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803年，唐代大文学家韩愈贬官连州阳山令，乘舟路过洞庭湖中时，远远望见一山嘴突兀湖心，形如雄鹿之角，脱口而出:“此鹿角也。”于是，鹿角便成了这里的地名。

　　鹿角西临洞庭湖，北距岳阳市25公里，现为岳阳县所辖建制镇。镇不大，常住居民才两千余人。没有高楼大厦，没有豪华酒店，也没有大型厂矿企业，走在不太宽敞的街道上，给人的感觉是平常而又平常，丝毫体会不到这座千年古镇曾经有过的辉煌。

　　历史上的鹿角曾是洞庭湖区最繁华的集镇之一。早在晋唐时期，鹿角就是著名的陶器产地，产品通过水路源源不断销往周边地区。南宋时期，鹿角有陶窑数百座，陶业工人达四千多人。一些大型的陶窑，一座窑需数十人同时操作。规模如此宏大的古窑群，曾让考古学家惊叹不已。不难想象当年的鹿角是何等繁华。今鹿角镇沿湖一带十多公里长的地段，分布着大批古窑群遗迹。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考古学家在这里采集了壶、罐、钵、碗、碟等大量文物。鹿角因此被列为全国六大古窑城之一。1983年鹿角窑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明清时期，鹿角是洞庭湖区土特产的大圩场，商业非常发达。史籍记载，鹿角在繁盛年代曾有“钱码头”之称，牙行、布庄、钱庄、当铺多达数十家。因鱼产丰富，鹿角又有“鱼码头”之称，民间甚至有“鹿角街无鱼，洞庭湖无水”的说法。由于地处洞庭湖与湘江黄金水道要塞，又是重要的避风港，码头上经常渔舟商船云集，桅杆林立。一到夜晚，渔火舟灯形成壮观的水上街市。

　　鹿角在唐宋时期就是重要的水路驿站。明朝成化年间，朝庭在此设立了巡检司。清朝乾隆四十年(公元1755年)以后，由巴陵县（今岳阳市）派主簿常驻鹿角，故史籍中有“巴陵分县”之说。

　　然而，这个曾经“商贾往来不息”的“水驿重镇”，后来却走向了衰落。

　　战争的摧残是鹿角衰落的第一个原因。鹿角控扼洞庭湖与湘江水道，是历史上的军事要地。五代十国时期，后梁淮南将李业与楚将许德勋就在此有过交锋。南宋时期，朝庭派岳飞镇压洞庭湖区的杨么起义军，这里是主战场之一。鹿角附近的营盘岭、点将台、牛皋岭、校军场等遗迹，就是当年岳飞及其部将牛皋的驻营地和练兵点将之处。杨么被岳飞部将牛皋擒斩后，当地百姓将他的尸体安葬在鹿角黄龙山，现山上留有杨么洞、杨么坟等遗迹。考古学家认为，历史上鹿角辉煌的陶器业，就是因为这次战乱，大部分陶窑被毁，从此一蹶不振。民国初期，南北军阀在鹿角展开激战，鹿角变成一片废墟。1939年9月，第一次湘北会战，日本侵略军在鹿角登陆，房屋几乎被烧光，鹿角再一次被摧毁。

　　水灾的肆虐是鹿角衰落的第二个原因。唐代诗人元稹在《鹿角镇》一诗中描述：“去年湖水满，此地覆行舟。万怪吹高浪，千人死乱流。”可见鹿角在古代就饱受水患之苦。近代以来，由于泥沙淤积和人工围垦，导致洞庭湖严重萎缩，调洪蓄水功能减弱，洪涝灾害更加频繁。1954年的一场大水，将整个鹿角全部淹没。2000年，鹿角再次被淹。实际上，今天的鹿角早已经不是旧日的鹿角。现在的鹿角是被洪水逼退到数百米外的高地重建的，过去的那个鹿角只剩下了一片裸露的洲滩。

　　渔业资源的枯竭是鹿角衰落的第三个原因。昔日的“鱼码头”，如今已很少看到渔船。由于过度捕捞，洞庭湖的鱼越来越少，渔民靠捕鱼已无法维持生计。据说上个世纪70年代，这里还有数百条渔船，但现在渔民都已经上岸另谋生路，真正的渔民几乎没有了。渔民被迫上岸其实他们自己砸了自己的饭碗。为了捕到更多的鱼，渔民不惜采用电击、布迷魂阵等极端方式捕捞，通常大鱼小鱼被一网打尽，最终形成了洞庭湖渔业资源接近枯竭的局面。不过，近年来政府每年春季对洞庭湖进行为期3个月的禁渔，这种局面据说有所改善。

　　水陆交通的变迁是鹿角衰落的第四个原因。在古代，鹿角是洞庭湖与湘江黄金水道的要塞，地理位置非常重要，由此形成了繁华集镇。但现在，随着铁路、公路的迅速发展，水路交通的作用已大大减弱，鹿角差不多成了被遗忘的角落。鹿角的境遇其实是洞庭湖区众多古老集镇的缩影。有关研究资料称，古代洞庭湖区由于水上交通方便，形成的集镇星罗棋布，但随着湖区地理的变迁，许多集镇都已经“地望不详，无从考究”。鹿角几度重生，顽强地存续千年，已属不易。

　　星移斗转，岁月沧桑。尽管聊起鹿角的历史，当地人会露出一种难以掩抑的伤怀。但让人欣慰的是，如今鹿角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比起过去是大大提高了。镇里不仅修建了中心小学、中心医院、电信大楼、邮政支局、信用社，还建成了号称省级一流的敬老院。

　　离开鹿角时，车从一家小餐馆门前路过，听见餐馆老板挥手朝我们招呼：“恰鱼拨？鹿角的鱼有名列！”很地道的鹿角方言，听起来好象很土，但包含的却是鹿角的千年本色。世易时移，或许只有方言才是一个地方长久不变的烙印。（文/谢志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