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纷纷增设入城“门槛”，力促产业与人口“双转移”成为趋势
“半夜鸡叫”式政令的背后
在证券市场，投资者对于监管者突然采取的调控措施，有一个“半夜鸡叫”的描述，事实上，这种类似景象在一些地方政府的决策过程中几乎也是一种常态。
早在2007年末，就有传闻说：珠海市将从2008年1月1日起取消“购房入户”的政策；此前，这项政策也曾经停止执行，进行过一次修订。此次传闻到了今年初的时候，非正式的执行了：没有正式通知，突然暂停“购房入户”的“内部通知”执行了一段时间后的4月24日，珠海市建设局网站正式发布了《市建设局、市公安局关于停止执行购房入户政策的通知》，宣布由4月21日起停止执行购房入户政策，任何个人购买的商品房将不再享受购房入户政策。
对于珠海市取消购房入户政策的解释，该市建设局称：“旨在优化人口结构，使人口增长、人口结构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尽管调整政策会对珠海房价造成影响，但是该局相关负责人认为：从城市多个方面来看是有利的，比如就业、环境与生活水平的提高。
政策的突然调整，似乎仅仅涉及的是人口问题，而问题远没有如此简单。一方面，政府突然改变政策有悖于“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另一方面，这个决策过程显然另有玄机。
记者注意到，在珠海市2007年12月27日召开的政府工作会议上，“争取人均GDP‘十二五’期末排名全省第一”的发展目标被该市首次提出。对于经济总量落后于珠三角的广州、深圳、东莞、佛山等城市的珠海来说，这个“人均GDP全省第一”的目标，距离珠海的确很近。显然，珠海市此时找到了一个超越珠三角其他城市的机会。
同样，珠海市此前曾以“12年免费义务教育”、“全民医保”、“老年人免费乘车”等民生政策，已经在全国开创了先河。但是，要维持这样一个“高福利”的民生财政，任何人口规模的增加，都将带来巨大的公共财政压力。这也应该是珠海市政府决定停止购房入户政策的一个现实原因。
对于珠海市政府来说，无论是“人均GDP全省第一”的目标，还是执政为
民的民生问题，都要面对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那就是人口基数必须得到控制，至少“珠海户籍居民”不能过快增长。否则，这个变数将改变结果。
据悉，珠海近年人口增长速度加快。从2003年到2006年，珠海户籍人口增长了3．08％，高于周边地区1％左右的户籍人口增长率。目前，珠海常住人口已超过140万。
不可否认，人口资源是一个城市规模的重要指标，不过，一个城市是否现代化，应当与城市人口多寡没有关联。然而，在目前的国情下，面对城乡严重割裂的现状，企图主导区域经济格局的珠三角地区，似乎更看重人口对其带来的负面影响。于是，一种通过限制人口流入、利用户籍“制度”实现
其城市“现代化”的政策，正在被广泛借鉴。
当整个珠三角地区的多数城市纷纷设置了进入“门槛”的时候，一个全面“围城”的景象出现了。
当“户籍”成为一座城市的杠杆
记忆犹新的是，广州市去年就为自己戴上了“发达”城市的桂冠。其依据是：广州市2006年的地区生产总值达到了6236亿元，按照现行汇率和户籍人口计算，人均GDP将超过11000美元。对于广州，这个统计的意义在于，“按照世界银行的衡量标准，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是公认的从发展中状态进入发达状态的标线”，广州由此就成为发达城市了！
对于广州，进入发达城市行列当然是一件具有指标意义的大事件，遗憾的是，尽管人均GDP指标是又一个
被采用的“国际惯例”，但是，此人均非彼人均。这里的人均GDP数字中，并不包括常住广州的非广州户籍人口，更不计算那些众多的农民工。换句话说，终于“发达”起来的广州市，是有户口的广州人的广州，与没有户口的“广州人”无关。
有不同的意见当时就指出：“经济发展的成果是全体参与经济建设的公民共同努力得到的，所以按照户籍人口计算有失偏颇。”
其实，人均GDP指标不含非户籍人口不只是“有失偏颇”的认识问题，广州同样也涉嫌人口歧视。
人口、尤其是流动人口始终是广州城市所要面临的问题，于是，广州想到了抬高门槛，减少“低素质”外来人
员的进入。这个针对外来人口的予以限制的说法，是由流动商贩的老问题引发。为解决老问题，官方对于外来小贩，决然采取了堵的办法。原因是：“根据有关部门调查，全市70％以上乱摆乱卖人员属于外来流动人口，他们无视广州市的城市管理法律法规，乱摆乱卖，无证烧烤，严重影响了城市整体环境。”
在这样的理由之下，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决定，探索研究一些外来工的限制措施，以抬高进入广州生活人员的门槛，减少低素质外来人员。
有意思的是，人口与户籍成为广州一个时期以来持续的关键词。此间的媒体报道说：“资料显示，广州市公安机关抓获的犯罪嫌疑人中，近九成为非广州户籍人员。”
目前广州暂住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有460多万，广州正努力扩大其经
济版图，而广东省新一轮解放思想的热潮也在涌动。在此背景下，广州一再使用“户籍”，来管理并实现城市发达的做法，示范了珠三角其他城市。
深圳市市长许宗衡早前曾表示，深圳政府今年将会解决20件、30件甚至更多的民生问题，经过不懈努力，深圳一定会成为中国民生福利水平最高的城市。
今年5月，在东莞的一次“新产业新东莞”座谈会上，东莞市委书记刘志庚透露，在物价高企的情况下，东莞有意给市民发放“临时生活补贴”，特别是帮助下岗职工、渔民、摩的司机等困难群体，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在“富可敌省”的东莞，其2007年GDP超过3000亿元，完全有能力这样做。只是，这个红包可能发给市民而非所有常住人口。
很显然，无论是珠海的“人均GDP全省第一”，还是广州的“发达城市”以及深圳“福利水平最高”的城市，东莞的红包补贴，其计算、实施对象都要排除非户籍人口这个最大的公约数。
面对危机只有“围城”？
就有关发展数据看，珠三角地区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区域，但是这个区域目前面临许多难以逾越的鸿沟。必须承认，与产业发展问题相伴而生的正是珠三角地区所遭遇的人口压力。
如果说早些年劳动力的大量流入，造就了珠三角地区的产业繁荣，那么，今天的珠三角城市似乎更愿意把这些劳动力资源视为负担。
据了解，目前广东拥有1600万流动人口，也就是全省人口的约1／6为外来人口，堪称全国第一。广东目前面临的人口压力比较大，且人口总量很有可能走向持续增长。
对此，广东省社科院社会学与人口学研究所所长郑梓桢教授曾经提出：“我觉得广东常住人口已显得过多，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对广东发展的负面影响会越来越大。”
郑梓桢教授认为，当经济环境无法“消化”如此众多的劳动力时，在就业不足的压力下，人口过多的负面影响就会显现，而大批劳动力无法就业，不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另一方面，就业、教育、社保、医疗、住房，在庞大的人口总数面前都将变得不堪承受。当人口总量超过环境的承载力时，生态环境将恶化，甚至陷入崩溃的境地。
据此，郑梓桢教授认为，产业与人口的“双转移”可为缓解人口压力提供了一种可能。但同时，他也认为，利用“双转移”缓解人口压力的效果并不绝对。因为，人口的迁徙、流动，是有其自身规律的。
事实上，只要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依然在加大，珠三角根本无法摆脱流动人口的压力和挑战。
尽管如此，产业与人口的“双转移”，并非理论上那样简单。
5月27日，东莞市专门召开了有关会议，主要表决一份政府报告，这个报告提出要转移东莞劳动人口、促进产业升级。值得注意的是，该《报告》提出：要发挥产业政策对人口分布的引导和配置功能，通过推进三高一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有序退出，从根本上减少企业用工数，带动低素质劳动人口向外转移。
对于如何转移“低素质人口”，东莞的措施是“以提高出租屋租住和经营成本的经济手段推动新莞人回乡创业”。
符合逻辑的政策将在某个时候执行。令人疑惑的是，政府干预市场提高“出租屋租住和经营成本”的前因后果；令人诧异的是，东莞市中级法院一副院长此时发表的公开言论：“目前的案件有95％涉及非常住人口，而且嫌疑人大多是小学文化程度，因此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应该是改善社会治安的根本。”
政令和法律走到了一起，东莞为自己找到了“围城”的依据。
相同的处境，一样的路径选择。珠三角大多数城市前所未有的“围城”就此全面开始，此后想要进入“城门”的人口，必须接受这些城市制定的标准，并通过相关的甄别程序。
当这场“围城”运动展开之时：珠三角都市群正在崛起，同城化脚步越来越近，区域经济圈呈扩大之势。
进一步观察，面对诸如人口压力等危机因素，如果珠三角地区都需要修筑“门槛”，如果其他发达地区大城市都需要这样的人口限制，都采取“围城”策略，那么，城乡协调发展只能是一个设想，区域不平衡的问题将更加严重。反过来，珠三角地区同样要受到连累。
因为，独善其身的“经济圈”是无法生存的，对于珠三角来说，不仅仅要示范现代化，更需要在产业发展之外的不断创新。
“半夜鸡叫”式政令的背后
在证券市场，投资者对于监管者突然采取的调控措施，有一个“半夜鸡叫”的描述，事实上，这种类似景象在一些地方政府的决策过程中几乎也是一种常态。
早在2007年末，就有传闻说：珠海市将从2008年1月1日起取消“购房入户”的政策；此前，这项政策也曾经停止执行，进行过一次修订。此次传闻到了今年初的时候，非正式的执行了：没有正式通知，突然暂停“购房入户”的“内部通知”执行了一段时间后的4月24日，珠海市建设局网站正式发布了《市建设局、市公安局关于停止执行购房入户政策的通知》，宣布由4月21日起停止执行购房入户政策，任何个人购买的商品房将不再享受购房入户政策。
对于珠海市取消购房入户政策的解释，该市建设局称：“旨在优化人口结构，使人口增长、人口结构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尽管调整政策会对珠海房价造成影响，但是该局相关负责人认为：从城市多个方面来看是有利的，比如就业、环境与生活水平的提高。
政策的突然调整，似乎仅仅涉及的是人口问题，而问题远没有如此简单。一方面，政府突然改变政策有悖于“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另一方面，这个决策过程显然另有玄机。
记者注意到，在珠海市2007年12月27日召开的政府工作会议上，“争取人均GDP‘十二五’期末排名全省第一”的发展目标被该市首次提出。对于经济总量落后于珠三角的广州、深圳、东莞、佛山等城市的珠海来说，这个“人均GDP全省第一”的目标，距离珠海的确很近。显然，珠海市此时找到了一个超越珠三角其他城市的机会。
同样，珠海市此前曾以“12年免费义务教育”、“全民医保”、“老年人免费乘车”等民生政策，已经在全国开创了先河。但是，要维持这样一个“高福利”的民生财政，任何人口规模的增加，都将带来巨大的公共财政压力。这也应该是珠海市政府决定停止购房入户政策的一个现实原因。
对于珠海市政府来说，无论是“人均GDP全省第一”的目标，还是执政为
民的民生问题，都要面对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那就是人口基数必须得到控制，至少“珠海户籍居民”不能过快增长。否则，这个变数将改变结果。
据悉，珠海近年人口增长速度加快。从2003年到2006年，珠海户籍人口增长了3．08％，高于周边地区1％左右的户籍人口增长率。目前，珠海常住人口已超过140万。
不可否认，人口资源是一个城市规模的重要指标，不过，一个城市是否现代化，应当与城市人口多寡没有关联。然而，在目前的国情下，面对城乡严重割裂的现状，企图主导区域经济格局的珠三角地区，似乎更看重人口对其带来的负面影响。于是，一种通过限制人口流入、利用户籍“制度”实现
其城市“现代化”的政策，正在被广泛借鉴。
当整个珠三角地区的多数城市纷纷设置了进入“门槛”的时候，一个全面“围城”的景象出现了。
当“户籍”成为一座城市的杠杆
记忆犹新的是，广州市去年就为自己戴上了“发达”城市的桂冠。其依据是：广州市2006年的地区生产总值达到了6236亿元，按照现行汇率和户籍人口计算，人均GDP将超过11000美元。对于广州，这个统计的意义在于，“按照世界银行的衡量标准，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是公认的从发展中状态进入发达状态的标线”，广州由此就成为发达城市了！
对于广州，进入发达城市行列当然是一件具有指标意义的大事件，遗憾的是，尽管人均GDP指标是又一个
被采用的“国际惯例”，但是，此人均非彼人均。这里的人均GDP数字中，并不包括常住广州的非广州户籍人口，更不计算那些众多的农民工。换句话说，终于“发达”起来的广州市，是有户口的广州人的广州，与没有户口的“广州人”无关。
有不同的意见当时就指出：“经济发展的成果是全体参与经济建设的公民共同努力得到的，所以按照户籍人口计算有失偏颇。”
其实，人均GDP指标不含非户籍人口不只是“有失偏颇”的认识问题，广州同样也涉嫌人口歧视。
人口、尤其是流动人口始终是广州城市所要面临的问题，于是，广州想到了抬高门槛，减少“低素质”外来人
员的进入。这个针对外来人口的予以限制的说法，是由流动商贩的老问题引发。为解决老问题，官方对于外来小贩，决然采取了堵的办法。原因是：“根据有关部门调查，全市70％以上乱摆乱卖人员属于外来流动人口，他们无视广州市的城市管理法律法规，乱摆乱卖，无证烧烤，严重影响了城市整体环境。”
在这样的理由之下，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决定，探索研究一些外来工的限制措施，以抬高进入广州生活人员的门槛，减少低素质外来人员。
有意思的是，人口与户籍成为广州一个时期以来持续的关键词。此间的媒体报道说：“资料显示，广州市公安机关抓获的犯罪嫌疑人中，近九成为非广州户籍人员。”
目前广州暂住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有460多万，广州正努力扩大其经
济版图，而广东省新一轮解放思想的热潮也在涌动。在此背景下，广州一再使用“户籍”，来管理并实现城市发达的做法，示范了珠三角其他城市。
深圳市市长许宗衡早前曾表示，深圳政府今年将会解决20件、30件甚至更多的民生问题，经过不懈努力，深圳一定会成为中国民生福利水平最高的城市。
今年5月，在东莞的一次“新产业新东莞”座谈会上，东莞市委书记刘志庚透露，在物价高企的情况下，东莞有意给市民发放“临时生活补贴”，特别是帮助下岗职工、渔民、摩的司机等困难群体，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在“富可敌省”的东莞，其2007年GDP超过3000亿元，完全有能力这样做。只是，这个红包可能发给市民而非所有常住人口。
很显然，无论是珠海的“人均GDP全省第一”，还是广州的“发达城市”以及深圳“福利水平最高”的城市，东莞的红包补贴，其计算、实施对象都要排除非户籍人口这个最大的公约数。
面对危机只有“围城”？
就有关发展数据看，珠三角地区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区域，但是这个区域目前面临许多难以逾越的鸿沟。必须承认，与产业发展问题相伴而生的正是珠三角地区所遭遇的人口压力。
如果说早些年劳动力的大量流入，造就了珠三角地区的产业繁荣，那么，今天的珠三角城市似乎更愿意把这些劳动力资源视为负担。
据了解，目前广东拥有1600万流动人口，也就是全省人口的约1／6为外来人口，堪称全国第一。广东目前面临的人口压力比较大，且人口总量很有可能走向持续增长。
对此，广东省社科院社会学与人口学研究所所长郑梓桢教授曾经提出：“我觉得广东常住人口已显得过多，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对广东发展的负面影响会越来越大。”
郑梓桢教授认为，当经济环境无法“消化”如此众多的劳动力时，在就业不足的压力下，人口过多的负面影响就会显现，而大批劳动力无法就业，不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另一方面，就业、教育、社保、医疗、住房，在庞大的人口总数面前都将变得不堪承受。当人口总量超过环境的承载力时，生态环境将恶化，甚至陷入崩溃的境地。
据此，郑梓桢教授认为，产业与人口的“双转移”可为缓解人口压力提供了一种可能。但同时，他也认为，利用“双转移”缓解人口压力的效果并不绝对。因为，人口的迁徙、流动，是有其自身规律的。
事实上，只要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依然在加大，珠三角根本无法摆脱流动人口的压力和挑战。
尽管如此，产业与人口的“双转移”，并非理论上那样简单。
5月27日，东莞市专门召开了有关会议，主要表决一份政府报告，这个报告提出要转移东莞劳动人口、促进产业升级。值得注意的是，该《报告》提出：要发挥产业政策对人口分布的引导和配置功能，通过推进三高一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有序退出，从根本上减少企业用工数，带动低素质劳动人口向外转移。
对于如何转移“低素质人口”，东莞的措施是“以提高出租屋租住和经营成本的经济手段推动新莞人回乡创业”。
符合逻辑的政策将在某个时候执行。令人疑惑的是，政府干预市场提高“出租屋租住和经营成本”的前因后果；令人诧异的是，东莞市中级法院一副院长此时发表的公开言论：“目前的案件有95％涉及非常住人口，而且嫌疑人大多是小学文化程度，因此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应该是改善社会治安的根本。”
政令和法律走到了一起，东莞为自己找到了“围城”的依据。
相同的处境，一样的路径选择。珠三角大多数城市前所未有的“围城”就此全面开始，此后想要进入“城门”的人口，必须接受这些城市制定的标准，并通过相关的甄别程序。
当这场“围城”运动展开之时：珠三角都市群正在崛起，同城化脚步越来越近，区域经济圈呈扩大之势。
进一步观察，面对诸如人口压力等危机因素，如果珠三角地区都需要修筑“门槛”，如果其他发达地区大城市都需要这样的人口限制，都采取“围城”策略，那么，城乡协调发展只能是一个设想，区域不平衡的问题将更加严重。反过来，珠三角地区同样要受到连累。
因为，独善其身的“经济圈”是无法生存的，对于珠三角来说，不仅仅要示范现代化，更需要在产业发展之外的不断创新。