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把“新农村建设”当作一场新的思想启蒙运动
—— “三农”问题专家、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解安谈韩国新村建设
本报记者 王淼
近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号召和领导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正在全国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各级政府对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和社会公共服务事业的投入也逐年增加，农村面貌得到了一定程度地改善。但记者在采访时也了解到，不少地方对新农村建设的认识仍存在着很多误区：在农村，其突出表现是认为没有钱就没办法建设新农村，等靠要依赖思想十分严重；在城市，不但很多人认为新农村建设与己无关，而且政府在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上也缺乏得力的改革举措。怎样更好地把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精神实质，使新农村建设真正成为改变中国农村落后面貌的一场深刻变革，从而实现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这是农村改革30周年的今天，应该认真反思和研究的重大现实问题。近日，记者采访了对韩国新村运动有着深入研究的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我国“三农”问题专家解安。他一边友好地为记者冲着咖啡，一边若有所思地说：现在，问题的关键是“要把新农村建设当作一场新的思想启蒙运动”来开展。“精辟呀！”——记者像真的喝了咖啡兴奋地随口说出，想问的问题也就多了起来。
记者：韩国的新村运动是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借鉴，这两年各级各地政府组织了很多的参观和考察，并在实践中借鉴了韩国的一些做法，收到了很好的成效。反观三年新农村建设的实践，我很想知道，我国在学习韩国经验时还存在着哪些不足？
解安：很好！谦虚是做人、做事的第一美德。韩国虽小，所开展的新农村运动也因其国情所系，并非万能，但确有不少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之处。
审视我国新农村建设，这些年，可以说，不管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有意无意地存在着一种重物质轻精神的现象。2005年8月至2006年8月，我有幸被清华派到韩国首尔国立大学经济学院做客座教授。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十分难得的机会。这一年，我多次拜访了韩国新村运动当事人，几乎跑遍了多半个韩国农村，进行实地考察和调研，写了近20万字的韩国新村调研日记。我的总体体会是：韩国新农村运动的“真谛”是一个泛国民的精神改造运动。我在采访“新村运动”倡议人、高参
根据我的研究，深刻理解韩国的新村运动必须跳出“就事论事”的窠臼，要认识到“新村运动”是从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着手，以倡导“勤勉、自助、协作”精神为核心，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四位一体的泛国民的现代化精神改造运动，它的目的不仅是要创建一个新农村，更重要的是要创建一个新国家、新社会，甚至一个新世界。搞清楚这一问题十分重要，这将直接涉及到对我国新农村建设的认识，我们的目的是通过新农村建设来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的社会甚至和谐的世界！这就要求我们把“新农村建设”当作一场新的现代化精神启蒙运动来开展。
记者：我在韩国旅游部门的网站上看到这样的定义：新村运动是为让大家都过上好日子而开展的运动。在这里“过好日子”的意思不单是摆脱贫穷，而且还包含了精神改革的含义。此外，还含有要营造现在和未来美好生活环境的意思。新村运动在“勤勉、自助、协同”三大基本精神的指导下，鼓励人们建设好自己生活的故乡、社会和国家，追求生活的意义和价值。这里强调了“精神改革”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在国内的介绍还不多，请您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解安：好的。你说的这个定义是从韩国朴正熙总统的讲话中来的吧。因为，在那时，农民共同的目标是摆脱贫穷的困扰，所以他的定义为广大农民所认同。谈到“精神改革”，我想先谈一下韩国新村运动的背景。当时，除了大家经常谈到的韩国城市居民与农民收入差距拉大，“三农”问题突出外；其实，韩国新村运动的发动还有着更为深层次的背景和原因：其一，上世纪60年代，世界经济开始陷入不景气状态，世界大部分国家采取贸易保护主义，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受挫。如果不打破这一僵局，韩国将出大问题。而打破这一僵局的途径，只有一个：扩大内需。即对农村进行大量的公共性投资，增加广大农民的购买力。其二，第二次大战后，国际形势发生了一些变化，尤其是，朝鲜战争结束后，韩国的路究竟应该怎么走？朴正熙试图走出一条在国际上站得住脚的新路子来！当时，南北对立。北朝鲜有民兵组织、妇女组织、共青团组织等等。可资本主义国家有着最为致命的弱点：一盘散沙。朴正熙总统深知这一点。所以，他想通过开展新农村运动把全体国民组织起来、凝聚起来。其三，朴正熙总统要把韩国建设成为一个文明程度很高的现代化国家。因此，他以新农村运动为载体对全体国民进行现代化的总动员。20世纪60年代以来，市场开放和西方文化浪潮的冲击、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思潮在韩国蔓延。于是，朴正熙总统从1974年开始把新村运动扩散到城市、工厂、学校，甚至军队、警察。教育全体国民自我革新、勇于开拓、不断进取，激发全体国民去建立一个美好的新农村、新社会、新国家、新世界！
记者：那韩国的新村运动是怎样体现这种“精神改革”的呢？
解安：很多的。这里，我重点谈两个人吧。
一位是新村运动的发起者——韩国的前总统朴正熙。1969年，韩国发生了严重的水灾，一些村子的农民在没有政府的任何组织、任何支援的情况下，自发地、充满活力地把村庄前面的马路拓宽、改良屋顶、整顿围墙。朴正熙总统到下面视察时，看到这些，非常感动！他想：如果所有的村民都像这些村民这样，农村的面貌不就发生改变了吗？！于是，他就萌发了在全国开展一场组织农民自己建设家乡的新村运动的想法。农民在抗灾中表现出来的自觉和要做的欲念以及所展现的齐心协力的精神，也使他大受启发：“勤勉、自助、协作”这三大精神应该成为实践新村运动的行动纲领。在新村运动进程中，各种巨大阻力，包括妻子被暗杀的事件都没有让他丝毫动摇和分神。第一夫人刚刚下葬，眼中还充满泪水的朴正熙总统，就出现在新村运动之中。当韩国国民知道这件事后，都很受鼓舞。
另一位是具有传奇色彩的新村指导员河四容。是因为正是他——一位再普通不过的农民给了生活在贫穷时代的韩国国民深深地树立“我也能克服贫穷”的意志。河四容1930年生于忠清北道清原郡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只上过一年学，从10岁开始就走街串巷收破烂、收废品、卖木柴，挣点小钱艰难度日。他因为能吃苦，又用心钻研种菜技术，终于用自己的双手摆脱了贫困。在
记者：拒绝这么大的一笔奖金，在很多人眼里可能会觉得不可思议吧。作为一个普通农民，我觉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比我们很多人的思想境界要高得多。这种精神理念同样值得我们在新农村建设中认真学习。
解安：是的！我记得在他家里采访他时，他说过这样的话，自己站起来的人不会倒下。农民们首先应该有自己的信念，信念的第一点就是扔掉等靠要的依赖心理。政府对农民没有标准的支援和特惠，将会毁掉农民。他还说，经过30多年的发展，韩国农村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村生活条件和城市相差不多，但是安逸的生活也使新一代农民缺乏动力，在发生困难时总是首先想找政府帮助。河四容认为，韩国农业要提高竞争力，新村运动时期的那种“我来做”、“我能行”的信念和气魄不可缺少。当年，朴正熙总统还曾亲自谱写了一首激发人奋进的《新村之歌》，这首歌有这四段歌词，每段最后一句话都是“用我们的力量建设舒适的新农村”。朴正熙总统就是要克服当时韩国农民的懒惰、等靠要思想。
因此，我建议，在我国新农村建设20字方针中加进“自强自立”四个大字。让农民通过“自强自立”的精神状态投入到建设自己需要的美好新农村中去。这样，农民才能真正自强起来，农村才能真正发展起来，城乡差距才能从根本上缩小。
记者：韩国的情况与我国确实非常相似，您前面谈到新村运动的目的不仅是要创建一个新农村，更重要的是要创建一个新国家、新社会。这一认识很深刻，视野也很开阔。那么，韩国是如何在城市开展新农村运动的，这对中国有何启示？
解安：从1974年开始，韩国将新农村运动延伸到城市、单位、工厂、学校等各个领域开展，使其成为全国性的现代化建设运动。
诚然，新农村运动本是解决农村问题的。为什么会逐渐进入城市、单位、工厂、学校乃至全国各个领域？因为随着新村运动的深入开展，出现了大批农民离开农村到城市、单位、工厂、学校等就业、谋生——这是工业化、城市化的一种必然现象——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但是，农民进城到各个单位就业，不仅自身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而且也会给当地带来很多问题。城市、单位、工厂、学校等新农村运动就是帮着解决这些问题的；除此之外，其自身也要进行精神改造，提高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
城市的新村运动是从精神秩序、行动秩序和环境秩序这三大秩序运动开始的。精神秩序是邻居之间的和睦意识和继承传统伦理的忠孝思想等来加强整体意识；行动秩序是遵守道路秩序、遵守公共道德、遵守时间、不酒后闹事等；环境秩序是清扫自己家和自己酒店门前的卫生，整理街道环境，绿化城市和绿化河川等。工作单位的新村运动是要员工确立正确的价值观，在社会上贡献一份力量，通过整理单位环境，使员工们产生整体意识，来改善单位业务，发展单位。工厂的新村运动是打出“把员工当作一家人，把工厂里的事情当作自己的事情”的口号展开的第二家庭运动。劳资双方要同心协力，降低成本、改善品质、节约资源，改善工作环境、增加福利设施，共同开创幸福生活。学校的新村运动是充分发挥社会教育的功能，教育所有的教职员工和未来主人翁“学生们”学习和具备新村运动的精神。
城市、单位、工厂、学校等新农村运动的开展，至少起到了如下作用：一是为城市源源不断地输送了道德和文化素质较好的人才；二是解决了进城农民自身遇到的问题；三是避免了农民进城可能引发的社会问题以及可能给城市、工厂、学校等带来的问题；四是以此带动了全体社会成员参与新农村运动，将新农村建设的主体由农民拓展为全体国民，使全体国民受到了一场深刻的现代化精神启蒙和改造，带动了整个社会走向文明、和谐与富强。
韩国的这一做法，对我们正在进行的新农村建设以很大的启示，将新农村建设延伸到城市，让农民工和谐“入市”，促进工农和谐、城乡和谐，并以此为契机，对全体国民进行一场更为深刻的思想启蒙和精神改造运动——这恐怕是我们下一步需要开展的一项十分重要而艰巨的工作。我一直主张，搞任何思想教育，必须有载体，否则大家只能空谈，而不会有实际行动。通过新农村建设这一载体，对我国全体人民进行现代化的总动员，提高全国人民道德水准、文明程度和社会凝聚力以及公民意识和现代社会（发达的民主、健全的法制等）意识——这比单纯的说教管用得多。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农村建设”应该成为一场新的思想启蒙运动。（中国改革报 2008年6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