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七月，知达高中毕业了，那年才17岁。学校的毕业大会，开成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动员大会。会上安排了许多学生上台发言，表示要扎根农村干革命，而且高呼：“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那时候政府已经明确表示，不再鼓励知识青年到边疆去，知识青年一律就近安排，但还是有个别学生贴出了到边疆去的倡议书。学校为了促使其他毕业生主动写自愿下放申请书,也利用这些学生做宣传工作。对于上台发言的学生,大多数同学是反感的，都说他们是政治投机，非常鄙视。这样一来就出现了台上发言慷慨激昂，台下听众冷漠异常的局面。大家坐在露天的操场上，忍受着七月烈日的烘烤，各自想着自己的心事，只盼望着大会能早一点结束。

所有毕业生的名单都被学校报送到了县知青办，由那里统一审查，哪些人可以留城，哪些人必须下放。经过审查，知达获准留城，还领到了一张绿色的《知青因病/残留城证》，并被告知，凭这一张证，不但可以豁免下放，还可以到街道办事处去要求安排工作。一旦有单位录用，也必须将“留城证”交出来，才可以办理正式的入厂手续，否则厂方和他都将被政府追究相关责任。

文革末期，下放在城里人看来几乎是一场灾难，能够留城，等于躲过了一场灾难，是被许多人羡慕的。可是这样的羡慕对于知达来说是一种痛楚，一种被打入社会另类的心灵上的痛楚，而且很快他就知道，这样的痛楚不仅仅是精神上的。

就像那时候的中国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一样，知达的家庭也像是汪洋中的一条船，随时有沉没的可能。知达天真地认为，既然可以不去农村种地，城市应该给他一个就业机会，最少也可以分担一下家庭的负担。

知达带着“留城证”去了居委会，请求安排工作，居委会让他去找镇政府工业办公室，镇工业办公室主任很客气地对他说：

“回去等着吧，有工作机会我们会及时通知你，现在好手好脚的人都找不到工作，哪有单位要你？不过你不要单指望我们的安排，你也可以自己联系单位，只要有单位接受你，我们这里随时开介绍信安排你去上班”

知达知道主任说的是实话，许多留城的病残者都被安排了很好的工作，因为他们的亲戚朋友中有当官的人。知达没有，他的父母是当时最无权势、也是社会地位最低的臭老九——普通人民教师。

知达与其他没有权势的普通城市家庭待业青年一样，无法通过特权走上就业岗位，只能靠其他的办法来努力。知达的邻居朱阿姨，是一个普通的纺织厂的工人，有一天告诉他一个找工作的秘方：

“现在找工作有两个办法，一是靠关系，走后门，另一个就是靠死缠烂打，你每天都去镇工业办公室，就在那里赖着不走，赖得他难过，就会打发给你一个职业。”

知达觉得很有道理，毕业之后，一有时间就去工业办找主任要工作，通常他见了主任会说：

 “主任，我又来麻烦您了，我想来看一看，是否有单位招工。我妈妈身体不好，家里养不起。随便什么工作我都愿意干，正式的不行，临时工也行，可以先让我去试试，请给我一个机会吧。”

不过知达还是脸皮嫩，不好意思每天都去，基本上是一个星期才去一次，而且去了之后，鼓足勇气也就只说那么一分钟不到的话，就安静地到一边去等待，然后便一声不响地灰溜溜地回家了，完全没有死缠烂打、磨着要工作的勇气。不过他却有机会看到别人是怎样缠着主任要工作的。

一天，有位中年妇女拖着一个小伙子，来到主任办公室。走进去之后，先是像知达一样和颜悦色地问有没有单位可以安排她的儿子去上班。主任回答说没有，让她回去等。谁知她立刻勃然大怒，一屁股坐到主任办公桌上面，大声怒斥当官的走后门，明明每天都有不少人从主任这里开了介绍信去单位报到上班，怎么她的儿子就老是要等待，究竟要等到哪一年？她请主任给一个明确的期限，否则，她今天就不回去了。她说他已经老了，再也养不起儿子了，如果政府还不给她儿子安排工作，她干脆在这饿死算了。

(未完待续)
2008-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