使用甜酒祝贺，其他的儿子，不能用这种仪式，其目的就在于显示嫡子的尊贵，使立于无可怀疑的地位，不仅仅是表面的礼节仪式而已，而是内心对待嫡子与其他儿子截然不同，所以用礼仪，把真情显露于外。圣人的一举一动和谁欢宴娱乐，和谁亲近，都要使尊贵卑贱都有一定次序。如此的话，全国百姓都会自我修养，顺从归化。如果应当亲近的反而疏远，应当尊重的反而放到卑贱的地位，那么乖巧的邪恶之徒就会乘机而动，使国家混乱。所以圣人谨慎小心，不愿有一个坏的开头，用心防范于乱起之前，决不因私人的恩情，伤害正大的原则。正如《易传》所说：“正家而天下定矣（家庭端正，则天下就安定了）”。
——《资治通鉴》卷第二十九
但，中国古代封建君王家族统治，会因为注意嫡庶之争，就从此平安无事了吗？
——“皇上”注意了嫡庶之争，也还有嫡子之争、庶子之争和上下辈之争等；同时，“皇上”即便想注意嫡庶之分，内心的偏爱也难免没有表现，身不由己的事照样会发生。
隋开国皇帝文帝是个很好的例子。
他笃信皇族内部自相残杀的根源是嫡庶之争。于是他大力设藩的同时，发誓不要姬生的儿子。他曾对群臣说：“前代的皇帝对所宠幸的姬妾极为溺爱，出现了嫡子、庶子之争，也就有了废立之举，有的因此亡国。我没有别的姬妾，五个儿子是同一母亲，可以说是真正的兄弟，难道会有这种忧虑吗？”
可惜，事情并没有朝隋文帝的愿望发展，到了他晚年，他们一家父子兄弟互相猜疑防备，没有一个寿终正寝：
文帝晚年病中被势力强大的太子杨广杀死；
大儿子杨勇，因文帝怀疑其篡权，废其太子身分，幽禁东宫，被弟弟杨广假诏勒死；
二儿子杨广（炀帝）即位后在宫廷兵变中被绞死；
三儿子杨俊（秦王）因奢侈罪被文帝免职闲居，郁闷而亡；
四儿子杨秀（蜀王）因太子杨广谗言，被文帝幽禁，与炀帝一起死于兵变中；
女儿兰陵公主因其丈夫被炀帝流放，忧愤而死。
宋代司马光在评定这段历史时说：“隋文帝只知道嫡、庶之分容易出现纷争，皇室的地位微弱容易动摇，却不懂得诸王的势力与皇帝势均力敌就会危逼皇位。虽然一母至亲骨肉，也不能免于相互倾轧夺权。”（《资治通鉴》第一百八十卷）
显然，司马光把皇族内部纷争归结于“设藩”。
司马光的认识水平，代表了当时另一部分人的认识水平。
他们同样不明白，只要亲情文化影响下的政治理念——“家天下”存在一天，皇族内部的争斗、残杀就不会停止一天！
至高无上的“家长”地位诱惑，远远超出血肉之情的诱惑；觊觎至高无上的“家长”地位，足以使人们抛弃亲情的温馨。《尚书·蔡仲之命》里“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话，从另一个侧面道出“天子”在亲情方面的无依靠。
为了避免藩王势力的危胁，有的“家长”开始“削藩”。
所谓“削藩”，即不给皇族成员分封在外的机会，或分封在外也不给以足够多的地盘、兵力和财物等。对于军事要塞、京畿重地等，皇帝更是严加看守。
“削藩”削弱了皇族势力，可又带来“外戚”（王后及其家族）干政的危险局面。
由于削藩，君王家族衰弱在所难免。一旦老王“驾崩”，新王尚幼，王后及王后家族，开始以“家长”身分自居，掌管国家。
司马迁在《史记·外戚世家》中说：自古以来，君王们统治国家，“非独内德茂也，盖亦有外戚之助焉”，《易经》以乾坤两卦为始，《诗经》以《关雎》美后妃之德为始，《书经·尧典》赞美舜能治理，降下二女，以成其德，《春秋》讥讽娶妻不亲迎，“夫妇之际，人道之在伦也。礼之用，唯婚姻为兢兢”。
不过，王后及其家族也是人，也觊觎君王的权力。王后及其家族在辅政的时候，免不了会让国家的姓氏或快或慢或自然或不自然地更换掉。
汉成帝的家人光禄大夫刘向，在给汉成帝的一封上书密奏中，这样描述了外戚王太后家族的显赫声威和对刘家天下的侵蚀：
如今王氏一姓，乘坐红色车轮彩色车毂华车的，就有二十三人，佩青色、紫色绶带，帽上有貂尾跟绣蝉的，充满朝廷，像鱼鳞一样排列左右。王氏依靠太后尊位，凭借与皇上的甥舅之亲，树立自己的重大权威。受他们夸奖的，得以拜官高升；被他们憎恨的，受到诛杀伤害。帮闲为他们宣传，掌权者为他们说话。他们排斥宗室，使刘氏皇族孤立、削弱，对皇族中有智慧才干的人，尤其诋毁，使他们得不到提升，不让他们在朝廷和宫中任职，生怕大权被分。他们对皇上只提历史上皇室血缘关系引发的国家混乱，却避讳历史上外戚擅权的危害。王氏兄弟占据重要位置，家庭盘根错节从上古到秦汉，外戚越份尊贵，没有像王氏这样严重的。
——《资治通鉴》第三十卷
如果“家长”由于种种原因撇下了“家天下”的政治理念，拱手让外戚为所欲为，家族成员或“忠臣贤良”就会冒犯“天威”，进行亲情告诫。
刘向当时这么告诫汉成帝：
根据事物的规律，两大势力不相共存。王氏与刘氏也不能并立。如果王氏家族有泰山那样的安稳，则皇上就有累卵那样的危险。陛下身为刘姓子孙，有守持宗庙的责任。让国家权力转移到外戚手中，反使刘姓皇族降为卑贱的皂隶，陛下纵然不为自身打算，又怎样对待宗庙！……明智的人，造福于幸福还未形成之时，消灾于灾祸还未发生之前。陛下应公开下诏，作出有德于祖宗天下的决定，引进任用宗室为左右辅臣……罢黜疏远外戚……
——同上
但，此时的汉成帝已经身不由己。他读罢此道密奏，只能为刘向的心意叹息悲伤。
三十二年之后，外戚安汉公王莽废汉建国。此即历史上著名的“王莽篡汉”。
为了对付外戚干政，有的“家长”索性提出“外戚不得干政”。
这一规定并未有效遏制外戚势力，汉吕后、唐武则天和清慈禧太后都相继实行过“垂帘听政”，且皇运亨通，长寿而终。
按：吕后六十一岁故，武则天八十一岁故，慈禧七十三岁故。
外戚势力之外，还有宦官的介入。
明魏忠贤、清李莲英等都是著名例子。
以魏忠贤为例，熹宗时，魏忠贤被任命为司礼秉笔太监（可以代皇帝批阅文件），后又掌管特务机构东厂，自称“九千岁”、“九千九百岁”，下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等名目，从内阁六部至四方督抚，都有私党，专断国政，凡事无不可为。
中国封建统治到清代算是划了一个形式上的句号。总结一下封建“家长”为了对付亲情后遗症而制订的一个又一个政策，无论如何花样翻新，都未逃脱历史的惩罚：
周代，以“大邦为屏，大宗维翰”，“宗子维域”（《诗——大雅·板》），把大诸侯国作为王权的屏障，把同姓诸侯长子作为防卫的盾。这些诸侯国多达八百多个（据东汉班固说），同姓家族也有五十多个（同上），其中绝大多数姓姬（据翦伯赞说）。可是这些诸侯国各自为阵，相互攻伐，翅膀硬的时候，连天下共主周王也不放在眼里，竞相问鼎，直至被秦始皇统一。
秦始皇嘲笑前人，自称皇帝，内不要至亲骨肉辅佐，外不要藩属封国护卫，结局是儿子未登基几天，政权就被农民起义军消灭。
汉，高祖吸取前代教训，认为 秦亡于皇族孤立，所以非常注重亲情，大封子弟为王，建立九个封国，各封国面积广大，边界相接，宫殿百官制度与京师相同。一旦京师或一国有变，其余皆可策应。可是忧患仍然很多，一是出现吕后等专权，肆杀皇族，一是血亲内部诸王不断起事（如“七国之乱”和衡山王刘赐、淮南王刘安等“谋反”），血亲内部自相残杀。
汉家
西汉宗室南阳大地主刘秀参加起义军，除灭新朝，光复汉室，建立了东汉王朝。他鉴于西汉或诸王纷争，或外戚专政的教训，竭力注重事无巨细的中央集权制度。他既不放纵诸王，也不让外戚参政，代而为之让宦官分担一部分责任。未料这一执政方式直接导致了外戚、宦官争斗，轮流挟主的专权局面……
自此往后历数，无论是晋司马氏家族自戕，或是唐武则天和清慈禧摄政、明魏忠贤和清李莲英擅权，都未跳出以上亲情离合的窠臼……
其实，只要王权存在，亲情就永远是一个烫手的金蛋蛋，扔不得，也要不得！
按：一般而言，亲情与中国社会诸方面关系都是稳态的被利用与被依赖关系，独亲情与王权关系须动态而论。
其动态表现：
不影响王权利益时，被利用、被依赖、被庇护、被放纵；影响（或可能影响）王权利益时，则被戒备、被提防、被惩治、被抛弃。
要询问亲情与王权动态关系的原因，不妨先看看王权之“王”这个字：
《说文解字》引董仲舒言；“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参通之者，王也。”换句话说，三横代表“天地人”，“王”是能够参通“天地人”的那一竖，是“天地人”的主宰。
有意思的是，古人造字那会儿，只让“王”字中间来一竖，若一时兴起，信手在中间来上两竖、三竖、四竖，那麻烦可就大了！
——可以想象，一旦你我他都能参通“天地人”，王权之“王”还有什么“精气神”？帝王爱称“孤家”，爱称“寡人”，要的就是这“唯吾独尊”的劲儿！可惜的是，“唯吾独尊”谁都想，或者说谁都想做“王”字当中这一“竖”，于是亲情内无穷无尽的猜忌、攻讦、厮杀等，不断出现在整个封建王朝历史上！
内部难题之外，“家长”们还不时面临着亲情之外的流民造反问题。这些流民随时都可能成为“家”的破坏者。他们这类人，或许正因为平日服从得太多、谦卑得太多，心里难免生出一种异样的东西，这异样的东西蓄积太久，就生出“病变”……
总而言之，“家天下”自建立的那天起，就不断面临着内讧之挠（如晋司马氏家族争斗）、外戚之虞（如唐代武后当政）、权臣之患（如三国魏末司马昭篡权）、宦官之困（如明代魏忠贤掌权）和流民之反（如明代李自成起事）……
统而言之，亲情文化影响下的中国政治理念，不会有谁反对“家长制”，只会有反倒“家长”后，也去当“家长”的人！
当代中国史学界有一种日益受到认同的新思想：古代农民起义的目的，不在于反对皇帝制度，而在于反了皇帝之后，自己再做皇帝。
这种新思想虽有突破，却仍然显得单薄。
如果透过亲情文化的显微镜去观照中国传统政治理念的影响，大凡中国人反倒皇帝后，也想着自己去做皇帝的，岂仅仅是农民？
正是这种冷峻的现实，中国古代学者在论述昔
汉景帝时，研究《诗经》很有
黄生说：“汤武不是以仁义而受天命为君，而是弑主篡位。”
辕固生说：“不然！桀纣因为暴虐淫乱，天下民心，因此都归向汤武。汤武顺遂了天下民心而诛讨；桀纣的人民，也不愿任其驱使，转而归向汤武。汤武是不得已为王的，这难道不是受了天命吗？”
黄生说：“帽子虽然破旧了，但必定要戴在头上；鞋子虽然很新，还是必定要穿在脚下。这是什么道理呢？只因为有上下的分别呀！虽然说桀纣无道，但他
辕固生说：“一定要像你这样说，那么我们高祖取代秦国而做了天子，也是不对的啦？”
此时景帝终于忍不住开了口说：“吃肉的人不吃马肝，不见得他不知道其中的美味；论学的人不谈汤武受命之事，也不见得就是愚陋不明。”
立刻，这场辩论终止。从此学者们都不敢再讨论汤武受命及杀桀纣的事。
两个学者都很刁钻。貌似尖锐、且有风险的问题，经他二人这么一说，都保留了尖锐，剔除了风险：都是为了忠
那个提出不应杀纣的黄生，近于风险更大，但若从忠于汉室的角度，也可解说得很圆满——汉君王再有不是，也应忠于他，不可生出弑君念头。
二位学者给景帝沏上的一壶政治理念茶，真是亦苦亦甜、非苦非甜，饮也不是，不饮也不是……
亲情文化影响下的中国传统政治理念，一
——“彼可取而代之”！（秦，项羽语。“内码”破译：做“家长”太令人眼馋了。）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秦，陈胜语。“内码”破译：君王与“血缘”没有关系。）
——“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唐，黄巢语。“内码”破译：现在该是我“黄”家天下的时候了。）
——“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俗语，“内码”破译：做皇帝不过是你“家”与我“家”轮流称霸的事。）
——“有奶便是娘”！（俗语，“内码”破译：谁当皇帝都行，只要养活我。）
……
这些亲情文化“祸种”，一旦遇上合适的土壤温度，便会顷刻间钻出地面，蹿成参天大树，遮住昔日政治花圃里妖艳的君王至尊的花卉。
按：黄巢当年起事，据他自己说是“欲讨国奸臣，洗涤朝廷”（《新唐书·黄巢传》），不料事成后，却兴致勃勃地做起皇上来，以致于最后失败自刎前检讨说：“事成不退，亦误矣。”（同上）
看来，做皇上真是太诱人了，要不怎么会“事成不退”呢？
中国五千年内乱不断，或许原因正源于此！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每逢中国历史上某个另类，把己之“家”变成众之“国”，形成定局的时候，再没有几个人嚷嚷去讨伐他。
孤傲冷峻的八大山人朱耷，对清朝“哭之笑之”，以手中的画笔来发泄对清朝的不满，只不过因为他是明皇族后裔。
大众的心态并非他那般两立。
谁当皇帝不宰人，谁当百姓不由人宰？
——“家天下”的政治理念反过来这样告诉人们!
宋末，元军进逼，临时被几个老臣推为“皇上”的赵家幼子，只能随老臣逃往南方。在南方，由于四处无助，这个赵家血脉，最终只能由老臣背着蹈海。
当年那些山呼“万岁”的忠臣义士、子民百姓哪里去了呢？
司马光曾这样坦陈自己对昔
臣下愚昧，不足以辨清以前的那些朝代哪个是“正”，哪个是“闰”（即“偏”——笔者注），但是我私下以为，如果不能使全国统一，这样的君主，就是只有“天子”之名，而无“天子”之实。虽然因为时代不同，这样的政权有“华”与“夷”、仁厚与暴虐、大与小、强与弱的区别，总的来说，它们都与古代的列国没有什么不同，怎么能够惟独尊崇一个政权为正统，而认为其余的都是窃国的伪政权呢？如果以上下交替的政权为正统，那么南朝陈的政权继承谁的呢？拓拔氏的北魏又是继承谁的呢？如果以居于中原华夏之地的政权为正统，则匈奴刘氏、羯族石氏、鲜卑慕容氏、氐族符氏、羌族姚氏、匈奴赫连氏，这些政权统治的区域，却都是五帝和三王的旧地。如果以有道德的政权为正统，则蕞尔小国也会有贤明的君主，夏、商、周三代的时候，难道就没有淫邪的君王吗？所以说“正”与“闰”的理论，从古至今，也没有人搞清它的真正涵义，并提出无法反驳的确定不移的论据。
——《资治通鉴》第六十九卷“魏文帝黄初二年”
读了司马光的话，人们不得不敬佩大学者做学问的率真。
须知，《资治通鉴》是奉命专门编纂给“皇上大人”看的，倘若“皇上大人”怪罪下来，说你司马光在给后人谋反找依据，你司马光怎么说？（幸亏这事未发生。）
司马迁曾这么总结夏、商、周、秦、汉的治国方略（见《史记卷八·高祖本记第八》）：
夏代主要在一个“忠”字（诚信笃厚）；
商代主要在一个“敬”字（敬天、敬神、敬祖先）；
周代主要在一个“文”字（礼乐制度）；
秦代主要在一个“刑”字（刑法）；
汉代又改用“忠”字，同时辅以“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
细心研究，这里的所有“方略”都没有离开亲情文化的政治理念——
维护“家长”地位，保护“家族”利益。
其实，探究汉以后的中国历代王朝，大体上都没有脱离以上四种治国“方略”，而这四种治国方略，又早在孔孟那里留下原始模式——
齐景公问孔子如何治理国家，孔子答：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意即以亲情文化为核心管理“国”与“家”。）
之后，孔子的信徒，又作了进一步的发展：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孟子》）
——“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天下可运于掌上。”（《孟子·公孙丑上》）
——“家齐而后国治。”（《大学》）
——“天无二日，
……
再往后，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宋·岳珂《桯史·徐铉入聘》）
书生们的话都说白了，老百姓就更不需要绕弯子：
——“一寨不容二主，一山不容二王。”
——“一个槽里拴不得两头老叫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